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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基本特性之一是：生物对环境都有适应和改变的能力。这是我们在中学生物课上学到，并被现实反复印证的道理。在漫长的岁月中，每个人，他对环境的改变和适应，比例却因种种主客观因素干扰不同。主观上有个人家庭背景、性格特征、学识修养、志趣爱好等等；客观则无外乎时代趣味、社会风俗、家庭环境、人事关系等等。 张爱玲在其名著《金锁记》中塑造的曹七巧，就是这样一个被扭曲了人性而不自知的悲剧形象。在封建伦理道德中，门第观念根深蒂固。且不说远古，单说两晋的门阀制度、汉代以降的世袭、新中国的阶级成分划分，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一个人从生下来，似乎就被命定了一般。国外有一句谚语：“你跳不出你的高粱地”，阮籍诗“金张籍旧业，七叶饵汉貂”，都是说的一回事。然而，在分析曹七巧形象的时候，我发现只从这个角度和层面入手，未免流于粗疏和浅陋，浮在表面无法深入。那么，该如何着手呢？如何认识曹七巧的悲剧命运？ 曹七巧是开麻油店的女儿，嫁到虽然败落但世代书香、出侯入相的姜家，门不当户不对，地位低人一等。虽然做正头奶奶，依旧弥补不了出身的低微。按说，这样知书达理的人家，兄弟姐妹之间不会互相贬损、倾轧，小说中也没有明显暗示。只是，七巧因为自小站柜台，与市井无赖打混惯了，通体不免透得鄙俗气味，时不常在叔伯妯娌姑嫂婆媳乃至下人间说些不中听又不得分寸的村话；因为她多疑善妒的性格；因为她进入大家庭的自卑；还因为丈夫情形（落地即患软骨症），难免受人欺负，“自己也知道这一屋子的人都瞧不起她，”敏感放泼，处处使性争强。终于慢慢滑向悲剧的深渊。让我们悲伤的是，七巧这般做了之后，全以为自己是出于一片好心（她曾劝老太太在兵荒马乱年月的，“等打完了仗，指不定要十年八年呢！”赶着为三少爷完婚，“偏赶着革命党造反”，三奶奶“嘴里不言语，心里岂有不气的？”又因为看到小姑云泽瘦了，以为害了相思，劝老太太早些为其完婚，气得云妹妹“捧着脸呜呜哭起来。”“她自己以为她是特别体贴云妹妹呢！”）。就像冥顽不化的野兽，或者落在愚昧中的生灵，没有谁开化点拨，就这样终老一生。我为这样的人痛苦。 类似的情形在其他作品中，比如女主人公虽出身卑劣，但性情娴淑，教子有方；比如叔伯导引，化育子侄；或者遇到良人，和美生活，也未可知。总之，情形稍有变化，不至于此吧！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逐渐走向没落的灰暗压抑，一丝丝亮色被一点点湮灭。 七巧大概晓得依丈夫情景，总不会活的长久。没了丈夫，也就没了自己。留住地位，唯有生育男女。在她们三年里生育一男一女——长白、长安之后，儿女双全，尽管丈夫那个样子，儿女的福总可以享到吧。这是一个满有希望的家庭呢。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扭曲了人性？七巧的出身，和大家庭比起来可能低微，可是开麻油店也是个城市小资产者吧。在改朝换代的民国初年，西学东渐，人心思变，教育日兴，民智方开，七巧不至于太过不堪吧。她人性中隐含的自卑、嫉妒、刻薄以及见识短浅等等恶劣因素，若果经了大家庭的熏陶，怎么不可以转化呢——七巧究竟还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我思来想去，姜家这个正在走向没落的封建大家庭，真的是腐朽到骨头里了。大爷或者有出息，小说没有交代，从七巧一家的无人管顾看，即使七巧再古怪刁钻，作为老大，也该出面帮扶的。爹娘过世，“长兄为父”，是祖上传下来的。他没有担起应负的责任。三叔在分家之前挥霍公账上的钱，分家时不但分不到家产，翻过来“还净欠六万”，分家后先是想骗七巧的钱，后是领着长白逛窑子。这个家庭真的该分崩离析，彻底瓦解了。 让我们来看看七巧和她的一双儿女的命运，是怎样让七巧自己一点点蚕食，一点点毁灭的吧。 儿子“长白在外面赌钱，捧女戏子，七巧还没甚话说，后来渐渐跟着他三叔姜季泽逛起窑子来，七巧方才着了慌，手忙脚乱替他定亲，娶了一个袁家的小姐，小名芝寿。”娶亲当天，七巧就当着众人面说新娘子“这两片嘴唇，切切倒有一大碟子……但愿咱们白哥儿这条命别送在她手里。”还没满月，许多羞辱的话都当着新媳妇的面说了起来。为了拢住儿子不和媳妇同房，叫儿子成夜伺候自己吃烟，还引诱儿子把和媳妇的那些事儿说出来。七巧心理阴暗**可见一斑。第二天，七巧请了包括亲家母在内的几个人打牌，当面细细把儿子的话讲来，简直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了，简直是以他人痛苦为快乐的恶魔……媳妇得了肺痨，七巧嫌她“比寻常似乎多享了一些福，自己一赌气便也病了。”她这样作践芝寿，长白自然也不待见媳妇，为了牢笼儿子，“七巧把一个丫头娟儿给了他做小……又变着方儿哄他吃烟。”后来，“娟姑娘生了个小少爷……芝寿挨了半个月光景死了，娟姑娘扶了正，做了芝寿的替身，不上一年就吞了生鸦片自杀了。”长白由此再不敢娶。儿子的生活就这样毁在亲娘的手里。 再来看看她的女儿长安。分家后，七巧的侄儿——她哥哥的孩子曹春熹“上城来找事，耽搁在她家里。”“七巧的儿子长白，女儿长安，年纪到了十三四岁。”兄妹三人打算拿柜顶上的瓜子，长安踩了椅子爬上去，“猛可里向后一仰，”春熹吓了一跳，险险扶住，“抱下地来”，“三人笑成一片”。我想起一则轶事：小学校长带领学生们去海滨游玩，老师不准孩子们下水，校长不这样，他带头并鼓励孩子们下到大海里，感受大海波涛，校长以自己为界，嘱咐孩子们不要逾越。孩子们玩的很开心。但是，从海水里出来要回去的时候，一二年级的女学生纷纷脱下泳衣，在海滩上拧水。校长认为这太有伤风化了，转念一想，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他制止了老师就要冲上去的指责。海滩上风平浪静，暖暖的太阳、柔柔的海风、嬉戏的海鸟、延绵的沙滩，一切那么自然，所有学生做着自己的事情，没有谁大惊小怪。女学生们拧干泳衣，换上衣服，列队往回走。校长喟叹，如果当时冲过去吆喝怒骂孩子们赶快穿上，一天的开心，顿时云散，该是多么令人沮丧的结局。七巧不是校长，没有校长的修为、胸襟和识见，她“汹汹奔了过来……向春熹厉声道：‘……你别以为你教坏了我女儿，我就不能不捏着鼻子把她许给你。’”她不想女儿长大到处跑，竟然在早已废除缠足的时代背景下给十四岁的女儿缠足。她送女儿进洋学堂读书，原是为着处处存心和大房三房的比赛，女儿“失落几件不当紧的枕套手帕，”她“便闹着说要找校长说话。”在女儿“发现有一条褥单是丢了，七巧暴跳如雷，准备明天亲自上学校去大兴问罪之师。”长安颜面扫地，“宁死也不到学校里去了，”自此竟然辍学在家。“也有人来替她做媒，若是家境推板一点的，七巧总疑心人家是贪她们的钱。若是那有财有势的，对方却又不十分热心……她母亲出身既低，又有个不贤慧的名声……一年一年耽搁了下来。”长安“二十四岁那年生了痢疾，七巧不替她延医服药，只劝她抽两筒鸦片。”一晃到了三十岁。终于在堂妹长馨帮助下认识一个游学海外的海归童世舫，两人各个瞩目，长安狠劲把烟都戒了，婚也订下了。七巧突然“背着长安吩咐长白下帖子请童世舫吃便饭。”且说童世舫同着长白吃了两盅酒，谈了一会儿话，七巧“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背着光立着，”告诉童世舫，她的女儿还没有出来的原因：“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由了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彻底葬送了女儿的婚姻。多么刻毒的母亲，多么丑陋的嘴脸，多么阴暗的内心。 曹七巧，这个张爱玲笔下或虚构、或有实指，然而在我们头脑里形象鲜明的人物，霍乱了自己的一生，也摧残了儿女的幸福。 我一直在想，造成曹七巧这一悲剧人物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从历史因由看，七巧是因为钱才无奈牺牲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嫁到姜家的，具有极强的金钱情节。她认为，“人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钱”，为了得到金钱，她不惜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戴着黄金枷锁的“奴隶”。小说题名《金锁记》，这个金锁，就是存在七巧骨髓深处的黄金枷锁，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在不断寻求病态发泄与报复的过程中，她变得越来越自私、乖戾、刻毒、残忍。 其次，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曹七巧身上存在着严重的性缺失或者性压抑。弗洛依德认为，心理障碍是因为性紧张的累积所引起的。情欲的不满足，性紧张，这种潜意识才是曹七巧性格孤癖，行为怪异的动力根源。因为爱情体验的缺失，情欲体验的得不到满足，无助、无依，让她苦楚不已，疼痛不已，孤独不已，充满着强烈的落寞与感伤。这成了她性格悲剧的主因，成了促使她蜕变的动力。情欲的丝把她缠得死死的，越缠越紧，扼杀了人性。这从他对待儿子、女儿的婚姻可以得到充足论证：我得不到的，我看着你们得到、看到你们快乐开心，我会更压抑。所以，你们也别想得到。这就是七巧内心的真实写照。 第三，从精神分析角度看，七巧身上有着浓厚的“艾列屈拉情意综合征”表现为一种“恋子嫉女”情结。 “恋子”。儿子结婚了，她害怕失去儿子，不愿看到儿子和儿媳恩爱，就想方设法，不惜采用任何卑劣的手段拆开他们，让儿子回到自己身边。引儿子抽鸦片烟，为儿子纳妾，也是为把儿子牢笼在自己身边。后来儿媳和涓儿的死，还是为了彻底让儿子留在自己身边。 “嫉女”：看到长安与童世舫自由美满的爱情之后，七巧心灵的天平便失衡了。我得不到的，你凭什么得到？她这样羞辱女儿：“你有哪一点叫人看得上眼？趁早别自骗自了！姓童的还不是看上了姜家的门第！”正是因为女儿在爱情上的春风得意，而自己情欲得不到不满足，使七巧产生了这样的“自卑情结”。为了改善这种劣势，求得对卑下的补偿，她设计扼杀了女儿的婚姻！七巧在自己女儿婚姻痛苦上得到了快意，心理得到了补偿，但这样未免过于悲凉！ 第四，再从人本主义心理学角度来看看七巧的性格悲剧成因。人的需要分为七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认识的需要、审美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生理需要作为维持个体生存和种族发展的需要，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需要。作为一种缺失性需要，它可以引起匮乏性动机。对性、情欲的需要在人类的一切需要中居于必须优先满足的地位。得到满足，紧张消除，兴奋降低，就失去了动机；得不到满足，紧张积累，兴奋亢进，动机明确而强烈。试想，如果七巧的情欲得到了满足，性紧张得到了消除，兴奋降低，就不会有“恋子”、“嫉女”，就不会有两个媳妇的悲剧和女儿婚姻的破灭，也就不会一步一步蜕变，成为一个魔妇。安全需要虽然位列第二，地位也相当突出。出于不安全的考虑，七巧才会用爱情、亲情、幸福、人格去换取金钱，不择手段地守住她用青春换来的这点家产。 第五、造成七巧悲剧的社会因素。七巧生活的，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最商业化的上海，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封建文化与西方的拜金主义在这里融合，沉淀。一方面，封建家庭关系、伦理规范日趋瓦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势力与封建残余势力胶合，达到本质上的相同――贪欲和极端的利已主义。更可怕的是，在中西文化中的沉渣吞噬下，人的心灵被蛀蚀、被毒化，沦为黄金枷锁下的奴隶与怪胎。这就是《金锁记》的社会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出七巧这个戴着黄金枷锁的“奴隶”与“怪胎”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分析，七巧形象就有道理地站在了我们面前，让我们由衷佩服张爱玲深刻洞察时代、塑造典型人物、反映特定历史时段人性的能力。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十五章中这样写张爱玲：“她在情感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个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因为有了张爱玲，我们才有幸看到曹七巧这一站立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伟大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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