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天才离开开弦弓，在村里住了有20天。开弦弓是一个农村的名称。这个村子是在苏州南边，吴江县境内，靠太湖不远，可说是在水乡深处，从附近的震泽镇摇船进去，还要两个小时。
21年前我曾经去过这里一次，是1936年的夏天。那时我刚从广西回乡，在瑶山里跌伤了，到家养病。我有个姊姊在开弦弓帮助农民办了一个合作丝厂。她约我到村里去住一个时候。我 在村子里顺便访问了老乡们的生活。后来写成了一本《中国农民的生活》，也称《江村经济》在英国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这个村子沦陷后，音信断绝。解放后，我虽则常常想去望望这里的乡亲们，但事与愿违，一直没有去成。今年春天毛主席号召知识分子“下马看花”，我才下了个决心 ，到这个比较熟悉的农村去受受教育，这样住下了20天。
《新观察》的编者一定要我报道一些关于这个农村的情况，我不好意思推托。但是提起笔来，却好久写不下去；真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才好。摆摆21年来变化的情况罢，几天也 摆不 完。这21年是个多么不平凡的时代，变动太大了。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历史。讲起沦陷时的痛苦使我眼酸声哑；不说别的，我那本书里所附第一张照片上的那个女孩子，阿娜，就 是一 个被恶霸迫害自杀的实例，讲起了解放前后的斗争，令人可歌可泣；协助我们调查的农业社监察主任周富林同志就是一个生动的典型。从一个贫雇农怎样母死父病说起，讲到解放后怎 样参加农民代表大会，躲开地主的毒手，一直到翻身，搞合作社。他足足为我们讲了一天一晚。再说合作化运动的经过吧，从春助夏散的互助组起，讲到去年高级社成立时，满村爆竹 的景象，都是一段一段令人难忘的故事。
我应当把这些写下来，讲给大家听。但是我这支笔不听使唤，白费了许多稿纸，还是传达不好。从小没有学文艺，辜负了这样可贵的题材。
那么我还能写些什么呢?
如果一定要我写，我只能向读者汇报一些我在20天里看到的一些农村里的问题。
一
不用说，这个村子和千万个其他的农村一样，这21年里发生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那么严重和巨 大的变化，从人剥削人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谁看不到这个变化，或是低估了 这个变化的意义，那他一定是个瞎子。这个巨大的变化一定会带来繁荣幸福的生活，受过这几年来现实教育的人，是绝不会有丝毫怀疑的。
在我们中国，现在已经不是选择哪条道路的问题了，而是怎样更顺利的在这条大家已经选择定了的道路上前进。问题这样提出来，就要求我们去观察在这条道路上还有什么障碍，和怎 样消除这些障碍。只看见障碍而不看见道路是不对的，但是只看见道路而不注意障碍也是不对的。我下面将在这个前提下提出一些问题，所以得先交代这一笔。
二
我的姊姊，她是江苏省人民代表，陪同我一起下乡，村子里30岁以上的人可以说全都认识她。
我们的船刚进村栅，两岸已经传开了我们到达的消息。许多许多老婆婆在岸上叫着我姊姊的名字，和她打招呼。船一靠岸，都聚了拢来，握着她的手说：“我们老是想念你，你怎么老 是不来呀。你瞧，我已经老成这样了，你还是那样。”“不，你们也还是那样!”真像姊妹们久别重逢。有些老年人也还记得我，笑着说：“你一个人来，我们不会认识了，你发福了 。”乡亲们这样亲切，使我们感动得眼睛发酸。
拉着手不肯放。说什么好呢?问大家生活吧：“日子过得可好?”许多老婆婆抢着回答：“好是好了，就是粮食——”说到这里就有人插口了，“刚见面就讲这个，改天再谈吧。”接着问我们：“你们老先生可好?——”
许多孩子向着我们挤，我突然觉得奇怪，在这时候，这些孩子怎么会都在河边看热闹?今天怎么不上学?他们都冲着我笑，有的拉了个鬼脸说：“我们不上学，割羊草。”旁边一个老 年人补充了一句：“哪里有钱念书，吃饭要紧。”
虽则就是这几句话，我们被粮食二字吸住了。坐定，老乡们散后，我悄悄地问农业社干部： “是不是粮食有问题?”他点点头：600多户的村子里有不少人家感到了粮食有点紧张。他接着说：“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如果我们走马看花，沉不下气，一定会想这地方合作化出了问题了。幸亏我们住得长一些，算算账，才体会到天下事原不是那么简单的，要说清楚这里的情况，还得花一些笔墨。让我 从头谈起吧。
三
农业社办得有没有成绩呢?
成绩是不但应当肯定，而且可以说很大。
水稻单位面积产量：1936年每亩平均是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增产200多斤。
农业总产值也有显著增加：我们替这个社的第二大队算了一笔账，1936年折米25万9000多斤，而1956年达到了41万8000多斤，增产61%。
这样的增产是不是合作化带来的呢?是的，分析一下增产原因，第一是扩大了复种面积。1936年这个村子可以说是不种春花的，而现在普遍的 种了春花，我们在村里就看到他们种双季稻。第二，在水利 上有了改进。这地方是水乡，地面很低，水涨的时候，水面可以比田面高，过去有许多田，一碰到水涨，就排不出水 ，收成很低。合作化后有力量开了沟，又包了抽水机 抽水，使得过去的坏田变成了良田。第三，肥料增加了。首先是由于开了沟，可以用船载了河泥输送到过去送不到的田里。基肥一般已没有问题。又由于农业社的领导，积肥也比以前多了。其他的因素且不多举，只有这三条，从350斤提高到559斤已是完全可能的了。
农业显著地增产是不是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呢?那却是另一问题了。农民的收入来源如果只是农业，农业增了产，那就会提高收入；如果不然，收入来源不只是农业，还有许多副业，那 就得看农副业的比例，和副业是否增产增值了。开弦弓原来是副业发达的农村。21年前我常听老乡们说：这里种田只图个口粮，其他全靠副业。这次我们又比较细致地估计一下，农业 收入在当时大约占55%左右。因此，这地方农业虽则增产了大约60%，但还抵不过当时的全部副业收入。农民收入是否增加的关键就在副业了。
像开弦弓一类的农村，过去副业的比例比较高，有个基本道理，就是人多地少。每个人平均只有两亩左右的耕地，以过去水稻350斤计算，所有耕地全部种水稻，每人也只有700斤。那 时各项剥削重，至少打去1/4，余下来作为一个人的食粮还是很勉强的。只是吃饱，生活还是不行，于是想出了许多活路，开展了副业。
在地少人多的农村里，这可能是一般的现象。以苏州专区九个县的情况说，平均每人只有1 亩8分耕地。我看，要显著地提高这类地区的农民收入，单纯的从农业入手是绝对不够的。如果忽视了副业的多种经营，那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
四
要进一步弄明白这里的经济情况，我想我们首先得求出一个21年来农副业总收入的比较。但是一进入副业收入的计算，碰到的困难却不少。即以当前情况来说，凡是农业社经营的副业 ，还有账可查，家庭经营的副业，已经不容易摸清。要对21年前的情况进行估计，不但项目多，而且变化大；产量、价值都不稳定，如果稍具成见，离开实情就可以很远。但是，如果 不求出这个比较，凭印象来说话，自己就没有把握。在这20天里，我们可以说主要是在搞清楚这个问题。白天黑夜的找人谈，聚集了一些老乡，展开争鸣。好几个一同去协助我工作的 年青朋友打算盘，摇计算机，开夜车，我们花去的灯油平均是每晚1斤。在我离开时，最后大家能接受的估计还没有确定，我们留着人在继续调查，但是大体上心中是有了个数：1936 年，除去成本的农副业总收入是平均每人合谷800斤左右；1956年，是850斤出头，有了50斤左右的增加。如果只算农民的纯收入，就是可以用来做消费的部分，这两年度的差额还要缩 小一些，大约只有30斤左右的增加。
这个数目说明什么呢?1936年在这个村子来说是个比较好的年份，接近过去曾经达到过的最高水平。沦陷后，这个村子的经济每况愈下，直到解放之后，我们才扭转了这个趋势。在农 村合作化过程中，超出了过去这个水平。但是我们计算的是平均数，实际情况是不平衡的。过去的贫雇农翻了身，提高得快，早已远超过他们当时的水平。而过去的中农却相反，大多 是没有多大提高，有些甚至下降了。感觉到日子没有过去好过的户数也不在少数(农户分类计算，现在还没有做完，所以我还说不出具体数字)。
为什么农业增产了60%，而还是有人感觉到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呢?
问题出在副业上。
五
这个水乡原是个有名的生丝出产地。过去在国际上具有突出地位的“辑里丝”就出在这个地区。当21年前我到这个村子里去的时候，是家家户户养蚕，他们所产的蚕茧，基本上可以供 给一个小型丝厂所需的原料。我们这次曾抽了农业社的一个大队作比较细致的估计，当时13 2户人家要养650张以上的蚕种，以出售鲜茧作价计算，每年可以得到9.6万斤稻米。但是1956年只养了130多张种，由于蚕种单位卵量增加，集体经营后技术提高，每张种蚕产量加了一倍，茧价也提高了一些，但总收入却只有过去的60%，合5.7万斤稻米。总的说来是减产 了。
为什么减产呢?关键是在桑叶供应减少了。减少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本村的桑树在沦陷期间因为敌人怕游击队袭击，铲去一部分，大水时又淹了一部分，留下的不少又是老了， 没有更新；而且过去几年没有注意培养，肥料下得少，自给的桑叶比过去减少了。另一方面是过去太湖里的东山一带和浙江的山地，专门植桑，把桑叶供给这个养蚕区，现在这些地方 都养蚕了，停止了供应。如果去年不是因为浙江的蚕出了毛病，这个村里买不到一批桑叶，有不少蚕，不到结茧就会倒掉，收入还不会有这个数字。
如果分析一下，这里问题就是一大堆。我们且不细说，只提出两点：第一是为什么让本村可以种桑的地闲掉呢?为什么不把桑地上的缺空补足呢?为什么不用新苗来代替老桑呢?答复是 缺桑苗。我听说江苏省去年已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现在正在大力培植桑苗。但是桑苗的分配上是不是合理，调配是否及时，似乎还是问题。最近江苏省人代会上就有人提到1956年 无锡配到的多少万株桑苗没有栽种的情况，报纸上这个消息，曾引起了这个村里许多老年人的惋惜和长叹。
第二是产桑和养蚕过去存在过地区分工的情形。这种在一定区域内，按当地具体条件进行专门化的 生产，是否合乎经济原则，是值得研究的。现在的趋势却是有饲料的地方自己育蚕，各个农 业社势必在饲料上都须自给，那就使饲料缺乏，而有养蚕传统的农业社闲空了许多有技术的劳动力，一时要转业是困难的。打一笔总账，是否值得确是问题。
单以这个村目前情况来看，如果不能供应桑苗，不能供应桑叶，要恢复过去养蚕的副业，一时还看不出路子。即使桑苗的问题解决了，也要3年到5年才能见效，而桑地面积究竟有限 ，我们粗粗计算，增加现有产量的一倍还有可能，再要多就会和农业发生矛盾了。能增加一倍，在产值上可以达到过去的水平，但是有技术的劳动力还不能全部发挥作用。
六
上面所谈到的只是养蚕，养的蚕结了茧把茧卖出去，可以告一段落。现在这个村里的农民也只做到这个段落为止。但是过去却不然，一直要缫了丝才出卖。原来是家家户户自己缫的， 到21年前，由于制丝工业的发达，他们所出的土丝，在质量上落后了，价钱下降。如果卖茧，一般商人总是要杀价，农民又会吃亏。就在那个时候，江苏的蚕桑学校在农村里推广技术 改革，我的姊姊参加这个工作，把机器缫丝输入了农村，在这个村里帮助农民办了一个小型合作丝厂，提高了生丝的质量，使缫丝这一个生产过程还是留在农村里。这个丝厂在沦陷期 间给敌人拆成了平地。
这件事在外边似乎是已经被人遗忘了，但是在村里，农民们却还是念念不忘。原因是很简单的，因为村子里有一个小工厂，好处是太多了。单说这个小工厂里经常的工人就有80多个， 每个人的工资在每月10元左右。还有许多零星和临时的工作，使年老的妇女都可以参加。第二，这种小工业等于是一个开设在农村里的技术学校，不断地培养出技术工人来，当时向 外输送的就有20多个。他们工资较高，每人每年可以寄回家里100多元。第三，这是一个合作丝厂，经营的办法是农民交茧，制了丝，算出成本，按供给原料和入股资金分红。原是学 校协助下建立的一个集体所有的合作事业。一方面消除了商人的剥削，另一方面农民得到了缫丝过程中的利益。这许多方面加起来，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是很显著的。
自从这小工厂被敌人拆平之后，在沦陷期间，许多熟练技工在乡间，除了做做家务，还能生产什么呢?土丝没有了市场，机器缫丝没有了工厂。解放之后，苏州的丝厂开了工，在村里 招去了有40多个工人，但是还有60多个有技术的妇女，没有机会进厂。这40多个工人大多是以 前培养出来的，但是村里没有了这个小工厂，现在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就没有学习技术的机会 了。大家念念不忘这个小工厂是有理由的。
这里提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很重大的意义的，就是这一类在农村里，也就是在原料出产地，建立的小型轻工业工厂，在今后是不是还有出现的可能和必要?谈起了这个问题，我也 有一段心事。因为21年前我看到过这种小工厂对于提高农村经济的好处，印象很深，所以在解放前我写过不少文章，提倡所谓“乡土工业”。也许由于我道理讲得不清楚，又过分强调 了这种小型轻工业在国民经济里的地位，在思想改造时，曾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狠狠地被批判过一阵。现在平心静气的想来，我当时的想法不是没有错误，错误是在轻视了重工业， 这是应当批判的。但是所提出关于乡村工业的问题，我依旧觉得值得研究，其中有些地方，我觉得很适合于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最近听到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说明，更打动了我 的心。这次我重访江村，我这段衷曲又涌上心头。在百家争鸣的今天，我有了勇气，再度提出来，诚恳地要求领导上能注意这个问题。
在我们国内有许多轻工业，并不一定要集中到少数都市中去，才能提高技术的。以丝绸而论，我请教过不少专家，他们都承认，一定规模的小型工厂，可以制出品质很高的生丝，在经 济上打算，把加工业放到原料生产地，有着很多便宜。不但如此，这种小型工厂还是促进农村技术改革的动力，许多屑物都是最好的肥料，工农业在技术改进上都可以联系得起来。何 况工业过分集中到城市里去，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人口不必要的集中是有害无利的。当然，我从来就没有主张过把所有工业都分散到乡村里去。但是我至今还愿意 肯定有些加工工业是可以分散，而且分散了，经济和技术上都有好处。丝厂只是一个例子。
我提出这个主张和当前的趋势是不合的。至少过去这几年，似乎有农业社只搞农业，所有加工性质的生产活动，都要交到其他系统的部门，集中到城镇里去做。甚至像砻糠加工这样的 事都不准在农业社里进行。在开弦弓我就看到有个砻谷机，很可以把砻糠加工成为养猪的饲料。但是镇上的砻谷厂不准他们这样做，宁可让村里大批砻糠当燃料烧掉。以蚕茧说，烘 茧过程也要划归商业部门去做，结果实在不很妙。但是看来国家遭受损失事小，逾越清规却事大。我希望在农业社经营范围这个基本问题上，是否可以放开来争鸣一下，多从实际研究 研究，农业和工业之间究竟怎样配合联系，才最有利于我们在这个人多地少的具体情况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如果领导部门觉得这种建议值得在实践里试验一下，在开弦弓恢复这个合 作丝厂，我相信群众的积极性是一定很高的，而且我也愿意鼓励我的姊姊和一些专家们一起来提出个具体方案的。
话说远了，关于这个问题，让我另找机会申说吧。
七
再提一项在过去比较重要的副业，那就是利用船只在农闲期搞贩运。
船只是水乡人民所不能缺少的工具，这一带农村都靠河建屋，河道就是大路。有些田地四面围水像个小岛，没有船只就接近不了。
这个600多户人家的村子，一共有大小船只160条。这些船只除了做交通工具，在农业里的用处是罱河泥，但并不占很长的时间。在过去一到农闲，老乡们就利用这些船只去贩卖和运输 了。据说利用来做贩运的船只有140条左右。他们活动的范围也很广，几乎包括整个太湖流域：东到上海、浦东，南到杭州，北到长江，西到宜兴、句容。这些老乡对于这个流域水道 摸熟了，而且会走捷径，两天可以摇到上海，速度也是惊人的。贩运的货物种类很多。因为这个地区各地有特产，比如靠山地区出产毛竹、杉木、硬柴和炭，靠海地区出产海蜇，靠太 湖地区出产蔬菜，而且还有些地区出产特有的手工业品，比如竹器等等。他们就在这些地区之间互通有无。
这个经济网络看来由来已久，这个村上的老乡和产地的老乡具有传统的关系，有了交情，因此他们可以从甲地赊了货，到乙地卖走了，再把现款带回给甲地，一方面看来带有信贷性质 ，另一方面，我看主要是利用船只来做运输，当然其中也有些商业性质在内。通过这些船只活动，使各地区都能发展它们的特点。
限于船只，并不是每家都有机会参加这种活动，各人贩运的日子也不一律，每次挣的钱也不一样。如果估计一下，每只船一年挣750斤米，是并不困难的。
农业社建立之后，贩运活动全部停止了，因为这种活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政府的运输部门虽则也曾设法想利用农村里船只的运输力量，但是农民对此并不积极，1956年参加运输 活动的只有10条船。
为什么运输活动几乎全部停顿了呢?其他同类村子情况是否相同?对于这个地区的经济影响怎样?这些问题牵涉的面较广，我们住在一个农村里无法全面了解。但是从农民收入这个角度 看去，这些可以利用的船只闲空下来，并不很妙。我们不相信搞社会主义了就不能利用这些生产资料，应当是可以利用得更好，但是事实还不是这样。
八
我在上面已提到过孩子们养羊的事，这种家庭副业在21年前就有的。草原上的牧民听到了也许不会相信，像这样水道纵横，阡陌棋布的水乡里，怎能放羊呢?一个到这村子“走马看花 ”的人，也可能根本看不到这项副业，因为，一眼望去，一只羊都没有。但是过去全村却养有近千只羊。这些羊终年关在小棚里，并不需要自己找草吃，而是人们找到了草来喂它们的。
养羊的收入也不坏，一只羊可以卖10元，出的肥料值20元，还可以剪毛，自己纺了绒线结成毛衣。我就看见过不少老乡穿着绒线衫。起初还以为他们学时髦，有点浪费，后来才知道是 自给的手工业品。
从养羊这件事更可以看出这地方的农民对土地利用真是无微不至，寸草不留。这许多羊吃的草是由孩子们一棵一棵地割来的。在田旁、路上、水边，孩子们三三两两的在割草。为了要 割羊草，很多孩子学也不上了，这是下边我还要谈到的。
合作化过程中，过去许多不能种田的土地现在开成了良田，耕地面积扩大，长草的面积减少。提高了生产力却难为了孩子。他们为了割羊草，要坐船外出，愈摇愈远，时间耗费得也愈 来愈多，而所得到的草却愈来愈少。羊的数目现在只有200多只了。
不但如此，过去几年里又发生了养兔这项副业。兔子也要吃草，羊兔之间产生了矛盾。而兔子却占了优势。原因是买小羊来喂，成本高，搭个羊棚更不是易事。一只羊如果没有长成就 瘟死了，赔本多，风险大；小兔子只要几毛钱的成本，养两只兔子，连肉连皮毛连肥料，一起也有10元左右的出息。现在全村至少有1000多只兔子。
我小时候也养过兔子，那是养来玩的，到处打洞，满地粪秽，搞得全家反对。想不到这里的兔子却会乖乖地住在缸里，终年不出来散个步。没有亲眼看见，谁也不会相信，动物的习惯 这样容易改造，兔子的粪秽很值钱，农民积极积肥是个合作社后的新气象。
我对于养羊养兔还是有意见的。它们为农民创造财富那是很好的事，但孩子们上不了学，花的成本似乎太大了。当然，如果他们能另辟饲料来源，情况也不同了。为了孩子上学，我特别关心养殖业的饲料。当然，如果饲料问题不解决，羊也好，兔也好，总是繁殖不多的。
过去这个村子很少养猪，平时吃的肉大多从外边运进来。最近几年才开始提倡，应当说是有成绩的，现在已经有200多头，每户平均1/3头。养猪的困难，除了这地方缺乏经验外，主要也是饲料问题。猪比羊兔吃得要考究些，多少要吃些调味的米糠，这一项就很不够。我在上面也说到过，原本是有条件可以利用砻谷机把砻糠碾成细末，加上一点米糠，就能成为猪食的佳品，但是由于农业社和砻谷厂的矛盾，砻糠都当燃料烧了，我看见了真心痛。清规戒律之为害有如是也!去年农业社曾为养猪户留出饲料地，但是这里的土地太珍贵，留下的地上长出的东西不去喂猪，而给人自己吃了。猪当然争不过人，结果今年连饲料地也收回去了。这也怪不得社员们没有纪律。想在土地上打主意，看来是打不通的了。
饲养业的好处，不用我说，实在很大，且不说可以解决肉食供应的紧张，就是从进一步提高农业的产量来说，没有猪、羊、兔这些动物的协助，困难就不小。我们一再和老乡研究各项 生产 的潜力。首先是农业，不论副业多么重要，当前还得承认农业的老大哥地位。老乡们一致的意见，从现在每亩500多斤再要提高到600～700斤是不应该说有很大困难的，但是缺少一个 宝 贝，那就是肥料。在肥料方面用河泥做基肥，这个地方的供应很充足，不发愁，所缺的是追肥。追肥的供应除了化学肥料工厂之外，就是要把动物看成自然的肥料工厂。而这种工厂都 可以分散到乡间去的，发展起来可以比重工业快得多，在这种肥料工厂里，猪是头等的。
要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量到700斤，必须增加追肥供应。化学肥料一时还供应不上，就得养猪、羊、兔。要建立这些自然肥料工厂，就得解决饲料问题，这是当前开展副业的关键所在 。
九
这个村子的副业还不只上面所讲的那些，如果再要一项一项的讲，文章会拖得太长了。但是重要的几项上面都已提到了。总的看来，副业方面现有的水平是没有21年前高了。作一个大 约的估计，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却不到20%，这使农业增产增值是一个原因，副业收入的下降也是一个原因。
副业收入下降的原因，正如我们上面分析的，是很复杂的。但是那一条也不能算到合作化的账上去，相反的农村合作化提供了发展副业的有利条件，问题是在于领导农村工作的部门对 于这种原来副业比例特别高的地区，没有很好贯彻关于多种经营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这里存在着许多值得注意的内部矛盾。今后如果能很好地执行了这个方针，副业发 展问题一定是能解决的。
十
以开弦弓这样的农村来说，副业既然是如此多种多样，相互间关系又如此复杂纷纭，应该抓什么?怎样抓呢?这是我想最后谈谈的问题。百家争鸣不应当停于揭露矛盾，还应当讲道理， 出主意。主意不一定出得对头，但是这样试试是有益的。
开弦弓的乡亲们对我们这样亲切，他们看见我们来了，抱着很大希望。如果我只写篇论文，出本书，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这不是太对不住他们了么?但是要拿出主意来，遍索枯肠，半 夜不寝，还是不得其门。窗外，春雨连绵，看来今年的春花又要受影响。白天雨稍停，我徘徊田亩间，东张西望，看看所有的土地都已用上，连走道都狭小得叫人举步维艰。再在这土 地上打主意，希望是不大的，怎么办呢?
有一天居然云散天晴，我看同去的朋友们一连工作了10天，也该休息休息了，所以建议搞条船，到附近去荡荡，这一荡却荡出个主意来了。
这是个水乡，到处是河道、湖泊。水的面积不下于陆地。我在船上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这片水能利用，那多美呀!这一说触动了和我同去几位青年朋友的灵感：“为什么不能利用呢? 土地要肥料，猪要饲料，水面上就可以长饲料呀!”
这窍门一开，很自然的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说水比陆地强，水有底有面，中间还有个体积，立体发展，地有一，水有三，水底的河泥已经利用了，水中可以养鱼，水面可以种水草 作饲料。不是一举三得么?“不但三得，还有一得，就是孩子们可以从割羊草里解放出来，上学学文化了。”一位年青朋友补充了一句。
我们回到村里就召集社员老乡们一起来研究，靠水吃水的方针大家觉得很对头。看个远景：如果一片水面都能利用起来，农民收入不是增加百分之几的问题，而是增加几倍的问题了。 但是具体的研究起来，困难是不少的，当然，如果没有困难，这片水面早就利用上了。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也不是都比不上我们聪明，为什么这片水老是闲着，当风景看呢?再想一 想我们比祖先有一条是强了，我们集体化了，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做得到了。以前克服不了的困难，现在有力量可以克服了。老乡们说，现在有个毛主席，水面可以长出钱来，一点 不错。于是主张来了。有人想出了水浮莲，有人提到了去年种的菱角。水面上可以长的东西多着哩。就是认为过去谁都没有力量来管理这不能上门、又不能围墙的湖泊，谁种了东西保 不住自己能收得到。现在有社，就可以管理得来。
大家再讨论有哪些困难。技术上有困难，比如去年种了菱角，台风一刮都吹了，怎样防得了风?又比如水浮莲没有根，水一流随着会漂走，又怎么办?
这是件大事情，我们这些教条主义成习的知识分子，不应当自作聪明，乱出主意。但是，把这个问题放进了老乡们的脑筋里，却会长出花朵来。老乡开始找我们谈这个问题了，我说： 你们多研究研究，道理合不合，做得通做不通，如果有些苗头，是否先小规模试试看。
在我们离开之前，又和乡里的党支书和社里的干部同志们讨论了几次。听说他们已派船去搞水浮莲去了。
副业和农业不应当是矛盾的，农副业之间安排得好又是可以互相支持的。在资源，劳力，资金的利用上，可以搭成一个有利的循环：水面上长饲料，养猪、羊、兔子，增加肥料供应， 提高地面作物产量，包括田里的稻麦豆菜，地上的桑树瓜果，积累了资金，投到渔业里去，满河满荡的鱼，就是荒年，这样的村子也不愁衣食了。 关于农副业暂且说到这里为止，但是进村时所遇到的粮食问题还没有说明，且听下回分解吧 。
十一
从乡间回来，碰到那些知道我下乡调查的朋友们，一见面就常用这样的话问我：“离开了21 年，再去访问你过去熟悉的农村，面貌一定大不相同了，农民的生活改善得怎样了?”
如果这是一种寒暄，我估计对方早就料到我会说什么。如果要我认真答复，那就得看所谓面貌是指什么了。
如果面貌是指社会性质，特别是生产关系那一方面，21年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级社会，现在是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取消了剥削的集体所有制的社会。在这方面这个农村的面貌已 起根本变化，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如果面貌是指那靠水人家、四围桑稻的乡园景色，那却依然是旧时相识，乡音俚语更难辨今昔。
如果面貌是指衣食住行的生活水平，我还有点犹豫，不知怎样说好。过去确有一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了，人们生活必然要提高，提高得和过去大大不同了。有关农民生活的调查不强调一下生活的改善，似乎就是不拥护社会主义。你这样说，我这样说，他也不能不这样说， 弥漫着一片农民生活改善的喜讯。
社会主义一定会给我们，不论在城里，在乡间，带来繁荣幸福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的绝大部分是农民生活改善了。强调一下农民生活的改善，在合作化高潮前后也可以起加强信心，扩大影响的作用。这些我都没有怀疑。我有点犹豫的却是：再这样宣传下去好不好?把农业上的四十条当作包票一般交给农民，把社会主义远景放进望远镜，变得那么迫近，一似唾手可得。这里说生活怎么好了，那里也说日子怎样好过了，改善的风四面吹。而事实上，人民生活 要和生产关系一般发生迅速的和根本的变化，恐怕不是短时期内做得到的，那么这阵风吹起来对社会主义有多大好处是很值得考虑的。
在乡间的20天里，我自己也常常被各色各样的矛盾所迷惑。
作为人民代表，自应关心人民生活，正如我在上面所提到的，一上岸就遇到老婆婆们诉说粮食紧张，没有钱买米。心里想不是老乡不说实话，那就是合作化出了毛病。
我们坐下来算账，算来算去，农业增产谁都不能否定，副业是减产了，但是农副业总收入至少也已赶上了战前比较高的水平。再看这村子里农民的收入，在全国范围里都可以名列前茅 。每家平均分得的粮食又不低，怎么会闹粮食紧张呢?老乡不说实话么?又不然。有一天，我们悄悄地到附近的一个村里去访问一个21年前我在这村里住的时候照顾我生活的保姆。我们 到达这村里时，老乡们还以为我们是种牛痘的医生。但找到熟人，一坐下来，我们又被粮食问题所包围了，甚至我这个肥胖的外形都成了打通他们思想时的障碍。
怀疑合作化的优越性是不对的，承认合作化的优越性而以为什么问题都已解决了的，我想，也是不对的。这样不对，那样也不对，我们脑筋搞得简单了当然更会对不上头。请原谅我， 说起话来不能不啰嗦一些；更希望读者不要挑出一两句话来，说我又在吹冷风了。
十二
还是先算算账。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虽则夸大一些，但还是反映了一些现实的。全国农民每个人平均一年的收入在50元左右，苏州专区平均是78.6元(家庭副业和小的经济作物不算在内)，这个村子里农业社去年集体收入的分配每人平均是82元，加上家庭副业和家属寄回来 的钱，总的平均收入，我们估计在100元左右，单就这些数字来看，这个村子还要喊穷，实在难于令人相信的了。
粮食是不是不够呢?这几年农业一直是增产的，上面已经说过，去年平均每亩粮食生产是559 斤 ，虽则不能说很高，但是绝不能说低了。那么是不是留得少了?也不然。去年每人平均分到 谷子547斤(其中有小部分是麦子和豆子)，合米380多斤，应当说是够吃的。
当然，够不够吃的标准原不是简单的。我们小小工作组里就有一位小伙子，他比我多吃三倍，和他计算一下，一天至少要吃两斤。如果放手让他尽量吃，还可以超过这个数目。用这个 标准计算当然不太合理，但也可以说明如果大家放手吃起来，即使380多斤加一倍，一个人在一年里也蛮可以吃得完。
吃多少才够，一方面是营养问题，一方面也是习惯问题。习惯不同，各地认为足够的标准多少可以有些相差。因此，我们请了几位老乡一起来评，依他们多年的实践，怎样才算吃够了 。我们得到的数字是男全劳动力一人一月50斤(这个数目似乎高一些，那是因为在做重活时，吃得多些，平时没有这样多)，女半劳动力35斤，10岁以下儿童20斤，婴儿不算。一家开 伙，老少可以搭配。以平均四口计算，一男一女两儿童，每月是125斤，一年是1500斤，和分配给每人380斤的总数恰恰相合。这样看来，即以当地公认标准来说，现在留下的粮食应 当是够的。但是也应当说，要满足这样的标准，并不宽裕；必须精打细算，按劳动的需要来调剂，才不致出问题，特别是搭配了少量豆麦，而这地方原来没有把豆麦当主食的习惯，吃 起豆麦来就不知道饥饱。
说到这里，读者一定可以看得到，这个村子粮食会不会紧张，将决定于农民怎样吃法了。如果心中有数，把紧了吃，粮食就不至于紧张，如果放松些，很容易在青黄不接时就闹饥荒了 。放得愈松，闹得也一定愈早，愈凶。
当地农民的习惯是多年在具体情况里养成的。算算过去的账就可以看得出上面这些数字大致是不错的。比如说21年前每个人平均两亩土地，每亩350斤谷子，四口之家共得2800斤， 除去1/4被剥削的部分，再合米，大约就是1500斤。当时我在这村子里调查时，一般都说这个村里所出产的粮食只够口粮，其他要靠副业收入。这种说法和我们的计算也合得上 。多年来在这个水平上生活，对粮食必须抓紧，量入为出，一跨出这条界线就会跌入高利贷的圈套。在这种历史条件里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一般说比其他地方似乎高一些，但是不能说 他们原来就是心中无数，吃多少算多少的。
当这个村子进入社会主义时，按照习惯来定口粮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注意守得住这个习惯。这个关口守不住，问题也注定免不了的。果真，出了毛病了。
十三
当合作化高潮卷到这个村子里的时候，热烈的场面真是动人。高级社成立前几天，号召大家积肥献礼，每只船都出动了，罱得满船的河泥，把几条河都挤住了。几村的人都穿上节日的 衣服，一队队向会场里集中，一路上放爆竹，生产积极性的奔放，使每个人都感受到万象更新。
合作化发生了生产积极性，生产积极性又化成了农业增产。肥料加到地里，青青的水稻那样得意地长起来，使农民们心花怒放。这是去年夏天的事，农民们从田里回家谁都怀着兴奋的 情绪，“700斤”没问题，接下去的口头禅是“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你想，如果1亩田真是一年收到700斤谷子，每家2000多斤的米是把稳的。放手吃吧。
谁知道天不成人之美，8月里刮起了台风，好大的台风。又吹在稻花开放的时候。这一阵风吹来了今年的粮食紧张。一天三顿干饭离开了我们国家当前的具体情况来说，也不能算过分 的享乐。劳动积极，看到从来没有过的丰收在望，兴高采烈，多吃一顿干饭，也应当说是人之常情。如果当时我去视察，看到这种光景，还不是要大书特书作喜讯来传报么?当然，现 在 我们还是可以这样说，台风是偶然事件，偶然发生的灾害所引起的结果，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细细想来，过分乐观并无好处。且不说，现在我们在农业里还得靠天吃饭，灾害还不能 看作太偶然，合作化高潮里吹起那一阵生活改善的风，不能认为是阵顺风。
十四
强调这个村里粮食紧张的情况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并不是绝对缺粮。这个村里只是吃空了定量，附近还有些村子不但不闹紧张，还有余粮可以调剂。是的，这里粮食紧张情况一发生 ，支援的米就调拨来了，但是，米是要钱买的，大家又闹没有钱了。
怎么会没有钱呢?按我们的计算，就是以每人从农业社得到的82元来说，除去547斤谷子，值 46.5元，还应当有35.5元，一家四口，还有142元。何况还有些家庭副业?这笔钱是怎样花 法的呢?
要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得进行家计调查。详细的数字还没有算出来，依我们初步估计说：一个中年妇女一年衣着约25元，一个中年男子一年衣着约35到40元。四口之家除了粮食和自给 部分外伙食费每年约35元。日常杂费每年约60元。社交费20元，燃料折价40元。这笔账就要超过200元。加上孩子衣着、房屋修理、工具等，一个中等家庭实际现金支出在250元左右。 这些数字不能认为很正确的，等将来调查材料经过分析后，再作校正。但是以此作大体估计，可以看到几点：
第一，在这个农村里，单靠农业社的收入是不足以维持上述那样的水平的。他们在家庭副业里还要设法得到大约每个人20元的收入。这和我们上面对收入的估计是相符的。换一句话说 ，如果四口之家不能在农业社收入之外另外开源得到大约一年80元左右的收入，就不能达到中等水平。
第二，这种水平应当说比较高的。说说它的内容：衣着方面每年要添布衫布裤两身，夏天穿洋纱衫，冬天穿棉袄。一般说已看不到衣衫褴褛的人，相反的，老年人都有一件结实的棉马 甲，青年人男的不少有制服，女的有花布衫。妇女一般不再赤足，下雨天都穿上了胶皮鞋，青年男子很多有了球鞋。成年人两年要穿三双线袜，每年穿四双布鞋和一双棉鞋。到人家房 里去看，床上一般有蚊帐和棉被。吃的方面，单说猪肉，一般一年要吃20斤；去年有显著增加，过年时有不少人家吃了20多斤肉，听说有吃到80斤的，因为养蚕得到了一些奖金买了苗 猪养到过年，都宰来自己吃了。杂用方面他们原有喝茶的习惯，一年一家至少要10元，烟的消 耗由于旱烟改为香烟支出也增加了，牙刷牙膏中等人家都已有了，晚上出门已多用电筒。
毋庸再列举了，这样还说是中等水平，在当前全国的农村里可能是不多见的了。比21年前怎样呢?我没有具体材料在手上，只凭我的印象来说，过去在这个水平以下的人家现在赶上这 水平了。褴褛的衣服现在看不到了，而出现了不少新事物，特别是青年人穿起了“司威脱” 、球鞋和用制服来做罩衫等等。社里的干部还有呢帽、棉大衣，从城里回来的女工，还有穿 呢裤的。全村没有建新的房屋，但是前年就有不少人家把破漏的房屋翻修了。他们说规律是这样：前两年修理房屋、买水车和棉被的多，去年是添置衣服的多，过年时肉吃得多。总的 说来，生活改善是相当快的。
第三，生活改善已超过了增产的速度。我在上篇里已经算过一笔总账，这个村子农副业总收入可以说刚刚赶上21年前的水平。在生活方面虽则我们还没有算出指数，肯定是比21年前提 高了；而且在21年中，他们的生活曾一度下降，是这几年里衣食住各方面都要添补一些，加起来就开支大了。收入依然，支出多了，结果是有多少，用多少，手上存不住钱，谈不上积 蓄。从一家一家说，生活有点打算，普通日子还好过，但受不起风险。如果手面宽了些，收入不及时，手边就会紧起来。我们去访问时，正巧碰到这个时候，身上穿得相当整齐，来了 客人还是煮水沏茶，而口上却闹着没米下锅。这样看来，这一个时候的粮食紧张不能说是合作化化出来的，也不能说是统购统销统出来的，主要是生活没有按比例地提高提起来的。如 果 去年夏天不那么放手吃三顿干饭，过年不放手吃猪肉，平时不买司威脱、球鞋、雨鞋，我看这个时候就不会发生这个紧张情况的。换句话说，会得做人家的，这时也就不会没有米，即 使米不够，也可以买得起。
十五
今年的粮食紧张是局部性的，本身并不严重，但是这里提出了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那就是社会主义积累问题。社会主义的积累固然可以通过国家的机构来进行。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归根结底还是在每个人生产和消费间的差额，是一个勤和俭的问题。勤可以多生产，俭是少消费。勤和俭加起来，增加了积累。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农民占绝对多数，多吃1斤米和 少吃1斤米，积少成多，相差的数目是很大的。因此，农民消费多一点和少一点，对于社会主义积累影响很大。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每年每个人的收入在百元左右的农村，如果收支 相抵没有剩余，那么我们怎能指望农村来积累呢?如果这样的农村还要闹饥荒，唱穷，其他收入低的地方怎么办呢?如果每年每人可以分到547斤谷子的农村还会发生缺粮，还要国家来 调剂，我们国家的粮库又怎能维持呢?所以，我们想，尽管我们所看到的情况并不是普遍的，但是应当看做一个警报，在这里取得教训。勤而不俭，只是一时的虚假的繁荣，不是创家 立业的道理。
我的历史知识很差，不知道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时那些封建主的生活怎样，但是我读过一些描写资本主义初期那些企业家的传记。这种人面对着新的生产关系所开辟出来生产力提 高的可能性，发生了很强烈的积累资金的要求。他们简直成了一个积累的机器，什么都要打算一下，值得不值得，把盈余作为一切活动的标准。在资本主义的初期，劳动者生活是极痛苦的，强迫着生产剩余价值，而那些企业家却也是极端吝啬的，斤斤计较的人物。他们的生活是清苦的，很多是清教徒，反对生活上的挥霍，就是这种人物把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提高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允许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实现了。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是痛苦的，因为它是通过剥削来实现积累的。
社会主义取消了剥削，为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开辟了更远大的可能。要实现这种可能，还是要积累，而且要比资本主义更多更快的积累。这种积累要依靠劳动者的自觉，而这种自觉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积累下来的财富是属于劳动者自己的。在社会主义的早期也必然要出现强烈的积累要求，不是资本主义早期那些少数企业家，而是广大的社会主 义劳动者。这些劳动者不但是积极的生产者，而且是会做人家的俭朴的消费者，没有这样的广大群众，社会主义的积累怎样能实现出来呢?没有积累，生产力又怎样提得高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开弦弓这个村子里所发生的粮食紧张，尽管我们说是局部的，短期的，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惕。
十六
这地方的农民原来就不会做人家的么?不可能是这样的。在解放以前，农民们即使小心翼翼地 过日子，灾难也是会寻上门来，谁敢大意。那么这几年在这方面是不是起了些变化了呢?我 想多少是有些的。为什么呢?
第一是苦尽甘来，生活上各方面都需要充实充实，而且心情也松了些，手面也不免宽了。这地方从沦陷到解放，其间有十几年。这十几年的生活不是好过的。农业上有过荒年，副业一 般都下降了，以蚕丝一项而论，原来那个小型工厂就成了平地。这些且不多说，最令老乡们痛恨的是敌伪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敲诈勒索。他们说，开弦弓被看成了一块肥肉，那些狗永远 是吃不饱的。一次又一次，整的零的，要钱要米，没个完。这样把许多原是富裕人家抽干了。这一个原来可以说得上殷实的农村，糟蹋得憔残了，空虚了，穷困了。好容易盼到了共产 党，见了天日，农民翻了身，分得了土地，兴修了水利，又来了合作化，田里谷子一年比一年长得好。这种日子过去是没有过的。房子漏了的该修理了，农具不够的该添置了，床上没 有盖的该买条棉被了，这是第一年。接着棉衣服得添得结实些了，夏天做身洋纱衫，赤脚不好看买双雨鞋，青年人更爱体面，新的制服做罩衫；过年了，猪已养壮了，不用花钱买的肉 宰了腌腌，打打牙祭。来个客人留个饭也体面些。这样一步步在生活上向前走，滑溜溜的钱就这样花出去了。
要说老乡们多穿了，多吃了，实在也不好出口。这些改善看来也不能说过分。添添补补哪项不是需要的?但是东一样，西一样加起来却也可观了。要增加10块钱收入得费不少心思，要 花去这10块钱，却那么容易。底子薄了，这一关更难守得住。
第二，社会主义是大家没有见过的新东西。四十条打动了心。一上来就好得很。过去做不到的事，合作化了就做得成。最动人的是农业增产，这是最现实也没有的了。老辈子种了几十 年田，没有看见过田里的稻长得这样好过。去年春天，乐观空气盖满了整个村子。很多人来参观，都是赞声不绝。大家没有想到社会主义道路上还是有困难的。干部们也用了预开支票 的方法来鼓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成了大家的口头禅。8 月里一场少见的台风刮伤了庄稼。但是还没有扭转那种盲目的乐观，“反正有毛主席，饿不 死人”。
第三，土地交给农业社了，有啥事就找社里去解决，似乎把农业社看成了个大家庭，干部是当家人。过去人人都要动脑筋，想办法，现在一有困难就叫喊，不能解决问题就是干部不好 ，有些干部挨了骂，想不通。要群众想办法，也不容易。我也向老乡提出过：这是大家的事，要大家出主意，他们回答说：现在主意出不来了，这个也做不得，那个也不准做。原来 他们熟悉的是过去的老办法。比如说做丝吧，现在不成了，蚕结了茧就得卖给国家。他们说， 我们要做丝，没有茧子。老婆婆们原来都会打棉线，织绵绸(利用生丝的屑物打成丝绵，纺 成线，织成绸)，而现在没有了原料。再比如，很多老乡还怀念利用农闲和船只去贩运，现在又不成了。事实是这样：很多副业没有安排好，要他们自己出主意对不上头。好像什么事 都有个“上头”在管，于是出了问题也不免要“上头”来解决了。
我从乡下出来，补看了近一个月的报纸。这个月里有不少社论和消息提出了“勤俭建国”。我们觉得这次在农村里学习到的主要也是这一课。我们觉得勤俭两项中，勤字容易办到，而 俭字比较困难。为什么原来有的那种省吃俭用的习惯现在发生了变化呢?这个问题分析研究得还是不够深刻的。我们出来之后，曾多次提出这个问题向人请教，很多人只看到过去宣传 有片面性，过分强调了合作化的优越性，没有充分讲清楚可能遇到的困难。这个意见，我们是同意的。但是似乎还不止这一条，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提高有赖于劳动人民自觉的积 累。这种觉悟也许不只是靠口头上多讲几遍社会主义建设怎样好就提得高的。关键问题在哪里，我们还不十分清楚。我们很希望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们能多给我们一些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