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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诗人启示是什么 单士兵 发表于 2011年10月09日 时隔15年之后，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再次与诗人结缘。这一次，获得这项至高荣誉的，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没有人会质疑瑞典诺贝尔委员会“举贤不避亲”。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也早就说过：“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特朗斯特罗姆，尽管他是瑞典人。”这个年已80岁的老诗人获得诺奖，最普遍的评价语词，也就是“实至名归”、“众望所归”。 很多媒体将这位诗人名字译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我想，很多中国读者会更习惯“特朗斯特罗姆”这个早已熟悉的名字。这个与中国诗坛极有颇有渊源的诗人，来过中国，与中国很多诗人是朋友，获得过中国的“诗歌与人”诗人奖，他的作品对很多中国诗人深有影响，比如北岛。很多中国诗人到瑞典，也会选择到特朗斯特罗姆家中做客。这样的文学往事有很多，特朗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自然会让很多中国读者内心会有种熨帖的感觉。 我读过特朗斯特罗姆很多诗，有李笠翻译的，也有董继平的译作。当然，我还是有点偏爱北岛的翻译。特朗斯特罗姆很多诗行都值得回味，甚至连他在年仅18岁时创作的《果戈理》至今都被反复传诵。比如那句“看外边，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 快乘上你的火焰马车离开这国度！”。有些诗人注定天生就是艺术天才，特朗斯特罗姆就是。诺贝尔委员会给他的颁奖词是，“通过凝炼、透彻的意象，他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在我看来，这阐释的也就是特朗斯特罗姆对诗歌的最大贡献——回归诗本身的艺术魅力。 诗歌创作能够达致特朗斯特罗姆的境界，有理由获得任何殊荣。毕竟，人类需要真正的艺术。很早以前就有人感叹：“特朗斯特罗默瘫痪以后，欧洲最好的诗人在哪里？”只不过，对中国读者来说，尽管没有人会怀疑特朗斯特罗姆的艺术价值，但他也不会像往年诺奖作者那样，以“文学介入政治”的冲击力，带来某种强劲的价值感受。这样说，绝无意于消化特朗斯特罗姆的价值成就，只是想换个角度去思考，特朗斯特罗姆获得巨大艺术成就的土壤在哪里？ “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特朗斯特罗姆这句话很让人喜欢。作为这位诗人年代的瑞典记忆，是配得上用“伟大”来形容的。当代瑞典，不只是有那些令人无比惊叹的自然风光，更重要的是有吸引无数向往目光的“瑞典模式”。这个被“福利民主”的典型国家，是最近几十年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社会保障最完善的国家之一。谈到瑞典，人们最直观感受就是那里没有穷人，与“民主、透明、自由、平等、互助、合作”这些概念符号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我看来，把这样的空间与时代说成是“伟大”，并不算矫情。作为生活在这样土地上的诗人，自然有理由关注自然与人生。 这也许就是特朗斯特罗姆为什么展示的是一个艺术的伊甸园，为什么会成为公认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连他自己也说，他的诗歌拒绝理性的分析，因为这样能给予读者更大的感受自由。他用无数的意象和隐喻，带给读者一个可以无限想象的内心世界。这是诗人的幸福，同样也是读者的幸福。只不过，这样幸福只能也应该根植在那样的土壤上。对这个世界更多诗人来说，他们更应该像法国诗人瓦莱里说的那样：“凡是真正的诗人，必定是第一流的批评家”；甚至是阿多诺说的那种“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位真正的诗人，可以走出属于他自己的当代性。今天人们无限怀思普希金、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等很多俄罗斯诗人，因为我们从他们的诗行中能够看到那双写诗的手，参与埋葬了极权与专制制造的血流成河的历史。更多的时候，诗歌抒情方式不是赞美与讴颂，而是愤怒与反抗。这也就是为什么汶川地震时那首“纵做鬼，也幸福”的赞美诗会产生极大公愤。人们常会问，中国文学离诺贝尔文学奖有多远，在我看来，对于中国诗人来说，至少要走出看待特朗斯特罗姆的一种可能误区，就是过度陶醉于他那种“艺术想象”的桃花源，而要应该反思我们自己生活的时代到哪需要怎样的诗歌。而且，盲目地脱离地气的想象，也不可能开出像特朗斯特罗姆那些灿烂的艺术之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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