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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沙井文化三角城遗址金川河先民民族属性开展长期学术研究的建议 金川区域内文化底蕴较为丰厚，域内51处文物点分布广，文化类型丰富，跨域历史时期较长，相对较早的可追溯至公元前1046年的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沙井文化，更早或可追溯公元前3300——前2050年的新时期晚期的马家窑文化。从近期三角城出土文物来看，不仅有为数众多的新时期晚期的形制众多的石器（图S2011—1，图S2011—2）， （图S2011—1） （图S2011—2） 有具有独特形制以夹砂红陶为代表的沙井陶罐（图S2011—3）， （图S2011—3） 有以虎噬鹿、大角羊等精美动物铸造的青铜牌饰和青铜生产工具、兵器、马具和服饰饰品(图S2011—4，5，6）， （图S2011—5） （图S2011—6） 有金质的饰件图（S2011—7），还有弥足珍贵的皮革和纺织 （S2011—7） （S2011—8） 品（S2011—8），有铁器时代农耕文化典型代表的铁犁铧等。从近期新发现的文物点——三角城村涝坝岗的出土文物来看（图L2011—1，2）来看，文物点周围有数量较多的马厂 类型彩陶出现，甘肃省考古所部分科考人员在察踏时，发现地表有部分陶片与齐家文化彩陶纹饰相近。在三角城村东岗附近出土的目前为止遗址附近时期最晚的文物是两汉时期 （图L2011—2） 的灰陶罐（图L2011—3）。证明在公元前206年——公元前 （图L2011—3） 23年这一时间段，尚有先民在三角城周边生活、活动，而这一时期金川河流域曾一度属于汉王朝节制和管辖。由此判断，三角城遗址及周边墓葬区为典型的多文化类型并存遗址，存续时间较长。 在《考古》1984年第七期刊发的《甘肃永昌三角城沙井文化遗址调查》的考古发掘报告曾经引起过考古界的高度重视。“永昌三角城”就是现在金川区双湾镇三角城村的三角城，城址距离村委会不足2公里。沙井文化是1924年安特生博士在甘肃民勤和永昌（现在的金昌市）境内考察时发现而命名的，列在甘肃史前文化“六期”之末。考古报告由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在历时2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后得出。 1979年至1981年对三角城的这次考古引起关注的点比较多。一是通过调查、发掘，发现以三角城为代表的沙井文化内涵为石、彩陶、铜、铁并存，是河西走廊青铜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遗存；碳十四测定为春秋早期至战国时期，数据偏高的在西周时期，也就是说，金川河流域至少早在距今大约2700年左右的时期，就有先民繁衍生息了，而且具有比较高的文明程度，有了城镇化和集约化雏形。这一时间段的定位按照目前后续发现和出土的马厂陶罐来看,顺应了“马厂文化的一支沿河西走廊向西北发展，以甘肃省永昌县鸳鸯池遗存为代表，逐渐演变为四坝文化，向西进人新疆中部，最后在新疆绝迹”的结论，应该有马厂类型的文化比沙井文化更早进入金川河流域，可能早于三角城的出现，时间暂定位在公元前2050年—公元前1850年左右，距今大约3860±80年。二是墓葬形制特殊，以竖穴偏洞墓室为特征，和甘青地区既相承又不同，与中原文化有相似共同之处，又独立于中原文化之外。三是民族属性独特而重要。最初的观点认为三角城遗址应该是古代月氏族的遗存，最近又有专家考证为乌孙族的遗存，都以出土文物为证，学术争议一直存在。四是出土文物丰富独特，自成体系。陶器多为夹砂红陶，青铜器物众多，形制和鄂尔多斯相似又不同，还有镶绿松石的凤首金耳环、铁犁铧、众多骨器、石器（见上图S2011—8）。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对研究众说纷纭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演变、发展、消亡、融合历史，就有考证、佐证、印证的巨大作用。全方位的发掘，有可能会解决民族属性这个历史谜团。 兰州大学汪受宽教授在对史前河西走廊现武威至张掖地区内的民族考证时，从史料记载中加以整理，得出了乌孙和月氏的结论，摘要如下： 前623年—前203年永昌等地的月氏人。 《汉书·西域传》言：“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馀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馀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1]揭示出月氏人居住于河西走廊及其西迁的历史。 月氏是我国境内一个古老的民族。据研究，《穆天子传》、《逸周书·王会解》、《山海经》、《管子》等古籍中所载的“禺氏”、“禺知”即是秦汉典籍之中的月氏。翦伯赞指出：“‘禺氏’又称‘有虞氏’，原住在鄂尔多斯一带，以后一支东徙中原，一支西徙甘肃，但仍有一部分残留于原处，故《逸周书·王会解》、《伊尹献令》皆列于正北。……西徙之虞氏，到春秋时，遂以禺氏名闻于中国。到了汉代，更以月氏之名出现于西域。吾人由此又知所谓月氏者，实即虞氏一音之转，其族类之开始西徙，固早在史前时代。”[2]春秋时，秦降服西戎八国。《史记·匈奴列传》称：“秦穆公得由馀，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3]徐广注朐衍言：“在北地。” 徐中舒先生说，“朐衍”与“月氏”均应视为“虞氏”之对译，[4]则朐衍即月氏。秦北地郡治今甘肃宁县，则秦穆公时，月氏人居住于今陇东一带。月氏人西迁河西走廊的时间，学者说法不一。我们以为，可能与秦穆公霸西戎有关。秦穆公霸西戎是公元前623年的事。 月氏人西迁居住于敦煌到祁连之间，也就是唐朝的“凉、甘、肃、瓜、沙等州地”[5]的广大区域。其中心昭武[6]，即今张掖市沙井乡古城村。《括地志》将关于月氏居处的文字置于“凉州姑臧县”下，而非肃州或甘州下，说明月氏人的活动重心在张掖及其以东（包括永昌）一带。在大夏人向西域迁徙之前，月氏人与大夏长期共处于张掖、永昌、武威及其南北地区，大体上大夏偏南、月氏偏北，而又相互交错游牧。 月氏人的力量曾很强大，“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7]月氏人打败了同在河西走廊游牧的乌孙，杀其王难兜靡，匈奴头曼单于也不得不将其子冒顿送来当人质。匈奴冒顿单于（前208-前175）终于打败了月氏人，其子老上单于（前174-前162）还杀了月氏王，以其头骨为饮器，月氏人被迫西迁，臣服了大夏人，在妫水（今阿姆河）以北建立了大月氏国的王庭。西域诸国称其为贵霜王。有部分没有西迁的月氏人，留居于南山（祁连山）一带与羌人杂居，称小月氏。匈奴打败月氏逼其西迁的具体时间，学者多系于公元前209年，我们以为是有问题的。因为该年冒顿刚将其父射死继单于位，他怎么可能紧接着就东征西讨取得那么大的战果呢？更何况此年虽然扶苏、蒙恬已死，秦二世正加强阿房宫、直道的修筑，年底，陈涉等人才起兵，秦朝统治基础尚固，哪来“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的边境形势？吴廷祯、郭厚安先生将其定于公元前205-前202年间[8]，是很审慎的。我们姑且将月氏西迁时间定于公元前203年。 沙井文化遗址广泛发现于永昌、金昌、民勤、景泰、永登等地，测定的7个碳十四数据，早的距今为2730±95年，晚的距今为2540±80年，也就是说，沙井人生活于距今2800-2400年间，亦即中原地区的春秋战国时期。[9]沙井文化墓葬出土了一种带柄的铜镜（S2011—9），从形制上判断， 它不属于我国中原文化的银镜系列范畴，而是西方带柄系列的产物。多年来，在我国西北地区考古工作中，陆续出土了不少这类属于西方系统的带柄铜镜。其中新疆出土的数量最多，如新源巩乃斯，轮台群巴古Ⅰ、Ⅱ号墓地，和静察吾乎沟口Ⅱ号墓地，吐鲁番艾丁湖，新源铁木里克墓群M6等。而中国境外的带柄铜镜多集中于中亚、南亚以及西亚的印度河流域。目前所知出土带柄铜镜年代最早的遗址，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伊拉克基什遗址，其年代在公元前2900到前2340之间。[10]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沙井文化带有鲜明的北方草原文化风格，许多学者判断，它应该是月氏人的遗存。 河西月氏的人种，没有直接的史料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有关大月氏的史料来分析。大月氏是河西月氏人西徙的一部分，两者在种族上同源是毫无疑问的。《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11]据传文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则大月氏人也是深目多髯的欧罗巴人种。此外同书张守节《正义》引三国万震《南州志》言：大月氏“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远。……人民赤白色，便习弓马。”[12]“赤白色”是白色人种的肤色。上文中大宛、大月氏诸国“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13]也证明月氏族和这些民族是一样的，说的是一种印欧语。[14] 总之，不管是从形貌特征上还是从语言文化上，月氏族均可定性为欧罗巴人种。 前331年—前175年永昌等地的乌孙人。 乌孙是曾经与月氏同在敦煌、祁连间游牧的古代民族。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于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公元前121年，汉领有河西走廊以后，匈奴还控制着西域，张骞认为，可以联络乌孙与其结成抗匈联盟。于是向汉武帝讲述了他在被匈奴扣押期间了解的乌孙历史。说：“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翕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众，因留居，兵稍强，会单于死，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益以为神而远之。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遗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15]汉武帝于是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前引秦穆公降服西戎八国中的乌氏，就是后来的乌孙。《史记·匈奴列传》徐广注乌氏言：“在安定。”[16]《括地志》云：“乌氏故城，在泾州安定县东三十里。周之故地，后入戎，秦惠王取之，置乌氏县也。”[17]秦时的乌氏县在今宁夏固原东南。乌孙人何时由乌氏一带向河西走廊迁徙，未见学者论说。我们以为，或许就是秦惠文王（前337-前331）夺取其地后，部分乌氏人遂就近西迁河西了。 乌孙人西迁河西后与月氏人一起游牧于祁连、敦煌之间。有学者认为，两族在河西走廊时，月氏人居东，乌孙人居西。[18]我们以为，还是以汉人的述说为准，月氏、乌孙“俱在”或曰“共在”敦煌、祁连之间为当。因为首先，当时的游牧民族，并没有后人的国界的概念，我们后人不必为之人为划线。其次，乌孙人自安定来河西之前，当地已有月氏人。乌孙人若是越过走廊东部的月氏人去西部月氏人地区寻找牧地，再将西部月氏人赶回东部，既无必要，也很困难，应该是在西进的同时寻找可以游牧的地块，二族交叉生活于河西走廊的可能性较大。第三，河西走廊是由许多戈壁和绿洲组成的，人们的生产生活一般只能在绿洲上进行，而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的，哪里有草场，他们就活动于那里。月氏和乌孙都是人数较多的民族，各自都有很多畜群，每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只在一个绿洲或几个绿洲放牧，而是在不停地转场。故而，你东有我，我东有你的可能性是肯定存在的。第四，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战争，往往是由草场的争夺引起的。月氏人之所以要灭了乌孙，杀其王，很可能也是因草场或放牧的纠纷引起的。如果二者之间一西一东互不交错，月氏有什么必要一定灭了乌孙才甘心？第五，上引《汉书》文字中张骞言“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在《史记》中说是“故浑邪王地空无人。”[19]而匈奴浑邪王地指的是已被汉军占有的以今张掖市为中心的浑邪王牧地，亦即原来乌孙人的牧地。而骊靬县在西汉时是张掖郡管下的县，以前也是属于浑邪王或更前属于乌孙的。故而我们以为，月氏、乌孙在河西走廊是交错游牧的，不能说乌孙人在走廊中东部没有牧场。而骊靬县地当时也可能有乌孙游牧的草场。 战国后期，月氏人逐渐强大起来，形成对乌孙的威胁。匈奴冒顿即单于位之后，亲帅大军东袭东胡，月氏趁机出兵攻灭乌孙，杀其王难兜靡，兼并其地，乌孙民众多投奔匈奴。难兜靡新出生的儿子昆莫被其傅父布就翕侯抱了躲在草丛中，然后带去投靠匈奴，并且编造了狼哺乳、乌鸦衔肉翔护的神话，博得冒顿单于的喜爱与培养。在昆莫长大以后，单于将逃到匈奴的原乌孙民众全都还给昆莫，并且让他带兵打仗。后来，昆莫带兵向西攻破大月氏，报了杀父之仇，大月氏人又向西走，在大夏地居住。昆莫掳掠了月氏的部众，并且留居于大月氏所在的伊犁河流域。由上述历史的疏理，可以知道，乌孙人最后离开河西走廊的时间，是冒顿单于死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175年。 上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在酒泉、玉门一带发现骟马类型遗址，可能是乌孙在河西走廊活动的文化遗迹。[20] 关于乌孙的种族，唐朝颜师古对《汉书·西域传》“乌孙国”条的注释是经典的。注云：“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21]据此，乌孙为碧眼赤须、深目高鼻的白种人。国内外的学者对乌孙人种分析有多种意见。美国学者麦高文归纳道：一种意见认为乌孙是突厥族，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印度欧罗巴族，并说持后一种看法的人占多数。[22]苏联伊凡诺夫斯基和中国韩康信等人类学家，对考古发现的许多乌孙人头骨进行了测量分析，证明乌孙人基本是属于欧罗巴人种的古欧洲人类型和中亚两河流域类型，但是不同程度上有蒙古人种的特征。[23] 现金川区双湾镇域内的三角城遗址历史以来长期隶属于汉时建制的武威、张掖两郡的永昌县。永昌地区曾经有过欧罗巴人的居民和过客的痕迹，也就是近20年来学术界纷争不止的骊靬人，三角城遗址的西岗墓群，柴湾岗墓群、上土沟墓群曾有400多座墓葬于1979年至1981年发掘，墓葬内尸骨部分现存于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可以从人类学基因研究和比对方面得出结果，从而与基因研究的结果相互发明映证，为最终解决沙井文化三角城遗址古金川河流域先民来源之谜出力，也可为最终解决骊靬人来源提供依据。 建议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沙井文化及三角城遗址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广阔背景下，组建专家和研究人员班底，借助高校和科研机构力量，安排专项经费开展课题研究和科研攻关，为树立金川区文化品牌、助推金川区公共文化示范区创建和推动金川区文化事业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具体建议事项如下： （一）成立金川区沙井文化课题研究组。课题组可协调与兰州大学考古系建立课题攻关或研究机构，在金川区建立沙井文化实践基地或教学点，借组专业考古和历史机构专家团队的力量，利用长期性合作得出权威学术报告。研究的主课题为“沙井文化与三角城遗址的渊源及关系”，下设若干子课题，如“沙井文化三角城遗址存续时间考证”、“沙井文化三角城遗址先民民族属性考证”、“沙井文化三角城遗址的文化价值和内涵”、“沙井文化三角城遗址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左右”、“沙井文化与骊靬文化的关系”等。 （二）引进专业人才，加强金川区考古和历史研究人才梯队建设。可通过面向全国公开招考的形式引进历史和考古专业人才2—3名，学历在硕士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以上，编制纳入金川区文化局文物管理所，为长期研究沙井文化和开展金川区域内考古研究解决人才难题和专业技术难题。 （三）为沙井文化课题研究提供政策和硬件保障。一是出台开展课题研究的专门性政策，对科研人员给予工作、研究、考察、实践及田野作业等方面的优惠、便利和研究性补助，为研究人员课题研究提供基础性保障。二是解决办公场所、设备、器材、仪器等设施限制，统筹解决硬件设施的制约，为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1]《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90-3891页。 [2] 翦伯赞《论史前羌族与塔里木盆地诸族种族的关系》，《中国史论集》第2辑，1943年，第130页。 [3]《史记》卷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882页。 [4] 月氏的前身即有虞氏之说为徐中舒首倡，参见徐中舒《月氏为虞后及‘氏’和‘氐’的问题》，《燕京学报》1933年第13期，第209-238页。 [5] 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卷4《凉州·姑臧县》，中华书局，1980年，第224页。 [6]《北史》卷97《西域列传》载：“康国者，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中华书局，1974年，第3233页。） [7]《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1页。 [8] 吴廷祯、郭厚安主编《河西开发研究（古代卷）》，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8页。 [9] 蒲朝绂《试略沙井文化》，《西北史地》1989年第4期。 [10]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68页。 [11]《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4页。 [12]《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2页。 [13]《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4页。 [14] 陈健文《月氏种属问题再研究》，载《学术集林》卷8，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331-342页。 [15] 《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91-2692页。 [16]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82页。 [17]《括地志辑校》卷1《泾州·安定县》，第41页。 [18] 如王明哲、王炳华《乌孙研究》说：“乌孙，原本活动于河西走廊西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武威县志编委会《武威简史》言，乌孙“秦汉时居于敦煌、祁连间（在今张掖以西，靠近祁连山的地区）。月氏居住在张掖以东，包括武威在内的广大地区”。（武威市志编委会，1989年重印本，第5页。） [19]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8页。 [20] 潘策《秦汉时期的月氏、乌孙和匈奴及河西四郡的设置》，《甘肃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第52页。 [21]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01页。 [22] （美）麦高文著、章巽译《中亚古国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262页。 [23] 韩康信、潘其风《新疆昭苏土墩墓古人类学材料的研究》，《考古学报》1987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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