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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站惨案
张润生 口述 张玉泉 整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到两个月的光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便踏进了房山境内。当时国民党二十九军和地方武装英勇抵抗日军的野蛮入侵，给予沉重打击。这样就使他们更加疯狂、野蛮和凶残，所到之处烧、杀、淫、掳无恶不做。
光我们石楼一带，日军血洗过的村庄，就有很多的无辜百姓被杀。有名的“二站惨案”就是一例。我是“二站惨案”的幸存者，当时我才十八岁。
那年阴历八月十一日我和附近几个村的乡亲们正在石楼村南挖壕沟，为阻止日军南侵，这是国民党二十九军让干的。干了不久，就见日本的飞机一架接一架过来轰炸。后来就听说日军要来了，挖壕的人都四散了，我也回到家里。当天夜里鬼子进村，我一家五口人逃到四个地方避难，母亲和弟弟跑到孤山口，爱人跑到坟山的姑姑家，父亲跑到南边去了，我和村里部分人跑到南庄附近，碰见本村的张忠一家，又跟他们去了二站村天主教堂，听说那里的传教士能保老百姓平安无事。
二站教堂座落在村北，两层大院，有十几间房子。前院住的是给教堂干活的人，后院西侧是能盛一千多人的大教堂，北边是传教士办公用的一拉溜北房，西礼堂小跨院有一条约两米高，一米半宽的地道，从南向北直通北墙外的草地里。
我和张忠等人到了教堂一看，前后院呆满了人，妇女和孩子都在屋里躲着，男的都挤在两个院子里，院里没地方坐，我到后院去想找个地方坐会儿，正好碰到我们村的陈西山，便找块木板坐在墙根里。后来教堂统计人数说要做小米饭给大家吃，据说是有360多人。
八月十二夜里，日本鬼子进了二站村，当时没进教堂，直到天亮以后才一回回地进去，察看避难的人的情况，这时院里的人谁也不敢出去。八月十三下午四点左右，二站村公所管事的人让男的都出去，大伙儿都以为让男的离开教堂可能是给日本人去干什么活儿，就把我们110多人都弄出来，赶到二站村西小西庄大沟里，让我们脱下衣裳检查身体，—头上有戴草帽印儿的说是戴军帽的印儿，肩上有担担的印儿说是扛大枪扛的，脚腕上有打腿带的是绑裹腿绑的，手上有茧的说是捋枪栓捋的。总之，被赶来的全是“八路军或是国民党二十九军”。每两个端着刺刀的鬼子轰三个老百姓往西边和北边地坎子上赶，上了地坎子便是一片谷地和白薯地。走进不远，在你不知不觉中，小鬼子便使足了劲，从后边一个箭步跨上去用刺刀扎进了你的后背，好端端的汉子，有的跪在地上，有的趴在地上，还有的仰躺在地上，横七竖八的，胸口或脊背上咕嘟咕嘟地冒着鲜血，有的还嗷嗷地叫。这样一拨儿一拨儿的人都被他们杀了。最后还剩下我们十来个人了，鬼子见黑影下来了，又是阴天，就把我们都一齐赶上了北边地坎子。我想跑肯定是跑不了的，南边有一挺机枪架在墙头上，四周还有马队围着来回转游。在以前我听说过有装死后活命的，我想怎么也是这样了，怕也不成了，便决定装死。当几个鬼子开始从前面动手杀别人时，我便顺势躺在了死人堆里，头冲北脸朝东，一动不动了。鬼子把人都杀完了又看了看，还有没有活着的。一个鬼子见我身上没有血，便用粘满鲜血的刺刀扒拉我的头，我没敢动，鬼子就用刺刀使劲向我身上戳了三刀，一刀刺进左臂，一下就穿透了，另外两刀分别刺在右部肋骨缝儿间和右胸上端，我当时穿一件十多斤重的破棉袄，幸好没扎到要害处，才留下这条命。
我一直躺在死人堆里不敢动，快到半夜时，月亮出来了，特别亮，我睁眼一瞧四周还有日本鬼子围着，这时我身上有好多血块儿，感觉又湿又凉，浑身没了一点儿劲儿。
等到月亮平西，我慢慢爬出了白薯地，又爬到教堂后边的玉米地里，想找点儿吃的。忽然听见从教堂里传出两声枪响，估计日本鬼子又在杀人了。后来才知道，小鬼子要强奸避难的妇女，传教士进行阻拦，鬼子当场开枪将传教士杀死，还钉在十字架上。
天放亮了，我在玉米地里见到了一些乡亲，一老妇人给了我一块茄子吃，中午又把我搀过二站来到吉羊村南的豆地里。午后三点左右又遇一个青年给我一块包袱布让我包扎伤口用，还给我弄了些芝麻吃。
阴历八月十五早上，在乡亲的帮助下我走到双柳村河边时，咬着牙脱下棉袄，衣裳粘在伤口上，脱下的满是干血的棉袄都能立在地上。中午我回到夏村，见到父亲及邻居，大家哭成一团。歇了会儿，我让父亲去通知同去教堂避难的乡亲的家属，叫他们去收尸。他们到了遇难地点时，尸体已难分辨，只凭服装辨认亲眷。有的运回家来，有的就地埋掉了。这次惨案共杀死110多人，只有我和南庄的一个人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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