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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处治年羹尧的启示
康熙末年，“太平盛世”的局面滋长了晚年康熙的政宽事省思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为他在这一时期处理朝政的基本原则。受此影响，朝野上下，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腐败之风严重泛滥。尤其值得重视的背景是，雍正是在激烈的争斗中登上皇位的，皇族内已经失败了的势力还在活动，曾经支持过雍正的权贵重臣也慢慢地居功骄擅起来，这些都威胁着他作为皇帝的最高权力。因此，为了巩固皇权，雍正不得不对威胁自己的皇兄弟进行严厉的打击，对居功擅权的重臣给予坚决的惩治。其中，对擅权重臣的处治当以年羹尧最为典型。
一、年羹尧其人
年羹尧（1679～1726），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清代康熙年间进士出身。历任四川、广东乡试官，内阁学士，四川巡抚、总督，平西将军，康熙六十年升任川陕总督。年羹尧早年是为雍正“多年效力”的“藩邸旧人”。任四川巡抚时，年羹尧写信说：“今日之不负皇上（康熙），即他日之不负王爷（雍正）”，早就向雍正表过忠心。
自康熙以来，西北边事不断，屡剿难平，是清王朝的一块心病。谁执掌西北军务，自然成为朝廷重臣。年羹尧原为雍正亲信，且文武兼具。被授予军权后，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曾配合各军平定西藏、青海乱事，立下赫赫战功。班师回朝时，雍正亲自相迎，擢升为抚远大将军，并加封为太保、一等公。
平乱之后，年羹尧不仅兵权得到了巩固，而且进一步参与朝中事务。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朱谕中让他考察各地年景、吏治民生得失、举国上下大小官员优劣等事情。这些本是朝中宰辅的职责，雍正却让年羹尧做，信任程度可见一斑。在雍正推行新政的过程中，山西巡抚诺岷提出了“耗羡归公”的想法。雍正大加赞赏，遂交廷臣讨论，但异议甚多。雍正左右为难，犹豫不定，便征求年羹尧的意见：“此事朕不洞彻，难定是非，和你商量，你意如何？”可见，雍正甚至在朝政治理方面，也十分看重年羹尧的意见。
二、雍正为什么要处治年羹尧
雍正三年十二月，年羹尧被削官夺爵，定大罪九十二条，赐自尽。年羹尧之死，应该说是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骄横僭越，丝毫不知自我限制。尤其因权高位尊、皇帝信任而忘乎所以，不守臣道，贪婪贪赃，植党营私。“公行不法，全无忌惮”。终为国法所不容，被雍正废弃。
雍正后来曾有朱批：“大凡才不可恃，年羹尧乃一榜样，终罹杀身之祸”。“年羹尧深负朕恩，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因种种败露，不得己执法，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诫。”也正如《清史稿》所书：“年羹尧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归纳起来，年羹尧主要犯下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罪过：
(一)、妄自尊大，不守臣道
年羹尧平定西北边事后，权势虽然显赫，但这也完全不能与清初统兵的诸王相提并论。年羹尧竟然要与前任大将军王皇十四子胤禵相比拟，甚至还想超越胤禵的地位。年羹尧身为大将军，与各省督抚往来文书应当用咨文形式，以示平等。但他视同等官位的官员为自已的下属，给将军、督抚的函件使用令谕。
年羹尧进京陛见时，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都得跪着迎接。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坐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下马问候他，他也只点点头。雍正看见年羹尧随从的武将和士卒穿着沉重的甲胄，便叫他们脱下来，竟没有一个人敢脱。等到雍正告诉年羹尧，可以脱下甲胄，年羹尧下令，将士们才敢卸下铠甲。
雍正二年冬，年羹尧由京返陕路过保定，“戴翎子数人轿前摆队，行馆前后左右断绝人行”，威风张扬。官员们送礼给年羹尧的称为“恭进”，年羹尧给人东西叫做“赐”，接受者要北向叩首谢恩，接见新属员叫“引见”。年羹尧吃饭称“用膳”，请客叫“排宴”。这一切在封建王朝中，已属大逆不道。
在雍正面前，年羹尧也一样狂纵悖逆。年羹尧曾选编了一本《陆宜公奏议》，进呈后，雍正说要给它写一篇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竟草出一篇，要雍正认可。当时的君臣二人关系融洽无间，雍正表示赞赏他这样做，以示双方真诚相待，但这其实已越出了君臣关系的正常限度。年羹尧陛见，在雍正面前“箕坐无人臣礼”。他的诸多恃宠骄纵，“实为近世所无”。年羹尧之不守臣道，走的是取祸之道。
(二)、任人唯亲，植党营私
年羹尧任川陕总督时，使用属员全凭自已的喜好。山西按察使蒋洞有着这样一段具体而翔实的记叙：“为川陕督臣，恣凭胸臆，横作威福，每遇文武员缺，无论大小，必择其私人始行请补。或一疏而题补数人，甚至或至数十人，吏、兵两部几同虚设。更可骇者，巡抚提镇布按大吏皆皇上所特简者也，而年羹尧必欲挤排异己，遍树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间己传闻某人为巡抚提镇布按矣，闻者亦疑信将半，未几而其缺果出矣，未几而其人果得矣。”
及至年羹尧擢升大将军，常以军功保举官员，滥用私人。吏部看是年羹尧的举荐，也格外重视，另立一类，称之为“年选”。年羹尧甚至不顾清律的规定，为其仆人桑成鼎以军功求职，桑成鼎先任西安知府，后任直隶道员。受此非法优遇的还有年羹尧的家人魏之耀、刘以堂等。
年羹尧保举官员时，大多营私纳贿。如被年羹尧奏参过的葛继孔，通过两次打点，送铜器、瓷器、玉器和字画等物，年羹尧因而答应对其“留心照看”。因被年羹尧密奏而罢官的赵之垣，送了价值十万两银子的珠宝之后，年羹尧转而保举其可以起用。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年羹尧特地将赵之垣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
这样，年羹尧逐渐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朋党集团。该朋党集团还有王景灏、胡期恒、金启勋、王篙、刘世奇和黄起宪等数十人，这些人不一定都是年羹尧的死党，但都与他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这个集团的形成，严重地影响了朝廷政令的实施。雍正登位前亲身参与过争位斗争，深识朋党之害，故而登基后严禁党争。而年羹尧却大肆营私结党，危害政治清明。痛恨朋党的雍正，起初在年羹尧屡立战功时，还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到后来越发不能容忍。
(三)、争权夺利，多行不义
雍正即位后，随着年羹尧的权势愈来愈重，其横行不法、贪黩侵蚀的事情也随之越来越多。如平定青海后，年羹尧在军饷上大作手脚，不据实奏报，专权处置。后经统计，年羹尧贪黩侵蚀的钱粮总计达数百万两之多，使战时的国库一度吃紧。
因权力之争，年羹尧常与其他重臣发生冲突。在雍正的竭力撮合下，年羹尧与隆科多勉强相安无事。胤祥既是雍正最亲近的同胞兄弟，同时又是总理大臣，处理着朝中很多重要政务，在雍正心中的地位是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而就是对这样的重臣，年羹尧也时有妒意，没有放弃攻击。他对直隶总督李维钧说：“怡亲王第宅外观宏广，而内中却草率不堪，虚情假意，他的志向由此可见。”
对朝廷的官员，年羹尧蛮横无理，以所谓的“军前效力和学习理事”名义，扣留了许多中央或外省官员的子弟在其幕中。这些人中，有些是出于自愿，大多数则属被逼无奈。川北镇总兵王允吉退职后，年羹尧强令其送一子“来我军前效力，受我未了之恩”。名为效力，实为人质，以迫使这些官员依附于自己。
更有甚者，年羹尧的属下也有恃无恐，轻视百官。一次，年羹尧路过河南怀庆府，怀庆府官员身穿官服跪着向年的捕官回话，这位捕官竟安然接受。年羹尧的家人魏之耀，穿着朝服与布政使、提督、总兵等大吏同坐。魏之耀进京，文官得道旁作躬，武官得跪在道旁行礼，魏之耀乘轿而过，全不答理。
年羹尧与朝中大臣李绂、蔡珽不和日久，十分孤立。李绂任吏部右侍郎时，正赶上议叙造营房一事，其中就有年羹尧的儿子年富。吏部中趋炎附势之人提出按军前效力从优议叙，而李绂认为违例，坚决不同意。年羹尧大怒并“痛诋九卿，切责吏部”。此外，年羹尧还多次中伤河南巡抚田文镜等人。
三、雍正是如何处治年羹尧的？
雍正做事从不墨守陈规，他常常告诫子臣：“不可行则变，因时而定，因人而定，因事而定”。这也同样成为雍正驾驭权臣的基本方略。正因为如此，尽管年羹尧备受恩宠，但在其多行不义之后，也照样受到了严厉处治。
对年羹尧的处治，雍正是分步进行的，基本做法是“欲擒故纵，先纵后惩”。先给年羹尧以无上的荣恩，使其职位一升再升，权力达到人臣顶峰，从而使年羹尧得志猖狂，露出把柄，以达“师出有名”而彻底铲除的目的。雍正二年冬，年羹尧从陕到京，雍正若无其事而又热情地召见，并且称赞他“公忠体国，不矜不伐”。“内外臣工当以为法，朕实嘉重之至”。然而，刚过了仅仅一个多月，雍正的态度就发生了逆转。
首先，表示不满。雍正亲口对大臣们说：“年羹尧保举人有误，他保举的广西布政使刘廷琛，现已被罢免”。而针对当时京城盛传“皇帝多是听从于年羹尧”的谣言，雍正则驳斥道：“夫朕岂幼冲之君，必待年羹尧为之指点？”“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
雍正向直隶总督李维钧透露：“近者年羹尧奏对事，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朕今既少疑年羹尧，明示卿朕意，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觉，渐惭远之好”。他告诉李维钧：“年羹尧居心不纯，你同他的密切关系是奉旨形成的，不必害怕惊慌，但要与年逐渐疏远。”
雍正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年羹尧何如人也？据尔所知，据实奏闻。‘纯’一字可许之首？否耶？密之。” 他同时告诫四川巡抚王景灏：“你虽是被年推荐的，但也不要依附于他，必须清楚，朕并不是年羹尧所能左右的皇帝。”
安徽巡抚李成龙与年羹尧有通家之谊，雍正也暗示他：“近日年羹尧擅作威福，逆奸纳贿，朕甚恶之。”雍正又告诉署凉州总兵宋可进：“年羹尧不喜尔，尔须加意防范，勿露破绽，被伊指摘。
如此等等，得到雍正知照的官员很多，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要疏远年羹尧。有人看出了雍正的心思，建议趁年羹尧在京，不要放回陕西，以免放虎归山，把他留在京城控制起来。但雍正认为当时条件还不太成熟，于是就把年羹尧放回了陕西军营。
其次，公开指责。雍正作好了向年羹尧公开问罪的准备，并蓄势待发。年羹尧本人也有所警觉，在离京后给雍正的奏折中，诚惶诚恐地说道：“奔走御座之前三十余日，毫无裨益于高深，只自增其谬。近己拟心，惶汗交集。”一副大祸临头之相。
雍正并没有因此而心慈手软，在给年羹尧的回奏上写了一段寓意深刻而又相当严肃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一直习惯于嘉奖、亲昵言词的年羹尧，碰到了雍正的一颗“硬钉子”。
雍正打击年羹尧的主要原因本来就是年羹尧的恃功自傲、越职言事，可当年羹尧离京后，朝臣揆会还不识时务在朝中公然吹捧年羹尧“立下如此奇功，皇上也不好不听从于他”。雍正得知后大怒，对揆会严加惩处，关押监禁。雍正把此事通知年羹尧，并接二连三地驳回其奏请，保护被其弹劾的官员。回陕后，年羹尧指使刚升任甘肃巡抚的胡期恒上奏弹劾陕西驿道金南瑛，金南瑛虽在年羹尧的势力范围内任职，但却是由大学士朱轼、怡亲王胤祥保荐的。雍正说年羹尧弹劾金南瑛乃朋党做法，一口予以回绝，命金南瑛留任。
也就在这个时候，四川巡抚蔡珽被年羹尧参奏，后经刑部审议，认定应判斩刑。雍正知道后，立即召见蔡珽，询问蔡珽四川的情形。蔡珽借机加以辩解，说年羹尧贪暴，自己是被诬陷的。雍正不但没有治蔡珽的罪，反而为其开脱：“蔡珽是年羹尧参劾的，如果将蔡治罪，人们又会谣传皇帝是听从了年羹尧的话而杀蔡珽的，这就让年羹尧操持了朝廷的威福之柄，因此不能杀蔡珽”。随后，雍正起用蔡珽，任左都御史。雍正接着下旨责备年羹尧，说他没有治理好青海的蒙古部落，致使部落穷困流离，并告之不能处理好此事，“朕必重治尔罪”。
雍正三年二月，出现了所谓“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嘉兆，举朝内外官员都上书向雍正表示祝贺。年羹尧也上表颂扬雍正朝乾夕惕、励精图治，就是说皇上终日勤勉治国，谨慎为民。但年羹尧却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而且字迹潦草。雍正以此为题，传旨年羹尧，说他别有用心，“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归之于朕耳”。“年羹尧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未定也。”雍正认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其不敬之意，其谬误之处断非无心”。
再次，调离川陕。为了不使年羹尧在任上作乱，雍正采取的方法是先去其羽翼，全面更换川陕官员。甘肃巡抚胡期恒被撤职，由岳钟琪兼任。调署四川提督纳秦回京，派銮仪使赵坤前往接任。同时，雍正还秘密调查年羹尧的属吏和故人，“年羹尧之逆党私人，即一员亦不可故容！”雍正要河南省河北镇总兵纪成斌就年羹尧是什么样的人表态，纪成斌为此考虑了两个多月。他意识到了雍正的意图，上奏称年羹尧是个背恩负国之人。即使如此，雍正仍不满意。纪成斌又惶恐地回奏过去受到了年羹尧的压制等情况，才获谅解。
雍正三年四月十二日，雍正下诏命年羹尧交出大将军印，调任浙江杭州将军。雍正在年羹尧谢恩的折子上写道：“朕闻得早有谚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实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
在这种情形下，年羹尧仍然心存幻想，指使西安府咸宁县令朱炯收买鼓动军民，请求为其保留川陕总督之职。赴杭州途中，年羹尧在江苏仪征停留，继续试探雍正的态度。上奏称：“臣不敢久居陕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于仪征水陆交通之处候旨。”雍正接到奏折后，怒斥年羹尧“逗留中途，旷废职守，迁延观望，不知何心”。
事实上，年羹尧的调令一出，雍正即命江苏、浙江等省官员“留心观其举动，勿稍为所诳惑”。年羹尧在一路上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当时朝中的许多大臣怕年羹尧拥兵造反，劝雍正要从缓。而雍正认为自己非常了解年羹尧，知道他没有造反的胆识和能力。事实证明，雍正的判断非常准确，洞察力极强。年羹尧在川陕十几年，虽有许多亲信，手中又握有重兵，但雍正的一道旨意就将其调离了。当然，这也说明此时的雍正政权稳固，有着强大的实力作为后盾。
最后，收集罪名。年羹尧失势后，揭发奏报如雪片一样。直隶总督李维钧连奏三本，痛斥年羹尧“挟威势而作威福，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残害良民。”署山西巡抚伊都立、都统范时捷、军前翰林院学士怀亲、前川北镇总兵王允吉、原兵部主事钱元昌、副都统董玉祥等先后上奏年羹尧的不法罪行。雍正把他们的奏疏逐次发示年羹尧，并令其看后明白回奏，在心理上彻底摧垮了年羹尧。
雍正同时传旨，警告年羹尧的党羽“若仍念旧情，负国恩而感私惠，唯务隐密巧诈，发觉之后，决以逆党从重正法。”年羹尧的儿子大理寺少卿年富、副都统年兴、骁骑校年逾，一律被削籍夺官。南赣总兵黄起宪，因与年羹尧家人魏之耀联姻被革职。四川按察使刘世奇被革职，罚修河南堤工。原任长芦盐运使宋师曾被逮捕，抄没家产。受年羹尧的牵连被惩治的，还有魏之耀、桑成鼎、胡期恒、金启勋等人。查直隶总督李维钧因“阳顺阴违”藏匿年羹尧之财物，又将家中所有魏之耀书信自行藏匿等罪被革职。宁夏总兵王嵩、兴安镇总兵武正安等都因年党之罪被革职，发往边外，种地赎罪。
在时机完全成熟后，雍正征询各地方大员对年羹尧的处置意见。广西巡抚李绂斥责年羹尧阴谋叵测，狂妄多端，大逆不道，法难宽免，要求将其诛戮。河南巡抚田文镜在回奏中指责年羹尧种种悖逆，馨竹难书，并且贪得无厌，唯利是图，最后说“如此欺君罔上，不忠不法之臣，人人得而诛之。”各省总督、巡抚的回奏几乎异口同声，都一致要求将年羹尧明正典刑，以彰国法。
雍正以俯从群臣的请求为名，于雍正三年九月下令逮捕年羹尧。十一月，年羹尧被押解至京。十二月，议政大臣们逐一列举了年羹尧的九十二条大罪，请求雍正将其立正典刑。这九十二条罪状中有：大逆之罪五；欺罔罪九；僭越罪十六；狂悖罪十三；专擅罪六；贪婪和侵蚀罪分别是十八和十五；忌刻罪四。
身陷囹圄的年羹尧，自知罪孽深重，给雍正上书说：“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侮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作犬马自效，慢慢地给主子效力。”他称雍正为“主子”，仍是沿用雍正为亲王时在藩邸的旧称。他请留作犬马自效，尚希雍正念其青海之功免其一死。
但此时的雍正，处治年羹尧决心已定，传谕道：“青海用兵以来，尔残杀无辜，颠倒军政，朕尚未令入廷。即就廷议九十二款，尔应服极刑，及立斩者三十余条。朕览之不禁堕泪。朕统御万方，必赏罚公明，方足为治。尔悖逆不臣至此，若枉法曲宥，何以彰宪典而服人心。今宽尔死，令尔自裁，又赦尔父兄子孙伯叔等死罪。尔非草木，亦当感涕也。”
雍正在给年羹尧最后的谕旨中说：“朕以尔实心为国，断不欺罔，故尽去嫌疑，一心任用。尔作威福，植党营私，如此辜恩负德，于心忍为乎？”“尔亦系读书之人，历观史书所载，曾有悖逆不法如尔之甚者乎？自古不法之臣有之，然当未败露之先，尚皆假饰勉强，伪守臣节。如尔之公行不法，全无忌惮，古来曾有其人乎？”“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
年羹尧接到雍正的自裁令，都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迟迟不肯动手。他还以为雍正会下旨赦免他，可一直都没有消息。在老对手、时任左都御史兼监刑官蔡珽的严加催促下，年羹尧最终绝望地自缢。
就当时的情形来看，雍正对年羹尧的家人还是从宽处理的，没有诛灭九族。其父年遐龄、其兄年希尧被革职。除其子年富斩立决外，其余十五岁以上之子发遣广西、云南、贵州极边烟瘴之地充军，嫡亲子孙将来长至十五岁者，皆次第照例发遣，永不赦回，也不许为官。年妻因系宗室之女，发还母家。年羹尧父兄族中现任、侯补文武官员者，俱被革职。年羹尧及其子所有家产都被抄没入官。案内朋党分别据其罪情，皆处以不同的刑罚。
四、应该怎样评价雍正处治年羹尧
雍正处治年羹尧，两百多年来人们看法不一。我个人认为，雍正的这一做法是必要的、正确的。雍正即位后，一心想大清兴旺，励精图治，打击朋党，整顿吏治，推行新政，而年羹尧身为权臣宠臣，其所作所为却与此相违背，雍正最终不可能见容于他。雍正处死年羹尧，是他整肃吏治，惩办贪腐，加强皇权措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年羹尧的九十二条罪行中可以看出，应处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多条。年羹尧大逆、僭越、专擅等罪行，严重侵犯了封建法制，侵夺了皇帝威权，影响了中央集权的巩固，促使雍正感到不杀不足以巩固皇权。即使是以其贪赎、侵蚀、残忍等罪而言，年羹尧也是一个特大的贪赃枉法、鱼肉百姓、滥杀无辜之徒。年羹尧的罪行，不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必须处死的。
尽管雍正在处治年羹尧时曾申明，“非为其权重权大疑惧而处治也”。但在封建王朝中却是最重君臣名分的，“功高盖主”、“越职言事”历来为臣子之大忌。年羹尧权重势大，却不守本分，干预朝政，攘夺朝臣权力，滥用朝廷名器，招致上上下下的不满是必然的。雍正主张皇帝一人治天下，而年羹尧权重而不自谨，使皇帝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如果雍正不处治年羹尧，就会落得受人支配的名声，甚至是傀儡的恶名，所以雍正绝不能容忍的就是年羹尧的不守臣节。
有人说，雍正下决心处治年羹尧，与历史上所谓的改诏篡位有关系。我认为，这是失之偏颇的。雍正与年羹尧的斗争，究其实质是皇权与臣权的斗争，是皇帝的中央集权与地方或大臣的分权、擅权的斗争。雍正通过处治年羹尧，进一步加强了他本人作为惟一的主宰朝纲、君临天下的皇帝威权。这无论对进一步推行新政，整顿官场风气，澄清吏治，改革政制，还是对进一步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都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雍正对年羹尧的处治也显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过人的策略胆识。一般来说，在政局有可能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处治政敌的策略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屠戮，以削弱瓦解对方的力量。但这要有一个尺度，就是要不致因此而激发事端为限；另一种就是采取缓兵之计，使对方被渐渐地吞噬而消亡。但这也要有把握，要以在此过程中能绝对地控制住对方为前提。雍正处治年羹尧采取的是后一种策略，而且大获全胜。
雍正继位之初，政权并未稳固，情况十分复杂。鉴于年羹尧在继位斗争中确有传诏之功，雍正给予其正常情况下臣子不应有的权力。当然，为了能够控制住年羹尧，雍正始终把握着一定的限度。最明显的就是，尽管年羹尧身为大将军，位尊权重，加上雍正的默许，干预了很多朝中政务。但是，雍正始终没有让年羹尧在朝中担任任何职务。这样一来，年羹尧只能假手于人，不能够为所欲为。
雍正希望革新康熙晚年的弊政，在政治上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但积弊太多，太久，该从哪里入手呢？他选择了一个最关键也是最根本的方面——吏治。“国家首重吏治”，“吏治不清，民何由安？”雍正之所以如此重视吏治，是由于他认为：“治天下唯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节事耳”。“凡立法行政，孰可历久无弊，从来有治人无治法。”若不得其人，“即使有尧舜之仁，皆苛政”。雍正反复要求各省督抚：“尔等封疆大吏，但以秉公察吏为主”，就是要把整顿吏治放在首位。为此，雍正严词训饬督抚提镇以下官吏，要他们“共励官箴，交相儆惕”，否则，“国有常宪，罚必随之”。
自古以来，历代帝王都十分注意理财，认为理财最关乎国计民生，只要仓廪充实，百姓各乐其业，国家自然会太平无事。但雍正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一次，他对诸王大臣们说：“从古以来，帝王治理天下，都说理财、用人两件事最重要，但是朕认为用人的重要性，更在理财之上。如果能够做到用人得当，还担心财政整不好吗？其他政事办不好吗？”他在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奏折上批写说：“朕的责任，不过是提拔任用你们这样的几个总督巡抚。”整顿吏治，是雍正政治业绩的一大体现。
关于对清朝康雍乾三帝加强皇权该作如何评价，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认为有一点是应当肯定的。这就是，康雍乾三帝总结了中国历代特别是明代覆亡的教训，懂得治理好国家除了必须全国政令一统于君主，推行勤政务实的政风外，皇帝还必须亲自了解下情。像康雍乾三帝这样重视对地方下情的了解，在历代帝王中可以说是仅见的。这种政风大大减少了治政中的失误，避免了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动乱，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由此出现了我国历史上为时最长的太平安定时期——“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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