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款，又称款题、题画、题字，或称款识，主要是指在书画作品中落下的文字。题款是移用钟鼎彝器上的铸刻款识引申而来的。题款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上题款，另一种是在他人画上题诗书跋。
题款是中国传统绘画特有的表现形式，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滋养培育的结晶，也是将诗文、书法、印章引入画面的艺术手段。
从史料和实物上看，殷商、西周时代，各种器物已有“铭功纪德”的传统；战国中期则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题铭风尚。西汉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宣帝令人在麒麟阁画《十一功臣像》，每个画像上面都注上姓名和官爵，为后代题画开了先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题款大多是绘画内容的概括。隋唐五代常有为传世绘画作题跋者。从北宋熙宁、元丰年间到南宋建炎、绍兴年间是文人画勃兴的时代，代表性画家如文同、苏轼、米芾及善于画梅的仲仁和尚与扬无咎等人，他们既是诗人、书法家又是画家。为了抒写情怀，单在画上题写名款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极力在画面上为题写诗文开拓领地。尤其是苏轼，这位集文章、诗词、书法、绘画于一身的艺术大师，喜在画上题写长跋，用大行书字体，或诗或文，精妙绝伦，书法雄浑奔放，与绘画相映生辉，使题款产生特有的美感。两宋绘画中，除了有诗、书、画三位一体的作品外，仍有许多无款或藏款的作品。如范宽《雪景寒林图》上“臣范宽制”四个小字是写在树干上的。但不管怎么说，宋人能将诗、书、画艺术和谐地融合在一个作品上，构成为统一的艺术美的整体，这在中国绘画史上的确是一个开拓性的进展。
宋代以后，画上题跋相袭成风。元代画家也十分注重题款，有的虽比较简单，却有一定的意味，有的则文人气味浓郁。明代前期的题款形式主要沿袭元人习尚，少数文人书画家在作品的本幅上题诗题记，宫廷“院画”作品，因多出自专业画师之手，一般不大善于在画上题写诗文，书法艺术修养也差，因而这些作品上的题款形式仍同宋代“院画”一样，大都仅落姓名字号款，有的则加写作者职衔。书写款字的部位大多已不再像前人那样，只在树石隙缝或画幅的一角写上两个小字，而是在画幅上居于比较明显的部位。这些都是明代“院画”款识所不同前代和后世宫廷“院画”的明显标志。明代中期，自沈周、文徵明等吴门画派兴起后，文人书画蓬勃发展，他们继承发扬元代文人书画的习尚，诗文、书法、绘画三者密切结合的风气大开。文徵明、唐寅等人的绘画作品，除作者名款外，大多写诗文题记，文字或长或短，书画配合，部位谐调，相得益彰。清代绘画上的题款较前代更丰富，更讲究艺术性。清代绘画上的题款较前代更丰富，更讲究艺术性。康熙以后，几乎没有不署名款的，极少无款作品，尤其是石涛及其后的扬州八怪，他们的题款，纵横跌宕，妙趣横生，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诗文内容与绘画内容有着深刻的联系，使欣赏者感受到强烈的艺术魅力。石涛等人作画，有时只画一两只小鸡或一朵花几片叶，画面不免使人感到清冷或单调，但他们往往在这样的画幅上题上一片好款书，立即使画面丰富起来。有将题款夹杂在画中的，使书画融成一体，郑板桥、吴昌硕最擅此道；有善写长题者，石涛、八大山人、扬州八怪均以此见长；有一题再题的，称为“多题款”，石涛、郑板桥、高凤翰等人作品常有这种形式。至于写满画面的“落花款”虽不多见，也以新奇款式出现。有清一代，还有不少画家将平日题画的诗文汇集成书的，也可见这个时期题款的兴盛。
近代以来，画家对款识的题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刘海粟、潘天寿等艺术大师对绘画题款高度重视，他们不仅在绘画艺术上造诣精深，而且各个都是题款的高手。随着款识研究的深入，一些论及题款的著述也相继问世。在当今时代，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将题画艺术发扬光大，的确是绘画领域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