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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旧事》

 踯躅花 2011-11-18
     《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以其七岁到十三岁的生活为背景的一部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初版1960年。全书透过英子童稚的双眼,观看大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淡淡的哀愁与沉沉的相思,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可视作她的代表作。导演吴贻弓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获得了巨大成功,还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等多项大奖,感动了一代人。
 
 剧情简介: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时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选自《城南旧事》序言)
  它描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住着英子温暖和睦的一家。《城南旧事》曾被评选为亚洲周刊 “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它满含着怀旧的基调,将其自身包含的多层次的情绪色彩,以一种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手段精细地表现出来。
  二十年代末,六岁的小姑娘林英子住在北京城南的一条小胡同里。经常痴立在胡同口寻找女儿的“疯”女人秀贞,是英子结交的第一个朋友。秀贞曾与一个大学生暗中相爱,后来大学生回了老家,再也没回来。秀贞生下的女儿小桂子又被家人扔到城根下,生死不明。英子对她非常同情。英子得知小伙伴妞儿的身世很像小桂子,又发现她脖颈后的青记,急忙带她去找秀贞。秀贞与离散六年的女儿相认后,立刻带妞儿去找寻爸爸,不料被火车压死。后英子一家迁居新帘子胡同。英子又在附近的荒园中认识了一个厚嘴唇的年轻人。他为了供给弟弟上学,不得不去偷东西。英子觉得他很善良,但又分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不久,英子在荒草地上捡到一个小铜佛,被警察局暗探发现,带巡警来抓走了这个年轻人,这件事使英子非常难过。后来,被赶出家门的兰姨娘来到英子家,英子发现爸爸对兰姨娘的味道不对,英子很伤心,想了一个办法,把兰姨娘介绍给德先叔,使他们俩相爱,最后他们一起乘马车走了,爸爸很难过。英子九岁那年,她的奶妈宋妈的丈夫冯大明来到林家。英子得知宋妈的儿子两年前掉进河里淹死,女儿也被丈夫卖给别人,心里十分伤心,不明白宋妈为什么撇下自己的孩子不管,来伺候别人,宋妈被她丈夫用小毛驴接走。后来,英子的爸爸因肺病去世。英子随着爸爸的离开,真正地体会到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长大了。
  小英子作为一个主要人物出现在影片中,当她发现大人们的良好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时,她天真善良的幼小心灵就愈发显得孱弱。缠绕在影片中那种无往不复的悲剧轮回也就更加令人触目和深省,这也正是影片显得丰富厚重的关键之笔。

 

作者简介:

  林海音(1918—2001), 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 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阪,原籍台湾苗栗县头份镇,作家。父母曾在日本经商,出生后不久回到台湾,当时台湾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她的父亲不甘在日寇铁蹄下生活,举家迁往北平居住,曾就读北京城南厂甸小学、春明女子中学、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担任“世界日报”实习记者,与笔名何凡的作家夏承楹结婚,1948年8月同丈夫带着三个孩子回到故乡台湾,任《国语日报》编辑。1953年主编《联合报》副刊,开始文艺创作,并兼任《文星》杂志编辑和世界新闻学校教员。1967年创办《纯文学杂志》,以后又经营纯文学出版社。以小说《城南旧事》(1960年)闻名,是关于林海音童年在北京生活的五则小故事,曾改编成电影。
  林海音的创作是丰富的。她已出版了18本书。散文集《窗》(与何凡合作)、《两地》《作客美国》《芸窗夜读》《剪影话文坛》《一家之主》《家住书坊边》,散文小说合集《冬青树》,短篇小说集《烛心》《婚姻的故事》《城南旧事》《绿藻与咸蛋》,长篇小说《春风》《晓云》《孟珠的旅程》,广播剧集《薇薇的周记》,另外有《林海音自选集》《林海音童话集》,编选《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此外,还有许多文学评论、散文等,散见于台湾报刊。其中,《窃读记》被选为人教版小学五年级上册课文。城南旧事的序:《冬阳·童年·骆驼队》被选入人教版小学五年级下册课文。《爸爸的花儿落了》被选入人教版初一下册课本。
  相关作品介绍:
  小说:《晓云》、《英子的乡恋》、《生命的风铃》、《城南旧事》、《英子的心》、《冬青树》、《琼君》、《金鲤鱼的百裥裙》、《蟹壳黄》、《血的故事》,散文:《秋游狮头山》、《 吹箫的人》、《悼钟理和先生》、《念远方的沉樱》、《虎坊桥》、《文华阁剪发记》、《旧时三女子》、《冬阳· 童年· 骆驼队》、《 骑毛驴儿逛白云观》、《我的童玩》、《北平漫笔》、《绢笠町忆往》、《窃读记》。
  代表作:《城南旧事》。
  林海音2001年12月1日因中风、肺炎、败血症病发在台北振兴医院病逝,享年83岁。

小说评价

  林海音被大家所共知的作品是描写旧北京社会风貌的小说《城南旧事》,它曾被搬上电影银幕而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影片通过小姑娘英子的眼睛,描写了当时北京形形色色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通过看似狭小的描写,却反映了当时北京的整个历史面貌,有极强的社会意义。
  林海音在《城南旧事》“后记”里说:“这几年来,我陆续的完成了本书的这几篇。它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它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涌现在我的眼前,斜着嘴笑的兰姨娘,骑着小驴回老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先叔叔,椿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伴侣,藏在草堆里的小偷。”仅从这个简单的人物罗列里就不难看出,作者虽然是书香门第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她小说里的人物却不局限于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她关心广大的社会,擅长描写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她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市民阶层的群相,而中心人物则是各种各样的妇女。她致力于刻画中国妇女的勤劳、贤达、温柔、善良的美德,更擅于表现她们心灵的桎梏和命运的悲剧。夸张一点说,她的每一篇小说都离不开妇女的悲剧。有人对此评价说:“她的写作大都是针对妇女问题。但她往往能从世界性妇女问题的症结,来思考今日台湾妇女的特殊遭遇,深度已达到超越女性的界限。如果把林海音看作老一辈女作家的灵魂性人物,那么可以说,由于时代潮流的限制,她们只拥有较少反叛性,她们的控诉和抗议是温和与微弱的。”
  林海音的小说内容大抵是童年回忆中的“城南旧事”,小说中或深或浅含有自传的痕迹。但是它的境地并不是窄狭的,如同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那样,她的小说是以小见大,从《城南旧事》可以窥见时代风云。因此,她的作品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台湾文坛也有一定的影响。

内容节选

  《城南旧事》
  冬阳 童年 骆驼队——《城南旧事》出版后记(林海音) 选入人教版语文小学五年级和西师版语文小学六年级教材。以下为教材中的文章:如有出入,请谅解。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
  它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头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
  爸爸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爸爸已经和他们讲好价钱了。人在卸煤,骆驼在吃草。
  我站在骆驼的面前,看它们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它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地磨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起来。
  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
  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儿的那一匹,长脖子底下总会系着一个铃铛,走起来“铛、铛、铛”地响。
  “为什么要系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就要问一问。
  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给它们带上了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
  我的幼稚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
  “不是的,爸!它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它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倒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们,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
  爸爸想了想,笑笑说:
  “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
  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了,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吗?骆驼也脱掉它的旧驼绒袍子啦!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地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把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
  夏天来了,再不见骆驼的影子,我又问妈:
  “夏天它们到哪里去?”
  “谁?”
  “骆驼呀!”
  妈妈回答不上来了,她说: “总是问,总是问,你这孩子!”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爸爸的花儿落了
  (刊登于语文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2课、沪教版七年级第二学期第二单元“两代人的心灵沟通”第9课)
  新建的大礼堂里,坐满了人;我们毕业生坐在前八排,我又是坐在最前一排的中间位子上。我的衣襟上有一朵粉红色的夹竹桃,是临来时妈妈从院子里摘下来给我别上的。她说:
  “夹竹桃是你爸爸种的,戴着它,就像爸爸看见你上台时一样!”
  爸爸病倒了,他住在医院里不能来。
  昨天我去看爸爸,他的喉咙肿胀着,声音是低哑的。我告诉爸,行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代表全体同学领毕业证书,并且致谢词。我问爸,能不能起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六年前他参加了我们学校的那次欢送毕业同学同乐会时,曾经要我好好用功,六年后也代表同学领毕业证书和致谢词。今天,“六年后”到了,我真的被选做这件事。
  爸爸哑着嗓子,拉起我的手笑笑说:
  “我怎么能够去?”
  但是我说:
  “爸爸,你不去,我很害怕,你在台底下,我上台说话就不发慌了。”
  爸爸说:
  “英子,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
  “那么爸不也可以硬着头皮从床上起来到我们学校去吗?”
  爸爸看着我,摇摇头,不说话了。他把脸转向墙那边,举起他的手,看那上面的指甲。然后,他又转过脸来叮嘱我:
  “明天要早起,收拾好就到学校去,这是你在小学的最后一天了,可不能迟到!”
  “我知道,爸爸。”
  “没有爸爸,你更要自己管自己,并且管弟弟和妹妹,你已经大了,是不是?”
  “是。”我虽然这么答应了,但是觉得爸爸讲的话很使我不舒服,自从六年前的那一次,我何曾再迟到过?
  当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有早晨赖在床上不起床的毛病。每天早晨醒来,看到阳光照到玻璃窗上,我的心里就是一阵愁:已经这么晚了,等起来,洗脸,扎辫子,换制服,再到学校去,准又是一进教室被罚站在门边。同学们的眼光,会一个个向你投过来。我虽然很懒惰,却也知道害羞呀!所以又愁又怕,每天都是怀着恐惧的心情,奔向学校去。最糟的是爸爸不许小孩子上学乘车的,他不管你晚不晚。
  有一天,下大雨,我醒来就知道不早了,因为爸爸已经在吃早点。我听着,望着大雨,心里愁得了不得。我上学不但要晚了,而且要被妈妈打扮得穿上肥大的夹袄(是在夏天!),和踢拖着不合脚的油鞋,举着一把大油纸伞,走向学校去!想到这么不舒服的上学,我竟有勇气赖在床上不起来了。
  等一下,妈妈进来了。她看我还没有起床,吓了一跳,催促着我,但是我皱紧了眉头,低声向妈哀求说:
  “妈,今天晚了,我就不去上学了吧?”
  妈妈就是做不了爸爸的主意,当她转身出去,爸爸就进来了。他瘦瘦高高的,站在床前来,瞪着我:
  “怎么还不起来,快起!快起!”
  “晚了!爸!”我硬着头皮说。
  “晚了也得去,怎么可以逃学!起!”
  一个字的命令最可怕,但是我怎么啦!居然有勇气不挪窝。
  爸气极了,一把把我从床上拖起来,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爸左看右看,结果从桌上抄起鸡毛掸子倒转来拿,藤鞭子在空中一抡,就发出咻咻的声音,我挨打了!
  爸把我从床头打到床角,从床上打到床下,外面的雨声混合着我的哭声。我哭号,躲避,最后还是冒着大雨上学去了。我是一只狼狈的小狗,被宋妈抱上了洋车第一次花五大枚坐车去上学。
  我坐在放下雨篷的洋车里,一边抽抽答答地哭着,一边撩起裤脚来检查我的伤痕。那一条条鼓起的鞭痕,是红的,而且发着热。我把裤脚向下拉了拉,遮盖住最下面的一条伤痕,我最怕被同学耻笑。
  虽然迟到了,但是老师并没有罚我站,这是因为下雨天可以原谅的缘故。
  老师教我们先静默再读书。坐直身子,手背在身后,闭上眼睛,静静地想五分钟。老师说:想想看,你是不是听爸妈和老师的话?昨天的功课有没有做好?今天的功课全带来了吗?早晨跟爸妈有礼貌地告别了吗?……我听到这儿,鼻子抽答了一下,幸好我的眼睛是闭着的,泪水不至于流出来。
  正在静默的当中,我的肩头被拍了一下,急忙地睁开了眼,原来是老师站在我的位子边。他用眼势告诉我,教我向教室的窗外看去,我猛一转头看,是爸爸那瘦高的影子!
  我刚安静下来的心又害怕起来了!爸为什么追到学校来?爸爸点头示意招我出去。我看看老师,征求他的同意,老师也微笑地点点头,表示答应我出去。
  我走出了教室,站在爸面前。爸没说什么,打开了手中的包袱,拿出来的是我的花夹袄。他递给我,看着我穿上,又拿出两个铜板来给我。
  后来怎么样了,我已经不记得,因为那是六年以前的事了。只记得,从那以后,到今天,每天早晨我都是等待着校工开大铁栅校门的学生之一。冬天的清晨站在校门前,戴着露出五个手指头的那种手套,举了一块热乎乎的烤白薯在吃着。夏天的早晨站在校门前,手里举着从花池里摘下的玉簪花,送给亲爱的韩老师,她教我跳舞。
  啊!这样的早晨,一年年都过去了,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这学校里啦!
  当当当,钟响了,毕业典礼就要开始。看外面的天,有点阴,我忽然想,爸爸会不会忽然从床上起来,给我送来花夹袄?我又想,爸爸的病几时才能好?妈妈今早的眼睛为什么红肿着?院里大盆的石榴和夹竹桃今年爸爸都没有给上麻渣,他为了叔叔给日本人害死,急得吐血了。到了五月节,石榴花没有开得那么红,那么大。如果秋天来了,爸还要买那样多的菊花,摆满在我们的院子里、廊檐下、客厅的花架上吗?
  爸是多么喜欢花。
  每天他下班回来,我们在门口等他,他把草帽推到头后面抱起弟弟,经过自来水龙头,拿起灌满了水的喷水壶,唱着歌儿走到后院来。他回家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浇花。那时太阳快要下去了,院子里吹着凉爽的风,爸爸摘下一朵茉莉插到瘦鸡妹妹的头发上。陈家的伯伯对爸爸说:“老林,你这样喜欢花,所以你太太生了一堆女儿!”我有四个妹妹,只有两个弟弟。我才十二岁……
  我为什么总想到这些呢?韩主任已经上台了,他很正经地说:
  “各位同学都毕业了,就要离开上了六年的小学到中学去读书,做了中学生就不是小孩子了,当你们回到小学来看老师的时候,我一定高兴看你们都长高了,长大了……”
  于是我唱了五年的骊歌,现在轮到同学们唱给我们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我哭了,我们毕业生都哭了。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师!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呀!
  做大人,常常有人要我做大人。
  宋妈临回她的老家的时候说:
  “英子,你大了,可不能跟弟弟再吵嘴!他还小。”
  兰姨娘跟着那个四眼狗上马车的时候说:
  “英子,你大了,可不能招你妈妈生气了!” 蹲在草地里的那个人说:
  “等到你小学毕业了,长大了,我们看海去。”
  虽然,这些人都随着我的长大没有了影子了。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一起失去了吗?
  爸爸也不拿我当孩子了,他说:
  “英子,去把这些钱寄给在日本读书的陈叔叔。”
  “爸爸!”
  “不要怕,英子,你要学做许多事,将来好帮着你妈妈。你最大。”
  于是他数了钱,告诉我怎样到东交民巷的正金银行去寄这笔钱到最里面的台子上去要一张寄款单,填上“金柒拾圆也”,写上日本横滨的地址,交给柜台里的小日本儿!
  我虽然很害怕,但是也得硬着头皮去。这是爸爸说的,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
  “闯练,闯练,英子。”我临去时爸爸还这样叮嘱我。
  我心情紧张,手里捏紧一卷钞票到银行去。等到从高台阶的正金银行出来,看着东交民巷街道中的花圃种满了蒲公英,我高兴地想:闯过来了,快回家去,告诉爸爸,并且要他明天在花池里也种满蒲公英。
  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催着自己,我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情似的,为什么呀?
  进了家门来,静悄悄的,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他们在玩沙土,旁边的夹竹桃不知什么时候垂下了好几个枝子,散散落落地很不像样,是因为爸爸今年没有收拾它们修剪、捆扎和施肥。
  石榴树大盆底下也有几粒没有长成的小石榴,我很生气,问妹妹们:
  “是谁把爸爸的石榴摘下来的?我要告诉爸爸去!”
  妹妹们惊奇地睁大了眼,她们摇摇头说:“是它们自己掉下来的。”
  我捡起小青石榴。缺了一根手指头的厨子老高从外面进来了,他说:
  “大小姐,别说什么告诉你爸爸了,你妈妈刚从医院来了电话,叫你赶快去,你爸爸已经……”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我忽然觉得着急起来,大声喊着说:
  “你说什么?老高。”
  “大小姐,到了医院,好好儿劝劝你妈,这里就数你大了!就数你大了!”
  瘦鸡妹妹还在抢燕燕的小玩意儿,弟弟把沙土灌进玻璃瓶里。是的,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我对老高说:
  “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
  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到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完)

惠安馆传奇

  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屉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了。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掸窗台,掸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动,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得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
  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儿碰在床栏上,格格地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
  “还没睡够哪!”说着,她把我的被大掀开来,我穿着绒褂裤的身体整个露在被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她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
  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她就用篦子篦呀篦呀的,炉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擦。
  窗外很明亮,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
  妈妈还说不好北京话,她正在告诉宋妈,今天买什么菜。妈不会说“买一斤猪肉,不要太肥。”她说:“买一斤租漏,不要太回。”
  宋妈梳完了头,用她的油手抹在我的头发上,也给我梳了两条辫子。我看宋妈提着篮子要出去了,连忙喊住她:
  “宋妈,我跟你去买菜。”
  宋妈说:“你不怕惠难馆的疯子?”
  宋妈是顺义县的人,她也说不好北京话,她说成“惠难馆”,妈说成“灰娃馆”,爸说成“飞安馆”,我随着胡同里的孩子说“惠安馆”,到底哪一个对,我不也知道。
  我为什么要怕惠安馆的疯子?她昨天还冲我笑呢!她那一笑真有意思,要不是妈紧紧拉着我的手,我就会走过去看她,跟她说话了。
  惠安馆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三层石台阶上去,就是两扇大黑门凹进去,门上横着一块匾,路过的时候爸爸教我念过:“飞安会馆”。爸说里面住的都是从“飞安”那个地方来的学生,像叔叔一样,在大学里念书。
  “也在北京大学?”我问爸爸。
  “北京的大学多着呢,还有清华大学呀!燕京大学呀!”
  “可以不可以到飞安,不,惠安馆里找叔叔们玩一玩?”
  “做晤得!做晤得!”我知道,我无论要求什么事,爸终归要拿这句客家话来拒绝我。我想总有一天我要迈上那三层台阶,走进那黑洞洞的大门里去的。
  惠安馆的疯子我看见好几次了,每一次只要她站在门口,宋妈或者妈就赶快捏紧我的手,轻轻说:“疯子!”我们便擦着墙边走过去,我如果要回头再张望一下时,她们就用力拉我的胳臂制止我。其实那疯子还不就是一个梳着油松大辫子的大姑娘,像张家李家的大姑娘一样!她总是倚着门墙站着,看来来往往过路的人。
  是昨天,我跟着妈妈到龙思市的佛照楼去买龙,妈是去买擦脸的鸭蛋粉,我呢,就是爱吃那里的八珍梅。我们从骡马市大街回来,穿过魏染胡同,西草厂,到了椿树胡同的井窝子,井窝子斜对面就是我们住的这条胡同。刚一进胡同,我就看见惠安馆的疯子了,她穿了一件绛紫色的棉袄,黑绒的毛窝,头上留着一排刘海儿,辫子上扎的是大红绒绳,她正把大辫子甩到前面来,两手玩弄着辫梢,愣愣地看着对面人家院子里的那棵老洋槐。干树枝子上有几只乌鸦,胡同里没什么人。
  妈正低头嘴里念叨着,准是在算她今天共买了多少钱的东西,好跟无事不操心的爸爸报帐,所以妈没留神已经走到了“灰娃馆”。我跟在妈的后面,一直看疯子,竟忘了走路。这时疯子的眼光从洋槐上落下来,正好看到我,她眼珠不动地盯着我,好像要在我的脸上找什么。她的脸白得发青,鼻子尖有点红,大概是冷风吹冻的,尖尖的下巴,两片薄嘴唇紧紧地闭着。忽然她的嘴唇动了,眼睛也眨了两下,带着笑,好像要说话,弄着辫梢的手也向我伸出来,招我过去呢。不知怎么,我浑身大大地打了一个寒战,跟着,我就随着她的招手和笑意要向她走去。可是妈回过头来了,突然把我一拉:
  “怎么啦,你?”
  “嗯?”我有点迷糊。妈看了疯子一眼,说:
  “为什么打哆嗦?是不是怕是不是要溺尿?快回家!”我的手被妈使劲拖拉着。
  回到家来,我心里还惦念着疯子的那副模样儿。她的笑不是很有意思吗?如果我跟她说话我说:“嗯!”她会怎么样呢?我愣愣地想着,懒得吃晚饭,实在也是八珍梅吃多了。但是晚饭后,妈对宋妈说:
  “英子一定吓着了。”然后给我沏了碗白糖水,叫我喝下去,并且命令我钻被窝睡觉。
  这时,我的辫子梳好了,追了宋妈去买菜,她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她的那条恶心的大黑棉裤,那么厚,那么肥,裤脚缚着。别人告诉妈说,北京的老妈子很会偷东西,她们偷了米就一把一把顺着裤腰装进裤兜子,刚好落到缚着的裤脚管里,不会漏出来。我在想,宋妈的肥裤脚里,不知道有没有我家的白米?
  经过惠安馆,我向里面看了一下,黑门大开着,门道里有一个煤球炉子,那疯子的妈妈和爸爸正在炉边煮什么。大家都管疯子的爸爸叫“长班老王”,长班就是给会馆看门的,他们住在最临街的一间屋子。宋妈虽然不许我看疯子,但是我知道她自己也很爱看疯子,打听疯子的事,只是不许我听我看就是了。宋妈这时也向惠安馆里看,正好疯子的妈妈抬起头来,她和宋妈两人同时说“吃了吗?您!”爸爸说北京人一天到晚闲着没有事,不管什么时候见面都要问吃了没有。
  出了胡同口往南走几步,就是井窝子,这里满地是水,有的地方结成薄薄的冰,独轮的水车来一辆去一辆,他们扭着屁股推车,车子吱吱口丑口丑的响,好刺耳,我要堵起耳朵啦!井窝子有两个人在向深井里打水,水打上来倒在一个好大的水槽里,推水的人就在大水槽里接了水再送到各家去。井窝子旁住着一个我的朋友和我一般高的妞儿。我这时停在井窝子旁边不走了,对宋妈说:
  “宋妈,你去买菜,我等妞儿。”
  妞儿,我第一次是在油盐店里看见她的。那天她两只手端了两个碗,拿了一大枚,又买酱,又买醋,又买葱,伙计还逗着说:“妞儿,唱一段才许你走!”妞儿眼里含着泪,手摇晃着,醋都要洒了,我有说不出的气恼,一下窜到妞儿身旁,插着腰问他们:
  “凭什么?”
  就这样,我认识了妞儿。
  妞儿只有一条辫子,又黄又短,像妈在土地庙给我买的小狗的尾巴。第二次看见妞儿,是我在井窝子旁边看打水。她过来了,一声不响地站在我身边,我们俩相对笑了笑,不知道说什么好。等一会儿,我就忍不住去摸她那条小黄辫子了,她又向我笑了笑,指着后面,低低的声音说:
  “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嗯。”我说。
  “第几个门?”
  我伸出手指头来算了算:
  “一,二,三,四,第四个门。到我们家去玩。”
  她摇摇头说:“你们胡同里有疯子,妈不叫我去。”
  “怕什么,她又不吃人。”
  她仍然是笑笑的摇摇头。
  妞儿一笑,眼底下鼻子两边的肉就会有两个小漩涡,很好看,可是宋妈竟跟油盐店的掌柜说:
  “这孩子长得俊倒是俊,就是有点薄,眼睛太透亮了,老像水汪着,你看,眼底下有两个泪坑儿。”
  我心里可是有说不出的喜欢她,喜欢她那么温和,不像我一急宋妈就骂我的:“又跳?又跳?小暴雷。”那天她跟我在井窝子边站一会儿,就小声地说:“我要回去了,我爹等着我吊嗓子。赶明儿见!”
  我在井窝子旁跟妞儿见过几次面了,只要看见红棉袄裤从那边闪过来,我就满心的高兴,可是今天,等了好久都不见她出来,很失望,我的绒褂子口袋里还藏着一小包八珍梅,要给妞儿吃的。我摸摸,发热了,包的纸都破烂了,粘乎乎的,宋妈洗衣服时,我还得挨她一顿骂。
  我觉得很没意思,往回家走,我本来想今天见妞儿的话,就告诉她一个好主意,从横胡同穿过到我家,就用不着经过惠安馆,不用怕看见疯子了。
  我低头这么想着,走到惠安馆门口了。
  “嘿!”
  吓了我一跳!正是疯子。咬着下嘴唇,笑着看我。她的眼睛真透亮,一笑,眼底下就像宋妈说的,怎么也有两个泪坑儿呀!我想看清楚她,我是多么久以前就想看清楚她的。我不由得对着她的眼神走上了台阶。太阳照在她的脸上,常常是苍白的颜色,今天透着亮光了。她揣在短棉袄里的手伸出来拉住我的手,那么暖,那么软。我这时看看胡同里,没有一个人走过。真奇怪,我现在怕的不是疯子,倒是怕人家看见我跟疯子拉手了。
  “几岁了?”她问我。
  “六岁。”
  “六岁!”她很惊奇地叫了一声,低下头来,忽然撩起我的辫子看我的脖子,在找什么。“不是。”她喃喃地自己说话,接着又问我:
  “看见我们小桂子没有?”
  “小桂子?”我不懂她在说什么。
  这时大门里疯子的妈妈出来了,皱着眉头怪着急地说:“秀贞,可别把人家小姑娘吓着呀!”又转过脸来对我说:
  “别听她的,胡说呢!回去吧!等回头你妈不放心,听见没有?”她说着,用手扬了扬.
  我抬头看着疯子,知道她的名字叫秀贞了。她拉着我的手,轻摇着,并不放开我。她的笑,增加了我的勇气,我对老的说:
  “不!”
  “小南蛮子儿!”秀贞的妈妈也笑了,轻轻地指点着我的脑门儿,这准是一句骂我的话,就像爸爸常用看不起的口气对妈说“他们这些北仔鬼”是一样的吧!
  “在这玩不要紧,你家来了人找,可别赖是我们姑娘招的你。”
  “我不说的啦!”何必这么嘱咐我?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都知道。妈妈打了一只金镯子,藏在她的小首饰箱里,我从来不会告诉爸爸。
  “来!”秀贞拉着我往里走,我以为要到里面那一层一层很深的院子里去找上大学的叔叔们玩呢,原来她把我带进了他们住的门房。
  屋里可不像我家里那么亮,玻璃窗小得很,临窗一个大炕,炕中间摆了一张矮桌,上面堆着活计和针线盒子。秀贞从矮桌上拿起了一件没做完的衣服,朝我身上左比右比,然后高兴地对走进来的她的妈妈说:
  “妈,您瞧,我怎么说的,刚合适!那么就开领子吧。”说着,她又找了一根绳子绕着我的脖子量,我由她摆布,只管看墙上的那张画,那画的是一个白胖大娃娃,没有穿衣服,手里捧着大元宝,骑在一条大大的红鱼上。
  秀贞转到我的面前来,看我仰着头,她也随着我的眼光看那张画,满是那么回事地说:
  “要看炕上看去,看我们小桂子多胖,那阵儿才八个月,骑着大金鱼,满屋里转,玩得饭都不吃,就这么淘……”
  “行啦行啦!不害臊!”秀贞正说得高兴,我也听得糊里糊涂,长班老王进来了,不耐烦地瞪了秀贞一眼说她。秀贞不理会她爸爸,推着我脱鞋上炕,凑近在画下面,还是只管说:
  “饭不吃,衣服也不穿,就往外跑,老是急着找她爹去,我说了多少回都不听,我说等我给多做几件衣服穿上再去呀!今年的衬褂倒是先做好了,背心就差缝钮子了。这件棉袄开了领子马上就好。可急的是什么呀!真叫人纳闷儿,到底是怎么档子事儿……”她说着说着不说了,低着头在想那纳闷儿的事,一直发愣。我想,她是在和我玩“过家家儿”吧?她妈不是说她胡说吗?要是过家家儿,我倒是有一套玩意儿,小手表,小算盘,小铃铛,都可以拿来一起玩。所以我就说:
  “没关系,我把手表送给小桂子,她有了表就有一定时候回家了。”可是,这时我倒想起妈会派宋妈来找我,便又说“我也要回家了。”
  秀贞听我说要走,她也不发愣了,一面随着我下了炕,一面说:“那敢情好,先谢谢你啦!看见小桂子叫她回来,外面冷,就说我不骂她,不用怕。”
  我点了点头,答应她,真像有那么一个小桂子,我认识的。
  我一边走着一边想,跟秀贞这样玩,真有意思;假装有一个小桂子,还给小桂子做衣服。为什么人家都不许他们的小孩子跟秀贞玩呢?还管她叫疯子?我想着就回头去看,原来秀贞还倚着墙看我呢!我一高兴就连跑带跳地回家来。
  宋妈正在跟一个老婆子换洋火,房檐底下堆着字纸篓、旧皮鞋、空瓶子。
  我进了屋子就到小床前的柜里找出手表来。小小圆圆的金表,镶着几粒亮亮的钻石,上面的针已经不能走动了,妈妈说要修理,可一直放着,我很喜欢这手表,常常戴在手上玩,就归了我了。我正站在三屉桌前玩弄着,忽然听见窗外宋妈正和老婆子在说什么,我仔细听,宋妈说:
  “后来呢?”
  “后来呀,”换洋火的老婆子说:“那学生一去到如今就没回来!临走的时候许下的,回他老家卖田卖地,过一个月就回来明媒正娶她。好嘛!这一等就是六年啦!多傻的姑娘,我眼瞧着她疯的。……”
  “说是怎么着?还生了个孩子?”
  “是呀!那学生走的时候,姑娘她妈还不知道姑娘有了,等到现形了,这才赶着送回海淀义地去生的。”
  “义地?”
  “就是他们惠安义地,惠安人在北京死了就埋在他们惠安义地里。原来王家是给义地看坟的,打姑娘的爷爷就看起,后来又让姑娘她爹来这儿当长班,谁知道出了这么档子事儿。”
  “他们这家子倒是跟惠难有缘,惠难离咱们这儿多远哪?怎么就一去不回头了呢?”
  “可远喽!”
  “那么生下来的孩子呢?”
  “孩子呀,一落地就裹包裹包,趁着天没亮,送到齐化门城根底下啦!反正不是让野狗吃了,就是让人捡去了呗!”
  “姑娘打这儿就疯啦?”
  “可不,打这儿就疯了!可怜她爹妈,这辈子就生下这么个姑娘,唉!”
  两个人说到这儿都不言语了,我这时已经站到屋门口倾听。宋妈正数着几包红头洋火,老婆子把破烂纸往她的大筐里塞呀塞呀!鼻子里吸溜着清鼻涕。宋妈又说:
  “下回给带点刨花来。那你跟疯子她们是一地儿的人呀?”
  “老亲喽!我大妈娘家二舅屋里的三姐算是疯子她二妈,现在还在看坟,他们说的还有错儿吗?”
  宋妈一眼看见了我,说:
  “又听事儿,你。”
  “我知道你们说谁。”我说。
  “说谁?”
  “小桂子她妈。”
  “小桂子她妈?”宋妈哈哈大笑,“你也疯啦?哪儿来的小桂子她妈呀?”
  我也哈哈笑了,我知道谁是小桂子她妈呀!
  天气暖和多了,棉袄早就脱下来,夹袄外面早晚凉就罩上一件薄薄的棉背心,又轻又软。我穿的新布鞋,前头打了一块黑皮子头,老王妈秀贞她妈,看见我的新鞋说:
  “这双鞋可结实,把我们家的门坎踢烂了,你这双鞋也破不了!”
  惠安馆我已经来熟了,会馆的大门总是开着一扇,所以我随时可以溜进来。我说溜进来,因为我总是背着家里的人偷着来的,他们只知道我常常是随着宋妈买菜到井窝子找妞儿,一见宋妈进了油盐店,我就回头走,到惠安馆来。
  我今天进了惠安馆,秀贞不在屋里。炕桌上摆着一个大玻璃缸,里面是几条小金鱼,游来游去。我问王妈:
  “秀贞呢?”
  “跨院里呢!”
  “我去找她。”我说。
  “别介,她就来,你这儿等着,看金鱼吧!”
  我把鼻子顶着金鱼缸向里看,金鱼一边游一边嘴巴一张一张地在喝水,我的嘴也不由得一张一张地在学鱼喝水。有时候金鱼游到我的面前来,隔着一层玻璃,我和鱼鼻子顶牛儿啦!我就这么看着,两腿跪在炕沿上,都麻了,秀贞还不来。
  我翻腿坐在炕沿上,又等了一会,还不见秀贞来,我急了,溜出了屋子,往跨院里去找她。那跨院,仿佛一直都是关着的,我从来也没见过谁去那里。我轻轻推开跨院门进去,小小的院子里有一棵不知什么树,已经长了小小的绿叶子了。院角地上是干枯的落叶,有的烂了。秀贞大概正在打扫,但是我进去时看见她一手拿着扫帚倚在树干上,一手掀起了衣襟在擦眼睛,我悄悄走到她跟前,抬头看着她。她也许看见我了,但是没理会我,忽然背转身子去,伏着树干哭起来了,她说:
  “小桂子,小桂子,你怎么不要妈了呢?”
  那声音多么委屈,多么可怜啊!她又哭着说:
  “我不带你,你怎么认得道儿,远着呢!”
  我想起妈妈说过,我们是从很远很远的家乡来的,那里是个岛,四面都是水,我们坐了大轮船,又坐大火车,才到这个北京来。我曾问妈妈什么时候回去,妈说早着呢,来一趟不容易,多住几年。那么秀贞所说的那个远地方,是像我们的岛那么远吗?小桂子怎么能一个人跑了去?我替秀贞难过,也想念我并不认识的小桂子,我的眼泪掉下来了。在模模糊糊的泪光里,我仿佛看见那骑着大金鱼的胖娃娃,是什么也没穿啊!
  我含着眼泪,大大地倒抽了一口气,为的不让我自己哭出来,我揪揪秀贞裤腿叫她:
  “秀贞!秀贞!”
  她停止了哭声,满脸泪蹲下来,搂着我,把头埋在我的前胸擦来擦去,用我的夹袄和软软的背心,擦干了她的泪,然后她仰起头来看看我笑了,我伸出手去调顺她的揉乱的刘海儿,不由得说:
  “我喜欢你,秀贞。”
  秀贞没有说什么,吸溜着鼻涕站起来。天气暖和了,她也不穿缚腿棉裤了,现在穿的是一条肥肥的散腿裤。她的腿很瘦吗?怎么风一吹那裤子,显得那么晃荡。她混身都瘦的,刚才蹲下来伏在我的胸前时,我看那块后脊背,平板儿似的。
  秀贞拉着我的手说:
  “屋里去,帮着拾掇拾掇。”
  小跨院里只有这么两间小房,门一推吱吱口丑口丑的一串尖响,那声音不好听,好像有一根刺扎在人心上。从太阳地里走进这阴暗的屋里来,怪凉的。外屋里,整整齐齐地摆着书桌,椅子,书架,上面满是灰土,我心想,应该叫我们宋妈来给掸掸,准保扬起满屋子的灰。爸爸常常对妈说,为什么宋妈不用湿布擦,这样大掸一阵,等一会儿,灰尘不是又落回原来的地方了吗?但是妈妈总请爸爸不要多嘴,她说这是北京规矩。
  走进里屋去,房间更小一点,只摆了一张床,一个茶几。床上有一口皮箱,秀贞把箱子打开来,从里面拿出一件大棉袍,我爸爸也有,是男人的。秀贞把大棉袍抱在胸前,自言自语地说:
  “该翻翻添点棉花了。”
  她把大棉袍抱出院子去晒,我也跟了去。她进来,我也跟进来。她叫我和她把箱子抬到院子太阳底下晒,里面只有一双手套,一顶呢帽和几件旧内衣。她很仔细地把这几件零碎衣物摊开来,并且拿起一件条子花纹的褂子对我说:
  “我瞧这件褂子只能给小桂子做夹袄里子了。”
  “可不是,”我翻开了我的夹袄里给秀贞看:“这也是用我爸爸的旧衣服改的。”
  “你也是用你爸爸的?你怎么知道这衣服就是小桂子她爹的?”秀贞微笑着瞪眼问我,她那样子很高兴,她高兴我就高兴,可是我怎么会知道这是小桂子她爹的?她问得我答不出,我斜着头笑了,她逗着我的下巴还是问:
  “说呀!”
  我们俩这时是蹲在箱子旁,我很清爽地看着她的脸,刘海儿被风吹倒在一边,她好像一个什么人,我却想不出。我 回答她说:
  “我猜的。那么”我又低声地问她:“我管小桂子她爹叫什么呀?”
  “叫叔叔呀!”
  “我已经有叔叔了。”
  “叔叔还嫌多?叫他思康叔叔好了,他排行第三,叫他三叔也行。” “思康三叔,”我嘴里念着,“他几点钟回家?”
  “他呀,”秀贞忽然站起来,紧皱着眉毛斜起头在想,想了好一会儿才说:“快了。走了有个把月了。”
  说着她又走进屋,我再跟进去,弄这弄那,又跟出来,搬这搬那,这样跟出跟进忙得好高兴。秀贞的脸这时粉嘟嘟的了,鼻头两边也抹了灰土,鼻子尖和嘴唇上边渗着小小的汗珠,这样的脸看起来真好看。
  秀贞用袖子抹着她鼻子上的汗,对我说:“英子,给我打盆水来会不会?屋里要擦擦。”
  我连忙说:
  “会,会。” 跨院的房子原和门房是在一溜沿的,跨院多了一个门就是了,水缸和盆就放在门房的房檐下。我掀开水缸的盖子,一勺勺地往脸盆里舀水,听见屋里有人和秀贞的妈说话:
  “姑娘这程子可好点了吗?”
  “唉!别提了,这程子又闹了,年年开了春就得闹些日子,这两天就是哭一阵子笑一阵子的,可怎么好!真是……”
  “这路毛病就是春天犯得凶。”
  我端了一盆水,连晃连洒,泼了我自己一身水,到了跨院屋里,也就剩不多了。把盆放在椅子上,忽然不知哪儿飘来炒菜香,我闻着这味儿想起了一件事,便对秀贞说:
  “我要回家了。”
  秀贞没听见,只管在抽屉里翻东西。
  我是想起回家吃完饭还要到横胡同去等妞儿,昨天约会好了的。
  又凉又湿的裤子,贴在我的腿上,一进门妈妈就骂了:
  “就在井窝子玩一上午?我还以为你掉到井里去了呢?看弄这么一身水!”妈一边给我换衣服,一边又说:“打听打听北京哪个小学好,也该送进学堂了,听说厂甸那个师大附小还不错。”
  妈这么说着,我才看见原来爸爸也已经回来了,我弄了一身水,怕爸爸要打骂我,他厉害得很,我缩头看着爸爸,准备挨打的姿势,还好他没注意,吸着烟卷在看报,漫应着说: “还早呢,急什么。”
  “不送进学堂,她满街跑,我看不住她。”
  “不听话就打!”爸的口气好像很凶,但是随后却转过脸来向我笑笑,原来是吓我呢!他又说:“英子上学的事,等她叔叔来再对他说,由他去管吧!”
  吃完饭我到横胡同去接了妞儿来,天气不冷了,我和妞儿到空闲着的西厢房里玩,那里堆着拆下来的炉子、烟筒,不用的桌椅和床铺。一只破藤箱子里,养了最近买的几只刚孵出来的小油鸡,那柔软的小黄绒毛太好玩了,我和妞儿蹲着玩弄箱里的几只小油鸡。看小鸡啄米吃,总是吃,总是吃,怎么不停啊!
  小鸡吃不够,我们可是看够了,盖上藤箱,我们站起来玩别的。拿两个制钱穿在一根细绳子上,手提着,我们玩踢制钱,每一踢,两个制钱打在鞋帮上“嗒嗒”地响。妞儿踢时腰一扭一扭的,显得那么娇。 这一下午玩得好快乐,如果不是妞儿又到了她吊嗓子的时候,我们不知要玩到多么久。
  爸爸今天买来了新的笔和墨,还有一叠红描字纸。晚上,在煤油灯底下,他教我描,先念那上面的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爸爸说:
  “你一天要描一张。”
  早上我去惠安馆找秀贞,下午妞儿到西厢房里来找我,晚上描红字。 小油鸡的黄毛上长出短短的翅膀来了,我和妞儿喂米喂水又喂菜,宋妈说不要把小鸡肚子撑坏了,也怕被野猫给叼了去,就用一块大石头压住藤箱盖子,不许我们随便掀开。
  妞儿和我玩的时候,嘴里常常哼哼唧唧的,那天一高兴,她竟扭起来了,她扭呀扭呀比来比去,嘴里唱着:“……开哀开门嗯嗯儿,碰见张秀才哀哀……”
  “你唱什么?这就是吊嗓子吗?”我问
  “我唱的是打花鼓。”妞儿说。
  她的兴致很好,只管轻轻地唱下去,扭下去,我在一旁看傻了。她忽然对我说:“来!跟我学,我教你。” “我也会唱一种歌,”不知怎么,我想我也应当现一现我的本事,一下子想起了爸爸有一回和客人谈天数唱的一只歌,后来爸曾教了我,妈还说爸爸教我这种歌真是没大没小呢!
  “那你唱,那你唱。”妞儿推着我,我却又不好意思唱了,她一定要我唱,我只好结结巴巴地用客家话念唱起来:
  “想来么事想心肝,紧想心肝紧不安!我想心肝心肝想,正是心肝想心肝……”
  我还没数完呢,妞儿已经笑得挤出了眼泪,我也笑起来了,那几句词儿真拗嘴。
  “谁教你的?什么心肝想心肝,心想心肝想的,哈哈哈!这是哪国的歌儿呀!” 我们俩搂在一堆笑,一边瞎说着心肝心肝的,也闹不清是什么意思。
  我们真快乐,西厢房是我们的乐窝,我连做梦都想着它。妞儿每次也是玩得够不够的才看看窗外,忽然叫道:“可得回去了!”说完她就跑。
  忽然一连几天,横胡同里接不到妞儿了,我是多么的失望,站在那里等了又等。我慢慢走向井窝子去,希望碰见她,可是没有用。下午的井窝子没那么热闹了,因为送水的车子都是上午来,这时只有附近人家自己推了装着铅桶的小车子来买水。
  我看见长班老王也推了小车子来,他一趟一趟来好几趟了,见我一直站在那里,奇怪地问我: “小英子,你在这儿发什么傻?”
  我没有说什么,我自己心里的事,自己知道。我说:
  “秀贞呢?”我想如果等不到妞儿,就去找秀贞,跨院里收拾得好干净了。但是老王没理我,他装满了两桶水,就推走了。
  我正在犹豫着怎么办的时候,忽然从西草厂口上,转过来一个熟悉的影子,那正是妞儿,我多高兴!我跑着迎上去,喊道:“妞儿!妞儿!”她竟不理我,就像不认识我,也像没听见有人叫她。我很奇怪,跟在她身边走,但她用手轻轻赶开我,皱着眉头眨眼,意思叫我走开。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她身后几步远有一个高大的男人,穿着蓝布大褂,手提着一个脏了的长布口袋,袋口上露出来我看见是胡琴。 我想这一定是妞儿的爸爸。妞儿常说“我怕我爹打”,“我怕我爹骂”的话,我现在看那样子就知道我不能跟妞儿再说话了,便转身走回家,心里好难受。我口袋里有一块化石,可以在砖上写出白字来,我掏出来,就不由得顺着人家的墙上一直画下去,画到我家的墙上。心里想着如果没有妞儿一起玩,是多么没有意思呢!
  我刚要叫门,忽然听见横胡同里咚咚咚有人跑步声,原来是妞儿气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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