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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白鹿原》是我垫棺作枕的书

 易可为 2011-11-20

陈忠实:《白鹿原》是我垫棺作枕的书

2011年11月19日

小说《白鹿原》面世于1992年。在写作之前陈忠实在自家门前栽了一棵法国梧桐树。现在这棵树苗已长成了参天大树,很多人用这棵树的繁茂来形容陈忠实在文学创作上的收获。但是,正如一棵树不是一夜长高,陈忠实为《白鹿原》的创作付出的艰辛也是巨大的。从1986年4月,他过冰冷的灞河坐上班车前往蓝田县搜集资料开始,到1988年4月开始动笔创作,陈忠实足足用了两年时间酝酿、准备这本书。然后又用一年时间写成草稿,再用两年多时间定稿。 1994年,《白鹿原》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后,陈忠实又于1997年11月再次修订成书。这部50万字的小说,头尾整整用去了11年半的时间!

“洛阳纸贵”只是民间传说

记者:据说,《白鹿原》刚刚出版时,洛阳纸贵。当时西安街头,如果有司机违章,驾驶员只要送上一本《白鹿原》,交警立马放行?

陈忠实:你听的那是民间传闻,无法证实。但是《白鹿原》的畅销是事实,《白》在西安上市首日,书店约我为读者签名,从早晨8点签到下午5点。记不得签了多少本书。

记者:您在小说的扉页上写道:“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现在这句话还在被很多人不断提及。

陈忠实:巴尔扎克的这句话,是我在《白》的写作过程中,在一篇文章中读到的,十分投合我当时的心意,便一遍成记。等书稿完成时,就引在了扉页上了。

记者:您落笔之前就想好了,要写一部史诗一样的作品?

陈忠实:《白》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悬在我心里的一个愿望,就是写一部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我从少年时期就喜欢写作,如果到死时连一本自己满意的书都没有,真不敢想那有多悲哀。这是纯粹出于对文学创作爱好的愿望,只能由自己实现。至于“史诗”是连想也不敢想。我当时最大的想法是,把自己一直到1987年,这段时间里,自己所体验到的这个民族的命运展示出来,不能因匆促留下遗憾。

赵树理是儿时启蒙老师

记者:那您当初是怎么对文学产生兴趣的呢?

陈忠实:我在初中二年级的文学课本上学到了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很惊讶,这样的乡村中司空见怪的人和事能写小说,我也能写,便在作文课上写下我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源风波》。

记者:还有哪些作家对你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陈忠实:柳青、鲁迅、茅盾和巴金等人对我都有影响。他们的主要作品我都读过。俄罗斯和前苏联作家的书也读的较多,尤其是肖洛霍夫、高尔基、柯切托夫等作家的作品。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几位拉美作家的代表作也读了。还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能买的都读了。还有几位美国作家的作品。他们对生活的开掘和独有的艺术表达方式都启发过我,也鼓励了我去努力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记者:您的创作过程一定很艰辛?

陈忠实:写作过程是艰辛的,却也很快乐。往往会快乐的到了忘我的境地,快乐到感觉不到辛苦。如果创作一直都是由艰难辛苦伴随,我想是难以为继的,尤其是写这样篇幅较大,很费时的作品。

我遭遇的困难首先是写作本身,构思中的犹豫不决和不尽如人意,写作过程中遇到的翻越不过的坎儿,多是构思时不符合人物个性的设计,一时又想不到更好的情节,如此等等,都只能冷静的思考,甚至是等待灵光一现的新的途径的出现。

生活上也会出现一些困难,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白》的写作最后一章,孩子学费起涨,物价也涨。我当时因为写《白》已经持续了四年,这个时期都没有写过短稿,自然断了稿酬收入,就凭着月工资应付日常开销。遇到了难以应付的时候,我的办法也不高明,首先是生活节俭,省钱。再就是得有人相助,借钱给我。到了《白》的稿酬到手后,我才还上了人家救助我的那些钱。

《白鹿原》的未来很难预料

记者:在《白鹿原》中您最偏爱哪个人物。

陈忠实:我在《白》书中写到的人物,都是最喜欢、最在意的。即使出场仅一二次的人物,也不能随意马虎。道理很简单,即需要他或她出场,就必须写出他或她的不可或缺来。无论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尽管花费的笔墨多少有差别,对待他们的态度却一视同仁,就是要把这个人物的个性写出来。

记者:有评论说,当代中国作家能留给后世传承下去的作品屈指可数, 《白鹿原》毫无疑问是文坛上一座风光无限的高峰。

陈忠实:说“风光无限”显然有夸张、溢美之嫌,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独具风光的优长一面,却都是有限的,何止一部小说。“高峰”的话我也在一些媒体的文章中看到过,直接的感觉是忐忑,但是基本还能保持一种自我审视的冷静,不可当真。不是我佯装谦虚,而是我经历过太多残酷的事实,都成为了我的参照。

记者:是什么样的经历呢?

陈忠实:上世纪80年代以前,柳青的《创业史》让我倾心折服。当时,文学界公认这部书是当代文学的一座丰碑,一部史诗。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文学观念也迅速发生着剥离和更新。那时我几乎不忍心看到对《创业史》的诸多质疑乃至批评文章。柳青在《创业史》里所讴歌的农业合作社,到上世纪80年代初就一哇声地在中国乡村解体了。这是柳青无论如何也始料不及的。我因此自然会类推到《白鹿原》,再过十年、二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一步又一步深化,读者的审美兴趣和评论家的审视视角的变化,如何看取《白鹿原》,我就很难预料了。

但是,我这本书出版18年来,能得到评论家的关注,还有持续着的销量,我已深为感动和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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