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英国作家福斯特（E.M.Forster）的名字，是读他的《小说面面观》。1980年左右，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文学界和中文系学生中可谓一时风靡。《小说面面观》根据一次系列演讲结集而成，福斯特将传统文学观与现代意识相交融，别出心裁地提出“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的概念，令人耳目一新。虽是演讲，却不啻为精彩随笔，智慧、学识、文采交相辉映，呈现出这位杰出作家的丰富性。 几年后，他的两部长篇小说《印度之旅》、《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相继改编成电影，在1985、1986年获得多项奥斯卡金像奖，并在中国公映。恰在此时，我结识了萧乾先生，从他那里听到了更多福斯特的故事。 二战期间，萧乾旅居英国7年，与福斯特结下忘年之交，有着频繁的书信来往和互访。如同不少英国人一样，福斯特对东方有着强烈兴趣，曾在埃及、印度旅行和工作，东方经历成为他的重要创作内容，譬如《印度之旅》，如今已成经典。 福斯特非常欣赏和喜欢来自东方的萧乾，他得知萧乾正在研究乔伊斯等人的现代小说，特地从银行保险箱里取出自己的《莫瑞斯》手稿交萧乾阅读。《莫瑞斯》是一部反映同性恋生活的小说，创作于1913年，福斯特曾约定在他去世之后方可出版。作为朋友和研究者，萧乾成了直接阅读《莫瑞斯》手稿的读者之一。半个世纪后，萧乾夫人文洁若将之翻译出版，由此了却萧乾的早年心愿，也是他们对福斯特友谊的一个回报。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萧乾因身份和环境所限，中止了与海外的所有联系，包括福斯特。“文革”爆发时，不少海外来信和书籍，也在恐慌中被他毁于火中，其中包括福斯特的信与赠书。 幸运的是，福斯特写给萧乾的几十封信均存有副本。这些信，机智幽默，温暖感人，我写《萧乾传》时特地将之翻译出来，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翻译福斯特书信，也是我一度斗胆集中翻译福斯特的散文和小说的开始。因此，萧乾将侥幸逃过火劫的两册福斯特著作，题跋后转赠于我。 其一，1923年出版的《 Pharos and Pharillon 》： 这是四十年代福斯特送我的一本他早期所写关于埃及题材的书，在英国也不经见。当时他还曾（赠）了我不少其他有关埃及的作品——因为我作为一个东方人正在研究他。可惜都毁于文革那场大火中。李辉接过了我对福的研究介绍，此书理应送他。 萧乾，一九九三年三月 其二，1931年出版的《 A Letter to Madan Blanchard 》： 这是福斯特于四十年代送我的，经历了文革大火，居然存在下来了。现转赠李辉。 萧乾，一九九三年三月 惭愧的是，我并没有如萧乾所期待的将对福斯特的研究进行下去。此刻，惟有再读萧乾题跋，感受他因友谊在历史风雨中失落之后满溢心底的那种无奈与惆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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