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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境界的六座里程碑（文摘）
《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段话可以翻译为“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要学有所成，三十岁时遇事都有了主见，四十岁时对事情的判断都能做到正确，五十岁时懂得了天的意愿和自然界的规律，六十岁时能够尊重和听取别人说的一切意见，七十岁时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却不会把事情做错。’” 在这段话中，孔子回顾总结了自己一生中发展进步的情况，评价了自己在一些年龄段上所达到的做人的标志性层级：志于学、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不逾矩。这六个标志性层级，可谓人生征途的六座里程碑。下面作一些解读分析，供大家参考。 一 就一般的情况而言，未成年人的生活内容主要是读书学习。学习是很劳苦的事情，是与人的怠惰天性相冲突的。面对学习，人们会处于种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克服不了畏难心理，因而厌学。一种是在学习中尝到了甜头（例如知识或技能所带来的乐趣、因成绩优秀而得到的物质或精神的利益等），看到了学习的前景（如科举、升学、就业等），因而好学。一种是通过学习而对学问本体有了强烈的追求欲，立志要攀登学问的高峰，甚至要以学问为己任，这就是“志于学”的境界。厌学的人当然不可能得益于学习，这种人是很多的。一般好学的人只是把学问当作获取其它利益的工具，往往在目标实现后就可能放松或停止学习，这种人也是很多的。“志于学”的人会在学问中越钻越深，成为学问的承担者和创造者，他们的劳动具有非常宝贵的意义，是在为人类的历史负责，是在为人类的现实负责，是在为人类的未来负责，其生活的价值当然与前两种人不可相提并论。孔子在十五岁时就从一般的好学而进步到“志于学”的境界，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他后来之所以成为圣人，显然就是能够较早地“志于学”的缘故。能够“志于学”的人，古往今来都是很少的。 促使人们进入“志于学”的境界，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孔子为什么能够在别人还懵懵懂懂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一境界，他自己谈过一个最早的原因，《论语·子罕》：“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看来是由于贫贱所迫，为了改变自己的被动现状而努力学习的结果。 二 所谓“立”，是人生道路上的第二个里程碑，是学习有成的第一个标志性成就，通俗点说，就是在社会上能树起个人架子来了。这里的“立”，其内容不是指钱财方面的富和权势方面的贵而言的，它指的是学问方面的“富”和见识方面的“贵”。在这些方面，成为天下首“富”首“贵”的是圣人，实现了一般的大“富”大“贵”的是贤人，达到了“温饱”或“小康”状态的就可以算是能“立”起来的常人了。就一般的情况而言，圣人见不到，贤人很稀罕，人们经常所赞许的往往是这些“立”起来的人，他们在常人中的比例也不是很高。 所谓“立”，就是超出一般，就是突显出来，雅点的说法是鹤立鸡群，俗点的说法是羊群里冒出骆驼，和常人的比较不能是半斤八两。是否做到了“立”，要看自己的学问和见识是不是成熟的，遇事是否能有主见，而这种主见又必须是人们所认可而佩服的。当然，要想在人际间树得起来，品德修养方面的高尚也是必不可少的。 孔子在三十岁时成了人群中的佼佼者，这个时间不能算早，也不能算晚，关键要看和谁比，还得看比些什么。其实能“立”起来就是一种难得的成功，“立”是人生的一个大坎儿，无庸讳言，有多少人生活了一辈子都未能“立”起来，甚至是连一点“立”起来的迹象和可能都没有。 三 “立”起来了，只是比常人突出而已，并不意味着该学的知识都已经学到家了，也不意味着该有的见识都已经高到头了。“立”起来的还往往只是个架子，这个架子还有待于充实和丰满，这是一个继续学习的过程。孔子自认为在四十岁时达到了“不惑”的境界，所谓不惑，就是觉得对人对事都能看得清楚，理解得透彻，既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又可以从微观上解析，好像没有什么自己所不能理解和判断的问题了。这时候他立起来的这个架子，羽翼已经丰满，根基已经扎实，表现得不仅突出而且稳固，这时的他不但可以算是进入了贤人的行列，而且可以算贤人中的佼佼者了。 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的见识不可能无限发展，会有一个相对的极点。“不惑”主要说的是人的见识层次已经到位，既然已经到位，这就是一个“终点站”，思想的工厂已经建成，所需的设备已经购齐，剩下来的就只是处理多少材料、生产多少产品的问题了。虽然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不惑”可以有不同的内容结构，但总的来说，“不惑”应该算是个人智力发展的最后一座里程碑。 四 关于“天命”一词，古代有多种具体的词义。一是指天的意旨和安排，一是指自然规律，一是指人的天赋。孔子四十岁时已经不惑，他就应该是知道自己的天赋了，不必等到五十岁。把天命视为自然规律，这是后来荀子的主张，《荀子·天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孔子是有神论者，他心目中的天和荀子心目中天不一样，不可能敢有“制天命而用之”的念头，倒会是“知天命而用之”。孔子所知的“天命”，只能是“天的意旨和安排”，这种安排指天对世间一切事情的安排，当然也包括对他孔子个人的意旨和安排。 古人认为天是世间万物的主宰，天对人间的一切都有使其存在和发展的意愿和安排，人只能“顺天理物”，不能逆天而行，人间发生的一切都是天意的体现。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人们其实有两种为人处事的态度可供选择：一是消极地随心所欲，放弃对社会和自身的一切责任，得过且过，甚至可以无恶不作。这样做的理论根据可以归结到“天命”，说这也是天的一种安排，人不过是天所操控的棋盘上的一枚可以被任意牺牲的棋子——反正一切都有天给兜着。一是积极地探讨了解天的意愿的内容和规律，主动承担起天所赋予的任务，配合和帮助天来实现其意愿和安排，自觉地为天当一个冲锋陷阵的马前卒——这实际上是要将自己当成天的化身。 古人心目中的天的形象是很神秘的，但他们对于天的意志的属性的认识却一点也不神秘。《尚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左传·僖公五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又云：“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史记·伯夷列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说来说去，所谓天意的属性很简单，就是“福善祸淫”，也就是惩恶扬善，就是让人们规规矩矩地做一个对社会和他人有益的好人。好人必有好报，这种好报由天来颁发。恶人必有报应，这种报应由天来执行，罪大恶极之人就会天打五雷轰。如此看来，所谓天意其实就是人意，就是社会公理，这样的天意恐怕是人人都不难知道的。明明都是人的意愿，却要说成是天的意愿，这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发明。同样的弃恶从善的主张，如果是人提出来的，那么人们就宁肯相信“杀人放火吃饱饭，修桥补路砸折腿”，宁肯相信“看经念佛瞎了眼，行好积德常忍饥”，宁肯相信“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如果这个主张贴上了天的标签，其威慑力就足以使形形色色的人们开始掂量自己的行为，对天的权威有所顾忌。 “天命”的内容是“天的意志和安排”，天的意志是向善，好人的意志也是向善。知天意很容易，这样的天意人们早就知道了。但天对人间事务的存在和发展情况的具体安排，可就不那么容易知道了。善人们在天所操控的棋盘上有其层级的区别，天要扶植各种层级的善人，会给善人安排实现天意的各种层级的任务，所以有的善人是“车”，有的善人是“马”，有的善人只是“卒”。恶人们在天所操控的棋盘上也有其层级的区别，但他们都属于必败的一方，最终都会被对方吃掉。在这场善与恶的对弈中，自己是“车”还是“卒”，在对弈中能承担什么样的任务，该有什么样的表现，作出什么样的成绩，能换来什么样的奖赏（最好的奖赏就是当上天的儿子），对于这类型的问题，参与对弈的善人们却未必都会有自觉、理性、明晰、准确的判断分析。 古人认为，天对人间事务的安排方案，人们本来是不知道的，但天会通过种种办法将自己的方案暗示给人们，让人们预知它对人事运行的态度以及干预措施。例如自然灾害都被认为是天对人的惩罚，风调雨顺被认为是天对人的奖励。妖异被认为是天对人的预警，祥瑞被认为是天对人的首肯，天象的变化就直接昭示着人间相关的人和事的变化。既然如此，人们就开始了对“天命”中的那个“安排方案”的可知性研究。《周易·系辞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就是开展这项研究的理论根据。史书中有大量关于天文、五行方面的记载，就是这项研究工作的实践记录。历朝历代，人们对于“天人之际”的研究探讨付出了不少努力，由此看来，所谓“天命”并不是真的不可知，尤其对于专家和圣人来说，他们是必须探知天命的，否则他们就失去当专家和圣人的资格了。另外，天甚至可以通过托梦等方式直接与人进行沟通，《左传·宣公三年》：“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曰：‘……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 孔子是怎么知道“天命”的？如果他说是天托梦告诉他的，或者是他夜观天象而看出来的，那我们就可以一笑置之了。但从《论语》此处的叙述来看，事情显然不是如此简单。从其语境的逻辑来看，孔子叙述的是自己逐渐进步的过程，从“志于学”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每走一步都需要个人付出努力，都是自身境界的一次脱胎换骨的升华，显然“知天命”在他看来也是人生奋斗成果的一个标志，从道理上讲也是人人都可能达到的一个成长高度。如果在“不惑”之后就停止了努力，就不可能再达到“知天命”的高度，“知天命”是一种劳动的积累，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谁捡到就是谁的。如果“知天命”可以不劳而获地捡来，那就和“五十”不“五十”没有关系了，也不一定要排在“不惑”之后，更没有必要郑重其事地讲给人听了。由此可以断言，孔子在“不惑”之后继续努力着，十年之间又大有长进，知识、才能、声誉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的人生目标自然也会不停地水涨船高，他的理想蓝图自然也会不停地弃旧图新，其结果不言而喻：圣人的桂冠似乎已经向他头上飘来，躲也躲不过。桂冠标志着劳动成就，桂冠也意味着社会责任，圣人的社会责任就是经邦济世，孔子给自己设定的社会责任也是经邦济世，从实际情况来看，孔子作为当时的圣人是名副其实的。按照当时的观念，圣人就是天的使者，就是天意的化身，他所担负的就是天的使命，这也许就是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的事实基础。所谓知天命，也就是认清了自己最终的社会责任和奋斗目标。孔子是有神论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处于他这样的状况之中，他是不可能不将这种社会责任和奋斗目标理解为“天命”的。《论语·八佾》：“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和这位仪封人谈了些什么，《论语》没有说，但其谈话的内容肯定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孔子留给他的竟然是一个“天的使者”的光辉形象，是一个在天下无道的情况下代天来行教布道的“木铎”。既然是天派来的，是替天说话的，孔子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奋斗目标定位为“天命”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五 知识和见识是评价人格层次的标准，气度和修养也是评价人格层次的标准。耳朵是用来听别人说话的，别人说的话会使自己产生敬佩、同意、无所谓、不同意、气愤等不同层级的感受。就一般人而言，往往都是根据自己的评价标准而表现出对别人意见的不同反应，喜欢“顺耳”的话，不喜欢“逆耳”的话。顺耳的话，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不合理的。逆耳的话，也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不合理的。从理性的角度看，当然是无论顺耳还是逆耳，都应该根据是非标准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同样是面对一些不合理的逆耳的话，有的人会觉得很气愤，坚决不能接受，对发言人极其反感；有的人会觉得很正常，可以理解和包容，并且对发言人感到遗憾和同情。面对同样的事情表现出来的这些不同的态度，其实反映出来的是人的气度修养的差异。《论语·学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说别人不理解甚至误解自己，自己还能做到心平气和，并不生气，普通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论语·子张》：“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的论述比孔子的“不愠”更进了一步，他主张对人来者不拒，其原则是“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有了这样的君子气度，就可以做到“耳顺”。在君子那里，其实是没有逆耳的话的，凡是常人所认为不合理的话，君子都能够理解对方说这些话的事实基础，能够谅解和包容这些话对自己的冲击，能够同情和遗憾对方持这些见解的不幸，甚至想到这些不合理意见对自己的种种有益的启示，想到自己对人家所负有的责任。由此看来，君子对于他人的任何意见都应该是积极地欢迎的，不会因为自己的好恶而产生逆耳的感觉。孔子在六十岁才进入了这一境界，可见磨炼出这样的大家气度是何等地不易！ 六 人学习是为了知道是非标准，人办事要执行是非标准。知道了和做到了是两回事，不知道的当然做不到，但知道了的却未必都能做到。其实就普遍的是非标准而言，知道它们并不难，要想都做到它们可就不容易了。损人利己的人不会不知道社会的公理是克己而利人，贪污腐败的人不会不知道行政的纪律是廉洁清正，这都是一些极端的例子。即使是像孔子这样的圣贤，他一辈子也不可能事事都做到“学”与“行”的一致。《论语·述而》：“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时时反省，主动知过和改过，这是儒家一直倡导的修身座右铭。所谓“不惑”，就是知道一切是非标准了，但是将这些标准完全运用于规范自己的行为，不再有自觉或不自觉的“学”与“行”不一致的情况发生，这是孔子到七十岁时才达到的境界。 《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语·先进》：“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强调遇事要反复思考，强调遇事要咨询老师和父兄的意见，不主张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也就是不主张不成熟的人们“从心所欲”，目的是怕把事情办错，不符合规矩。怎么想的就怎么做了，不必再对自己的想法进行斟酌推敲，不必再咨询有经验的人的看法，做出来的结果肯定都能符合是非标准，这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了，就是不犯任何错误了。这是一种“学”与“行”完全一致的表现，实现这样的境界，当然也是恒久地历炼的结果，是做人境界的最后的升华。 由此可见，孔子的一生是不断学习的一生，是不断进步的一生，他也是在做人方面达到了最高境界的典范，这一境界是在其生命的尽头才最终实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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