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梁鸿：行动者有力量 |
 阅读原文梁鸿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著有《中国在梁庄》 1927年7月，晏阳初带着自己的家属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的成员，搬迁到河北定县翟城村定居下来，开始了“定县乡村试验”。定县试验十年，前前后后有几百位留学生、大学生、教授、学者参与进来。这些人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已很有建树，有着稳定的收入，巨大的声望和安定的生活。但是，他们骑着驴，驮着书，带着家小定居乡村。也因此形成了轰动一时的“博士下乡与农民为伍”的社会风气。在“定县实验”最鼎盛的时候，定县聚集了近500位知识分子，其中有60余位是学有专长的归国博士、大学教授、校长等各个学科的知识分子。时至今日，他们在教育、文化、卫生、政治等方面的理念、所采取的措施及方法，仍然是全世界推广平民教育和进行乡村建设的蓝本和依据。 和晏阳初几乎同时在做乡村实验的知识分子还有梁漱溟、陶行知等人，他们都身体力行，“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奔走在中国的乡村大地上，把思想改革变为实践的操作，寻找中国乡村发展的途径。 在当代，年轻的李英强们（李英强，北大硕士毕业4年后，在全国建起13座乡村图书馆）正在追随现代知识分子的步伐，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做着自己的努力。在短短几年时间中，“立人图书馆”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象征，镶嵌在日渐颓败的乡村大地上，一个温暖的、希望的、人文的象征。其实，在当代社会里，自发从事乡村建设的人、组织并不少，他们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温铁军、邱建生、何慧丽、刘湘波及由他们筹办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社区大学，工友之家，青年公社；安徽阜阳的杨云标、湖北宜昌的吕邦列等人带领村民进行自主意识的培养；孙君的绿色乡村，垃圾分类，重建文化；还有无数并不为人所知的无名志愿者，学者，教师，医生，建筑师，等等。其实，他们一直“在场”，并以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乡村还有守护者。 但无一例外，当代乡村建设面临着巨大的问题与困境。生存的，资金的，情感的，社会的，体制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被关，邱建生的海南乡村实验与体制之间的纠结，李英强的图书馆不只是资金的问题，还面临着农民的理解力和社会惯性发展的巨大压力。对于许多志愿者来说，许多时候连最基本的生存都会成为问题。而留守乡村，对于这样一个正在朝着现代化、都市化飞奔的时代和国度来说，又是多么的怪异和不合时宜啊。 李英强们的身上似乎都有天然的悲剧因子。他们的价值观、生活观和我们习惯了的社会价值观几乎背道而驰，我们习惯于从衣着、谈吐，从职称、职务，从收入、房子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而忽略了心灵和奉献所具有的价值。我们跟随着这个时代的步伐，不断地、不停地索取，挣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到更大的城市，习惯了用经济来衡量一切，我们是这个世俗的时代精神的制造者和推动者。他们如此另类，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我们情不自禁地怜悯他们，反倒忘了，该怜悯的恰恰是我们，我们失落了理想、信仰和人生至真的光亮。像这样身上有着风雨、有着灰尘和大地痕迹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有多少？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成败如何，在乡村最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来。乡村建设者们所倡导的一系列理念、观念和最终目标是否正确（他们彼此之间还有差异和分歧），还有待历史来检验。但是，有一点是现在就可以确定地知道的，李英强们在与这个巨大的世俗惯性做抗争，他们在试图为中国乡村的发展寻找到一条更好的路，在为整个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寻找更为宽广的道路。他们在试图让乡村更有现代的包容性，让我们这个民族不那么快地就失去故乡，物质的和精神的故乡。正如李英强所言：“图书馆成为一些人的精神家园，当他从乡村外出四处漂泊，想起家乡的时候能够想起图书馆这个温暖的所在。” 正如李英强的乐观、平静和自信一样，真正的乡建工作者并不简单地止于埋怨或愤怒。乡村、农民和他们的历史命运并不是一堆抽象的、坚固的问题，是可怕的阻力和无从下手的东西。他们不急切，一点点推进，希望一点点在内心生长。他们不感叹，而是走上前去，询问、讨论、制订方案，然后，行动。遇河过河，遇山开山。于是，似乎有了路，有了希望，有了温暖，歌声从未来的某个地方飘渺而来。那是无限的空间与阳光。 行动最有力。行动并非只是行动，它所需要的是对乡村和乡村生命在中国的命运有基本的情感和认知，需要的是承担力和责任心，需要的是宽广的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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