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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高中国文课要把“四书”改回必修，每周一小时。值此世人重视中华文化之际，这无疑是个好消息。“四书”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自南宋朱熹作了《四书集注》之后，始有“四书”之名，后来它取代五经，成为读书人必读之书。
明代以来科举考试以朱熹所编注的四书为教科书，自此天下念书人皆尊朱注。念古书需要注解，朱注是其中一种，但它所说的都正确吗？在考试领导教学的情况下，大家很容易先入为主，失去了判断意识，因此，清朝有些学者在批判朱注时，所说的话就显得刺耳了。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减一分程朱，多一分孔孟。”这种话似乎把朱熹说成孔孟的罪人了。
学术上的争论，很难黑白二分，总是双方各有一些理由。我长期研究儒家经典，对朱注自然有些意见。现在中学生必修“四书”，而中学老师很可能依循所谓的权威，把朱注当成标准本，如此一来就让人不安了。为了避免口舌之争，不妨实事求是，说清楚在哪些地方朱注值得商榷。我们就从《论语》开始吧！
翻开《论语》，首先是〈学而〉篇，首章的第一句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朱注先说“学”：“学之为言教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者，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朱熹果然是哲学家，看到一个“学”字，就要翻出底牌，肯定“人性皆善”。就孔子的原文来看，此处并未谈到人性是善是恶的问题。朱熹若说性善，又说要复其初；我们随之要问：人为何会失其初？这不是朱熹自找麻烦吗？
接着，朱注说：“既学而又时时习之。”他又引谢氏之语：“时习者，无时而不习。”可见他把“时”看成“时常”。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采用最笨拙但较可靠的方法，就是“以经解经”。《论语》全书，“时”字出现十次，除了指“四时”与“某种时候”之外，主要皆指“适当的时候”，无论作为名词、动词、副词皆是如此。像子产“使民以时”（在适当时后役使百姓），公叔文子“时然后言”（在适当的时候才说话），孔子“不时不食”（不是适当的时候不吃）等。“时”字并未当成“时常”来用的。
孟子依此也以“时”代表“合乎时宜”，并且肯定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圣人之中最合乎时宜的）。相对于此，另外三种圣人是“圣之清者”、“圣之和者”、“圣之任者”。孔子则是：当清则清，当和则和，当任则任，一切依时宜而定。孔子怎么描写自己呢？他曾称赞古代七位贤者，认为他们各有杰出表现，但结论是：“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意思是：他没有要怎么做，也没有不要怎么做。”一切以“义”来决定。“义者，宜也”，所指正是合乎时宜。
因此，孔子在《论语》一开头所说的是：“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并在适当的时候实践，不也觉得高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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