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者：龙兮2011-11-28 来源：中国改革网 文字大小：【大】 【中】 【小】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仅仅是为了巩固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地位，那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有排斥民主和否定共和的政党专制之嫌。因为中国首先是一个人民主权的共和国，然后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如果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和神圣的历史责任。那么，如果从共和主义的原则前提下来探讨为什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如何实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或许可以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找到积极而有效的方法。 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名字，而是因为实实在在的成绩。尽管经历了无数磨难，受到西方的众多谴责，中国试验了，也取得了成功。它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如果它继续坚持已经选择的道路并且完善自己的制度，那么它肯定能够建立一种异于西方民主的新型模式。中国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中华人民共产主义共和国。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联系要比与共产主义的联系紧密得多。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政党，不如说是人民政党。”[1]奈斯比特曾经在《大趋势》中预言未来社会的十大趋势，如今大部分已成现实，尤其是“网络社会”和“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主流。若干年后，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大趋势》一书中没有一条预言是错误的。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中断言中国“肯定能够建立一种异于西方民主的新型模式”，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未来学家，他说他只是研究不同国家和人民，思考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做什么，结果会是什么。奈斯比特虽然是持不同意识形态的西方学者，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是公正客观的，他同时希望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已经选择的道路并且完善自己的制度。那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完全是那种出自共产党人之口的生硬说教，而是一种承载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历史责任。 第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我们现在不论进行何种改革，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是不能动摇的，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如果离开中国共产党来设计和谋划中国的政治改革，在过去肯定会把你定为反革命，在现在也可以定你颠覆政府罪。从理论上来分析，不管你是保守的国家主义者，或者是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国的政治改革始终是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有一个比喻，他说：“譬之病人，染病者为我，耐病亦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若已无我，谁为变者？变而非我，亦何希于变？……若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此为何等医耶！讳疾拒医固不当，亦未有因人之病而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者。”[2]改革如同治病，改革的目的是强国，治病的目的是强身。不管何病，对于治病的医生，不可能因人之病而从头绝其生命。改革也是如此，不管何种改革，不可能因为那个社会有弊而僭换那个社会的执政主体。西北大学宪政学者华炳啸则认为这是政治逻辑和学术逻辑的统一，他说：“政治逻辑一旦压倒了学术逻辑，则改革理论就沦为了‘不学无术’的权力婢女；学术逻辑一旦无视政治逻辑，则改革理论就会困于虚妄之境。学术逻辑理应超越政治逻辑引领政治逻辑，而又绝不脱离政治逻辑，真正做到求真务实的内在统一。”[3]所以，20世纪末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反社会主义思潮不能称之为改革，而是西方反社会主义阵营蓄谋已久的政治阴谋，其后果是前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在改革的名义下僭换执政主体的政治革命。 其次，过去我们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国内的舆论虽然哑然，但是国外的舆论总是指手划脚的认为我们是专制独裁。在上世纪国共两党对抗时期，台湾有一个叫“自由中国之声”的广播电台，这个电台甚嚣一时，宣传最多的是说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没有民主，台湾在中国国民党的统治下是如何样的开放和自由。殊不知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政治上不能独立，其国民的民主只能是一种伪民主。因为没有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就不可能有民主自由的人民主权，就更不可能有民主自由的国家政治。因此，政治上不能独立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人民主权的共和国的。台湾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吗？它之不过是美国的一个附庸。还有韩国和日本，他们在政治上也是美国的附庸。因此亚洲地区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建立在所谓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祖国的统一，保证了祖国领土的完整，争取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所以，中国在政治上始终只能是他国的政治伙伴，而不可能成为他国的政治附庸。那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是我们中国在政治上能够独立自主的政治保障，也是我们能够建设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保障，如果没有这个保障，我们所有的事业岂不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第三，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然而，这种民主政治的实现，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基础。美国当代政治理论家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五十一号中警告说：‘组织起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极大的困难是，首先你必须使政府能控制被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它控制其本身。’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政府连第一项职能尚不能行使，何谈第二项。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4]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道路，特别在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缺少的不是民主，而是权威。然而，“历史证明，共产党政府在消灭饥荒、提高健康水平、扩大国民生产、开创工业和最大限度地创造福利方面并不比自由政府强。但有一件事共产党政府确实能做得到，那就是，它们能统治得住，它们的确提供了有效的权威。”[5] 第四，现在有一种谬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改革就是改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其实凡是放弃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其政治前途并不乐观。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苏联解体后撰写的回忆录中说：“正是我们国家的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怀着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和算计，更主要的是出于个人对权利的贪婪，促成了这样一次历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毁灭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毁灭了它的社会制度，使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6]所以前南斯拉夫国家的战火虽已平息，但是解体后的种族冲突、宗教纷争仍然是隐患重重。解体后的俄罗斯不仅“使绝大多数百姓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而且人们更担心普京离任后的俄罗斯政坛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对于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这样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国家，人们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人们化去种族仇恨，摈弃宗教偏见，结成社会主义联盟。然而这些国家的政治改革，都背弃了社会主义这个结盟的基础，其结果不是国家的分裂，就是联盟的解体。“莫斯科大学校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萨多夫尼奇说：拯救人类的一条主要路线，就是承认文化差异的事实，并安排好它们之间的对话。掀起人类仇恨的恶浪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宽容。应该找出一些线索，一些头绪，虽说十分复杂，也要力求作出一些决定来，解开这团问题的乱麻。要学会在不同的人、不同的文明之间，在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之间开展对话，这就是当今的任务。”[7]我们中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现体制下开展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对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的。 第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应对世界反华阵营亡我中华的战略需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1840年以来，世界列强亡我中华的野心始终未曾泯灭，特别是近代以来的日本，对我们中国的觊觎更似虎狼一样的恶毒。他们除发动两次侵华战争以外，更加恶毒的阴招就是千方百计阻挠中国的强大。我们中国自清末以来的改革和革命，都是在日本人的窥视和掌控之中进行的。甲午战争后的戊戍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袁世凯统治时期的北洋政府，日本人既是他们的支持者，又是他们的反对者。无论日本人是以友邦面孔出现在中国政府的顾问，或者是以私相援的笃交朋友，无论是首相伊藤博文，或者是学者有贺长雄，或者是侠士宫崎寅藏，他们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中国搞乱。所以梁启超晚年曾对他的学生吴其昌说：“有贺长雄既怂恿袁氏盗国称帝，始觉日人之可恶，然而尚未十分凶恶也，‘二十一条’之提出，始深恶日人之幸灾乐祸，损人利己，卖友打劫。然而知日本之‘凶’，而未尚知日本之‘毒’也……吾乃知拟日人以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我此后遂生一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儿，或竟为倭人也。”[8]现在日本虽然在二战中被打趴下，但是占领日本的美国对新中国的觊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美国和日本一样，都不希望世界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时总结说：“苏联解体无疑有着各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原因。无论哪种原因，实际上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消灭苏联，消除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精神上同西方首先是同美国抗衡的力量，而后者正在为独霸世界作出不择手段的努力。”[9]现在苏联已成前车之鉴，那么在当今波诡云谲的世界棋局中，如果我们的政治改革稍有不慎，那就会自毁长城，如果因为政治改革而放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政治基础，那就会钻进别人早就为我们设下的政治陷井。 既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那么怎样才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呢？这既是我们需要在理论上厘清的认识问题，也是我们在实践中需要改进的方法问题。 怎样才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一个理论障碍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违背了共和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新中国经1949年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国名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其政体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即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这种政体模式是前苏联的创造，根据现代政体的分类属于共和制的一种。但是有些西方学者认为我们现在的政治体制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共和制，而是一种以政党执政的“党政制”。这种政治体制的优点是中央集权能力较强，能够应付各种危困，对于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稳定，有无与伦比的组织和指挥功能；这种政治体制的不足是党人权力过大，缺乏民主监督，容易产生腐败。这种政治体制并非前苏联缔造者的首创，法国大革命后的雅各宾派和热月党人也曾经试用过这种政体，但是后来这种政体均被其它民主共和制所取代。这种政体模式除国家元首和政府官员没有世袭之外，其余并没有其它实际的共和内容。因为这种政体虽然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宪法和法律，并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政府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管理国家。然而这种政体虽有宪法，但是没有宪政，而且这种人民代表大会制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制订宪法和法律的，政府也是在党委的提名候选下产生的，党委和人大是二元并立的。特别是官员的委任制导致了权力的极端利益化，以致买官卖官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难于根除。近年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而我们现在最根本的不和谐因素，就是官员腐败造成社会对资源和利益的分配不公。这种公职不是公选，公权不能公用的政治现实，导致西方及国内一些共和主义学者认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名不符实的，这也是境外敌对意识形态分子和世界反华势力长期以来攻击我们的靶子。其实，熟悉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共和主义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它既有政体制度方面的内容，也有思想观念方面的内容，还有人文道德方面的内容，但是，“共和主义真正坚硬的内核是共和政体”[10]。正因为共和政体是共和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标志，所以英国在名义上是一个君主制国家，而英国却是世界公认的共和国。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政体制度的视野看，还是隐含了一个共和政体的制度框架的。首先人民主权在共和国中表现为人民当家作主，其最高权力形式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可以通过选举参与到这个代表大会，行使人民的意志，从主权的意义上统治国家，即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主权并不等于政体制度，从现代国家的法权结构来看，主权与治权是分离的。从共和国的治权来看，共和政体就是混合均衡政体，这种混合均衡政体是为了避免君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三者的弊端而产生的一种政制方案，它表现为国家一切权力在国家宪法之下，国家权力的构成是社会各阶层、各团体成员的共同参与，这些混合元素中有骨干和核心，但不能排他和专制。如罗马共和政体就是执政官、元老院、平民大会的混合，其共和主旨在于把大众民主、精英统治、领导决断三者进行混合，从而兼顾国家各个阶层的利益，做到尽可能的公正。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指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主权，而是指在混合政体制度上的骨干和核心地位，就像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在共和政体中始终扮演着强有力的核心领导者。这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混合均衡政制，就是按照现代国家例行的分权机制，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等，它们相互之间既分权又合作，既联合又制约，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保持着有效的平衡。根据共和政制的这些混合特征，现在有人说共和国是鸡尾酒，建设共和国就是开鸡尾酒会。那么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虽然在建设共和国这个酒会上的酒品是单一的，不能算是一个好的鸡尾酒会，但我们开的始终是酒会，始终没有离开酒的文化主题。而那些放弃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开的就不是酒会了。试想把酒会开成茶会能叫改革吗？试想我们有酒味纯正、质地上乘的威士忌难道还开不出鸡尾酒会？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没有背离人民主权、混合政制的共和主义原则。而中国政治理论中的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理论，实际上是景崇共和政体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机制，而在行使中还不是十分熟练、并在今后的实践中还有待完善的政治技术和政治方法。 怎样才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个理论障碍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合法性问题。 “现代政制不同于王朝政治，它的存在合法性既不在君主的血亲继承，也不在僭主的刀枪武力，而在于人民的政治认同。”[11]所以政治的合法性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第一要务，而取得政治合法性的首要条件是作为个体对所授权力的一致性同意，没有被同意的责任和义务是无效的。这些围绕合法性依赖真理的争论，是由马克斯·韦伯关于理性统治的模糊概念引起的，其灾难性后果已让许多民族和国家无以立足于世界文明之林。但是，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法国国家博士让—马克·夸克认为：对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解不能局限于马克斯·韦伯那些关于合法性问题的原始著述上。比起民主的合法性和它所暗指的权力的公开获得和运行，马克斯·韦伯更注重权力的垄断和一般意义上的辩护。而且，对韦伯而言，合法性是一种没有理性基础的信念，就像他在各种相互竞争的合法性模式中没有看到合理的调和和区别的可能性。因此，他的关于合法性的观点产生于比较历史社会学框架内这一事实，这与民主合法性在或多或少相一致的社会化模式中寻求调和标准和共同点的事实不符。就其本身而言，民主合法性只是现代性所产生的挑战的一部分，而后者意味着有关实践真理的讨论和有关多元化和史实性的社会组织方式的对与错的讨论。韦伯的关于合法性的观点实际上拒绝把理论具体化，他只是把它们看成帮助理解社会现实的解释工具，而不是使之凝固并宣称它是现实的全部。让—马克·夸克在《合法性与政治》一书中特别指出：“为什么这个对中国也适应？这里至少有三个原因。首先，中国政府是一个拒绝用武力对待其人民的政权，政治的合法性在国内是人们关注的政治问题。人民怎样评价政府的行为？他们怎样把这些同自己联系起来？中国人认为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促使我们思考和解决政治的合法性的问题。它们当然也是中国政府不可以忽视而且不能忽视的问题。合法性问题在当代中国占据重要地位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实际上，中国自19世纪被迫向西方开放以来所经历的变革的深刻性赋予了合法性特殊意义。中国近代史不过是一个连续变革的过程。这种变革或者被外力催生，或者由内力促成，抑或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所有的这些变化把政治的合法性的问题推向了中国政坛的前沿。第三，在这方面，本世纪的最后20年也不例外。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它影响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政治体制的合法性。这当然对中国政治的未来提出了疑问。”[12]让—马克·夸克相信并支持“中国社会下一步变化程度之深足以使我们把反思目前的政治制度及政治合法性当做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是由西方来说中国是什么或是应该怎么做。西方所能做的最好的就是听听中国人到底想要什么并支持他们走自己的路。毕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要建立什么样的合法性制度是要由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决定的。”[13]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则是这样认为的：“在西方人眼里，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是否通过选举；而在中国人眼里，执政的合法性更多地在于政绩。”[14]而美国当代政治理论家塞缪尔·p亨廷顿在分析《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时则认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则有赖于更广范围的社会集团参与其中。”[15]那么，无论是让—马克·夸克分析当前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特殊意义，还是约翰·奈斯比特的“政绩论”，还是塞缪尔·p亨廷顿的“社会集团参与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政治的合法性都不缺少马克斯·韦伯所谓的实践真理。因为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的流血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为中国人民谋取福祉，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的广泛参与，都足以证明马克斯·韦伯关于合法性论述中的实践真理。 在厘清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术逻辑之后，剩下的就是我们在实践中需要改进的方法问题了。 如何样实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一个需要改进的方法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必须得到宪法的首肯。现代政治除了政权的合法性外，任何政权组织还必须有一个执政的基础和依据。打个简单的比方：我要你服从我，不能光靠暴力和专政，也不能光靠我向你承诺多做好事，多施仁政，而是要有一个你必须服从我的法律依据。我们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缺乏宪法首肯的执政依据。因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虽然承载了一种神圣的历史责任，但它只是一种现代王政而非现代宪政。那么，我们要实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仅凭现在《宪法》序言中指出的“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及后来丰富的“三个代表”理论是不够的，我们必需在宪法中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因为“宪法潜在地保证了政权的合法性。宪法规定了某些美德，如果这些美德为新兴团体代表人民提供了基础，那么宪法就可以被看作是道德的文本。”[16]唯有如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是一种具备现代政治要素的现代宪政。 如何样实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个需要改进的方法问题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限制和监督。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告诫人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7]而美国联邦党人麦迪逊在讨论美国宪法方案时则认为：“行政官既要受到控制又要得到拱卫（既要授权，又要限政）。”[18]因为“绝对的权力必定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哪怕这一权力来自人民群众，或者掌握在正人君子手里。”[19]所以著名学者易中天在《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一书中特别强调：“防官如防贼，防权如防火，防权力的滥用如防洪水猛兽。”[20]那么，“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我们可以有一种政制，不强迫任何人去做法律所不强制他做的事，也不禁止任何人去做法律所许可的事。”[21]在孟德斯鸠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了一副综合的图景，既承认主权原则，又承认主权原则在可实施的方面是有限制的。要把一个绝对的东西变为可操作、可实施的东西，就需要对权力进行某种合理性的改造，所谓权力分立、执行权和法治等等，都在为绝对权力的合法与有效的实施寻找突破口。因此，中国未来唯一正确的道路是通向宪政的暂时训政，在保证执政党权威的基础上逐渐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厉行法治，预备宪政，让党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实行党内民主，放弃革命党思维和特权思想。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避免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为了中国的现代化，执政党应随时准备放弃自己的利益和限制自己的权力。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许多方面去改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但是“在现代民族国家面临政制危机的时候，不是一味诉求民主，而是在民主与共和的张力中，在人民民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之下，诉求共和的政体论解决模式，可能是最稳妥、最有效的方式。在今天中国面临政制的历史性转型时期，切实地落实共和政体的制度改革可能是我们渡过难关的睿智之举。”[22] 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早在20世纪初在《解析中国》时就指出：“中国原本简单的经济类型正在日益复杂化；除了人文知识之处，科学知识也在逐渐引进这个国家并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中国人的家庭观念也在逐渐淡化，人们开始走出家庭更多地投向社会，各种社会团体也在不断涌现。中国社会的这种变化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会逐渐产生民主制度，这个国家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和制的国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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