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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天津南市河北等地商业极端凋零，战后之破瓦颓垣，依然存在，至租界方面，则因为战事爆发后，集结着许多资产阶级，反形热闹，中秋节前后，街上满买着鲜红的柿子、热烘烘的糖炒栗子，和各种各式的月饼，车水马龙，大家忙着过节，丝毫没有河山变色的样子。 凤凰卫视2011年3月9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欢迎收看《凤凰大视野》。 1933年，北平故宫的珍宝被伪装起来，悄悄南运，因为日本人已步步进逼，国民政府为保全华北，在1933年5月的《塘沽协定》中默认了日本对北平以北所有中国领土的占领，这一协定引发了中国人新一轮的抗议浪潮，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在一首诗中写到，不忍想，不忍看，有志者奋起行动，还我河山。财政部长宋子文也通过提高日本商品的进口关税，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我一息尚存，绝不会停止与敌战斗，他把华北的暂时平静看作中国的喘息之机，但日本人不会给中国这个机会，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解说：1937年7月的一天夜里，河北定县人米涛被家人从睡梦中喊醒，那时他只有八岁，数十年后他在美国达拉斯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旁边的二个也好象刚被叫醒，姐姐领着我们从西屋走到东屋，煤油罩子灯把屋内照得通亮，父亲说，日本鬼子在卢沟桥发动进攻了，离咱们这个只有百十里路，又沿铁路线，说到就到，怎么办？大家觉得还是躲一躲的好，就是往西走，离铁路线越远越好，因此大家赶紧收拾一下，带些必要的衣物，套上骡车，五六家子趁夜往西走。 米涛后来才知道，促使他们全家紧急逃亡的原因，是北平发生了“卢沟桥事变”。 早在“卢沟桥事变”前，日本少壮军人就鼓吹“对华北一击”，时，东京曾私下流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湖一样的事件，1937年7月7日晚，日本华北驻屯军借口一名士兵在演习中失踪，欲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被中国守军拒绝，日军于次日凌晨炮击宛平城，29军愤然还击，“卢沟桥事变”爆发。 事变后，日本最初宣称“不扩大”、“就地解决”，时，华北最高军政长官为29军军长宋哲元，他亲赴天津谈判，正在北平上学的邓云乡回忆，开始头几天，我们并不完全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幻想这是局部问题，很快通过谈判就能解决，市面上最初几天比较正常，城门也未关，去天津、去保定、去张家口的火车还照常通行，粮食、蔬菜、煤炭等物价一时也未波动。 但谈判的同时，日本内阁却已通过向华北增兵案，决定扩大对华战争，蒋介石于事变后做出了“应战而不求战”的决策，他在7月17日的庐山讲话中说，现在冲突的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让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的整个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宋哲元，山东乐陵县人，出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曾是西北军五虎之一，“中原大战”后归顺蒋介石，他对蒋的势力一直存有戒心，希望和日军签订停战协议，拒中央军于华北之外，但日本人却利用谈判的机会，从东北和朝鲜及日本国内向平津集结了六万军队，对于宋哲元的犹豫态度，蒋介石很担心，他7月13日给宋哲元的电报中写道，今日对倭之道，惟在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除此之外皆为绝路。 7月27日，日军向宋哲元下了最后通牒，要求所有中国军队撤出北平，当时北平流传一句话，叫“铜打铁罗汉，难过6月23”，农历6月23是阳历7月30日，正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朱自清后来记述了这句话的应验。 二十六年7月27日的下午，风声很紧，我们从西郊搬到西单牌楼左近胡同里朋友的屋子里，街上有点乱，但是大体还平静，28日那天，在床上便听见“隆隆”的声音，天黑了，白天里稀疏的“隆隆”的声音却密起来，这时候屋里的电话铃也响得密起来，大家在电话里猜着，是敌人在进攻西苑了，是敌人在进攻南苑了，这是炮声，一下一下响的是咱们的，两下两下响的是他们的。 29日天刚亮，电话铃响了，一个朋友用确定的口气说，宋哲元、秦德纯昨夜里都走了，北平的局面变了，就算归了敌人了。
朱自清后来才知道，当他们听着炮声猜测时，三千多日军在飞机、战车、火炮掩护下，向南苑的29军军部发起了进攻，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率部奋起抵抗，喋血南苑。宋哲元则连夜撤走保定，北平陷落。日军于第二天成立了由前清遗老江朝宗出面的北平地方维持会，这一天正好是7月30日。 在日军攻占北平的同时，天津也陷入了火海，7月29日，日军将炸弹投向位于天津天津八里台的南开大学，作家林语堂在他的名著《京华烟云》中这样写到，在7月29日夜里两点多，天津市内战争开始，中国地区整天遭受炮击和空军轰炸，郊区的南开大学遭受猛烈轰炸，几乎夷为平地，市区大火蔓延，无法扑灭。 时任《京津泰晤士报》记者的波兰人爱波斯坦，则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他们的飞机一队队飞到南开的上空，飞得很低，简直是把炸弹放在院校，那座辉煌的图书馆和内部藏书，连同其他建筑毁于一旦。 爱波斯坦还保存了一份当年日军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记录，记录了各国记者与日军发言人的问答，为什么要轰炸大学？诸君，这是因为这些无法无天的中国人在那里驻兵。我在那里没见过中国兵。但那里的建筑物很坚固，中国人会加以利用。你怎么知道？如果我是中国的司令官，我会利用的。难道这成为轰炸一所世界著名学府的理由吗？诸君，南开大学是一个反日基地，我们必须摧毁所有的反日基地。 南开大学被炸后又为日军占领，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工厂、实验室等毁于一旦，所有教学仪器破坏殆尽，书库一空，成套珍贵的西文期刊和中文典籍被劫运到日本本土，损失六百六十三万元法币，7月30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讲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解说：此时，北平出现了一本名为《沦亡后的平津》之书，署名桐古，是位刚从汉口高中毕业的学生，桐古于1937年6月来北平报考燕京大学，一个月后日军占领平津，他写下了自己的亲眼所见。当日军进城时，曾由香月出过一张安民告示，并称日军如有骚扰人民和不法之处，可由人民随时报告，以便加以惩处，这等放屁文章自然是毫无效力。 某次有日军数人赴前门大街某肉铺购买牛肉三十斤，购毕不付分文，掉头而去，掌柜的向之恳求一点代价，一个日兵很慷慨的付给钢板二枚，约合国笔两分。掌柜又再三哀叹，结果又给钢板二枚，再要时，日兵拔出刺刀凶狠地向着“还要不”，前门大街一带的商店曾经一度消极的关门歇业，但是，在“维持会”的威逼下，终于含着一泡眼泪开门复业，全市商业凋敝，市面冷落异常。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本旧日记出现在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日记主人名叫董毅，曾在北平沦陷时的辅仁大学国文系读书，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当年的生活。近来自阴历年以后，物价飞涨不已，白糖迄今已一元八分一斤，比肉还贵，肉有行无市，有钱买不着肉，豆腐四分一块，昨买三块豆腐，两把菠菜代价二毛，见面时人人皆为过日子问题暗暗切齿发愁不已。 天津南市河北等地商业极端凋零，战后之破瓦颓垣，依然存在，至租界方面，则因为战事爆发后，集结着许多资产阶级，反形热闹，中秋节前后，街上满买着鲜红的柿子、热烘烘的糖炒栗子，和各种各式的月饼，车水马龙，大家忙着过节，丝毫没有河山变色的样子。 华北沦陷后，全国民声沸腾，当时追究上至国民政府各党派，地方各派系军队，下至工、农、学、商及黎民百姓，前所未有地发出了一致抗日的呼声，还在“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便于陕北发出了全国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蒋介石也于7月17日发表庐山宣言，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一场举国上下的全面抗战开始了，《北平日记》的作者，笔名桐古的学子后来也逃出北平，投身华北抗日根据地，成了一名抗日战士。 曾子墨：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抗战将在华北展开时，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突然成为世界媒体的焦点，蒋介石在上海开辟了第二战场，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听从了中国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的战略分析。
蒋百里认为中国自古由北往南无险可守，而自东向西，中国将获得巨大的战略纵深，广阔的内陆和越来越复杂的地势将拖垮敌人，正所谓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另外，上海外国人云集，辐射效应巨大，蒋介石希望上海一战，能使中国博得世界的同情，“八一三淞沪抗战”成为抗战史上最惨烈的战役，此时，日本政府虽还没有下最后侵华决心，但全民的癫狂已将日本推上了战争的不归路。 解说：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的日本，好战的狂潮席卷整个日本岛，连一些新生儿都取名征服的“征”和胜利的“胜”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日本人日后想起当年的经历，仍感慨不已。昭和十年，我大约小学三年级，那时，我认为进行战争理所当然，打败外国人也理所当然，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从小，我们对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要当兵，就没半点怀疑。 我自己那时还是少女，只知道别人告诉我的那点情况，所以认为战争是必然的，对真正过程中的恶，不可能有丝毫预感，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的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真悲惨，只有极少数优秀分子预见到战争必败，但他们被贴上“非国民”，我真的认为那是圣战。 此时的上海正笼罩在战争到来前的恐慌中，“虹桥机场事件”让局势更是一触即发，时，在租界的国际外交团协调下，中日双方表面谈判，背后却剑拔弩张。日本加紧撤退侨民，增兵上海，蒋介石则把驻防苏州的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部调入上海布防。 7月底，日本开始撤退长江沿岸的侨民，招募“义勇团”备战上海。到8月12日，黄浦江内外已聚集了三十余艘日本军舰，一百多架飞机及火炮、装甲车，更多的援军正源源不断从日本国内和华北战场运送而来。 中国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这样回忆，“淞沪战争”的时候，到了8月9日才开始发现，当时敌人的兵舰集中于黄浦江和长江的江面，又运到陆战队万余人，在上海登陆。 见上海要开战，人们纷纷逃离这座危险的城市，十六铺码头天天人头攒动，船票一票难求，上海市民张莲一家，从上海逃到湖南，她回忆，祖母原想跟我们同去，但年老体弱，怕经不起路途颠沛，我们出发前，她点上香烛，叫我们一个个向菩萨叩头，求得保佑。记得她说，等你们回到上海时，怕见不到我了。 大量无法逃离的上海市民，则涌入位于市中心的公共租界，陈存仁是当时上海滩的名医，他开车上班时，被逃亡租界的难民堵在了路上。数十万老百姓，扶老携幼地由闸北逃入租界，我坐着汽车想开进去，可是人潮正在冲涌出来，车辆简直无路可走，银行门口也排起了长队，人们急着取款以备战时应急，南京国民政府为防止资金外逃，于战事爆发第二天颁布金融管制办法，自8月16日起，上海市民每周只能从银行提取活期存款的百分之五，作为生活费用，以一百五十法币为上限，财政部次长徐堪在电报中说。此次战事酝酿月余之久，而最后两星期最为严重，债事跌落，竞向因提存，为数极巨，太康、恒利两银行即因此倒闭，整个金融立有崩溃之虞。 解说：1937年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越过租界，在八字桥一带与中国军队交火，张治中本想先发制人，欲在13日向日军发起攻击，但蒋介石对国际外交团的调停还抱有幻想，急电阻止张治中，直至谈判破裂，蒋介石才下了“赶敌人下海”的命令。 14日，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飞临上海天空，张治中部也于下午向虹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发起总攻，“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中国空军出现在浦江上空，向日舰投弹轰炸，日舰纷纷放高射炮，华机毫不畏缩，盘旋于高射炮之烟幕中，奋勇轰炸，市民赴外滩及各大厦屋顶观战者颇为热烈。 曹聚仁是当时的报人，战争爆发时，他和新婚妻子邓珂云恰在南京路上，他回忆，一枚一千磅重的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恰好是行人群集处，闯下了滔天大祸，伤亡两千零二十一人，那个坑穴有一丈半深，两丈直径，我还看见青年会的屋顶上，飞落了一只断腿。 上海市民吴榕美的父亲在战争爆发后从苏州跑回上海，差点丢了命。吴榕美的叔叔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上午，三哥从苏州回来了，他是为商事去的，13号开战以来就隔在那里了，他讲他二十余天的遭遇，惊险万分，多次的化险为夷，多次的死里逃生，把一家人都听呆了。母亲只在急着说，菩萨，祖上有德啊，把我听得又欢羡，又敬佩，我恨我没本领，写成一篇神话似的小说。 尽管从7月开始，日本侨民已陆续撤离，但战时仍有不少人滞留上海，上年还是个孩子的日本侨民坂本义，后来这样回忆。战斗在日租界附近进行，枪炮声在四周响起，我家在阿瑞里的一处英式小楼的一角，附近的大路通向医院，路边危机四伏，我们躲在墙边，趁着枪炮的间歇逃向医院。 日军士兵荻岛静夫是东京人，他于8月23日收到入伍令，随步兵第一师团增援上海，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战斗的残酷。在敌军的反攻中，加纳部队也遭到被全部歼灭的悲惨命运，整个连队只剩下两三百人了，死者的遗骸散于泥泞的田野中，看到身边所发生的一切，心中油然而生的，只有等死的悲伤。母亲啊，阿正，阿新啊，再见。母亲在上，我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尽孝了，阿正啊，维持好我们的家，哥哥在前方打击敌人，家里的事全靠你们了。
滞留上海的日本侨民坂本义一家躲进虹口日租界的一个医院里，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伤兵的惨状，医院里到处是日本的负伤士兵，我无法用抽象的语言来形容，手足无全的，无法站立的，这就是战争的全部，伤兵们说的最多的词是“妈妈”，日本兵死前不是都得说，天皇陛下万岁吗，这样的话我从没听见过。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到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逐渐陷入被动，不得不向苏州河南岸撤退，“淞沪会战”最后的战斗发生在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当大部分中国军队撤离后，蒋介石为争取国际同情，留下了一支四百人的队伍，他们是88师262旅524团士兵，长官是团副谢晋元。 我父亲问士兵们，这是什么地方，有人说，这是四行仓库，有人说，这是88师的司令部，我父亲说，都不是，这里不是四行仓库，也不是什么88师的司令部，这里是我们四百多人的坟墓。 四行仓库的战斗打响了，很多外国使节及军事观察员和上海市民在苏州河南岸观战，其中一名童子军少女，名叫杨惠敏，她见四行仓库前方是日本太阳旗，后方是英国米字旗，萌生了让仓库上升起中华民国国旗的念头。 10月28日深夜，杨惠敏将一面四米长的巨大国旗裹在身上，冒着危险爬过分界线，从窗口钻进了四行仓库。我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现给他们，在朦胧的灯光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连接扎成旗杆，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微茫中，平台上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的举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只有一两声冷枪声，但那神圣而严肃的气氛，单纯而悲壮的场面，都是感人至深的，我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 谢晋元和四百名士兵，在四行仓库坚守四天后，奉命撤入租界，一位叫罗贝尔。基朗的法国侨民目睹了当时的情景。在一个市场旁，法国兵围住了他们，这些少年呆立着，拿着德制步枪和德式钢盔，他们面脸是泪，激动得浑身颤抖，发出了好象受伤的动物一样的吼声。 中国士兵撤出四行仓库，也意味着“淞沪会战”落下大幕，1937年11月13日，随着国民政府发布自上海撤退的声明，历时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终告结束。这是日本导演龟井文夫的纪录片中，日军攻占上海后的入城式，被迫前来迎接的上海市民脸上没有一丝笑意，影片在日本国内公映时，这个不合时宜的长镜头被日本军部删掉了。一年后，一位署名白华的作者，在《上海生活》杂志上发表了这样的感慨。 时间一年多了，苏州河的血腥气洗刷了，不，没有洗刷，正沉淀在水底层，暂时河面是恢复了平静，可是，可是河边一片焦土，就是劫痕没有磨灭的告诉。 曾子墨：“淞沪会战”中日双方共投入了近百万军队，中国军队伤亡二十九万余人，日军伤亡四万多人，日军在“七七事变”后，曾提出三个月灭亡中国，但“淞沪会战”就打了三个多月，日本企图速战速决的梦想受挫。 蒋夫人宋美龄在一次对美国的广播中说，中国人在懦弱的污名下苦苦挣扎了很多年，现在，我们将一直战斗到胜利，或折断双腿倒下，即使是我们美丽的土地，及悠久的历史和它的渴望淹没在血泊中。 对于上海的战事，并未获得中国所期待的，来自所谓的文明世界的援助，宋美龄说，奇怪的是没有一个国家会在乎，我们似乎回到了野蛮时代，西方的沉默是文明的胜利，还是所谓西方的高尚道德的丧钟呢，她质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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