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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观光（1868～1940）
字宪鬯，柴桥姚江岸村人。幼即好学不辍，自缚其足于桌脚，以抑制好动。光绪十三年（1887）考取秀才，人谑称“缚脚秀才”。中日早午战争后，在救亡图存思潮影响下，遂弃举业，自学物理、化学，冀以科学救国。曾专门赴沪学习日语，广泛接触、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光绪二十五年（1889）回乡后，与虞辉祖、虞和钦、黄霖生等人在柴桥创办四明实学会，迁甬后试制黄磷获得成功，在上海浦东烂泥渡共同创办灵光造磷厂，半年后因成本过高、工厂亏损而停办。后东渡日本考察，回国后，与虞辉祖、虞和钦等创建中国第一所科学仪器馆。还开设理科讲习所，传授科学知识，是为国人自办理科专修教育之始。曾撰写《理科通证》，译有《最新化学理论》，与人编译《中国通商物产字典》。其间与蔡元培相识相知，应邀执教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参加由蔡氏发起的中国教育会、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进行反清革命，研制炸药以供革命之需。光绪二十九年（1903），主持宁波女校。次年，任教宁波师范、芦渎中学，并从事革命活动。后因病在蔡元培的帮助下在杭州休养，休栖于湖山花木之间，与植物结下了不解之缘。自此立志植物学研究。1911年，应聘教育部参事。后任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等校副教授，开课讲授植物学。1918年起，历时5年，对福建、广东、云南、广西、安徽、浙江、江西、四川、湖北、河南、山西等11个省区植物资源进行调查，采集1.6万种、15万号植物标本及海洋动物标本500余种。并在此基础上分门别类，考订学名，尽储于新建的北大生物系植物标本室，开创国内学者采集和制作标本进行科学研究的新时代。后以“旅行采集记”为题，在1920～1921年《地学杂志》上先后撰文10篇，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1927年，任第三中山大学（今浙江大学）副教授，兼浙江省博物馆自然部主任。其间，登上天目、四明、天台诸山，采集植物标本千余种七千余号，并在普陀山发现珍稀濒危物种鹅耳枥。在此基础上创办浙大农学院植物标本室和近代中国第一个植物园。1930年，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教授，参与科学名词审定工作，又应北平研究院聘请，从事植物学研究工作，考订古籍中的54科199种植物，撰写《说文植物类证》150余万字，被称为植物古籍考证大师。抗战爆发后，携带部分文献资料回乡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40年9月30日，病逝于柴桥家中。一生著述颇丰，有《理科通证》、《旅行采集记》、《山海经植物》、《中华植物学》、《物贡纪略》、《近世毛诗植物解》、《植物古籍·释例注释》及《本草疏证》等。在国际植物学界颇有影响，以其名字命名的植物属名有钟本属和观光本属。1955年，其子钟补求将留存旧居的书籍、手稿及16柜腊叶植物标本悉数无偿捐赠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在该所和家乡柴桥小学均先后设立“观光堂”，以纪念这位中国近代植物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附记：
一草一木总关情
——中国近代植物学开拓者钟观光
张如安
一
钟观光（1868～1940），字宪鬯，清同治七年（1868）九月十九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柴桥镇姚江岸村（即今北仑区大溟村）。中国教育会的主要成员，我国近代化学和植物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钟观光的父亲钟青原，是一个小染坊主，家境并不宽裕。钟观光早年入私塾读书，与柴桥上境的虞辉祖（1964～1921）、虞和钦（1879～1944）等伙伴们研习古诗文。钟观光勤勉刻苦，想到贫困家庭的孩子念书不容易，更加珍惜光阴，自缚其足与桌腿，以抑制好动的天性。他的寒窗苦读，打下了扎实的为学功底。17岁时已精通诗、词、文、赋，其师欣然说：“此子好学有恒，气度逾常人，前途未可限量。”光绪十三年（1887），钟观光考中了秀才，人们谑称他为“缚足秀才”。对此，钟观光并不满足，在求学路上继续奋进，这时小染坊的生意愈来愈不景气，他只好暂且辍学。
钟观光目睹清朝腐败，外患迭乘，民不聊生，感慨地说：“不能与民偕乐，何能乐也！”甲午风云后，有识之士痛感世变日亟，非变革不足以自强，钟观光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认识到恃旧学不足以御侮，而“科学为强国之根基”，他虽然无力深造，却矢志自学理化等自然科学。在不长的时间里，他读完了由江南制造所翻译的化学、物理等书籍，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科学基础知识。他又专程赴沪学习日语，如饥似渴，不到数月，就能通阅日文，由是知识日增，眼界大开。
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缺乏仪器，资料和资金的情况下，钟观光在柴桥虞宅设馆研究科学，与志同道合的虞辉祖，虞和钦等组织“四明实学会”，学习介绍理化博物知识，后迁宁波湖西“辩志书院”。他们利用江南制造所译出的理化诸书一一实验，实验急需的玻璃管、三酸等材料药品，是钟观光与乡邻黄霖生乘太古轮到上海，辗转托外商购买而得。他们在实验过程中，衣服鞋袜“恒为酸类所溅，斑斑焦孔”，而夷然不顾。经过多次失败，他们终于试制成功黄磷。随即钟观光又迁居到上海，向商务大臣盛官保呈申专利，经派员考察，有“制造得法，不让外洋”等批语，准许专利15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钟观光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上海浦东组织“灵光公司”筹建灵光造磷厂，这是我国自行设计、自筹资金的第一家造磷厂。由于当时我国的现代工业仍处在萌芽阶段，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钟观光他们虽有实业救国的良好愿望，终因缺乏必要的仪器设备和药品而告停办。钟观光并没有因一时的失败而气馁，不久毅然东渡日本考察，回国后与钟观浩共同翻译出版了由日本人上野编著的《中国通商物产字典》。
鉴于灵光造磷厂停办的深刻教训，光绪二十七年（1901），钟观光与虞辉祖、虞和钦联手创办了上海科学仪器馆，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科学仪器馆，馆址设在上海五马路宝善街。起初主要销售从日本进口的仪器和药品，因为那时通晓科学者寥若晨星，上海科学仪器馆“开办月余，只有顾客一人，买货10元，实难维持”，他们不得不在四马路惠福里开设“理科传习所”，由钟观光、虞和钦等讲授理化博物知识、仪器的工作原理与操作要领，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举改变了门庭冷落的局面。蔡元培等人还到该所听过课，蔡公缘此，成为钟观光一生的良师益友。1903年，他们在馆内设立了一个制作所，开始时只是仿制一些舶来品，并从事仪器修理，稍后逐步自制理化仪器、绘图仪器和体育用品，不久又开办标本制作所和模型制作所，制作鸟兽、昆虫、鱼虾、贝类、珊瑚等标本以及星球地形、人体肺腑、心肾骨骼等实验教学模具，提供给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沈阳、汉口等地的一些高等学府，以应教学、实验之需。为了方便用户采购，他们还想方设法分别在沈阳和汉口开设分馆。这对我国新兴的科学事业和高教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
1901年春，江苏南菁书院改为江苏高等学堂，聘请钟观光为理化教习。在这所高校修习学生的都是“成才之士”，年龄与教师差不多，有的甚至年长于教师，多数不愿上堂受课。但由于钟观光上课讲解透澈，实验正确，激起了学员的浓厚兴趣，吸引了大批学员翕然听讲。蒋维乔就是那时受教于钟观光的优秀分子，后来成为初级理化教员，且与钟观光长期共事。钟观光在授课的同时，还积极向学生灌输革命救国的道理，同学听后振聋发聩，如梦方醒。
引导钟观光正式走上革命道路的是蔡元培先生。1902年3月，蔡元培与蒋观云、林少泉、王小徐等在上海集议发起中国教育会；驰函各地同志赴沪，于4月15日召开成立大会，会址设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蔡、蒋诸君致电钟观光，嘱其入会，并介绍会员。钟观光接电后，在蒋维乔、黄子年、顾倬等的鼓励下，一同赴沪入会。由江阴南菁学堂赴沪必须渡江至北岸方可乘轮船，那天天气不好，狂风大作，浪高丈余，封江觅渡不得，但这并未压退他们锐意赴会的决心。他们出重价雇到一只小船，渡至江心，浊浪翻空，小船时时倾侧，船中诸君衣履尽被打湿，险象环生。但钟观光等人毫不介意，正襟危坐，从容地谈论东晋名将祖逖渡江击楫的故事，以激励意志。渡江后他们暂寓江北芦棚，直到夜半才得知本日没有渡轮，屈指赴会之期已赶不及，于是发电复蔡、蒋诸君同时入会，信宿而归。因此，钟观光虽然没有参加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大会，但他通过发电方式最早加入了这一组织。中国教育会的宗旨是“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实欲造成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这是20世纪初国内最早出现的革命团体，蔡元培与钟观光携手进行革命活动即由此开始，钟观光可以说是蔡元培革命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和重要配角。
1902年冬，蔡元培、蒋观云、僧宗仰等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爱国女校，租校舍于登贤里，推蒋观云为经理（校长），不久因蒋赴日，由蔡元培继任。爱国女校随后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场所，实际上是革命党人秘密接洽的机关。爱国女校初创之时，学生很少，后来在蔡元培的努力下，由南洋公学学生为核心的爱国学社社员家中的妇女，均进入爱国女校，学生骤增。在爱国女学校中尽义务的教员，理化方面有王小徐、严练如、钟观光、虞和钦等。
1903年6月，中国教育会在爱国学社开评议会时发生冲突，蔡元培愤然离席，辞去副会长及评议会长之职，离开上海，前往青岛。随即又发生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章炳麟被捕入狱，邹容自动投狱，《苏报》被查封。中国教育会虽未遭解散，但会员大部散去，爱国女校亦面临严竣危机。6月18日、20日，中国教育会仅十余人在余庆里本会事务所开会，会议决定爱国女校仍继续办理，推举钟观光为义务经理，蒋维乔为副手。据蒋维乔后来回忆说：“惟会中已不名一钱，节省开支，每月经费不过150元，分作30股，每股5元，由会员分任一股或数股，以半年为限，然当时认者，只及半数，余在分任募集。钟先生借得开办费150元，租屋于白克路德华里，于七月初十开学，分学级为本科、预科。”
同年冬，日俄战争爆发，蔡元培自青岛回沪，组织对俄同志会，发行《俄事警闻》。10月26日，由于爱国女校教员分任半年之款期限已到，于是在《俄事警闻》社召开教育会议，决议爱国女校明年继续办理，仍推钟观光为经理，蒋维乔为副，并决定明年聘任教员一人，添设妇学速成科，教育已嫁女子。爱国女校因学生渐多，次年乃迁校舍，正月开学。3月，从南洋来沪的张竹君女士，提倡女子自爱自立，应学习女工，能自生产，不依赖男子。钟观光听到她的主张后，觉得非常新鲜，大为赞同，于是停止女校各项功课，设女工传习所，请张竹君来校专授手工三个月。但不到一月，张竹君即运动职员及多数学生，突然离校，自行组织育贤女学校，正在发展中的爱国女校因此遭到破坏性打击。暑假时，钟观光因公私交困，对爱国女校无力维持，向中国教育会提出辞呈，会中仍推蔡元培续任经理。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各地爱国志士纷纷组织爱国团体进行革命活动。1904年上半年，和黄兴领导华兴会同时，以杨笃生为首的东京留学生军国民教育会秘密成立了“暗杀团”，立志从暗杀下手，谋刺清廷首要西太后。暗杀团成员何海樵到沪活动，介绍蔡元培入团，随后又有苏凤安来沪试造炸药，蔡元培又将爱国女校懂化学的教员钟观光、俞子夷等人吸收入团。蔡元培后来回忆说：
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一方面受苏凤初君的指导，秘密凭屋，试造炸药，并约钟宪鬯相助，因钟先生可向科学仪器馆采办仪器与药料。又约王小徐君试制弹壳，并接受黄克强、蒯若木诸君自东京送来的弹壳，试填炸药，由孙少侯携往南京僻地试验。一方面在爱国女学为高格生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并由钟先生及其馆中同志讲授理化，学分特多，为练制炸弹的预备。
为满足反清革命的需要，蔡元培将研制炸药及毒药的任务交给了钟观光、赵燏黄、俞子夷等人。他们秘密开会，举行了类似会党的“歃血为盟”的庄严仪式：“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沥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乃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他们先以硝酸制雷汞，第一次成功，第二次浓烟上喷而失败，第三次又成功。硝基棉火药制作容易，硝基甘油则屡试不成，因为硝酸、硫酸的浓度太低，钟观光的科学仪器馆只能弄到普通的。后来他们打听到外国药房有强酸出售，就利用俞子夷是短发西装，冒充日本人买来这些上好原料，连试连成。后为暗杀团成员吴樾向清廷出国五大臣投出的第一枚炸弹，就发端于钟观光这个秘密组织的研制。
1904年下半年，钟观光辞去爱国女校校长职务后，受浙江宁波师范聘请前去教学，因被人告密，返回故里。他认为要进行革命，少数人是不行的，“推动革命，非由国民教育入手不为功” ，这样，在1905年，钟观光与曹赞宸等以柴桥镇原观澜书院田产屋宇变价建造新校舍，因其地处芦江河北岸，定名为芦渎学堂。钟观光却因办学而负债3000多银元，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大困难。钟观光旋又回上海任教，这年4月，中国教育会决议开办通学所，系补习性质，早晚上课，以便有职业者前来肄业。初习所由钟观光任高级理化教员，蒋维乔任初级理化教员。5月下旬，中国教育会重行选举，蔡元培任正会长，钟观光任副会长。为偿还债款，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钟观光终日劳碌，终于积劳成疾，不断咳血。蔡元培得知后专门成立“钟门同学会”，筹款资助他赴浙江杭州疗养。
三
钟观光原本主要研究理化，在杭州疗养时，散步于西子湖畔，青山绿水，草木葱茏，诱发了他对植物学的浓厚兴趣。他在病床上坚持自学了李善兰翻译的植物学方面的著作，病情好转后又采集标本，认真制作，很快就掌握了近代植物学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从此，他“拈花惹草” ，与植物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9年，钟观光病愈后赴宁波旅沪公学任博物教员，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理科通证》之动物篇的编辑。随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植物学的研究。
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热带—温带—寒带连续广阔地带的国家，植物资源异常丰富，并有悠久的研究历史。中国古典植物学研究曾辉煌一时，许多成就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近代植物学却是从西方引入的。用近代科学研究中国植物分类也始于欧洲人。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先后约有16个国家共约200人来到中国调查植物资源，大肆采集植物标本，搜集苗木、种子等。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200多年中，外国人在中国采集了近100万号植物标本，上千种植物苗木和种子，记载了新发现与新记录植物上万种，新属158个，仅浙东一隅，就有为数不少的西方人涉足群山峻岭，调查植物资源。最早在华进行较大规模植物采集的苏格兰人肯宁海（J·Cunningham），于 1698年和1701年两次来华，在厦门和舟山等地采得植物标本500多种。鸦片战争后，英国园艺学家福琼曾四次来宁波、舟山采集茶种和植物标本，将大量的茶苗和其它经济植物种苗送往印度，为东印度公司的制茶工业奠定了基础。1855年，福琼在这波采集了金钱松种子。差不多和福琼同时，英国领事官汉斯（H·F· Hance，1827～1886）在华采集得植物标本竟达2.2437万种，包括当时已知大部分植物种类，其中英国人郇和达均物、韩威礼、卡略思，法国传教士戴维等均曾替汉斯在宁波、舟山采集植物标本，后为收藏在大英博物馆。法国汉学家加略利（J·Callery）也将在舟山、宁波等地采集到的植物标本送到巴黎博物馆。1853年，来华传教士葛雷（E·Guierry）在宁波弄到油桐和梧桐等植物种子后送往法国。目睹外国人把大批中国植物箱捆绳载而去，我国爱国的知识分子感受到丧失民族尊严的奇耻大辱，激发了他们奋起守卫中国植物资源大门的强烈使命感。以钟观光、胡先骕、钱崇澍、陈焕镛为代表的一批植物学家，从此自强不息，不懈工作，最终使我国的生物学（特别是植物学）在本世纪上半叶，成为继地质学之后又一门较发达的自然科学。
为改变我国植物分类的落后面貌，钟观光首先感到作为分类学研究的基础—腊叶标本的缺乏，于是下决心从采集标本着手。他是我国大规模采集标本的第一人，玉成其事的又离不开蔡元培先生。1911年底，蔡元培自欧洲回国，次年初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邀钟观光与蒋维乔同时进部。刚成立的教育部因南北兵事未定，暂时无事可办，乃先草拟学制，钟观光负责专科及大学规程。他在空余时间周历京内外名山，寻觅植物，蒋维乔也常于休息日携带糇粮随钟观光步行山中数十里，自晨至暮，乐而忘返。这年4月底，蔡元培抵北京出任袁世凯政府的教育总长，特聘钟观光、蒋维乔协同办事，任为教育部参事，管理法令，公事较简。据蒋维乔记述：“先生仍以余闲采集北方植物，遇休假日，蔡元培约余等游圆明园，先生挟参考书，远足经行，俨然学校师生，殆忘其为长属也。元培佩采集筒，维乔携轻便压榨器，共行郊野，觅取新种，进园则登万寿山徜佯，竟日而回。”不久，蔡元培辞职，钟、蒋也因看不惯北京内阁官僚的倾轧纷争，先后去职南归。钟观光虽然官事无成，但他在植物标本采集方面有了良好的开端。
1915年，蒋维乔至两湖考察教育，长沙高等师范学校得蒋氏推荐，派教务长专程至沪礼聘钟观光为博物教授，钟遂讲学于岳麓三年，深受学生爱戴和崇敬。其间他曾返回故乡，筹建了一所“师藏楼”，并铺路修桥。1956年由他的儿子钟补求将“师藏楼”中所藏十几柜蜡叶标本、手稿和书籍全部无偿地献给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职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开始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大学模式和教育方针，对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革，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从发展中国科学水平考虑的。在理科方面，蔡元培聘任了李仲揆（四光）、任鸿隽、朱家骅等著名科学家担任教授，钟观光因偶来北京，亦被聘为生物系教授，不任课程，筹建标本馆。这给了钟观光考察、采集和研究植物的良机，他感到非常兴奋，虽已年近半百，还是毫不犹豫地发出誓言：“欲行万里路，欲登千重山，采集有志，尽善完成君之托也，不负众望。”
1918年2月，钟观光率领采集队出发，随行的有李力仁、张东旭、黄晓春，还有他的儿子钟补勤。他们先去福建，登上了鼓山、方广山，足迹遍布琯头、马尾、五虎等沿海各地。5月赴厦门，历鼓浪屿、小普陀、海澄、同安等地，于各礁石间采集了大量的海产与藻类标本，这可以说是我国近代较早的有一定规模的藻类植物标本的采集行动。
8月，到了广州，登上白云山及鼎湖山采集，收获颇丰，途中受到粤汉铁路工程师范先生大力协助。在新街、韶关之间采集时，岭南大学农业科学家格罗夫（Glueidman Groff）先生闻讯邀请钟观光作学术讲演，由此结识了菲律宾马尼拉科学院院长梅里尔（E·D·Merrill）博士。钟观光将新街采集的马鞭草科新属请梅里尔博士鉴定。1932年，梅里尔为表示对钟观光的纪念，将新种定名为钟木（Tsoongia axillariflora Merrill），即似荆或假紫珠。
10月，钟观光一行赴惠州、博罗，计划去罗浮采集，但因途中土匪盘踞出没，而折登飞来峡，出香山县，转道江门到阳春、阳江，在阳江中学校长的帮助下避开土匪安抵闸坡。闸坡为南粤鳞介丛生之岛，钟观光采集到了罕见的标本如日月贝、鹦鹉螺，也见到了连片繁茂的猪笼草。12月返回广州整理标本，并与岭南大学专家一起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研究。
1919年4月，钟观光一行准备去云南考察，取道肇庆，经苍梧、南乡、灵山、陆屋、钦州、防城，渡峡到达东兴。他们在洋务局米采臣主事官员的帮助下，不畏艰难险阻、毒虫猛兽，深入到广西十万大山边境——那良牙山，发现了我国特有的珙桐树（即鸽子树）、胭脂木等观赏树种、孑贵树种和许多木兰科珍奇树种，其中发现散生于亚热带南部的一种花香树大的乔木，经陈焕镛鉴定为木兰科新属，命名为观光木（Tsoonglodendron odorum Chun）。同年8月，他们从滇越路抵达昆明，后又跋山涉水，去滇池，登大华山，西行经禄丰、楚雄等十三站到达大理，登上点苍山，因路途险峻，设备简陋，奇草异卉，未能尽情采集。再登宾州鸡足山，多少年来人们对冬虫夏草这种是虫非虫、似草非草的奇怪真菌感到迷惑不解，钟观光在那里欣喜地一睹了“庐山真面目”，并找到了艽叶芸香等名贵的药用植物。他们原计划还想赴思茅考察滇湎交界植物，因旅费不足，止于漾鼻而还。归途中钟观光对行箧中的标本爱护备志，亲自检藏，这引起了土匪的注意，以为他们携带着什么宝货，跟踪尾随至祥云县的红崖五里坡，将钟观光一行捆绑、搜查，土匪见他们所挑行箱中皆为柴草之物，大失所望，因疑心另有所藏，用利刀威逼恫吓，钟观光从容应付，神色自若，匪徒们无奈，只好强行抢走其身上仅有的一块怀表和考察用的指南针以及随身衣物，才放他们回归。他们复回东兴，又转上海、渡琼州，随路采集到海口、安定之间，因时间和经费有限，未能充分采集热带植物标本而返回。路过广州时，钟观光应粤汉铁路局邀请赴韶关考察大江口森林。1920年1月钟观光在返沪途中，因长期劳顿过度，身患肺炎，幸得及时治疗，很快得以痊愈。如此。钟观光历时近两年的闽、粤、滇、广的采集考察工作告一段落。
1920年8月，钟观光又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采集旅行。这次他们的考察范围为华中、华西地区，华中以黄山和庐山为中心，华西以峨眉山为目标。这次考察从杭州出发，逆富春江北上，经富阳、建德、兰溪、衢州到江山，翻越仙霞岭，抵达福建二十八都，然后又折回衢州，越连岭，经石门、屯溪而登黄山，他将黄山所采的木兰科、金缕梅科等154种高等植物和49个属的蕨类植物以及菌、藻、地衣等的分布、生态、特点，均在《旅途杂记》中作了详细的记载。
1921年，钟观光出羊栈岭经桃岭，登九华山，下抵大通转九江，沿鄱阳湖畔，采集于星子鞋山等地。5月，钟观光到达庐山，在苍山翠谷、烟波苍茫中尽兴采集具有华中典型植物类群特征的标本。然后溯江而上，过宜昌，入三峡，采集于巫山、奉节之间。不料川鄂战事起，钟观光没能登上佛教圣地峨眉山，只好改向大巴山行进，无奈途中又遇土匪，不得不取道武胜关，登鸡公山，进入河南境地，经郑州、新乡、焦作、清化，越太行山抵山西晋城。时已逾8月，气候渐寒，由于衣衫未备，只好舍去五台山，折由获嘉至开封，转经陇海，平汉路返回。
1921年9月，钟观光开始了第三次采集旅行，这次考察的范围为浙江东部地区，他从浙江海门，经临海，登天台，又出乐清，登雁荡山，抵沪时已近腊月。至此，钟观光为北大筹建生物系和标本馆的工作暂告结束。
钟观光三次大规模的采集旅行历时四年之久，北起幽燕，南至滇粤，足迹遍及11个省区。他长途跋涉，穷幽陟险，攀藤扶葛，餐风宿露，百折不挠，终于出色地完成了蔡公的重托。他采集并制成蜡叶标本1.6万多种，共15万号，海产、动物标本共500余种，木材、果实、根茎、竹类标本300余种。1924年，北京大学以他所采标本为基础成立了生物系，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生物标本室。我国著名蕨类植物学者秦仁昌先生评论说：“北大标本之真正价值，不在于新种之多寡，而在所经地域广大，各类包罗宏富，实为研究生态分布最完善之材料。”钟观光作为我国最早自己采集植物标本，用近代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他呕心沥血筹建的北大生物标本室，开创了我国学者使用自己采集和制作的标本进行生物学研究的新时代。他以“旅行采集记”为题，于1920～1921年在《地学杂志》上先后发表的10篇野外考察报告，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瞩目和重视。
1927年8月，浙江大学（原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成立，聘请钟观光为教授，并兼任标本仪器部主任。在浙大期间，钟观光除了授课外，主要从事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工作，为此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植物标本的采集和鉴定工作上。他多次率领采集队深入浙江东、西天目山、四明山、天台山、南北雁荡山及普陀岛等地，采得本省植物标本7000多号，并于当年建立了浙大劳农学院植物标本室。1930年5月，钟观光考察浙江东南沿海诸岛时，在普陀佛顶山采集到一棵我省特有珍稀濒危树种，后经林业学家郑万钧教授鉴定，正式定名为“普陀鹅耳枥”，现为国家二级保护树种。另一方面，钟观光又广泛挖掘树苗和采集种子，筹建了笕桥植物园。笕桥植物园是我国最早建立的近代植物园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个校办植物园，占地50余亩，钟观光亲自规划，园内分为裸子植物、被子植物和水生植物三大区系，各区内植物均按科为单位顺序排列，按其生长习性错落有致地种植，种类达千余种，每种植物均挂牌标识中文名、古名、拉丁学名及所属科名。笕桥植物园的技术工作由他的大儿子钟补勤和陈谋、张东旭负责，它的建立为学生学习植物学和植物分类创造了极为优越的实习条件。钟观光在办好植物园和标本室的同时，还经常制作大批腊叶标本，运到上海“实学通艺馆”，供应各地大、中学校的急需，从而改变了过去依赖日本进口的状况。
四
1931年，钟观光应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邀请任研究教授，并参加中国科学名词审订委员会，进行植物科属名称的订正工作。同年秋，钟观光应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刘慎谔的邀请，被聘为专任研究员，再度来到北京。从此，年逾花甲的钟观光主要投身于我国古籍中植物名实的考订研究。
钟观光对唐代宁波乡贤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评价甚高，有意从《政和证类本草》及《本草纲目》中辑为一编，惜终未完成。但他对古典植物学的扛鼎之作《本草纲目》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田野调查和药材辨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写成《<本草纲目>疏证》23卷。此外，钟观光还着手对古典名著《诗经》、《尔雅》、《离骚》中所记载的植物进行详细考证，写成了《植物中名考证》14卷手稿，考订了146个科的高等植物和苔藓、藻类、菌类、地衣。他的另一部著作《说文植物类证》二卷，考订了54个科的199种植物。钟观光有关这方面的重要著述还有《尔雅释例》、《近代毛诗植物解》、《<山海经>植物》、《有关植物古籍释例、注解书目》、《名实图考校录》等，留下厚达52卷150多万字的手稿。
钟观光是以近代植物学的分类方法，考证我国古籍中记载的植物，并用拉丁文注上名词名称，再结合采集标本的情况，注明植物的产地、果实、采期等，方法新颖，见解独到。如他考订“牡蒿”，指出它属紫威科而非菊科蒿属植物，河北诸省田野所生尤繁；考订“荷”，指出陆玑以藕为荷之根的疏误，按近代的植物形态学，藕实应为荷的地上茎。钟观光的科学考订，富有广度和深度，为推进我国古典植物学的研究、厘清我国早期植物分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西方植物学研究者的极大兴趣。他还为日本翻译中国古籍原著涉及的植物名称的疏误一一订正，也受到彼邦学者的赞扬。
钟观光晚年的研究兼及药物学，除了考订古籍药物名称之外，还被同仁堂和北平研究院生理研究所聘请进行草药性效研究。为了将异物同名、真假之品辨明，年近七旬的老人又风尘仆仆专程赴祁州进行生药考察。
1936年，壮心不已的钟观光长途跋涉去湖南进行林木考察，对平原、高山、荒陵地带一百几十种植物生长状况进行调查，写出了《湖南林木调查报告》一文，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楠木生长的令人忧虑的状况以及保护的办法。这次考察之后，他本想再度去庐山考察，由于战乱未能如愿，但他献身科学的精神令后人钦敬不已。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北平，科学研究已无法进行。钟观光先是去门头沟避难，后又被迫携带文献资料以及部分标本南撤。在战乱中，他的许多重要书籍、著作、手稿、日记损失严重，在北平留下的好几大箱书籍、资料后来又被国民党军队当作废物垫在碉堡里，使他的多年心血凝成的结晶毁于一旦，令人痛心疾首。钟观光回到故乡后，继续孜孜不倦地对古籍记载的植物进行考证、疏释和续写《本草疏证》，但苦于资料缺乏，研究工作难有很大进展，许多疑义之处只能“臆为论断”，他不得不叹惜：“非俟难平之后，不能为力也”然而日本侵略者妄图尽快亡我中华，形势愈趋紧张，南京、杭州失守，宁波岌岌可危。钟观光心伤国难，万分痛苦。1940年7月，日寇首次在镇海登陆，同年9月30日，这位热爱祖国、自强不息的著名科学家，在忧伤中去世，享年73岁。
钟观光将自己的大半生献给了我国的植物学研究，无愧为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他虽然与世长辞了，但在他的影响和教诲下，大儿子钟补勤和三儿子钟补求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奋进，其中钟补求的成就尤为出色。
钟补求（1906～1981），22岁在杭州西湖博览会植物部当管理员，以后又担任了南京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标本室的管理员，渐渐地爱上了植物专业，通过刻苦钻研，进步很快。1934年，钟补求担任了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两次上黄山考察和采集，先后发表了《黄山植物名录》和《黄山植物续志》。1935年，钟补求发表《中国桔梗科植物之初步研究》一文，成为我国第一位研究桔梗科植物的学者，为以后的同项研究开创了道路。抗战爆发前夕，钟补求随研究所一起内迁陕西武功，临行前父亲紧紧握着他的手，殷切地嘱咐他一定要为祖国的植物学事业努力奋斗，不可半途而废。钟补求到陕西后，在父亲足迹未至的秦岭进了大量的考察和采集工作，前后采得5400多号植物标本，其间还受刘慎谔先生委派，与西北农学院王凤亭先生等筹建一座植物园。1947年，钟补求任陕西武功植物研究所所长，派赴英国皇家邱园植物园进修，获博士学位。1950年10月回国，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并有幸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深入西藏腹地进行科学考察的植物学家之一，在西藏采得植物标本约5000号。
钟补求是我国玄参科研究的权威，发表过一系列重要文章，并主持编写了《中国植物志》中玄参科部分的第67卷第二分册和第68卷。他对玄参科马先蒿属的研究尤其精辟。20世纪50年代，发表《马先蒿（Pedicularis）的一个新系统》的著名论文，这是在李惠林的《中国马先蒿属的重订》（1948～1949）一文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钟补求根据花冠形态、叶序的变化及物种分布式样，论证了物种的形成、该属起源中心及种间关系；根据形态、亲缘和地理分布资料，利用生物统计学证据，提出了马先蒿发生中心，建立了马先蒿属的新系统；对泊兰氏经向分布线路的投射线路的理论作了详尽的研讨，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对植物的海拔分布，通过抗性理论，来证明系统排列合乎亲缘关系的一种方法探讨等。钟补求的这篇论文为我国多学科综合研究植物进化开创了先例，荣获1956年我国第一次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英国皇家邱园植物院也称誉他是“世界马先蒿权威” 。钟补求在豆科槐必的研究上也造诣很深，发表了《中国槐属的研究》等重要论文，并系统研究了全世界的槐属植物，也是世界上槐属研究的权威。
钟观光、钟补求父子的植物分类学研究饮誉国内外，他们筚路蓝褛，呕心沥血，为中国植物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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