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传播与接受

说起关羽，人们自然会在脑海中浮现这样的一副肖像图：“身长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I“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

    历史真实地告诉我们关羽其人并不是一个无名小卒，而是为蜀汉集团立过功劳，与先主形同手足，在蜀汉集团是举足轻重的将军。当然这位将军也有骄傲轻敌的毛病并最终导致了他的败亡。不管怎样，关羽还是代表着“捐躯赴国难”的尚武精神和“视死忽如归”的壮士形象。这也就是屈原《国疡》中所讴歌的一种民族形象。然而，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文化传统以及其内敛而不张扬的文化个性，使得长期以来以儒家为正统的封建文化长于塑造一些谦谦君子和道德圣人，隐匿了杀伐暴力的武士风范，只有在民间，还在推崇江湖豪侠的扶正祛邪，抑恶扬善。因此，在三国以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关羽所为人称道之处在于他的勇猛，在于与张飞并列号称“万人敌”。关羽百万军中刺颜良的高超技艺、过人胆量与刮骨疗毒的大无畏精神，成为了军伍中力与勇的象征而令人们心向往之，体力行之①。

    而关羽被作为儒家文化的载体来塑造大概是从宋代开始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契机：首先，宋代儒学的复兴可以说是从《春秋》学开始的，而史载关羽爱读《左氏春秋》，“讽诵略皆上口”【2j，这是一条适合于塑造亦文亦武的儒将形象的文化讯息，所以，宋人为关羽作传的时候，也就将这条《三国志》关羽本传中裴松之的注解加人进去。其次，南宋偏安，与金、元对峙的局面，在历史上惟一可以比附的可能就是三国时期了。而在此时代背景之下，汉民族的勇武气节被空前地激发起来，在行伍中与士兵同仇敌汽、共同作战的将领被歌颂为英雄，在这一点上南宋儒士十分推崇关羽，庐陵曾三异的《同话录》认为：“《九歌－国荡》，非关云长辈，不足以当之。所谓‘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也”在这样的机缘中，宋代已经演变为亦人亦神形象的三国战将关羽，加上忠义精神的时代激励，成为军队和百姓守护家国的精神力量和文化象征。第三，大概正是因为南宋偏安与三国时期的相同局势，南宋的正统性与蜀汉的正统性便联结在了一起，在宋朝文人心目中，南宋作为汉族的政权，与蜀汉政权都应该是具有正统地位的。从宋朝碑记））中对关羽忠于刘备，择主而事的赞颂可以看出，最迟在北宋末南宋初，蜀汉集团的正统地位已经成为宋儒的共识。在朱熹将蜀汉正统写人《通鉴纲目》之后，尊刘贬曹的思想一直成为后代三国故事的主流。

    尽管关羽形象的演变历程，真实地存在于中国的古代社会，但这一关羽形象已经不是三国历史中的关羽了，确切地说，关羽形象在以后每个时代的存在，并不是关羽本人的现实存在，而是存在于一种由于社会的接受而建立起来的文化世界里。在其中，关羽形象的存在形态是和某种文化制度、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成为了每个社会里人们借以思考、讲述、用传统文化进行阐释的一个符号或者说一个文化单位。“在人们的生活中，宗教除外，重要的是自我形象，尤其包括它的有文学记载的历史，它的伟大人物，决定性的事件和关键性的创造。}}因为关羽是历史的，民族的，所以他被选择用来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

    诚然，三国历史中的关羽是关羽形象生成的“客体”，假如没有历史的存在，那么整个关羽形象都似乎没有存在的理由。而这一形象演变的过程中，人们给关羽加了许多文化代码，这些代码就是传统人文精神中忠、义、勇等道德规范，在这些道德规范中，有的是历史中的关羽所具有的，有的则是后代人所着意提升的。它们给关羽本体注人了得以延展的文化生命，从这一点上看，文化代码相对于关羽这一文化载体更有活力，它们是灵魂与躯壳的关系，互相依存，不可分离。

二、文学的多方位塑造

    宋代俗文学的兴起和繁荣为亚文化中的英雄们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并且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于他们能够由俗人雅，接受文人的加工创造，由元人明，关羽形象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得以定型，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物形象。此后，文学以它的多种样式和雅俗文体对关羽形象进行了全方位的塑造。

    文学中关羽形象的塑造以小说《三国演义》为分水岭。小说成书前，史传、诗歌、戏曲、说唱文学、文人笔记中所记叙与描写的关羽形象特征不一，缺乏整合。而《三国演义》在史传、戏曲、说唱文学、民间传说等多种同质异构的文本基础上加以融合，兼容包纳了关羽在各种文本形态中的面貌特征，集大成地塑造出具有强大吸引力与艺术魅力的关羽形象。小说成书后的广泛传播与接受也进一步扩充了雅俗文学对其形象的再塑造，同时推动着关羽崇拜的发展。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塑造在关羽形象演变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深刻地影响着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接受与传播。首先，《三国志演义》中的关羽形象开创了中国古代小说中儒将的人物形象类型。中国浩如烟海的史传文学中，塑造了大量的帝王将相，其中虽展示出了武将在疆场征战，行军用兵中的气势和力量，但一则由于史的局限，二则由于文化的偏见，对其个性诸方面的挖掘，远谈不上深刻。而在民间长期以来的武侠文化传统中，受到百姓歌颂爱戴的英雄侠客虽然个性强烈，爱憎鲜明，但是大部分是鲁莽的人物形象或是作为封建皇权的对立面出现的，这种侠客形象显然难以被统治阶层所接受。《三国演义》中所塑造的英勇能武、儒雅知文的关羽形象则成为了统治者与老百姓都普遍接受的武将典型。其次，小说《三国演义》融合各种文本中不同关羽形象特质的矛盾进行互补、重构的组合过程则使关羽形象中忠、义、勇等人文精神体现出了多重内涵。由于中国各个阶层的文化差异，其对于忠义精神的规定性有所不同。所谓的“义”可表现为统治者强调的忠君爱国的大义、儒者津津乐道的仁义和江湖弟兄肝胆相照的结义等层面。《三国演义》将多种层面的忠义内涵整合到对关羽形象的塑造上，交叉运用了前代雅、俗文学的各种叙事话语，有说唱文学与民间传说中的故事，有文人诗歌的咏叹与议论，从而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语义体系。“古城会”—下那失守、屯土山约三事、秉烛达旦、刺颜良文丑、挂印封金、涛桥挑袍、五关斩将、古城聚义—是民间对于刘、关、张三人作为江湖英雄好汉的传奇经历的叙说，小说中袭用了许多传说母题—寻亲母题、历险母题、过关母题等—并进行了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重构，将其纳人历史的真实情境当中。而故事中的“秉烛达旦”一节则是文人对历史细节的虚构，深化了关羽坚定、有操守、忠贞的思想境界。“秉烛达旦”的构思来自中国传统的男女授受不才;的“礼节操守”观念，也就是关羽“约三事”时强调的要与嫂嫂“一宅分两院”的要求。万历十九年南京万卷楼周日校刊本《三国志演义》在小字注“考证”中写道：“《三国志》关羽本传，羽战败下那，与昭烈之后俱为曹操所虏。操欲乱其君臣之义，使后与羽共居一室。羽避嫌疑，执烛待旦，以至天明。正是一宅分为两院之时也。故《通鉴断论》有日：‘明烛以达旦，乃云长之大节耳。”’后来万历三十八年建安余象斗刊《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卷十二汉献帝五年的“目”中有“使羽与二夫人共室，羽避嫌秉烛立侍至天明”语，其眉题标为“秉烛待旦”，这一情节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没有，到毛本《三国》中便插人了。“华容释操”则反映出忠与义的矛盾以及不同的化解方式，其中还折射出不同的价值接受取向。小说创设的华容释操情节，给关羽一个忠义难两全的情境，在华容道上，关羽面对失败逃亡的曹操会作出怎样的抉择呢？从平话中的“曹操撞阵，关羽面生尘雾”的天意难违，到小说中关羽为曹操旧日恩情所动，冒死主动让路，恩放操。可以说，这是塑造关羽品格的神来之笔。文人的构思较民间更具文化底蕴，古城会一段，在关羽和曹操之间已经有了一种似敌似友的关系。从个人道义上讲，曹操能够保全刘备妻室以及关羽性命，这对关羽以致蜀汉集团都算是恩重如山。而从国家忠义来看，曹操有汉贼窃国之嫌，关羽无论如何也是与他不共戴天的。所以在旧义与新恩的抉择中，关羽能够毫不犹豫辞曹归刘，全其旧义。然而，在曹操败走华容的情势之下，关羽假如赶尽杀绝，在人们心目中，他就有点太不近情理了。义是中国儒家传统所倡导的理想人格的一部分，表明的是一种对人对己的态度。《孟子－离娄下》记载了“庚公之斯追子灌孺子”的故事：卫将庚公之斯因为学射于郑国子灌孺子的学生尹公之他，所以子灌孺子对他有师恩。子灌孺子代表郑国领兵侵犯卫国，在与庚公之斯的对战中，他因臂疼而不能执弓，处于弱势，失去平等较量的机会。庚公之斯放他一马，是符合儒家仁义精神的。这就类似于华容道上关羽放曹操的场面，所以嘉靖本的小字注将这段故事引用作为华容道释操的对照文本。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更注重仁爱，求同求和，并不族扬那种穷兵默武、杀伐侵略的军功，所以战争的血腥残酷之下，还时时流淌着善良人性的温情。这可能也是人们都能够接受关羽释放曹操的民族心理基础。

    对于“大意失荆州”的悲剧结局的塑造，显然是对历史文本的一种重构，民间的故事并不会正面展开一位英雄的失败，而文人笔下，关羽的骄傲与他的英勇结合在一起，反映出文士在解读历史时所感受到的建功立业与人生无常的生命终极关怀，给关羽打上了悲剧式英雄的情感烙印。

    此外，小说中的关羽形象驰骋于三国古史的历史时空中，却已经是人神合一的整体。小说虚构了关羽成神显灵的情节，似鬼似神，颇具浪漫主义的色彩。除了玉泉山显圣外，关羽在敌国显灵两次：一次是附身于吕蒙，大骂孙权，追索吕蒙性命，神威宛若在世。一次是东吴将关羽之首送与曹操，曹操开匣观看，关羽“口开目动，须发皆张”。关羽于刘备梦中出现两次：一次是刚遇害，其魂灵泣告刘备起兵以仇雪恨①。一次是刘备兵败白帝城时，与被害的张飞一起召唤刘备聚会②。这两次托梦，足见刘、关、张兄弟情深。关羽还在战场上显圣两次。一次在供有关羽神像的山间人家，助关兴除潘璋，夺回青龙堰月刀③。一次是救关兴战羌兵越吉元帅④。在战场上关羽身形威仪如生前。从关兴眼中看：“只见云雾之中，隐隐有一大将，面如重枣，眉若卧蚕，绿袍金恺，提青龙刀，骑赤兔马，手绰美髯，分明认得是父亲关公。”战神是关羽最基本的神性，后世出现的关羽神迹故事多与其护国佑民相关。

    总之，作为一个定型的文学形象，《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传递出许多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的文化内涵。对此，不同接受层可以进行不同程度的读解，他们从关羽这一形象内涵中抽取一些自己认可的文化属性，并加工这些信息。这一读解过程又将与新的文本一起生成新的文学化了的关羽形象，关羽形象的生成由此而成为一个无限符号化的过程。有关关羽的宗教传记编造了大量有关关羽的故事，其中很多是《三国演义》小说中虚构的内容。而文人诗歌中的关羽虽典雅许多，但其中也出现了不见史传的故事，如斩貂蝉，彭梦祖的《关公庙祀歌》：“－，－…貂蝉颜色天下殊，背面忘夫即可诛。人间亦有奇男子，月下能挥一剑无…...“。那些信仰关羽，在情感上需要关羽的下层百姓更早地描画关羽的形象，塑之于寺庙，悬之于庭堂。反过来，统治者自上而下对关羽形象的认可和封祀，实际上是对于宗教中的关羽形象进行规范，从而保证对其的社会性控制。在关羽形象与关羽崇拜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关羽形象由历史而进人文学，再进人宗教，形成了一个具有特定象征意味和复杂内涵的文化符号。在符号化的过程中，关羽也由人而神，担当了中国社会为文化传统中忠义仁勇等精神打造的“形象大使”，也成为统治者神道设教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