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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及摩尼教的创立 摩尼教是一个源自古代波斯，即今天伊朗、伊拉克一带的宗教，为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所创立，虽然如今它已经不存在，但在古代却是一个影响广泛的世界性大宗教。在它被创立后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内（从三世纪到十五世纪），它广泛地流传于亚洲、欧、北非洲，并与许多历史重大事件有关。摩尼教从北非到中国的福建，在整个欧亚旧大陆上广泛传播，其传播文献使用过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粟特文、汉文、回鹘文、希腊文、拉丁文、科普特文等十余种文字，与其他影响重大的宗教发生过深入的思想交流。对于古代欧亚大陆上的东西文明交流有深远影响。 摩尼教的原始教义吸收了东方基督教诺斯替派（Gnosticism）、波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am，俗称拜火教，中国古籍中祆教、火祆教源于此）的成分。而在其向西传播的过程中它过多的吸收了西方基督教的因素；而在其向东浸入的过程中则吸收了东方佛教、中国道教及其民间信仰的成分。 该教教义以“二宗三际论”为出发点，二宗即是指：光明、黑暗，也即是善和恶。三际是指：初际、中际、后际，也即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未有天地之前，光明王国和黑暗王国断然分开、互不干扰。但后来黑暗入侵光明，引起黑暗和光明的大战，世界遂进入中际时期。在中际，黑暗和光明的元素混合，天地和人类就是这种混合的产物。而摩尼教的创立正是为了超度人类的灵魂，使之早日摆脱黑暗的纠缠，使其体内的光明成分得以净化重新回归光明王国。摩尼认为，世界的末日终将到来，那时地球将毁灭，光明和黑暗又将截然分开，回复到初际的情景，这也就是后际。 摩尼（Mani，216年4月14日－约274年），摩尼教的创始人。母亲满艳（Maryam）与波斯的安息（Arsacids）王室有亲戚关系。摩尼诞生于巴比伦（Babylonia）北部的玛第奴（Mardinu）。父亲跋帝（Patek）原住哈马丹（Hamadan）曾参加犹太派基督徒派别厄勒克塞（Elchasaites）派，这个教派以禁欲和实行烦琐的浸礼仪式为特点。摩尼从四岁起就被他父亲带到这个教派中生活。摩尼自称从小受到天使启示，他二十四岁时（240年4月19日）受到神我（Syzygos）一次最重要的启示，涉及以后摩尼教的主要基本教义。他遂与厄勒克塞派决裂，如果没有他父亲的保护，可能被杀。摩尼离开这个教派，来到泰锡封（Ctesiphon），只有两个追随者，后来他父亲也皈依了他的宗教。摩尼及其少数信徒曾在波斯北部传教，后来取海路前往印度，使杜兰（Turan，在今俾路支地区）国王皈依摩尼教。从印度回来后，摩尼赢得了波斯萨珊王朝国王沙卜尔（Shapur）的兄弟、呼罗珊（Khurasan）总督卑路斯（Peroz）的友谊，通过他得以晋见沙卜尔。摩尼用中古波斯文写了《沙卜拉干》（Sabuhragan）一书，概述摩尼教的教义，题献给沙卜尔。沙卜尔给了摩尼书面文件，准许他和他的信徒在帝国范围内任何地方旅行和传教。摩尼派使徒阿驮（Adda）、承法教道者帕提格（Pattig）等向罗马帝国境内传教，派末冒（Mar Ammo）等向东方传教。摩尼教在不长时间内已经发展成一个世界性宗教。瓦赫兰（Bahram）一世（273－276年）继位后，受琐罗亚斯德教主科德（Kirdir）的影响，改变了对摩尼教宽容的政策。摩尼想去东方的贵霜（Kushan）地区，未被准许。他收到瓦赫兰一世的传唤，要他前往贝拉斐（Bet Laphat）朝廷。摩尼已经意识到凶多吉少，但是对信徒的关怀一如既往，在途中还访问了故乡高凯（Gaukhai）的摩尼教社团。他于274年1月21 日抵达朝廷，晋见瓦赫兰一世时，受到国王的指责，摩尼进行了抗辩，被投入监狱，2月26日死于狱中。瓦赫兰一世对摩尼教的迫害虽然限制了该教在波斯本地的传播，却迫使其另辟蹊径寻找生存之路，从而促进了摩尼教的对外传播。正如傅璇琮所说：“似乎可以说，没有对他的迫害，就不会有他的传播。”[1]
在西方，摩尼在世时摩尼教已经传播到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公元300年左右，摩尼教徒在埃及已经颇有声势。摩尼教又从埃及传播到北非和西班牙，从叙利亚传播到小亚细亚，再从那里传播到希腊、亚德里亚海东岸、意大利和高卢。这些地方当时均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摩尼教遭到政府的粗暴迫害。但是，著名的希腊文教义之正式声明说明迟至九世纪，摩尼教仍然在西方活动。1000年以后，在西方就不再看到关于他们的记载了。 摩尼教传入中国之经过 由于资料的缺乏，对于摩尼教的具体入华时间，学界尚没有统一观点，传统的观点认为武则天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摩尼教正式传入中国。宋代文献《佛祖统纪》记载了该年一位波斯摩尼高僧带着一部名为《二宗经》的经典朝觐武则天的事情。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许多学者根据宗教传播的一般规律，结合文献记录提出新的观点，认为摩尼教在此事之前便已经在民间传开，而武后接纳只是表示最高统治者正式接纳了该外来宗教。而对于武则天为什么会认可该教，林悟殊先生认为，可能是她需要从道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中寻找政权合法性的理论支持[2]。在玄宗开元期间，吐火罗国王又曾献一慕闱于中国，获得唐帝国皇室的接待。不过，唐室对该教的支持也是有限的，在安史之乱前，并没有证据表明摩尼教曾经在华设立寺院，史书反而载有对该教之禁令。据《通史》所载，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玄宗以摩尼教“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为由，下令中国人严禁信奉之，而只许在华的胡人自行信仰。 但是时来运转，安史之乱时唐朝借助了居于蒙古地区的回鹘军队才得以平定叛乱。当时带兵进入洛阳的牟羽可汗接触到了驻洛阳的西胡摩尼教师，受其感化，而改宗摩尼教，并将定为国教，举国上下一律奉行。唐朝廷慑于回鹘要求，加大了对摩尼教的支持力度，据《佛祖统记》记载，自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至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先后敕准回纥摩尼教徒在京师、荆州、扬州、洪州、越州、河南府、太原府等地建置摩尼寺，称大云光明寺，并派专员保护，自此以后，摩尼教寺满布中国境内。摩尼教士随回教使者来华，他们都会得到唐朝皇帝的礼遇。代宗大历三年至武宗会昌初年（841--846年）的70余年间，是摩尼教在中国最风光的时期，摩尼教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而且，摩尼教徒的影响远不局限于传教。根据《旧唐书》记载，长兴元年，回讫宰相将令摩居教五百七十三人入朝一同迎接公主，可见其借回讫与唐关系，势力已延伸到政治层面。部份摩尼教徒也从事商业，据《旧唐书，回鹘传》：“摩尼至高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 然而好景不长，唐武宗会昌元年，回纥被中亚新兴的戛黠斯击败，国势衰落，国破西迁至甘肃新疆一带，无力支持中原的摩尼教徒，于是唐廷对回纥和摩尼教的态度立即改变。虽然回鹘可汗在从中国撤兵时，要求唐室“安存摩尼”，但是以反对外来宗教著称的唐武宗立改前态，放手迫害摩尼教，会昌三年（843年）连颁敕令，禁止摩尼教在华传。敕令包括：驱逐西域摩尼教僧侣，没收摩尼教寺庙及其财产，销毁摩尼教经典和画像。据《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说：“会昌三年四月中旬，敕天下杀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 当时，摩尼教流行的地区以西北、华北地区为主，在福建、浙江沿海地区，摩尼教也有一定势力。然而经此一劫，摩尼教的在华势力严重受挫，可谓元气大伤。其残存的教徒，无论胡汉，都不能公开从事宗教活动。而在组织上，也无法和中亚摩尼教团发生联系，只能在中国本土自生自灭。自此以后，摩尼教开始更多的与下层百姓结合，转而在民间秘密流，并渐与其他宗教结合。 中国摩尼教研究的奠基人，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沙畹认为：“真正的摩尼教，质言之，大摩尼师自外来所传布之教，已灭于843年之敕。尚存这为已改之摩尼教，华化之摩尼教耳。”[3] [1]傅璇琮《摩尼教及其东渐》评述 [2]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 [3]沙畹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商务印书馆，1933 [4]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 [5]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0 [6]林振礼《朱熹与摩尼教新探》，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7]何正清《摩尼教和天地会》。 [8]林悟殊《明教——扎根中国的摩尼教》 [9]林悟殊《明教——扎根中国的摩尼教》
唐之后摩尼教的华化 尽管摩尼教遭受重大打击，但是其气息未断，许多经书、画像尚存，于是摩尼教在民间还可自行传习，但是那时的摩尼教都是经过改装、掩饰了的。林悟殊认为“唐之后的明教是华化了的摩尼教，是在中国扎根日深的摩尼教。”[1] 宋代，摩尼教已完全汉化并演变为明教（或明尊教）。宋代明教将原摩尼教教义要旨简单地归纳为“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个字。这样做能迎合了民间的需要，更好的发挥了其追求光明、善良、俭朴、友爱的道德观念，因而颇得人心；而广大民众也希望借助该信仰和组织，摆脱自己的现实苦难，所以该教在社会下层流传甚炽。此类教团多采用秘密结社形式，他们修持极严，坚持素食，礼俗上“朝拜日，夕拜月”， “教阐明宗，用除暗惑”，世人习惯上则多将之概括为“吃菜事魔”。明教“治己极严，待人极恕，自奉极约，用材极公，不失为一道德宗教。”[2]宋朝以摩尼教为其宗教外衣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特别是江浙和福建这一海滨地带的农民运动，很广泛地利用了摩尼教的成分。影响较大者有王念经的衡州起义、东阳县和信州贵溪的“魔贼”起义等。而方腊起义是否与摩尼教有直接关系，学界至今意见不一。 宋元时，许多士人知识分子也信奉摩尼教。不过，这些人多站在儒释道的角度，崇尚该教之苦行精神，吸收该教的合理成分，自成一宗。还有许多知识分子，虽不信仰摩尼教，但或多或少的表现出受到了摩尼教的影响，对此，鄙人将撰文相加讨论。比如宋代大儒朱熹，年轻时曾做诗《与诸同僚谒奠北山过白岩小憩》，对摩尼教的呼禄法师充满景仰[3]。但是，从事宗教修持的知识教徒毕竟是少数，摩尼教徒的主力还是下层百姓。 元朝统治者对于在民间暗地里聚众结社的吃菜事魔活动明令取缔；而对于传统的明教信徒聚居地区，则允许造庵奉祀公开活动，以示优容，但要派政府官员严加管束，以防越轨。随着元朝统治者的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摩尼教、弥勒教、白莲教等民间教派迅速发展，互相融合，最后酿成了红巾军起义。起义军公开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谶语箴言为口号，自称魔兵，透露出摩尼教对红巾军的深刻影响。但是朱元璋领导的起义是否源自明教，学界存在很大争议。但无论如何，到了元末时期，明教崇尚光明的理念和各种礼俗已经渗透到了其他民间信仰之中。 进入明代之后，统治者大肆残害明教，明教只得以更隐蔽、更秘密的形式开展活动。到了清代，许多民间教派，仍或多或少地受到摩尼教的影响。 “两宋迄至明代的许多农民起义组织，他们的一些特点与后来的天地会颇有共同之处。[4]”但史料对此已不见记载。也许“其信徒还在活动，民间还有人照样供奉摩尼佛像。[5]”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明教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教已经不存在了。即使其民间信徒，其许多行为方式，也与中国的道教和其他民间宗教已经没有多大差别，进行诸如施行符咒之术，求签，占卜，驱鬼的活动。 正如中国摩尼教研究的泰斗林悟殊所言：“可以说，唐代传入的摩尼教，扎根中国而改称明教，最后融入了民间宗教的大熔炉里，摩尼佛进入了中国民间宗教的万神殿。”[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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