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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晚期，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生着急剧的变革。当夏王朝统治中原一带之后，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典型龙山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确立的岳石文化。
岳石文化是海岱地区原始部落农业经济发展的结果。龙山文化高度繁荣的氏族经济不仅使山东半岛和苏北一带的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财富迅速增加，而且对中原地区、江淮地区乃至长江中下游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夏朝建立后，泰山周围的岳石文化诸部落集团与之分庭抗礼，中原文化在鲁西平原的影响与传播始终受到抵制，乃至商代中期泰山以东仍保持着岳石文化浓厚的传统。
岳石文化以山东省平度县东岳石村遗址的发现而定名，在山东境内有广泛地分布。重要遗址有泗水尹家城、寿光丁家店、烟台芝水和丁家店，梁山青堌堆，潍县鲁家口、牟平照格庄；江苏赣榆下庙墩等。在大汶口文化和典型龙山文化的地域内都有所发现。碳 １４ 测定表明，这种文化遗存的年代在公元前 １９００ 年—前 １７００ 年间，正当中原夏王朝统治时期。
夏代，海岱地区的经济比龙山文化时期进一步发展了。从岳石文化的遗存来看，生产工具中主要是用石、骨、角、蚌制作的农具，也出土了少量青铜锥形器。在梁山青堌堆的岳石文化遗存中，发现了石制的斧、刀、铲、锤等；骨器有镞、凿、锥、针；角器有镞、锥和带倒刺的鱼镖；蚌器有镞与镰。此外，还有一些陶纺轮和网坠。青堌堆遗址还出土了不少淡水厚壳蚌和一些鹿角。从上述生产工具和动物遗骸，可以看出采集与渔猎经济在氏族的经济生活中仍占有一定地位。
岳石文化的制陶技术比起龙山文化时期的鼎盛阶段，种类和器形都有较大变化，显出明显的衰落。大多数陶器为泥质灰胎黑皮陶和夹砂红褐陶。泥质陶的胎壁厚，种类少，不过都采取了先进的轮制方法，火候也比较高，普遍饰有凸棱数周而形成独特的风格。这一时期的陶器主要有尊、子母口罐、三足簋、圈足簋、豆、盂、鼎、盆、杯及大量蘑菇状钮的器盖。一些泥质陶器上还绘有朱色图案，也有用红、白、黄多彩兼施的云纹彩绘陶。夹砂的红褐陶器表面抹光，有敞口的大型罐和盆，还发现了袋足肥大的■，这些陶器的颈、腰、裆部常有附加堆纹。上述因素均不见于典型龙山文化，而与中原的夏代文化有一定关系。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十分盛行的鬶，至岳石文化时期已很少见到了。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已进入夏代统治时期。豫东龙山文化的造律台类型，与鲁西平原的梁山青堌堆等岳石文化遗址所反映的面貌是一致的，说明夏代中原文化迅速东进，其中主要是商族势力向东的发展。受到商族的排挤，岳石文化的一些氏族向淮河一带迁徙，在涡河、浍河、沱河、唐河的上游与那里的氏族相融合，成为商代的淮夷；还有一些氏族继续南下，在南京、镇江一带发展成后来的“湖熟文化”。泰山、沂蒙山以东则继续发展着岳石文化。
淮夷的形成与发展，与岳石文化一些氏族南下有关，也与原在豫东地区的有虞氏向东南迁移有一定关系。这种大规模的迁移，一方面是因为中原和山东两地新石器时代末期诸部落集团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受到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巨大洪水灾患的直接影响。安徽省淮北地区的宿县、淮北、蚌埠一带，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 ５０ 多处古遗址，从这些遗址的面貌可以看出，当中原夏王朝的势力抵达宿县以西地区时，宿县以东尚属东夷族的岳石文化势力范围。夏王朝确立政治统治地位不久，在豫东一带活动的有虞氏即举族向东南迁移，并定居在江淮间的洪泽湖、高邮湖一带，他们与陆续到达这一地区的岳石文化诸氏族汇聚，并与当地土著居民结合，成为淮夷。
与皖北交界的河南省鹿邑县栾台遗址，是一处历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代、商代、西周直至战国初期的聚落。从这个堆积厚达 ８ 米的重要遗址中，可以看出中原文化和山东古文化互相影响、势力消长的情况。遗址的堆积从最深处往上，底下第一层堆积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出土了鲁西平原常见的陶鼎、鬶、盉、壶、罐、高柄杯等；往上第二期遗存，早期阶段的陶器尚有大汶口文化的基本面貌，演变发展关系清楚，但晚期阶段则增加了中原文化的因素，整体面貌与豫东龙山文化的造律台——王油坊类型较为一致；第三期又为岳石文化所影响，成为夏王朝时期东夷的属地；第四期的出土遗物则完全变成了商代的风格。这个遗址，正是中原与东夷交往与征战的缩影。
中原夏王朝与岳石文化的这种交往，在淮河流域有广泛的影响，淮河南岸的城东湖、瓦埠湖一带，也分布着类似栾台遗址文化面貌的一些遗址，其中霍丘县城南的红墩寺夏代文化堆积中，既有中原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又有岳石文化的明显因素，表明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淮河流域的夏代文化遗存，其复杂的内涵深刻地表现出夏代正处于新的社会结构正在建立与完善，新的生产力正在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时期。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十分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交流与推广，极大地促进了各地经济的发展。这种交流与融合，自人类社会开始时起就已存在，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其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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