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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兵家

 ★百晓书苑★ 2011-12-08

(1)商代军事指挥系统
  就目前关于商代的历史资料而言,很难清晰地描述出商代军事指挥体系,也很难找到一个我们今天在概念上所谓的军事家,但从商代军事制度的特点中,我们可以推知其军队指挥系统的概貌。
  前文已述,商代军事制度具有兵农合一的特点,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氏族制度的遗迹。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军队组织与村社组织有一致性,另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地缘关系与退居次要地位的血缘关系相并存。商代王国军的“师旅”与村社组织的形式相同,由“伍”、“什”进制组成,因此,各级村社组织的头领便是其军队各基层组织的召集者和统领者,平时为官,战时为将。而就整个国家军队而言,军队为国王所有,与商代政治制度特点相适应,军队的高级统帅人员则主要由王室贵族担任,表现出卿将合一的特点。而在“族军”中,亦与此相类似,方伯(诸侯)为“族军”的最高统帅,其军队内部各级指挥与王室军大致相同。由于有关商代军事的记载材料极缺,卜辞中所记多为登人三千或五千伐某某方,或召某某方伐某某方、或令某侯某族伐某方等,涉及具体的人物极少。除商王亲征外,仅见妇好、沚戛、望乘(武丁二十九年下旨叛反,武丁派其前往征伐)、犬侯(商王曾令其伐周),而且关于他们的记载多是只言片语,对他们在战争中的具体表现知之甚少。所幸的是,我们虽然很难找到充足的资料来描述商代某个军事指挥将领的事迹,但由于当时政治与军事的密不可分,在关于商初著名贤相伊尹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才识出众、功绩卓著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军事谋略家。
  (2)伊尹
  伊尹,有莘(今河南开封陈留镇东)人,生卒年月不详,主要活动于夏末商初。其本名挚,因曾在商汤时任官阿衡,太甲时任官保衡(见《毛诗正义》孔颖达疏),所以历史上又称其为阿衡或保衡,甲骨卜辞中亦有称之为黄伊、寅伊或单称伊者。他曾助汤灭夏,并与仲虺等辅佐商汤和太甲,握有实权,功勋卓著,既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我国军事史上有确凿记载的第一个军事谋略家。
  关于伊尹的身世及其出仕经过,古籍中颇多记载,然说法不一。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说法认为,伊尹是有莘氏的“小臣”,以庖人身份陪嫁有莘氏之女至商,后因其屡向商汤陈述取天下的主张,得到商汤的赏识而被重用为辅臣。《墨子?尚贤申》即谓:“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亲为庖人,汤得之举以为己相,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后,《庄子》、《楚辞》、《韩非子》及《吕氏春秋》所记亦与此类似;另一种说法见于《孟子》,其在对前一种说法予以否定的同时,提出“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之使往聘之,……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意也”(《孟子?万章上》)。而《史记?殷本纪》则二说并存:“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未作确断。但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应之以上述记载,我们认为第一种说法较为可信。但目前有些学者虽持第一种观点,却又断言伊尹是有莘氏的奴隶,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奴隶处于社会低层,是奴隶主压迫剥削的对象,根本不可能有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如果他是一个奴隶,那么他后来的治国谋天下的远见卓识是难以解释的。因此,我们认为伊尹并不是奴隶,而是有莘氏的近侍官,属于奴隶主阶级一分子,受过良好的官族教育,因在有莘氏身边服务,即使没有从政治国的实际经验,所见所闻,至少其间接经验应是相当丰富的。事实也证明,在其从汤之前,就已显露出其政治才能,声名远播,以致汤在见到伊尹之前就说过“伊尹之于我国也,譬之良医善药”(《墨子?贵义》)。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商正在崛起,汤急需罗致人才,壮大自己的力量,而伊尹声名在外,有才德而欲投贤主,早就想为汤所用,只恨无由。因此伊尹归商实际上是商汤政治发展与伊尹施展抱负这两方面需要交织的结果。而有莘氏女嫁汤正好创造了一个契机,至于伊尹负鼎俎以美味说汤,只是伊尹向汤陈说自己治国之道的一种方式,并不能以此确定其身分。
  由于伊尹多次向汤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他的主张又正与汤“正(征)城(有)彼天下”(《诗经?商颂?玄鸟》),取夏而伐之的意图相合,汤庆幸天降贤士于己(《诗经?商颂?长发》),于是委以重任,用之辅政。
  伊尹被汤任为相后,便成了商统治集团的谋略人物,为灭夏战争的准备与实施出谋划策,历时 18 年终于助汤灭夏而建立商王朝的军政大权。汤去世后,历辅外丙(汤之子)、仲任(外丙之弟)、太甲(汤之长孙)。太甲为政暴虐乱德,不遵汤法,伊尹将其放于桐(河南虞城东北),自摄政理国三年,复归政于太甲。《史记?殷本纪》、《孟子?万章上》和《左传?哀公二十一年》均有记载,后世也对此颂声颇著,被太甲尊为“保衡”(《史记?殷本纪》),仍握有实权,直至太甲子沃丁即位时伊尹才老病而死。
  伊尹一生,在助汤灭夏,建立和巩固商王朝的事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为我国军事理论的发展,迈出了开创性的第一步,对后世影响极大。
  伊尹在军事方面的活动,主要是参与了灭夏战争的策划、准备与实施。关于汤灭夏之战,史料欠缺,现今所知的有关记载亦多是语焉不详,尤其是对战役战斗的记载极少,难以全面详实地叙述,但关于灭夏战略的谋划、准备和实施,古文献中略有涉及。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出伊尹在灭夏之战中所起到了重要作用及其对军事认识的深刻和驾驭军事的杰出才能。他对中国军事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将人心向背的政治因素用于指导战争。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之后,政治与军事便形成了一种密切的关系,政治的兴衰与战争的胜败密不可分,而人心的向背正是政治形势的反映,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心向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又各有不同。在夏商之交,中国处于奴隶社会发展时期,当时社会生产力不高,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部门——农业的生产水平还很低,还具有对自然不可抗拒的依赖性。有神论的唯心世界观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统治地位,唯天是尊,唯天是教,人们认为上天是人世的最高主宰,一切自然现象和人类行为都受上天支配,这反映到政治上就是神权政治。最高统治者以上天之子自居,其权力和行为被视为上天意志的体现,因此,每有重大举措必祈请上天,祭祀神祖,以求福佑。每次战争更是如此,战前除向上天和神祖祈祷外,还要占卜请示,以决定行动和指导作战。但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伊尹通过对过去战争的总结,隐隐约约地发现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意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于是开始冲破天命思想的束缚,把注意力用于研究人心向背这一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初步形成了“视民知治不”(《史记?殷本纪》)的思想,即把民众是否拥护最高统治者,看作是衡量国家统治兴亡的一个重要尺度,进而将这一思想用于指导灭夏战争。
  为了弄清民众对夏桀的态度,伊尹前往夏任官,借机探察民情。当他看到桀“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情况后,即大胆判断“夏命其卒”,认为夏已出现了灭亡的征兆,因而与汤共同下定灭夏的决心。在战争准备期间,伊尹仍以此为指导,一方面极力宣传夏之暴政,进一步促使人们对夏的厌恨;另一方面针对“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的现实,强调广布仁德,宽以治民,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参见前文汤灭夏之战),对内扩大民众的拥护,对外争取其他方国的支持,颂声四起。不少方国归附,从而收到了抑彼扬己之功,使人心背夏而向商,九夷不起即为明证,为灭夏战争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人心向背影响战争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众所周知的公理,但在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却是前无古人的创造。伊尹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并用于指导战争,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军事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二,“上智为间”的谋略。
  间谍情报战,在现代战争中已不新鲜,但在中国古代早期战争或者说在伊尹之前则是未曾有过的。当然在人类早期战争中也注意到了侦察敌情的重要,但在神权统治时代,这种侦察只是纯军事的战场侦察,而没有深入到敌人内部从事情报搜集和瓦解敌人关系的工作。只有当伊尹认识到民心向背对战争的作用之后,才以到夏任官的名义打入夏王朝内部开展情报工作。如果说伊尹第一次赴夏是为了侦察夏王朝的政情民情,以便制定灭夏计划的话,那么第二次赴夏则不仅仅是为了了解情况,而且还利用所掌握的情报,联络夏臣和当时已失宠于桀的妹嬉,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削弱其实力,为后来灭夏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据《竹书纪年》载:桀“命扁伐山民,山民送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爱二人,……而弃其元妃于洛,曰妹(未)嬉氏,以与伊尹交,遂以亡夏。”《吕氏春秋》亦有类似记载,充分肯定了伊尹用间的作用。后来孙武总结说:“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孙子?用间》)。“用间”的重要性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而伊尹作为中国军事史上“用间”第一人,其功劳不言可知。
  第三,根据敌我力量变化选择有利战机。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能否运用发展的观点,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行止进退,是谋事成事的关键。对于战争而言,能否正确认识判断形势并选择有利战机显得尤为重要。
  商汤经“十一征”后,不仅剪灭了亲夏的方国,而且扩大了统治区域,实力大增,灭夏的战争准备工作业已完成。当时夏王朝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呈现出分崩离析之势,在此形势下,向夏发起最后总攻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但伊尹为确保战争的胜利,考虑到夏虽然已近末日,然而它为中原之主已历时 400 余年,其声威余绪,不可忽视;再者商为夏之方国,商伐夏有以下犯上之嫌,没有十分的把握不可轻动,因此认为一定要等大多数方国都不支持夏桀时方可进攻。于是为试探各方国诸侯的人心向背,伊尹建议汤停止向夏进贡,以观反应,桀怒而“起九夷之师”,准备大举伐商。伊尹见九夷等方国仍心向夏桀并听从桀的调遣,因此认为决战时机没有完全成熟,遂与汤复朝贡谢罪,假意忠诚以伺时机。第二年伊尹建议再次绝贡,桀又召诸侯在有仍(山东济宁南)会盟,准备伐商,此次不仅九夷之师不奉夏命(《说苑?权谋》),而且有缗氏(山东金乡南)首先叛反(《左传?昭公四年》)。伊尹看到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夏桀已完全陷入孤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即向夏发起总攻,结果大获全胜,一举灭夏。
  在天命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伊尹不是通过占卜、观象来决定是否发动和何时发动战争,而是根据对客观形势的分析,充分认识人在战争中的主导地位,由人〈即他自己〉来把握和选择战机,实属难能可贵。
  伊尹在军事上的成就除以上几个方面以外,在前文所述的诸如孤立敌人、壮大自己、迂回包抄和切断敌人后路等都有其独到之处,但其最突出的贡献则在于不受时代的束缚,大胆冲击天命观禁锢,较清醒地认识到人在战争中的主体作用;其战略和选择有利战机均得于人心向背影响战争胜败的观点,这对于我国军事的发展尤其是战略学说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愧为我国军事史上第一个军事谋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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