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 - 简介 东汉党锢之祸,是东汉桓、灵时的两次打击士人和太学生的事件,影响深远。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敢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知在外戚宦官把持下选拔出来的官吏都是何等昏庸的人物。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这种清议发展到后来,便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东汉桓帝、灵帝时,当权者分为宦官、外戚两派,交替专权。宦官党有侯览、曹节、王甫等,他们任用私人,败坏朝政,为祸乡里,如侯览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谋财构陷无辜,聚敛上亿的财富。相对而言,外戚一党的窦武等人却比较清正[1],因此贵族李膺、太学生郭泰、贾彪等人与外戚一党联合,对宦官集团进行激烈的抨击。这些人通常被称作士人,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士大夫。他们品德高尚,时称君子,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外号:
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八人,为“人之英”,即人中英杰; 八顾指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步八人,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为他人榜样的。 八及指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为“能导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导其他人学习三君等榜样的。 八厨指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为“能以财救人者”,即不惜家财,救助有难者的。 当时人以这些人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惧被他们指责贬损,皆登门拜访他们。
发展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向桓帝进谏。桓帝不悦。刘茂不敢多说。陈蕃独自上书,以汉初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追劾湖阳公主的例子,为受罚的官员们辩解,并要求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们,虽不敢加害名臣陈蕃,但对其他人则大加报复。 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结果却被纷纷免官,成瑨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得免。 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张成为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 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辞。 当时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桓帝没有理他。 同年十二月,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于次年(即167年)上书求情。同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为党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 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不久,又出现太白金星经房宿,由上将星入太微垣的天象,当时的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象征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将军有灾难。窦武等人准备动手除去宦官曹节王甫一党。 九月辛亥日(九月初七),窦武轮到休假日,出宫回家。宦官偷出他的奏折,得知了士人的计划,因而连夜歃血共盟,发动政变。宦官们与皇帝的乳母赵娆一起,蒙骗年幼的灵帝,格杀亲近士人的宦官山冰等,抢夺印、玺、符、节,胁迫尚书假传诏令,劫持窦太后,追捕窦武、陈蕃等。 年过八旬的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到尚书门因寡不敌众被擒,当日遇害。 窦武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名将、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此前率军出征,此刻刚回到京师,尚未了解局势,宦官等人假传诏令骗过了他。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千余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他的宗亲宾客姻属及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人皆被族灭;虎贲中郎将刘淑、尚书魏朗等也被诬陷而被迫自杀;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李膺等再次被罢官,并禁锢终生。 议郎巴肃参与了窦武的计划,但宦官不知道,只是将他禁锢而已。巴肃认为“为人臣者,有谋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不隐其谋矣,又敢逃其刑乎!”,自己投县官官衙就案,县官要解印与他一起逃亡,他不同意,被害。 陈蕃的友人朱震弃官痛哭,收葬了陈蕃的尸体,并将他的儿子陈逸藏到甘陵,被人告发。朱震全家被捕,都受到酷刑,然而朱震誓死不肯说出陈逸的行踪,陈逸得以幸免。 窦武的府掾胡腾收葬了他的尸体,为他发丧,也被禁锢终生。窦武的孙子窦辅,才二岁,被胡腾收留并冒认为自己的儿子。胡腾与令史张敞一起将他藏匿在零陵,窦辅也得以幸免。 张奂因“平叛”的功劳被宦官们提拔为大司农,封侯。张奂因深恨自己被曹节等欺骗,害死国家忠良,铸成大错,坚决拒绝不肯受印。并在不久后趁天象变化而上书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人平反,迎回窦太后,并推荐李膺等出任三公。灵帝认为他说得有理,但宦官们纷纷进谗言,改变了灵帝的想法,反而追究张奂的责任,张奂自赴廷尉,被拘留数日,罚俸三月。最终也被罢官回家,禁锢终生。 郎官谢弼上书也为窦武、陈蕃等人鸣冤,要求迎回窦太后,却被宦官贬职杀害。 宦官等见窦武、陈蕃、李膺、杜密等名望仍在,不肯罢休,于是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年仅十四岁的汉灵帝被他们欺骗,因而大兴大狱,追查士人一党。 此前曾得罪宦官的张俭四处流亡,在路途上,看见人家就前往投宿(“望门投止”),没有不愿意冒灭门之祸而不收留他的,张俭在众人的帮助下,得以逃到塞外。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前后有数十家之多,郡县也因此残破。 是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结局 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黄巾之乱兴起,汉灵帝怕党人与黄巾一同作乱,遂于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亲属关系与党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锢。 中平六年(189年)三月灵帝死,九月董卓掌权,废少帝立献帝,派使者吊祭陈蕃、窦武等人。事隔整整22年,东汉朝廷才算正式为陈窦等人平反。 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 “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桥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在桓帝灵帝当政期间,政务荒谬,国家大政出自宦官之手,士大夫们羞于和他们为伍,所以匹夫、处士们愤然议论朝政,于是互相品题,议论公卿大臣,评价朝政得失蔚然成风。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矫枉必须过正,原本就是这个道理。像范滂、张俭这样的人,清高自首,疾恶如仇,最终被当作朋党,也是这个原因啊。 “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 ” 臣司马光说:“天下有道的时候,君子处于朝廷,以道来处罚小人的罪过,没有不服的。天下无道的时候,君子隐匿不发议论,想躲避小人们的陷害,也未必能成功。党人们生在昏乱的时代,不能处朝堂之位,想用口舌议论来拯救天下大局,却激怒了和虺蛇虎狼一样残暴的宦官们,遭到残酷的刑罚,连累朋友。士大夫们被害死了,国家也随之亡了,真是让人悲痛的事情啊!” “ 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这一者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业经说过了。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京城里的大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进言,方才把他们赦免。167年,桓帝崩,无子,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太后临朝。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做了太傅,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谋诛弄权的宦官,反为所害。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灵帝年长,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乱四海。而又一味聚敛奢侈。此时乱源本已潜伏,再天天给他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 东汉末年官僚、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东汉末年党人反对宦官的斗争是一次企图改良的行动。面临宦官擅权的黑暗统治,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僚、儒生为了挽救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在政治上,坚决要把宦官赶出政治舞台,选拔清贤奉公之人。在经济上也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尽管收效甚微,但党人的作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应给予适当肯定。 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出身于东汉时的官僚地主家庭。他个性孤傲,不爱随意与人交往,惟独与同郡人荀淑、陈定为师友。由于他学问高,为人正直,在社会上的名气很大,一般人都以能与他交往为荣。如荀淑的第六子苟爽,因为父亲的关系经常得以拜见李膺,并曾为李膺赶马车,回到家里,逢人便说:“我今天为李君赶过马车了。”自以为荣耀得了不得。在今山西省河津县西北和陕西韩城县东北,黄河直流到此,两岸峭壁对峙,形同阙门,水流湍急。一般的鱼类都登不上去,登上去的鱼,据说就能成龙,故有“鲤鱼跳龙门”的传说。那时候的东汉人,把攀登李膺的家门,比之为“登龙门”。一般士人一旦为李膺所接待,就身价十倍。 张俭(115-198),字元节,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汉桓帝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宦官侯览家在山阳郡,其家属仗势在当地作恶,张俭上书弹劾侯览及其家属,触怒侯览。但为太学生所敬仰。建宁二年(169年)党锢之祸再起,侯览诬张俭与同郡24人共为部党。朝廷下令通缉,张俭被迫流亡。官府缉拿甚急,张俭望门投止,许多人为收留他而家破人亡。直到党锢解禁才回到家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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