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恶谈到性善一，荀子所说的性恶一般人谈到先秦儒家，常会并称“孔孟荀“，就是以孔子、孟子与荀子三人代表儒家思想。这种称法的困难在于：孟子与荀子二人在人性问题上”似乎“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 孟子在他的书中，两度提及“性善”一词。荀子则专门写了〈性恶〉篇。表面看来，性善与性恶可谓南辕北辙，那么他们二人为何画归同一个学派？经过简单考察，可知他们各自对于“性”的定义不同，这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难题。 由年代来看，孟子比荀子早生约七十年，关于他所谓的“性善”应该如何理解，专家们仍有争议。但是他“由心以说性”，从“心之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来说明人有行善的能力与责任，这种思路则是很明确的。相对于此，荀子的立场是“由欲以说性”，所以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 荀子既然写了〈性恶〉篇，就请他自己作个说明。他开宗明义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扣紧这段话来分析，可知荀子认为：所谓人性，是指“生而有”的本能与欲望，再加上“顺是”，让本能与欲望去自然发展的“结果”。由于这种结果（争夺、残贼、淫乱）显然是恶的，所以推其原本的人性也是恶的。如果有人行善，那是后天的作为经过教化所出现的情况。 人所生而有的是什么？是“好利、疾恶、耳目之欲”这三点。好利是指“喜欢对自己有利的好处”；疾恶是指“讨厌看到别人得到好处，内心自然会嫉妬、厌恶”；耳目之欲，则是指“好声色”，追求官能方面的享受。荀子这种观察并非捏造出来的，而是人在“未受教育、不明事理”的情况下，或者在洪荒时代“茹毛饮血”的情况下，所可能具备的本能与欲望。此时，人与动物“在表面看来”并无明显差异。 不过，既然谈的是人性而不是动物性，焦点应该放在“人与动物的差异”上。荀子认为，这种差异在于“后天的教化”，如“师法礼义”，就是：老师、法度、礼节、道义。这些帮助或引导人“行善”的力量，是在人诞生于世之后才有机会学到的。由此看来，荀子很在乎“先天”（天生的）与“后天”之分别。他清楚下了定义：“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上天生下人来，赋给人某些本能与欲望，这些不是别的动物可以学会的或可以造成的。荀子称它为“性”。然后，礼义是圣人制定的，也是人能够学会及能够做到的。荀子称此为“伪”，也即是人为的。这种分辨相当清楚了。 如果人类世界没有所谓的“圣人”，那么自古以来一路都是混乱邪恶，恐怕人类这个群体早就自相残杀、消灭殆尽了。因此，接着要请教荀子的是：圣人是怎么出现的？他又是如何制定礼义的？ 原则上，圣人与凡人无异。荀子说：“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圣人与凡人都有同样的人性，而这种人性是恶的，那么圣人如何制定“使人行善”的师法礼义呢？荀子对此说得很简单：“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答案是六个字：积思虑（累积长期的思考与琢磨），习伪故（熟习各种作为及其结果）。意即：圣人特别用心，经由仰观俯察，从事具体实验，考虑利害后果；并且，圣人特别聪明，看出何种礼义法度对人群最有利，然后制定规范来教化百姓。这种方法可以称为归纳法，就是由丰富的生活经验归纳出什么方式对大家最好。 问题在于：归纳法所得的结果“没有”普遍性。如果某个地区的百姓没有得到圣人的教化，那么他们就没有可能行善，而只能侥幸苟延残喘，等待最后大家同归于尽。其次，圣人制定的礼义在某个时代或许有效，但是换一个时代之后是否还有效呢？是否有某种“永恒而普遍的”礼义法度呢？由于归纳法缺乏普遍性，它所得的结果不可能具有这种特质，那么，是否每个时代都需要有所谓的“圣人”，才有可能达成荀子所说的善：“正理平治”？ 荀子似乎相信有一种普遍有效的“礼”存在。他说：“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天论〉）。这个礼是“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天论〉）。礼即是“道”之体现，是人类社会得以保存与发展的基础。如果进而追问这样的礼究竟是怎么来的？荀子的最终答案是：“凡礼……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礼论〉）。他前面不是说“圣人制定礼义”吗？此处为何又说“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这是因为他也明白，单靠某一位或某几位具体的圣人，是很难说清楚礼的制定过程的。 二，荀子所批评的性善荀子本身的性恶论能否成立，是一回事；他对孟子性善论的批评是否公平，则是另一回事。荀子在〈性恶〉一文中，四度提及孟子的名字，但引述孟子的话极为简短，好像孟子只是喊了几句口号似的。譬如，荀子写道： （一）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意即：人可以由学习而完成其天性之善。 （二）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故也。”意即：人的本性是善的，是丧失了本性所以才变为恶的。 （三）孟子曰：“人之性善。”意即：人的本性是善的。 （四）今孟子曰人之性善。 以上是荀子在〈性恶〉四度提及孟子的地方，他随后对孟子的观点进行直接而严厉的批判。问题在于：孟子只说“性善”一词，而荀子却将它理解为十分单纯的“人性本善”，然后提出一系列质疑。譬如，如果人性本善，人何必需要师法礼义？既然人的社会不能没有师法礼义，就可以反证人性不是本善的。再者，荀子刻意把人的本能与欲望说成人性，那么“人性本善”当然就沦为一厢情愿而毫无验证的观点了。 于是，历史上首先把孟子的“性善”理解为“人性本善”，并加以无情批判的人是谁？是荀子。后代如果有学者也把孟子的“性善”理解为人性本善，是不是要先通过荀子这一关的检验呢？ 事实上，孟子说“性善”，但从未忽略“教化”的必要性。他明白说过：“人之有道者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意即：人类生活的法则是，吃饱穿暖，生活安逸而没有受教育，就和禽兽差不多。他主张性善，又肯定教育的必要性，那么他的性善是指人性本善吗？应该不是，至少不是荀子所批评的那种天真的观点。我长期以来用“人性向善”一词来诠释孟子的性善论，原因即在于此。 荀子志在学习孔子，但由于生平年代较晚，已受道家老子思想所影响。他无法协调儒家与道家的差异，以致自己的观点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譬如他对“天”与“人性”二概念的理解，就与孔子、孟子相去甚远。如果聚焦于思想传承的系统，则荀子身为儒家代表，却教出两位法家人物：一为韩非，一为李斯。荀子本人应该无法接受这两名学生的立场，但他们出自荀子门下，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为何儒家的学者会一转而成为法 本文有关“性恶”的论述，不只突显他与孟子思想的重大歧异，也展示了他的根本局限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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