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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历史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众所周知，犹太民族曾是巴勒斯坦土地上的早期居民，并在公元前11世纪到前10世纪建立过具有光辉业绩的以色列统一王国。但从公元2世纪犹太人最后一次起义被罗马人镇压后，他们便开始向世界各地流散。其后，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关系如何，是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因为在此问题上的分歧，是形成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持不同观点的主要根据。持肯定态度者认为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继续保持着历史联系，因此有理由在巴勒斯坦复国。而持否定态度者认为这种联系已不复存在，犹太人因而无权在该地立国。历史事实究竟如何，笔者试图作出解答。
虽然本节讨论的是大流散后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联系，但是我们的探索需要追溯到犹太民族的形成和立国时期。这是因为；第一，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的形成和建国这个时期，是犹太民族史上的黄金时代和对该地区历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时期3第二，这一时期的深远影响并未因其结束而中断，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生和现代以色列国的建立，均离不开这一重要历史背景。当然，笔者是在确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当地享有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探求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历史联系的。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探讨问题的时间下限仅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诞生时的19世纪末，以便从一个方面说明该运动在巴勒斯坦的复国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一、犹太民族的形成及其对巴勒斯坦历史发展的贡献
巴勒斯坦是犹太民族的摇篮。
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东岸，一般指西起地中海沿岸平原，东至约旦河谷，北自加利利，南到内格夫的这一地区，包括今天的以色列、约旦和西奈半岛的一隅。巴勒斯坦史称迦南。巴勒斯坦之名取自从克里特岛徙居迦南沿海地区的非利士人。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第一次用“巴勒斯坦”这个名字作为迦南地区的总称，以后罗马人正式采用此名。
据《圣经》和其他资料证实，希伯来人的始祖亚伯拉罕是闪族人他拉家族的长子，诞生在古巴比伦的乌尔(今伊拉克南部)，他一生顺从上帝耶和华的旨意，屡经考验而信心弥坚。上帝曾与他立约，将犹太人立为“特选子民”，将迦南之地许诺给犹太人，成为他们的“应许之地”。
公元前19世纪，亚伯拉罕应上帝之命，率其家族从条件较为优越的美索不达米亚迁徙到环境甚为恶劣的迦南地区。迦南严酷的自然条件使他们无法定居和耕作。为了生存，他们到处流浪，几经迁徙，最后定居在希布伦西北部二公里处。初到迦南的希伯来人经济文化落后于迦南人。为了防止被强大的迦南人征服和同化，亚伯拉罕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团结众人，把耶和华尊为“唯一真神”，并在该地设立祭坛，这就是原始状态的犹太教。
公元前17世纪，迦南连年遭灾，迫使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率子女逃往埃及。在迁居埃及的漫长岁月中，雅各的12个儿子逐渐发展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它们已表现出部落社会群体的鲜明特征：不愿意同群体以外的人结成军事同盟，并且把迦南看作他们的土地和遗产。
在侨居埃及的过程中，以色列人成为毫无保障的奴隶。公元前13世纪，以色列人中出现了一位领袖，这就是为以色列民族和宗教的形成奠定基础的摩西。他在带领以色列人迁出埃及的过程中创立了摩西教。摩西教的出现对以色列人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西奈山下，摩西率领全体以色列人集体确认了其先祖亚伯拉罕与上帝所订立的圣约，即永远尊奉耶和华为独一无二的上帝，并接受上帝颁布的十条诫命和其他律法。在进入巴勒斯坦的途中，摩西又设立了宗教审判官和拟定了审判制度。这一切加强了以色列人与上帝的关系，主宰了以色列人的生活和宗教活动的各个方面，并且成为他们有关刑事犯罪、民事纠纷和宗教等方面法律的主要内容和条款。
摩西教的产生使原始状态的犹太教得到发展，意味着犹太教的初步形成。它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按过去的宗教观点，人类的命运是和自然规律分不开的。而摩西教认为，上帝是自然力的创造者，上帝本身并不受自然力循环规律的制约，上帝的意志不是在自然界中，而是在人类历史中实现的。它使以色列人的思想从摩西起就已经从受历史轮回规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摩西教的基本信条规定了以色列人的道德准则。这些信条不仅有利于以色列人崇高理想的实现，而且成为以色列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以色列人在摩西率领下迁出埃及，返回迦南的过程中，正是利用这笔精神财富，克服了恶劣的外部环境所带来的许多困难，逐步走向思想的统一和民族的统一。他们在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目标的引导下，除了同沙漠中的飞沙走石、干旱缺水等恶劣的自然杀件抗争外，还要同异族人的阻挠作斗争。最初，他们打算从西奈半岛南端的西奈山前往加低斯绿洲(约在比尔谢巴西南50公里处)，然后直接进入迦南。但是，由于埃及海岸防线的封锁而未能如愿。之后，从南方插入迦南的尝试也宣告失败，不得已又重返西奈沙漠，逐步向迦南挺进。根据《约书亚记》记载，摩西死后，以色列人在约书亚领导下，通过攻占外约旦，逐步夺取以法莲山区(撒马利亚)、上加利利和下加利利而占据迦南。军事战斗的需要和军事行动的成功，使以色列人开始了建立民族共同体的过程。因此，可以说，迁出埃及是以色列民族组成的关键时期，在其民族形成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但是，这只可看作是以色列人从部落向民族共同体转变的开始。在进入迦南时，以色列人还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处于半游牧状态的氏族社会。从占领迦南到王权制建立的两个世纪中，也就是《圣经》所称的“士师执政的时代”，是以色列人从氏族社会向民族统一的农业社会的过渡时期。
士师时期的以色列部落主要表现为宗教联盟，他们有共同的录教中心。由于抵御其他民族军事进攻的需要和受当地土著居民的影响，以色列部落的内在凝聚力逐步得到加强，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生活方式逐渐向农业经济转变。他们开恳土地，学习修建蓄水池，其住地往往变成了农村。第二，共同领袖的产生。为了对付非利士人的压力，以色列各部落被迫采取共同行动；结成联盟，开展斗争。由于没有一个共同的领袖，他们曾遭到惨败，连随军的约柜也落入敌人之手。他们要求立一个“王”的拳拳之心终于说服撒母耳推选扫罗为王。第三，扫罗不负众望，建立了一支以他的部落便雅悯为其精锐部分的有战斗力的军队，并同他的儿子约拿单一起率兵多次征战，打败了非利士人的进攻，并征服了摩押人、亚扪人、亚兰人和亚玛力人。这些战争不仅暂时解除了对以色列人构成的严重威胁，而且提高了他们的民族觉悟。
扫罗(公元前1028～前1013年在位)作为以色列统一王国的第一位王，建立了国家的雏形。但他只是把几个部落初步联合丁起来，而且主要在军事方面。他缺乏战略眼光，在增强以色列人的凝聚力方面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就是堂堂的王国都城，也只是一个简陋城堡——他的故乡基比亚。他的有效统治区仅限于迦南的核心地区，对边远地区的拧制就望尘莫及了，尽管如此，扫罗对以色列民族的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
以色列民族实现统一，主要是在以色列统一王国的大卫和所罗门时代。
大卫(公元前1013一前973年在位)在以色列民族统二事业中的主要贡献是：第一，统一了全以色列。扫罗死后，其子伊施波设在北方被立为以色列王，迁都马哈念(位于东约旦)。大卫在希布伦受膏，作南方犹大的王。南北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大卫势力日益强大起来。北方以色列王的元帅押尼珥倒戈，投向大卫。伊施波设被杀后，大卫正式登基，成了全以色列的王。第二，新建都城耶路撒冷。大卫认识到分散的部落需要一个统一的能振奋民族精神的宗教中心。他力主将都城从希布伦迁往耶路撒冷，并将约柜隆重地迎入新都。第三，连年征战，为以色列民族的形成创造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大卫先后讨伐以色列人的宿敌非利士人、亚扪人、摩押人；扩大控制区域，使以色列统一王国的国力不断强盛。王国的统治区域扩展到以色列全境，而王国的影响已达到更遥远的地方，从而加强了以色列人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促进了以色列民族的统一过程，但以色列各部落继续存在。
所罗门(公元前973～前931年在位)时代的以色列人，在民族统一的过程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政治上，废除了传统的部落组织，将全国划分成12个新的行省，并任命了总督。宗教上，所罗门继承父业，用七年时间，建造了第一座犹太教圣殿(公元前 975年竣工)。圣殿用大量的黄金和珍贵木材装修，规模宏大，气势辉煌。殿长约30米，宽约10米，高约15米，分内殿和外殿，内殿安放着约柜。从此，圣殿成为犹太教的象征，耶路撒冷成为犹太民族的宗教中心。
此外，所罗门非常重视王国的边防建设，在重要的地方修建堡垒，并且加固了南北边境城市的城墙，使以色列统一王国的防御力量大大增强。
不仅如此，所罗门还奉行对外友好联姻和宗教自由政策，促进了当地各民族的融合。但是巴力神和其他腓尼基神的继续流传，使北方部落的分裂倾向在所罗门执政末期进一步扩大，从而埋下了南北分裂的种子。
所罗门死后，以色列统一王国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北方称以色列王国，南方称犹大王国。北方王国版图较大，经济较发达，但部落间的矛盾和王室内部的争权，导致内战不断，国势日衰，当地其他民族的侵扰，也使王国的土地荒芜，财源枯竭。更重要的原因是，异教偶象崇拜的流传，破坏了以色列人信仰的单一性。北方王国在内忧外患中于公元前722年被亚述王国所灭。据记载，在亚述王萨尔贡统治时期，原北方王国的以色列部落间的明显差别已不存在了。这说明北方王国时期，至少是北方王国的后期，北方的10个部落已经大体上融合成以色列民族的一部分。但是，随着王国的灭亡，这部分人逐渐被同化了。以色列民族的主体主要由南方犹大王国继承下来。
犹大王国的首都是耶路撒冷，它的疆域没有北方王国大，资源也不如北方王国丰富，但它是一个比较统一的国家，而且受外部环境影响不大。犹大王国又是大卫王朝传统的继承者，它的第一任王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罗波安被立为王以后，曾想取得北方各部落的承认，但未能如愿。耶路撒冷圣殿所体现的以色列人对耶和华的共同信仰，增强了国内的团结。犹大王国有利的地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下，南方王国经历了与北方王国完全不同的发展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南方王国的几个王，在巩固和发展国家方面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罗波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向再度崛起的埃及进贡，免遭亡国之祸。罗波安的继承人亚撒，继续同埃及和北方王国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的统治下，犹大王国得到了正常的发展，势力扩大了，与北方王国的关系改善了。
北方王国灭亡后，犹大王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亚述和埃及角逐的目标。在亚哈斯王当政以后，犹大王国向亚述称臣纲贡，保持了形式上的独立。为了民族的生存，犹大王国在以后的120年中，同亚述、巴比伦和埃及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尽管如此，它最终还是被巴比伦王国所灭。公元前586年圣殿被平毁，犹太人被掳至巴比伦。
犹太民族的主体在流亡巴比伦时期，顽强地维护自身的民族和宗教特性，对返回故乡抱着很大希望。约半个世纪后，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受惠于波斯王居鲁士奉行的允许他们返回圣地的开明政策，得以重返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在返回耶路撒冷后，为犹太教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圣殿的重建。在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领导下，经过长达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二圣殿于公元前516年落成，犹太人民的信仰中心和祭祀圣地重现了昔日的光辉。二是《托拉》编纂成功。《托拉》在原有基本轮廓的基础上，经过汇集、整理和编纂，成为一部统一正典。在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成为犹太人生活的指南。《旧约》(又称《希伯来圣经》)从《创世记》到《列王纪》的历史部分和《圣文集》的《耶利米哀歌》及《雅歌》，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三是犹太教律法对犹太人生活的巨大影响。犹太先知矢志贯彻摩西律法，借以全面制约犹太人的生活。从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的著名学者、祭司和犹太教领袖以斯拉，要求耶路撒冷犹太人服从以色列人和耶和华所立的契约；强调严格遵守有关祭祀活动、安息日和祈祷仪式的每项律法；反对犹太人与异族通婚，娶非犹太人为妻者可能随时被逐，他们的家也常遭破坏。，以斯拉坚持认为这样严厉对待与异族通婚者，是无罪的。所有这一切使巴勒斯坦犹太人形成以《托拉》为生活指南的信仰和祭祀社团，耶路撒冷再次成为犹太人的宗教中心。这说明，犹太人在亡国前就已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否则他们不可能在异国他乡的不利环境下存在和发展起来。
罗马人统治时期，犹太人在第一次犹太战争失败后，圣殿再次被彻底摧毁，耶路撒冷被分割给罗马有功将士，犹太教公会被关闭，圣城失去了犹太人政治和宗教中心的地位。但犹太教的活动并未止息，不久，在加利利的提比哩亚(太巴列)和沿海平原的雅麦尼亚建立了两个由拉比主持的中心，以履行原耶路撒冷犹太教公会的职能，这两个地方很快成为公元1世纪犹太教的主要活动中心。公元90年，在雅麦尼亚举行的一次犹太拉比会议上，确定犹太教正典卷数总汁为24卷，故亦称《二十四书》，即流传至现在的《希伯来圣经》，至此，犹太教的正典《希伯来圣经》全部完成，标志着犹太教的正式形式。
可见，以犹太教为其灵魂的犹人民族，是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块历史圣地哺育着这个不同寻常的民族，而这个民族又对这块土地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现以以色列统一王国为例，对此作简单说明。
从扫罗王受膏登基到所罗门王死后王国分裂，统一王国前后经历三个王，共计97年。这一时期是以色列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他们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更是他们对巴勒斯坦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
第一，以色列统一王国是在巴勒斯坦这块古老土地上兴起的第一个王国。在三代国王的努力下，王国的管理机构不断完善，政权体制得以有效运转，成为古代西亚地区国家体制较为完备的奴隶制国家。大卫时代所创立的中央集权制体系到所罗门时代已较为完善，在加强中央政府权力和官僚政治的同时，对地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设立了行省，任命了总督。与此同时，王国疆域不断扩展，其有效控制区域从扫罗时的迦南南部扩大到以色列全境，王国的影响也从红海地区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到所罗门时代，王国的威慑作用和影响力又进一步加强，成为该地区一个小型帝国。
第二，王国都城耶路撒冷的创建，奠定了巴勒斯坦地区统一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扫罗因战事频仍，无暇顾及王国政治的发展，都城一直在故乡基比亚，这使他难以广泛团结以色列各部落，并导致了他死后南北部落的对抗和争斗，削弱了王国的实力和影响。
大卫登基后的最初七年，都城在希布伦。一俟王国形势好转，大卫便开始兴建新都城。他选择了雄踞战略要地、影响以色列全局的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十分简陋却又异常坚固的堡垒。大卫智取了被耶布斯人控制的这个城堡后，在四周建造了一道坚固的城墙，将耶和华上帝的约柜迎入城内。从此，耶路撒冷成为王国的政治中心和以色列民族的宗教圣地。
所罗门当政后，在城内修建了雄伟的圣殿和豪华的王宫，使耶路撒冷作为王国的都城，进一步促进了王国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繁荣。
第三，联姻外交为统一王国创造了一个睦邻友好的政治环境。大凡一个英明的政治家，莫不是一个具有杰出才能的外交家，以色列统一王国的大卫和所罗门就是这类具有双重才能的国王。大卫在连年征战的岁月中，不忘记从政治上利用联姻外交巩固和加强同其他民族和属地的关系，在他的妻妾中，就有卡尔迈勒的亚比该和耶斯列的亚希诺。
所罗门像大卫一样，积极开展联姻外交工作。他娶亚扪人拿玛为妻，拿玛的儿子就是后来的罗波安王(分裂时期南部犹大王国第一代国王)。他与埃及法老的女儿联姻，并为她建造了一座特别的皇宫。通过这种姻亲关系，以色列占据了通往地中海的重要城市基色。
第四，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增强了王国的经济实力，扩大了王国的影响。大卫为了在建设新都和王宫时能利用腓尼基人的高超建筑技术，竭力加强与他们的交往。大卫与推罗王希兰建立了商业贸易关系，彼此也成了朋友。
所罗门更加重视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贸易关系，将它视为扩大王室金库收入，保证王国建设，丰富王室生活的重要手段。他采取多种措施：一是在以色列人聚居区设贸易网点，在首都耶路撒冷周围修筑馆驿，以方便外国的贸易使团。二是组建舰队和扩建港口，派遣船队远航，从事贸易和探险活动。所罗门的船队曾航行于红海和地中海，并驶往非洲和印度等地，从俄斐(可能是南阿拉伯，也可能是印度)带回了金子、宝石、象牙、檀香木、猴子和孔雀。他们的探险活动曾远抵塔尔西斯(西班牙)。这些贸易和探险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换取以色列王国所需要的物品。例如，在与腓尼基人的贸易活动中，以色列提供小麦和橄榄油，以换取官方建筑所需要的木材(杉木和松木)、象牙、金子等建筑和装饰材料及能工巧匠。三是利用贷款弥补财政不足。所罗门因大兴土木，耗资巨大，财政拮据，曾向推罗王希兰借了许多金子，最后以加利利的20个城镇抵销了这笔债务。
第五，统一王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以色列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首都耶路撒冷的宏伟建筑以及一批商业和设防城市的出现，不仅繁荣了经济生活，也促进了以色列人与其他民族的交往。特别是在所罗门时代，以色列呈现出多种文化融合的异彩。独具魅力的圣殿是以色列入邀请腓尼基人的能工巧匠，吸收当时各国建筑艺术精华的杰作。《圣经》中的《箴言》，也是以色列统一王国时期的力作，其中部分内容由所罗门亲笔撰写。
总之，以色列统一王国在三代国王的苦心经营下，发展成为从幼发拉底河到埃及边界的重要国家，成为犹太文明的根基，为巴勒斯坦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地中海东岸地区的繁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流散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关系
公元2世纪中期，犹太人开始大规模向外流散后，作为犹太民族宗教圣地和精神中心的巴勒斯坦，一直是流散地犹太人向往的地方。他们不仅与巴勒斯坦保持着宗教和经济上的联系，而且利用各种机会，克服重重困难，移居巴勒斯坦。
失去圣殿的犹太民族，就像心灵受到创伤的人，永远保持着对圣地的崇敬和依恋。犹太教在保持和强化圣殿在犹太人心中的神圣地位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犹太教教义认为，生活在以色列就等于遵守《托拉》的全部戒律。犹太人还十分推崇“葬回故土”的丧葬方式，其婚礼仪式也明文规定新郎必须面对耶路撒冷或圣殿方向站立。这一切充分说明犹太人对圣地的向往之情。
犹太教拉比不断强化圣殿在犹太人思想意识中的影响，要求犹太人记住圣殿被毁后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日期，规定犹太人继续交纳什一税。拉比们更注重用犹太教律法来规范犹太人的生活，竭力恢复巴勒斯坦在犹太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对流散地犹太人来说，宗教活动的最大祈望和主要内容是返回故土。他们每天在祈祷词中重复一句话：“吹响我们自由的伟大号角，高举起召集我们流亡者的大旗，我们要从各地聚集到我们的国土上。”许多表面上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亦称“马拉诺”)，也常常在祈祷中表达要收复上帝“应许之地”的心愿。
流散地犹太人不仅向往巴勒斯坦，并且在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积极支持和援助继续留居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兄弟。这种历史现象源远流长。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囚虏”对复兴巴勒斯坦犹太民族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名垂史册。他们中的一批宗教领袖亲赴巴勒斯坦，为重建耶路撒冷而奋斗。犹大王国灭亡后，巴勒斯坦成为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正是在巴比伦犹太人的帮助下，这块地方才逐渐恢复了生气。
公元2世纪犹太人大流散后，继续在宗教和文化上保持与巴勒斯坦的联系，促进了该地犹太人社团的发展。
公元3世纪，巴比伦著名犹太学者拉夫在苏拉建立了神学院，接受了巴勒斯坦大部分学术知识，甚至还引进了一些巴勒斯坦习俗。巴比伦的神学院与巴勒斯坦的圣经学院，虽然各自独立开展研究工作，但通过拉比互访，进行一定的思想交流。《塔木德》的完成应看作是巴比伦与巴勒斯坦犹太学者联手的结晶。《塔木德》主要是由《密西拿》和《革马拉》组成。《密西拿》是由巴勒斯坦犹太族长、犹太教公会议长犹大，哈—纳西(约138～约217年)领导编纂而成的。而《革马拉》则是由巴比伦拉比们用阿拉米文对《密西拿》的释义和补篇。《塔木德》的问世，是犹太人生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1000多年的流散中，一直指导着流散地犹太人的生活，维护了犹太人的民族和宗教特性。
在十字军征服巴勒斯坦后期，西提和阿克的犹太人社团与侨居埃及的迈蒙尼德的交往，是巴勒斯坦犹太学者与埃及犹太学者密切联系的一个突出事例。迈蒙尼德是12世纪首屈一指的犹太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出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以后定居在开罗附近的福斯塔特；他的巨著《密西拿托拉》和《迷途指南》，在犹太民族中和犹太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迈蒙尼德积极关怀巴勒斯坦和全世界犹太人的利益。他与西提和阿克犹太人社团的学者和宗教领袖始终保持着联系，并就犹太教律法问题交换信函。
13世纪的纳迈尼德，是又一位关心巴勒斯坦犹太事业的西班牙犹太学者。他亲赴圣地，团结了许多来自东方遥远地区的学者，在耶路撒冷完成了《圣经》前五卷的评注。1270年死于阿克。
犹太人不会忘记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统治(1250～1517年)时，意大利犹太学者奥巴迪对支援耶路撒冷犹太社团作出的贡献。当时耶路撒冷犹太人的经济调敝，赋税沉重，即使富人和社团学者也难以为生，犹太教社团领袖纳德汉．肖拉也不得不离开该城。奥巴迪分析了耶路撒冷的形势，对犹太教教义作了精辟评述，建立了耶路撒冷犹太教拉比法令体制，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勒斯坦以后。奥巴迪还亲自主持犹太人的宗教葬礼。由于他的努力，耶路撒冷犹太社团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善。
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勒斯坦前半个世纪，萨费德的犹太人在欧洲犹太人帮助下，克服了由于奥斯曼帝国征服而带来的困难，建立了织布和染织业，使该地发展成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耶路撒冷的犹太学者成功地加强了自身的作用，还吸引了东方国家的一些犹太学者，使耶路撒冷重新获得精神中心的地位。
除了宗教、文化、精神上的联系和交流外，流散地的犹太人，在经济上全力支持自己的巴勒斯坦犹太兄弟。
10世纪时，出生于西班牙科尔多瓦的犹太人萨穆尔·伊本·纳格雷拉，是一位宫廷官吏、诗人和军事统帅。他被任命为格拉纳达哈里发宫廷的高官，后升为大臣，为格拉纳达公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他同时被委任为犹太社团领袖，不仅慷慨解囊为西班牙的犹太人创办教育和慈善事业，还有力地支援巴勒斯坦犹太人。他虽然喜欢西班牙，却一直梦想在犹太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
19世纪上半期，巴勒斯坦大部分犹太人居住在四个城镇：耶路撒冷、萨费德、太巴列和希布伦，他们在土耳其官员的沉重赋税压榨下，难以为生，经常得到海外犹太人的资助。
19世纪最后20午到20世纪奥斯曼帝国灭亡前夕，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人数大为增加，1914年约为8．5万人。这时巴勒斯坦的东欧犹太移民，都靠国外犹太人募捐的基金维持生活，基金一年可达10万英磅。当地西欧犹太移民所获救济金，由犹太首领分发，受益者主要是研究犹太教法典的学者和遗孀孤儿。他们接受资助时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国外犹太人慈善家的帮助，不得冲击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否则予以拒绝。
20世纪初，向巴勒斯坦移民浪潮到来之前，巴勒斯坦原来的犹太人社团，都是虔诚的男女犹太教信徒，主要靠国外教友的救济为生。
由此不难看出散居地犹太人在困难条件下和巴勒斯坦的密切关系。然而，最能反映他们与巴勒斯坦历史联系的是历史上从未间断的阿利亚。
所谓阿利亚，指流散地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故土居住的行动。阿利亚在希伯采语中，意为“上升”、“向往”。在古代，犹太人认为去圣城耶路撒冷，是一种“上升”行动。该词首次使用是在巴比伦囚虏时期，凡从巴比伦流亡地返回以色列的行动，都叫阿利亚。
从公元2世纪犹太人大流散开始，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产生，是犹太人大流散的漫长时期，也是巴勒斯坦犹太人事业的低潮时期。其间，流散在外的犹太人从末间断向巴勒斯坦移民。
在罗马统治者安敦尼·庇阿(138～161年在位)统治巴勒斯坦时期，由于废除了大部分反犹太法，因而出现了比较自由宽松的政治、宗教局面，许多犹太人流亡者陆续返回故里，其中包括一批阿奇巴拉比授与祭司教职的学生。他们回到巴勒斯坦后，不少人成为犹太社团的领导人和学术界的知名人物。
9世纪左右，卡拉派开始号召犹太人返回以色列。不少著名犹太教拉比返回故土居住，领导那里的犹太社团和学术界。在这些拉比中，有来自摩洛哥的所罗门·犹大等。
12世纪，十字军对巴勒斯坦的军事征服结束后，犹太人开始重返家园，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逐步改善，吸引了不少欧洲犹太移民迁住巴勒斯坦。撒拉丁及其后继者征服巴勒斯坦，唤起了东西方犹太人对救世主的期望，他们纷纷从世界各地移居巴勒斯坦。随即，在耶路撒冷和阿克形成了两个犹太人居住中心。前者存在的时间较短，后者存在的时间较长，发展较快。1210～1211年，首批移民进入阿克，其中包括300名英国和法国的拉比以及犹太教法典学者。以后又有一批学者、移民移入。阿克社团不仅与欧洲犹太教首领保持联系，还派人赴欧洲犹太人社会中筹集资金。在阿克社团中，有许多很有影响的学者，如来自巴黎的拉，加希成．功地创办了一所犹太教法研究院；迈蒙尼德的孙子大卫，奉．亚伯拉罕也在阿克住了很长时间。
西班牙中世纪著名犹太诗人和哲学家犹大·哈列维(约1075～1141)深入研究了上帝选民的观念和犹太民族所负使命的思想，对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作了现实的和客观的分析之后，决定将阿利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晚年，他告别了亲友，只身前往巴勒斯坦。在取道埃及的亚历山大返回圣地的途中，因船期延误而未能如愿，客逝埃及。另一说，他抵达圣地，在跪拜祈祷时仙逝。
12世纪，由于以摩洛哥为统治中心的穆瓦希德王朝实行宗教迫害政策，不少犹太人从北非返回故土巴勒斯坦。
13世纪，欧洲基督教会对犹太人的迫害，使阿利亚行动再次升级。13世纪60年代前后，有更多的欧洲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 13世纪末，由于十字军与穆斯林之间的战斗激烈，阿利亚行动暂时停止。
14世纪，研究以色列地理的法国犹太学者埃斯托里．哈一帕赫拉比，在反犹浪潮的驱使下，返回了巴勒斯坦。随后，许多西班牙和德国的犹太人亦返回巴勒斯坦故土。
15世纪，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来自四面八方，其中相当多的一批来自意大利，还有从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印度、中国、也门以及北非一些国家迁来的。
16世纪初期，奥斯曼帝国对巴勒斯坦统治刚一开始，许多犹太人从西西里岛、意大利、法国、德国以及一些亚洲国家返回。不少被逐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难民也纷纷回到巴勒斯坦圣地。这些移民一部分人定居耶路撒冷，更多的人在犹太中心萨费德落户。
在土耳其犹太人中，不乏关心巴勒斯坦犹太人事业的著名人士，其中约瑟夫．纳西值得一提。他在伊斯坦布尔倍受重用，赢得了苏丹将巴勒斯坦的太巴列城赠给他的殊荣。约瑟夫虽然效忠于苏丹，但也忠诚于犹太民族，他真诚关心欧洲犹太人的命运。他计划把太巴列城建成犹太难民的避难地。他号召犹太流亡者迁往太巴列，重建这座城市，使它成为巴勒斯坦的工商业中心。许多犹太人响应他的召唤，纷纷乘船返回巴勒斯坦，因中途受阻而未能如愿。约瑟夫因公务太忙无暇顾及太巴列，他的初衷未能实现。但他关心犹太人，重建圣地的崇高理想，永载犹太民族史册。
17世纪初，卡拉派恢复了重返故乡巴勒斯坦的移民活动。由犹大．哈西德拉比和哈伊姆·马拉拉比领导的沙贝塔伊阿利亚，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启程时仅有3户人家，只有十几人，抵达巴勒斯坦时，发展到1500—1700人，大多数是中途参加进来的。不幸的是，这批人因其领袖不久身亡，加上生活无着，疾病折磨，而各奔东西，未能定居耶路撒冷。
18世纪，仍然有成群结队的犹太人不断返回巴勒斯坦。1722年，由意大利加昂以利亚组织的阿利亚成功抵达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社团。随后，又有一些来自土耳其、也门、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家的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18世纪末，哈西德派信徒把返回故乡巴勒斯坦作为一条主要教义加以宣传，因而许多哈西德派信徒从1764年开始，纷纷加入阿利亚行动。他们返回故乡巴勒斯坦的行动，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
1830年；德国犹太人在摩西·萨克斯带领下，开始了返回故土巴勒斯坦的阿利亚活动。萨克斯主张在故土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犹太社团。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中；有许多著名学者和拉比，如历史学家杰霍塞夫·施瓦茨和埃利泽·伯格曼拉比。同时，荷兰犹太人也成批抵达巴勒斯坦，他们和德国犹太移民组成了荷兰一德国犹太社团。
19世纪，东欧的阿利亚也有一定的进展。由摩西·索佛拉比发起的主要由青年人组成的匈牙利阿利亚，颇具规模，成功地返回巴勒斯坦，并且组成了自己的社区，在耶路撒冷发挥了重要作用。土耳其、伊拉克、波斯、阿富汗、库尔德斯坦的阿利亚活动相继出现。到19世纪中叶，巴勒斯坦全境约有1．2万犹太人。当 1882年俄国的“热爱圣山运动”出现，并开始有组织地大规模移民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已经增加到2．4万人。
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犹太社团
考察公元2世纪后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口和犹太社团的变化和发展，对于了解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关系十分重要。因为从实质上讲，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关系，是影响和决定巴勒斯坦犹太人口和犹太社团变化的最重要的主观因素。
135年，巴尔·科赫巴起义失败后，犹太人遭到罗马占领者的残酷镇压，被杀戮被驱逐者不计其数，以色列故土一片狼藉。犹大地区的75个村庄中，犹太人全部绝迹。只有北部加利利地区破坏较小，加之不少幸存者逃亡那里，聚集了约40万犹太人(占全巴勒斯坦80万犹太人的1／2)。为了加强对犹太人的统治，罗马占领者不仅把犹大地区改名巴勒斯坦，还通过行政手段迫害犹太人。他们将以色列故土划归叙利亚，由罗马派驻叙利亚的总督尼格尔管辖。尼格尔对犹太人征收重税，实行使犹太人难以正常生活的苛政。
在罗马帝国塞维鲁王朝(193—235年)统治时期，巴勒斯坦出现了较为自由的局面，大部分反犹法令被废除，犹太教公会亦恢复了活动，犹太人可以享有法律自主权。一所所犹太会堂随之兴起，《密西拿》编纂成功，经济繁荣，工商业获得发展，耶路撒冷再次出现了犹太居民点。
塞维鲁王朝瓦解后，巴勒斯坦因罗马帝国王位更迭和社会动乱而受到影响。农业歉收，赋税沉重，民不聊生，许多犹太人被迫逃离巴勒斯坦。
从3世纪末到4世纪末的100年间，是罗马帝国比较稳定的时期。这一时期对犹太人影响最大的是313年基督教合法地位的确立，从而导致对异教，包括对犹太教的敌视和攻击。然而，朱利安皇帝执政(360～363年)给犹太人带来了希望。他不仅拨专款重建犹太圣殿和圣城耶路撒冷，而且下令减轻犹太人的赋税。犹太人纷纷返回圣城，在圣殿山上修建了一座犹太会堂。朱利安死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南部建立居民点的工作并未停止。虽然基督教势力大大增加，巴勒斯坦犹太人被迫离乡背井而人口大减，但到4世纪末，在巴勒斯坦北部仍有较多的犹太人，据统计，约占当地人口的10％至15％。
拜占庭帝国统治巴勒斯坦的前期，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重视建设的措施，使巴勒斯坦的经济有所发展。另外，东正教徒和基督教徒旷日持久的神学争论，为犹太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犹太人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一方面大量开垦荒地，扩大农业居民点，同时，大规模修缮和扩建犹太会堂，完成了《耶路撒冷塔木德》的编纂。
7世纪上半期，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迫于教会的压力，颁布了一系列反犹法律，驱逐、审判和杀戮犹太人，并对他们进行宗教迫害，迫使他们改信基督教。许多犹太人不堪受辱，纷纷逃离了自己的故土巴勒斯坦。
阿拉伯帝国统治巴勒斯坦的初期，由于大权操在阿拉伯军事贵族手中，一般行政事务由非阿拉伯人掌管，加之帝国对异教徒采取较为宽宥的政策，帝国境内的非阿拉伯人的宗教社会生活有所松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及其社团状况亦有所改观。在埃拉特、加沙、腊法、阿里什和埃德里与杰尔巴阿之间都有犹太人居住。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日渐增多，犹太人社团又获得新生，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统治时，将都城从大马士革迁到巴格达，致使帝国的经济中心转移，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经济由之趋于衰退，犹太人的生活亦受到影响。此外，阿拔斯王朝统治者对犹太人实行歧视政策，强迫他们戴黄头巾，缴纳苛税，犹太人深受其害。
11世纪初，法蒂玛王朝第六代哈里发阿里·哈基姆(996—1021年在位)颁布了更为严厉的限制非穆斯林的法令，再次强令犹太人穿戴有特殊标记的衣帽，下令摧毁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并迫使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在改信伊斯兰教或离开法蒂玛王朝的国土之间进行选择。正因如此，11世纪末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大大减少。
在1l～13世纪西欧封建主和罗马天主教会对东方穆斯林发动的东侵中，巴勒斯坦和圣城耶路撒冷难逃恶运。许多犹太人死于兵荒马乱之中。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耶路撒冷于1099年陷落，十字军血洗圣城，约有二三万人死于非命，一些犹太人被赶进犹太会堂活活烧死。在十字军东侵过程中，身居欧洲的数万犹太人被杀害，许多犹太居住区被摧毁。总之，犹太人成为十字军东侵的牺牲品。巴勒斯坦地区经济遭到破坏，人口大为减少。12世纪 70年代末，全巴勒斯坦仅剩1440名犹太人。但是，随着十字军的铩羽而归，犹太人的境遇开始改观。
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勒斯坦的400年间(1517～1917)，犹太人的力量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因为帝国主要关心的是从各行省索取贡赋，很少干涉当地居民的宗教事务。当时巴勒斯坦经济已濒于崩溃，人口稀少。一批犹太人的迁入，使巴勒斯坦发生变化。犹太人建立了自己的街区，使该地区的许多城市得到发展，仅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从1526年的200户增加到1554年的338户，他们既有固定收入，又不受重税的影响。在巴勒斯坦中部的纳布卢斯以及南部的希布伦和加沙，都居住有犹太人。萨费德的犹太人达300户，经济景况不错，并设有三座犹太会堂。
16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处于停滞时期，巴勒斯坦地区亦动荡不安，萨费德和太巴列也随之逐惭衰败。但耶路撒冷犹太社团因得到巴勒斯坦以外地区犹太人的资助却重新发展起来。17世纪中叶，随着大批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急骤增长。
17世纪末，巴勒斯坦以外各地的犹太人期待救世主的热情高涨，移居圣地的犹太人随之不断增加。
19世纪80年代以前，巴勒斯坦犹太人口因欧洲犹太人的移入而继续增长，其经济、文化影响不断扩大。1820年希布伦建立第一个东欧犹太移民社团。雅法也有500犹太人。耶路撒冷老城无法容纳更多移民，1861年在城外建立第一个新区，25年后，新区增至九个。许多移民转向经营农业，犹太人农业区不断出现， 1881年巴勒斯坦已有1000名犹太人从事农业生产。犹太医院和学校相继建立。1870年，世界犹太人联盟建立了巴勒斯坦地区第一所犹太人农业学校，称“米克维以色列”。 犹太人谋生方式向农业的转变，拓宽了经济生活领域，对开发巴勒斯坦和复兴犹太民族起了积极作用。
19世纪最后20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及其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1900年犹太人增加到5万，主要居住在一些城市及近郊。另外，移民范围不断扩大，除了东欧、西欧犹太人以外，还有来自北非、布哈拉和波斯等国家和地区的移民。1882年由于沙皇俄国和罗马尼亚对犹太人的迫害，加之“热爱圣山运动”的鼓动，大批东欧犹太人迁往巴勒斯坦，形成规模较大的阿利亚行动。1904～1914年又出现了第二次犹太人迁徙高潮，巴勒斯坦呈现复兴景象。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巴勒斯坦陷于一片混乱和灾难，犹太人亦不能幸免。
综上所述，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口和犹太社团的发展变化，一是同占领者的政策和外部环境有关；二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犹太人也从未全部离开过巴勒斯坦。
总之，流散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历史联系。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精神方面，同时反映在他们对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支援及其与巴勒斯坦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合作交流等方面，更体现在他们移居巴勒斯坦的行动之中。尽管这种历史联系在当时交通工具不太发达，人员来往异常不便，犹太人处境甚为恶劣的情况下，呈零星、分散、不为人重视的状态，但它毕竟说明和反映了流散地犹太人与故土的血肉之情和特殊关系。正是这种情谊和联系，驱使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选择巴勒斯坦作为复国之地。
流散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这种历史联系，既维护了犹太人的民族和宗教特性，同时又促进了巴勒斯坦犹太人事业的继续和发展。这种历史联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惭趋向系统和全面，并最终导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生，使流散地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有组织的移民及全面推动和发展巴勒斯坦犹太人事业的阶段。
这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犹太领土组织”(即犹太复国主义领土主义派)的结局。这是一个主张在巴勒斯坦以外地区建立犹太国的组织，它虽然不乏能干的领导人并有许多有地位的犹太人做后盾，却在建立之后不到10年就失去影响而成为无足轻重的组织。放弃在巴勒斯坦立国的主张，是这个组织陷于失败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巴勒斯坦对犹太人的影响和感召力。这充分说明犹太人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样离不开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永远属于这两个不同信仰的民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