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史铁生
本文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1年第50期
出版日期2011年12月26日
一 我和铁生成为挚友要从插队说起。 1969年1月，我们来到陕西省延川县插队，他在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我被分在冯家坪公社聂家坪大队。两个公社分别在两条不同的川，一个叫清平川，一个叫永平川，中间隔着一道山梁。刚到陕北不久就赶上过年，我闲不住，第一次来到了关家庄，看望既是发小儿也是同学的子壮和立喆。 我和铁生是校友，铁生高我一级。虽然也在清华附中念书，但并不熟悉，那次算是正式认识了。当时在我的印象中，他的身高在同年级中算高的，后来他对我说，他那时对我的惟一印象就是长着一对扇风耳。 晚上男知青聚在窑洞里，惟一的消遣就是抽烟聊大天，不管会抽不会抽，人手一根烟，聊得兴奋，烟抽得也勤，直到把所有的烟都抽光了，仍觉得意犹未尽。出来上厕所时我还念叨要是谁那儿还有烟就好了。这时铁生刚巧也出来方便，跟我说，我这还有两根，给你一根。其实我那时和关家庄的知青还没完全混熟，但我觉得铁生这人够哥们儿。 从我们村去关家庄大约20里，先进一条沟，翻过一座山就是关家庄的后沟。那年夏天我去关家庄，从山上下来听见有人在唱歌，唱的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插曲，走近看见是铁生斜靠在土坎上在唱，不远处有几头牛。铁生说，来陕北不久就犯了腰痛病，中间还回北京治了一次，现在好些。村里照顾他，让他喂牛，不用上山受苦。 喂牛这营生是个细活，人要勤快。陕北穷，需要牛耕地时才给牛喂些饲料，其他时间牛全凭吃草。为了让牛多吃些草，铁生每天很早就把牛带出村子，天黑才回来，带点干粮，就着泉水就算是中午饭了。有时吃完晚饭还要铡草，因为夜里得起来添一次料，懒了不行。我们那时都是十几岁的后生，正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的年龄，能做到每天半夜起来，得有点毅力。 看得出来，铁生对牛有悟性，没多长时间就把他喂的那几头牛的脾气摸清楚了。他喜欢牛，尤其喜欢那头年轻的黄犍牛。那牛长得标致，头大，胸宽，四肢粗壮，腰平身长，一米高的土坎，一跃而上，优美而轻盈。铁生喜欢它，自然就对他偏袒，别的牛吃庄稼，马上赶开，黄健牛偷吃时就稍迟一点赶走。 那天下午整个山沟就我们两个人，我们边聊边唱，有时还来个二重唱，他唱中音我唱高音。现在想起来山沟的声学效果真不错，起码是把我们自己感动了，遗憾的是没有听众，只能对牛歌唱。那天直到天黑了我们才回到村里，晚上我就住在铁生的窑洞里了。那晚铁生跟我说，他的一个堂哥名字也叫铁良，我说那真巧。铁生还说咱俩还有一个共同的地方：身子长腿短。 1971年初春，回京探亲时几个朋友相约去颐和园，记不清是谁提议比一比立定跳远。跳之前铁生说，他最拿手的就是立定跳远。铁生先悠两下顺势起跳，不想落地时就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了个马趴。我连忙过去问他怎么回事，他坐在地上疑惑地自言自语：今天这腿怎么使不上劲儿呀？然后就站起来了，倒也看不出有什么事。我们依旧在园子里转悠，有说有笑，下午才出来。 自延安到绥德的长途汽车经过我们村，铁生从北京回来一般在我这下车，再从我这走回关家庄。那年夏天他从北京回来，带了一个手提包，里面有些挂面。我找了一根扁担穿着提包，我俩一前一后担着送他回村。那天我看他走路时经常打晃。平时走这段路中间也就休息一次，可那天铁生提议休息了好几次，我还以为他是在北京待的，人都歇软了，其实是他的腿那时开始跟他过不去了。铁生怪他奶奶非让他带这么多挂面。我开玩笑说，早知道你把挂面给我留下呀。铁生说要是早知道给你留下我就不带啦。 秋天我再去关家庄，看到铁生格外瘦。他对我说，这些天腰痛得厉害，晚上睡不好觉，没有一个姿势可以让腰不痛的。我陪他在炕上躺着抽烟，他朝这边躺一会儿，又翻向另一边，不时起来用手撑着炕沿坐会儿，或者抱着被子垛跪着，最没辙的时候只好双手摽着门框，两腿不吃劲儿地悬一会儿，铁生戏称为“上吊”。我说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要不再回去看看？他说回来还没仨月呢，忍忍再说吧。那天我晚上起来上厕所，铁生没在炕上，喂牛去了。 二 这时一些陕西的企业已经在陕北知青中招收工人。村上推荐我去铁路电气化工程队，但是在体检时医生检查出我的心脏有些问题，并建议我回北京做进一步的检查，所以我在1971年秋末回到了北京，不久听说铁生也回来了。 铁生当时住在北新桥一条叫做前永康的胡同。他所住的那个四合院看得出来以前是很舒适的，但那时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杂院。铁生住在四合院东南的一个耳院。 一天下午我去他家，进了耳院，看见铁生的奶奶坐在院子里的一个小板凳上，怀里揽着铁生的妹妹史岚，父亲站在门口，全家人好像雕塑一样呆在自己的位置上。我在门口停下，看见铁生坐在饭桌边的床上，脸色铁青，饭菜撒了一地，且有几只摔破了的盘子和碗。我被这情景惊呆了。还是铁生看到我来了，稍微挪动一下身体，发出了一声叹息。我借势赶忙说，听说你回来了，我来看看。铁生一言不发，我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铁生的父亲在旁边小声说，他的腿这几天不好。我假装没发生什么事情的样子对铁生说，咱俩出去溜达溜达？这时奶奶在外边说，铁良你跟他出去遛遛，他有些日子没出门了。铁生好像也有要站起来的意思，我赶紧拉着他的胳膊想拽着他往外走，可这一拽我也觉出不对劲儿了。平时拉一个人起来，那人顺势起来不会觉得费力，可这一次我觉得铁生好像有意往下坐，可看他的样子是在用力往起站，并自言自语道，我这腿他妈的不跟劲呀！ 好在铁生家有辆自行车，我把他架到车上，出了门。地坛公园离铁生家不远，那天下午我们俩在园子里坐到天黑才回来。那天铁生基本没说话，我也不知说什么是好，只是东一句西一句说些无关紧要的话，铁生只是附和着嗯几声。 不久，铁生住进了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病房。 那时医疗诊断设备不像如今这么发达，CT、核磁共振一上，骨头缝里的毛病都能找出来。上世纪70年代只能凭借X光。开始时医生说他这种情况可能脊椎上长了瘤子，或是脊髓出了问题。前者通过手术或许有治愈的希望，若是后者，可能导致下肢瘫痪。铁生那时整天盼着长个瘤子，但结果是脊椎上没长什么东西，看来老天爷要跟铁生过不去了。 铁生刚住院时病情似乎得到了控制，因此他还是很乐观的，不仅自己积极配合治疗，还经常鼓励病友，协助病房自编自写出板报，赢得了医生、护士及病友的普遍好感。 我那时在北京治疗心肌炎，没事儿时经常往友谊医院跑。友谊医院是上世纪50年代由苏联帮助设计兴建的，自然体现了苏联建筑的特色，宽敞，明亮。神内病房与其他病房的汇接处是个圆形大厅，四周沿墙布置了长沙发。病房人多，我和铁生约定逢探视日一点半在大厅见。 那时医院探视时间有明确的规定：二、四、六、日，下午3点到5点，在大门外传达室领一个探视牌，且每个病人只允许两人探视，其他时间即使进得病房，也会被护士轰出来。友谊医院门诊部与住院部相隔一条马路，但有一条地下通道相连，知道的人不多。我每次都是走这条路，提前进入病房，好在护士对铁生很好，权当没看见。 我和铁生无所不聊，连我俩的爷爷是地主都彼此交待，在那个年月不顾忌这种事，说明绝对是彼此信赖的朋友了。 铁生经常回忆起小时候的生活情景，比如沿街卖羊肉的如何叫卖，剃头、收破烂的如何吆喝。我虽然在北京长大，但由于一直在清华大学这个特殊环境，对老北京的生活习惯并不清楚，我连烧饼、火烧都分不清。一次铁生对我说，不喝豆汁儿不算北京人。我老实对铁生说，我真没听说过豆汁这回事，铁生马上撇了我一眼说，那你还瞎掰什么北京人呀？然后告诉我北新桥路口北有一家小吃点，那里有豆汁，并嘱咐我，喝豆汁一定得配焦圈，不然让人一看就不是老北京。我照着他说的去了一趟。过几天他问我去了没有，我说去了，焦圈没费劲就吃了，豆汁儿实在咽不下去??铁生无奈地说，看在你从小在北京长到这么大的份上，算是北京人吧。 由此想起，1997年受好友立喆之邀，陪铁生一起去美国。铁生不怎么接受西式饮食，因此总是抱怨饭不顺口。到芝加哥，在同学刘瑞虎家，瑞虎的老母亲是地道的老北京，专门给我们做了一顿纯京味的饭，最难得的是做了一份炒肝儿，铁生那顿饭没少吃，恐怕是在美国期间吃得最香的一顿了。 冬日的一天下午，我照常去医院，铁生没在大厅，我就去病房找他。走到病房的门口我便觉得气氛不对，平日这时大家都在午休，今天却都没睡觉，只是谁也不说话，铁生半靠在床上，午饭还摆在床头柜上。铁生看我进来，也不说话，我愣了一会问旁边的病人，那人指指铁生小声对我说，撒不出尿来，火儿啦。这时一位护士走过来，暗示我出来。原来铁生从早上就撒不出尿了，用过各种药、针灸等均不管用，医生要给他导尿，他坚决不同意，让我劝劝他。我问护士，这是不是说明他的病情加重了？护士说这是刚开始，过些时候大小便失禁才麻烦呢。 我不记得回到病房都对铁生说了些什么，只记得陪着他去了几次厕所，站着、坐着、蹲着，全试过，不行，最后他觉得实在憋得不行了，只好同意导尿。从此以后就没有离开导尿管，直到1998年因患尿毒症而做透析。 更严重的是，从那以后，铁生走路便要依靠双拐了，以前他还可以扶着墙从病房挪到大厅，但现在做不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双拐对铁生也变成无用的了。神经内科有一个残酷的笑话：躺着进来的病人，大多抬着出去；走着进来的病人，大多坐着出去。铁生也没有打破这一规律。 医生最后诊断，铁生患的是多发性脊髓硬化症。这种病发病率极低，因此国际上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研究，医学界拿这种病没有办法，可以说谁得了谁倒霉。据说大物理学家霍金得的也是这种病。 三 铁生的父母原来都在北京林业学院工作，“文革”中全院迁至云南，他们也到了云南，但不在一处，母亲带着妹妹史岚在丽江，父亲在漾濞。由于铁生住院，父母只能轮流请假回北京照顾。 请假意味着没有工资，因此长期以来史家只能靠一人的收入维持。据我所知，那时他父亲的工资八十多元，母亲的工资七十多元，而铁生的住院费平均每月都要一百多，多时需二百多元，无论如何是支付不起的。为此母亲多次找到北京知青办，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全国类似铁生这种情况有很多，按道理史铁生的户口已经迁出北京了，他的问题应该由当地解决，考虑到知青这一特殊情况，也只能把情况报上去，但新的精神下来之前，我们也不知怎么办。 那时都忙着搞“文化大革命”，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大家的收入都有限，就算是跟亲朋好友借，人家顶多也就是帮助个十块二十快，两千块的住院费可是天文数字了，住院费的压力太大了。如果儿子的病情能够有所好转，有了盼头，或许还能平衡一下母亲的心情，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铁生的两条腿从无力到麻木，进而彻底失去知觉。我相信天下做母亲的看到自己的儿子一天天走向残疾，都会崩溃的，铁生的母亲也陷入了绝望。 有两个星期，没见铁生的母亲来医院，而是父亲定时送些饭菜来。父亲说是母亲单位有事，临时被叫回云南了。细心的铁生却说，这菜的味道应该是我妈做的呀！父亲仍坚持说母亲回云南了。事后才知道，母亲由于长期失眠，常常处于恍惚之中，一天从公共汽车上下来，没站稳跌倒在地上，两颗门牙掉了一个断了一个，脸肿了好长时间。 一段时间，铁生的心情极坏。常为一件小事或一句话而发脾气，我也是在那时领教了铁生的脾气。那时的铁生像一头困兽，他想挣脱困囿着他的牢笼，但是那牢笼却是自己的两条腿。我每次去医院看他，进门时都会看到他靠在床上发呆。那时没有电视，报纸和广播里全是歌功颂德的话，我尽量说些外面的新闻给他听。有时会让铁生很开心，暂时忘却痛苦；但有时会适得其反，他会突然抡起拳头砸向自己的两条腿。这种情况出现了几次之后，我也总结出经验，与他说话时，不要涉及体育的话题，因为那样最可能使他联想到自己。 不能说医生没尽到责任，友谊医院确实想尽了一切办法，然而医学科学毕竟没有发展到可以治疗脊髓病变的水平。铁生出院了，回到了他那不足六平方米的小屋。这时的铁生，情绪极其低落，经常无故发脾气，或在睡梦中大声呼喊。那一年他21岁。有一次铁生对我说，我宁愿拿一只眼换一条腿，想了想，又补充说再加一条胳膊。之后他看着我，好像在征求我的意见。我避开了他的眼神，我无话可说。 四 人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会表现得荒乱无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性毕竟可以帮助你面对这一切。当铁生的拳头一次次砸向自己双腿的时候，他也逐渐接受了这个痛苦的现实。这时铁生思考得更多的，是如何走完今后的路。 他经常摇着轮椅出去，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地坛。那时的地坛还是一座荒废的皇家祭祀的地方，除了上下班时间有些人流穿过，平时安静得让人瘆得慌。 也可能园子里残留了一些灵气，激发了铁生的写作灵感，在之后的许多年，成就了他那篇著名的《我与地坛》。铁生平时去地坛也只在东南角一带活动，因为这里有许多古柏树，夏天可以遮阴，也不太受上下班人流的影响。我去找他时，若不在家，我就直奔地坛东南角，一准能找到。 一次我看见铁生的母亲站在地坛门口，向东张望，但又犹豫着不往东走。见我过来好像松了口气，说他今天又发脾气了，中午也没回去吃饭。说着递给我一只塑料袋，里面有几个包子。我明白了，接过包子走近铁生，我假模假式地说：我刚才买了些包子，挺好吃，还剩几个，你也尝尝。铁生接过包子吃了一口，马上说：这包子不是你买的，你不知道上哪儿买去。经验告诉我，不能再做过多解释，这时刻任何一句话都可能使他发怒，我赶紧假装上厕所，转了一圈回来，他也把包子吃完了。 这年春天，铁生的母亲突然去世了。病因是胃幽门静脉破裂造成的大量失血，但我想根本原因还是几年来儿子的病给她的打击太大了，她实在承受不住了。据我观察，史家主要靠母亲操持，可谓家中的擎天柱，母亲一走，史家的天塌了。很长时间铁生也没有从失去母亲的痛苦中缓过来，他写《合欢树》思念母亲，我总觉得他对母亲有些内疚。 1995年铁生让我开车带着他，和他大伯、父亲、叔叔回了一趟涿县老家。从涿县县城出来时，铁生问父亲是否还记得去母亲家的路，父亲说还能记起，于是我们就去了他母亲的老家。铁生母亲出生的村子叫张村，老家其实已经没有亲人了，可以看出房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住过了。 铁生坐在轮椅上，久久地望着这荒芜的院落，长长地“嗯”了一声。这是他的习惯，想明白了一个问题时，就会发出这种声音。那天回来的路上，大家都非常高兴，铁生尤其兴奋。 1996年11月，铁生让我陪他去一趟杭州，他获了一个文学一等奖。第二天我去接他的路上，他打来电话，说父亲当天黎明突然去世，病因是心肌梗塞。我把飞机票退了，准备去他家看看是否需要帮忙。这时他又打来电话，跟我说他又仔细想了想，杭州那边把这次颁奖活动准备得很隆重，他又是一等奖，不去对整个活动影响很大，于是决定还是去，缩短行程，不致影响父亲的安葬计划。 我在杭州陪了铁生两天。白天自有主办方全方位陪同，我的任务就是晚上帮助铁生睡觉时翻身。铁生的双腿肌肉萎缩非常严重，可谓皮包骨头，为防止生褥疮，隔几个小时要翻一次身。侧卧时两腿之间要垫两个垫子，因为腰部一点力量也没有。铁生经常说他躺不稳，睡觉时身体周围要摆一圈垫子作为支撑，翻一次身全套动作大概要七八分钟。由于我不习惯，后半夜帮他翻身后，我睡意全无。第二晚依旧。我对铁生说，再过两天我恐怕就扛不住了，他说，我照顾你，晚上翻了一次身，在家我要翻两次呢。 过后我对希米（铁生夫人）说起这事，希米说她已经练出来了，可以在半睡半醒的状态就把所有的事做了。话虽说的轻松，可我想，希米可是整整做了21年啊。 2010年初，铁生患肺炎，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但他还是挣扎着缓过来了。我去医院看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他说，前几天他自己都快不认得自己了。出院后我去看过他两次，感觉他仍很虚弱，好像恢复得非常慢。夏天陪他去同学邢仪家，大家聊得热闹，铁生独自躺在沙发上，蜷曲着身体，显得又黑又瘦，我还跟他开玩笑，说他的样子像甘地。但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灯油怕是要耗尽了。 作者为史铁生行前好友 史铁生，小说、随笔作家。1951年出生于北京，1972年双腿瘫痪，后来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需靠透析维持生命。其代表作品有《我与地坛》《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病隙碎笔》等。生前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驻会作家，中国残疾人作家协会副主席。2010年12月31日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