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锋八法——读《挺经》卷十七《藏锋》

藏锋八法

——读《挺经》卷十七《藏锋》

 

卷十七《藏锋》。“藏锋”二字本是书法专用词，指用笔藏头护尾，不露锋芒，这样写出字来圆润，内力厚实。这里的“藏锋”是知强守弱的处世技巧，它与“内挺内实”的关系是手段与目标、战术与战略的关系。人生的总目标是进取，是自强不息，是成人成事的双向进取，是自强不息、成人成事的双向成功，这是“势”；但对于每处置一件事，每相与一个人，即在具体战术动作上则要注意与外界的相互适应和协调平衡，要克制，要藏匿锋芒，要顺势随缘而后动，这是为“势”服务的“虚实”手段了。前面卷二《砺志》、卷四《明强》、卷六《刚柔》、卷十六《荷道》都强调天下事要挺身自任、躬身入局，大有倔强挺进而不让人之势，容易使人误解为处处要锋芒毕露，只进不退，故在此专辟一章讲藏锋之法，以防偏颇。

书法之要在意、手、墨三者灵动互应，而见之于作品效果。意到、手到、墨到方可挥洒自如，创造出好的书法作品。为人处世之藏锋也一样，你要表现自己，就要心、身、事相契，意在事先，身随意后，不可不看效果。对内的“看重自己”是为了保持自信，但每一个人都“看重自己”，成全了别人才能成全自己。“看轻自己”就叫谦虚，就叫“藏锋”。这不是什么高姿态的问题，而是还人之常情、还事物原样、还人之平等心根本智慧。做好一个人，或做成一件事，都必须讲究藏锋技巧，其道理就是这样简单。

上篇讲君子要能屈能伸，刚强实力都不宜形于言表，暴露于外。中篇讲匹夫只想着做人上人，而有智慧的君子以平等心待人，以平常心处事，不与人较强，不与人争锋。下篇讲静极生动，宁静致远，应以谦虚厚藏之道教训子弟，教他们顺天适人，健康成长。

曾国藩一生在“藏锋”二字上堪称典范，做得极好。将他的事迹加以整理，可归纳为“藏锋八法”。

一、该不出手时就不出手：

现在人们都喜欢唱“该出手时就出手”，人人跃跃欲试，而很多人都不知道“该不出手时就不出手”比“该出手时就出手”更有意义。

曾国藩在《藏锋·中篇》中说：“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然而思赫赫之名。”大凡有血气天性的人，都会油然而生一下子超过他人的念头。他们好高骛远，厌贫思富，不喜欢默默无闻而希求名声显赫，一步登天。这是自我经营上的一个盲区。

实际上，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所有的达官贵人，所有的名家学者，所有的富商巨贾，所有的豪强至尊，他们在世时都以为才智超过他人万万倍，及至死去，他们跟当日的杂役贱卒、低下草民没有两样，都是“营营而生，草草而死”——熙熙攘攘地生着，草草率率地死去，都将同归于尽，没有毫发差异。由此看来，“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凡事看大，那些争强好胜者所争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值得争的。

这是从大的方面说藏锋的必要性。就某一件事而言，把自己藏起来，而不把自己露出去，才能真正办成那件事。

1853年曾国藩初建湘军，他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这是起家的资本，只能暗暗使劲，不能表露于外。曾国藩一再叮嘱江忠源。但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即向清廷和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下旨征调出征，曾国藩三次抗旨拖延，不肯仓促成行，并在奏折中以“血诚”感动咸丰帝，不同意赴援外省。结果江忠源守庐州只等到一千新勇援救，在太平军强攻下兵败自杀。曾国藩原打算练勇万人交江忠源指挥，由于江忠源的战死失去臂膀，只能亲自出征。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他练勇万人的计划仍然实现了，这为他后来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也在太平军全盛时期避开了锋芒，赢得了苦练内功的时间。曾国藩后来总结这段经验教训时指出，不管力量强弱，该不出手时就不出手，藏而不露，比露而不藏要好得多。力量强而示敌于懦弱者，多半会打胜仗，而向敌人示强者不一定能胜。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向敌示强者更会败得惨。敌人向我进攻，权衡轻重而后应战者多半会打胜仗；轻率逞强而有战必应者多半会打败仗。打仗一定不要只想着自己如何出手，要多看对方如何出手。他打第二下，我才考虑要不要打一下，这样就不是让对方来觑我方的漏洞和毛病，而是我方静观对方的漏洞和毛病。“治人而不治于人”，兵法之大要，不可不察也。

不该出手时就不出手，其中妙道，用于经商，不是一样适宜吗？

二、艺多不养身，藏露为经营：

曾国藩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交往频繁。他师从理学巨擘唐鉴，唐是有名的理学家，研究古文、精通训诂，是桐城派之后自成一家的文学家。他开创楹联新风，尤以挽联著称，是楹联高手。他精研兵法，在军事上有很高造诣。他与“清代第一”的书法家何绍基交往笃厚，是出色的书法家。他长年供职礼部，对教育及礼乐颇有研究。他嗜好围棋，终身被围棋围困。他研究相术，写过《冰鉴》一书。此外，他还有风流浪漫的一面。如果不打仗，还可能衍生出更多兴趣与专长，使他成为多才多艺的一代文豪。

但是，曾国藩处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危急关头，治国平天下的责任感和赴道的牺牲精神使他抱定了一生只做一件事，要为江山作藩篱的志向。因此，他将一切学养情趣都用到了凝聚人心以赴国难的方向上。他的所有才能、专长都潜藏了起来，从不用这些东西去表现自己争名争利，或换取别人的承认、追崇。

曾国藩在《藏锋·下篇》中说：“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

一个“经营四海”的人，对于声色嬉游之类的活动，不应该投入过度。赌博酗酒钓鱼打猎，这一切都不要做；供应物品穿用，都要有节制；奇装异服玉器古玩，不应有太大的兴趣。既然定位在“经营四海”，那么一切兴趣，一切专长都要有所节制，不能因自己的自然爱好而分散了精力。这是“通才”与“专才”的重要区别。

曾国藩少年时有吸烟和晏起的毛病，后来下决心戒掉了。中年军旅生活中严于责己近乎苛刻，例如与人谈话，自己表示太多的意见；看人下棋，从旁指指点点，多嘴多舌，他都在日记中痛责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以至左宗棠骂他“虚伪”。

也许曾国藩也有虚伪的一面，但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他“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而效法古代圣贤，要做“天地完人”。

李鸿章评论曾国藩全部学问专长都用到了两点上：一是“规划全势”，即辅佐天子总揽全局，而且“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二是“举荐人才”，称他“知人之鉴，并世无伦”，而且凡是他举荐的人“皆能不负所知”。决策与用人，这正是一个“经营四海”的人要用心做的两大关键。可见曾国藩对个人才能的“藏”，是为了将有限的精力用到更需要用的地方，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这是一种明智之举。

三、欲进先退，欲露先藏：

经营一项事业，在总的进攻态势酿成之后，不要一心只想到自己鸣鼓而攻，建功立业，还要看看你的上司是什么意图。是希望你建功还是不希望你建功。上司希望你建功你就挥师猛进。上司不希望你建功，你就退一步再说，耐着性子看别人挥师猛进。机会永远都会有，等到机会来了你再图出山，挥师奋进。这就是露中有藏，攻中有守的藏锋法了。

曾国藩在第二次出兵打了一连串胜仗并攻克了武昌之后，从清廷只虚授“署巡抚”就预感到自己并不被倚重。因此在1856年咸丰帝依靠绿营江南、江北大营攻击天京时，他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等江南、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摧毁了，曾国藩仍不主动请缨，反以父丧请旨丁忧，于1857年回籍为父守丧三个月。三个月之后再请旨在籍守制。而咸丰帝都准了。曾国藩于是利用在乡的一年又四个月的时间研读道家思想及黄帝内经，充实自己以备时来。到1858年6月，清廷在石达开挥师20万大举反攻时，终于下决心依靠曾国藩，实授其两江总督，以湘军取代绿营的主力军地位，于是曾国藩得到东山再起机会，由藏转露，终于可以按自己占据长江上游的作战方略组织总攻了。藏锋是一种自我经营艺术，在事业走向高潮时使用它，常有退一步进两步的奇妙效果。

四、只入事功不入事非：

曾国藩在实授两江总督前，他从一位神秘来访者那里看到协办大学士肃顺向咸丰帝举荐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的“内部消息”。肃顺既非座师，又非朋友，更不是知交，他的这份大恩大德是曾国藩难以报答的。曾国藩曾想写一封感谢信谢他，但转念一想，皇上虽然才29岁，但据说得了痨病，万一不测，肃顺将不是其政敌恭王对手。不插手满清家族的家务事是曾国藩一贯的行事准则。于是他将感恩之心深藏内心而没有表现在言语文字上。1861年7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宫。临终前传位给六岁的儿子载淳，托孤于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是年11月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立斩肃顺。在查封肃顺处所有信函后，意外地发现没有曾国藩的片言只字，而且他是在封疆大吏中唯一没给权倾一时的肃顺写过效忠信的，于是赏加太子少保，让他总督两江、皖、浙四省军政，四省巡抚，提督概由其节制，并加曾国荃布政使衔。曾国藩由于藏情不露，在某些方面如宫廷政变中无灾反荣。足见藏锋法又是一种避开事非的自我保护谋略。

五、把真正的盟友隐藏起来：

左宗棠是清代有名的军政人材，敢作敢为，性格豪迈，自号“今亮”，有当今诸葛亮之意。1861年因骆秉章由湘调川，左宗棠失去依靠，投入曾幕以四品衔襄办军务。在曾幕三年中，屡建奇功，由于曾国藩爱护备至，极力推重而实授闽浙两省总督，加太子少保衔，后来还得到与曾国藩兄弟一样的伯爵封赐。但在天京之战后，曾国藩突然因为左宗棠参奏他报太平天国幼主事不实而与左宗棠发生摩擦，而且酿成长期失和。实际上这种失和是两人默契“貌离神合”的藏锋法。曾国藩在湘军功高震主、朝臣多有恶评的态势下出于保护真正的盟友，同时也保护自己，不得不与左宗棠保持距离。果然，距离产生美感。后来蔡寿祺参劾曾国藩而独对左宗棠不提一字时，由于曾左失和，慈禧需要两种力量相互制衡，对奏件留中不发，也没有责备蔡寿祺。蔡寿祺于是又参恭王，说他有植湘军为党之意，这一奏果然奏准，慈禧动手，杀了恭王。曾左失和是曾国藩藏锋法的妙用。“失和”之后左宗棠与曾国藩家上下及李鸿章、彭玉麟等人照旧毫无芥蒂，常有书信来往，情殷谊切，若无其事。左宗棠自己也说过：“吾与曾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竟势矣”。曾国藩去世，左宗棠挽他说：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两人之意的相知相契，至此藏而复露。

六、开起溜来要比兔子还快：

“功成身退”是古代智贤对藏锋法的经典运用。与曾国藩相知颇深的江苏巡抚何璟评论曾国藩说：臣者在军中，每闻谈及安庆收复之事，辄推功于胡林冀之筹谋，多隆阿之苦战；其后金陵克复，则又推功诸将，而无一语及曾国荃。

安庆之战、天京之战，一线指挥官为曾国荃。曾国藩的这个四弟比他小10岁，精力充沛，有谋有勇，敢作敢为，但贪婪暴戾，盛气凌人，口角不饶人。安庆、金陵之战中，曾国荃杀人如麻，挥金如土，朝野共愤，早有“兔死狗烹”之议。

曾国藩何尝不知道其弟之险恶处境？在曾国荃克复天京后一个多月，曾国藩马上于1864年9月27日出奏让曾国荃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身体。这一奏正合慈禧心意，10月5日即获批准。曾国荃被其兄保护了下来，藏身于江湖风险之外。但他并不理解曾国藩为什么这么快就让自己下台。在曾国藩移驻江宁当天，他当着满堂宾客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大失脸面，狼狈万状。为开其心窍，曾国荃41岁生日当天，曾国藩除派赵烈文专门劝慰外，还特写七绝十二首为其祝寿。当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以泄胸中抑郁之气。回籍后曾国荃大病一场。曾国藩一次又一次写信具体安排他补攻诗文奏议，修身养性，并寄去历年所写日记让他阅读。次年，清廷诏曾国荃出任山西巡抚，曾国藩仍认为不宜出山，告他反对者占六成左右，切不可轻动。直到1866年2月下旬清廷再颁诏命曾国荃改任湖北巡抚时，曾国藩认为危机过去了，才力促曾国荃出而任事。于是曾国荃再度出山。由于采用“遁”字诀，开溜比兔子还快，曾氏兄弟双双封侯而未招祸，实为藏锋法用得恰到好处。

七、不在口头上、文字上逞英雄：

千万不要以为曾国藩用藏锋法只是一种谋略小技。不是这样的。他是那类既精明又高明的人物，深谙柔远至大之要。曾国藩懂得，人的生命有限，人的能量积聚有限，而耗散既快且易。生命的能量既然积慢耗快，聚难耗易，那就要珍惜它，把积聚不易的能量点点滴滴用到立功、立德的双向成功上，用到刀刃上，而不能白白浪费在口舌之辩、笔墨之争、无谓之斗、无效之劳上。那是逐妄谋虚，只图一时痛快，徒招祸患，而身心不得实惠的愚蠢行为。这就是以“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为内涵的藏锋法对于生命价值的实际意义。曾国藩写道：

“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办者，不过太仓一粟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难与共横逆之来，当少以思以待其定；知地之大，吾所居者少，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

曾国藩崇尚谦虚退让，在内心常怀愧对之意，并认为这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君；父母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处处之皆有善气相逢。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也就是说，藏锋作为一种谦虚退让方法，是心身必须，大道自然，只有当人的内心有了这种需求时，才不会把它仅仅当作谋略看，不会觉得不露才、不逞强是吃了亏，总想着再捞回来。

正是这样一种从内部世界发出的需求信息，使曾国藩在他的言行中处处表现谦恭退让，总是说自己“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不修”、“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忝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云云。

从清光绪三年刊行的《曾文正公日记》中可以充分看出曾国藩这种基于柔远致大之道的藏锋观念。他很少在日记中批评有地位的人物，平时与亲信幕僚评论时人长短的话决不见诸文字；下笔慎重，不轻发议论，所有对朝廷，及对同僚下属的不满，都尽量避免入日记；反省自励的文字居多，体现了存理遏欲以治己，温厚和平以待人的敬恕之道。这些做法，足供后人终身取法。

八、夕照时分，从容冬藏：

历史上凡追求成人、成事双向成功的人物，在他一生的行程中多是 依循着“内——外——内“或”外——内——外“这两种轨迹运行。起始于内身成人的，必终于内向自守。起始于外向成事的，则多终于外向立业。曾国藩是起始于内向成人的，他的晚年也是回归到原点上，研究义理文学，培训学生子弟，进德修业，以求积德于后世。而对事功上的进取采取了自藏自遁的态度，既不求进，亦不求退，只停在原地踏步，顺着慈禧之意当当钦差大臣。清朝政府让他“剿捻”，曾国藩采取“一推二拖三不动”的遁字诀。直到拖出李鸿章出场，他才完全卸掉露丑演出的包袱而重归平静淡出之轨。

民国时期的何崐评论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已渐臻成熟，蔑以复加。泊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替矣。”

以上评论是从事功角度说的。如果换一个角度，从内在向度来看，则可以说：

曾国藩早年，如春水破冰，春风绿岸。进德修业，探轶索隐，下逮宋明，上溯周秦。十年寒窗，十年翰林，深根固本，履薄临深。唯勤唯俭，主静主敬，亲师择友，苦耕苦耘。取与从善，忧乐同身，犯颜无恙，直而能忍，古灵再造，先德重生。及至中年，夏艳璀灿，秋果满园，以内主外，作君作师。剑气宏才，秋风战骨。南昌窘困，祁门厄难，死忠死孝，刻以为常。石鼓演兵，石头报捷，湖湘子弟，威震四方。立功立德，宜露宜藏，湘荷远郁，吴桂奇香，经营四海，正声盛传。泊乎晚年，宛若冬藏，赤玉高花，苍龙老蔓，林泉自乐，直率以玩。温平召瑞，和顺致祥，畏天顺人，虚静闲澹。无怨无尤，不忮不求，立言传世，颗粒归仓。经纶百卷，递付八郎，庆流子孙，智润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