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罗到突尼斯城，成千上万心怀相同的情绪和目的、利用社交网络联合起来的示威群众，推翻了长期在位的独裁政权。在英国各地，性情与阿拉伯抗议者截然不同的人群涌上了夏日的街头，所到之处都留下了破坏的痕迹。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的金融中心，通过互联网联系起来的债券交易员形成了一个“虚拟”群体，他们一起抛售处境日益艰难的欧元区成员国的债券，使得这些债券的收益率急剧上升。在2011年发生的许多最值得记住的事件中，“群体”都起到了核心作用。这些事件都显示出，在共同的身份认同和决策能力的驱使下，群体所能拥有的巨大力量。这些事件都是“从众心理”(herd mentality)的经典案例。从众心理指的是群体中的个体所共有的、自我调节的思维方式，这一领域目前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中都很热门。
尽管在大公司的办公室里盯着屏幕的金融交易员十分富有，与扔砖头的失业青年之间存在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巨大鸿沟，然而最近对从众心理进行的研究却显示，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比人们一般以为的要小。此外，他们的行为可以进行研究、标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预测。
最近的研究显示，无论是现实群体还是虚拟群体，只要具有集体意识，在共同目标和利益的驱使下，就都可能出现相似的从众行为。在现实的群体中，个人可以观察他人的行为进行效仿，而基金经理或网络游戏玩家，则根据的是屏幕上的变动。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行为经济学家米歇尔?巴德利(Michelle Baddeley)说：“一些研究显示，只要想象一个情境就足够了，没有必要真的身临其境。而且人们的情绪很容易就能由虚拟情绪调动起来，比如在电脑游戏和网络赌博当中。”
巴德利指出，情绪作为人类对于刺激的内在的本能反应，是金融决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情绪还有助于解释为何在经济繁荣或不景气时，市场会表现出似乎并不理性的从众心理。尽管心理学家谈论“群体智慧”等概念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今天许多经济学家仍然不愿意接受群体行为的概念。巴德利说，经济学一直回避人类在决策过程中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因素，而是关注于“狭隘的行为假设，以数学算法为基础做出预期。”对经济学家而言，群体行为太混乱、太不理性，而且无法预测。与此相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则认为，专业的投资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会“随大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1935年，他在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期间写道：“世俗的智慧教导我们，以常规的方式失败，比以非常规的方式成功，对声誉更为有利。”在金融决策过程中纳入神经学因素，是神经经济学这一相对新兴学科的研究者所主要关注的问题——神经经济学是一个神经科学、心理学和经济学交叉的学科。
然而群体意见并不总是有益的，也并非总是最符合群体中个体的利益。不加鉴别的自动调整可能会适得其反，比如崩盘前的牛市上过度繁荣的景象，再比如在众人洗劫商店时参与其中，也会破坏闹事者自己居住的社区。
克卢恰廖夫指出，在人群中快速发生的调整过程，与较分散的群体中缓慢发生的态度转化是相似的。“以美国那些肥胖人口很常见的地区为例，”他说。“在那种情况下，人脑中的冲突区域不再把体重超重视为负面现象，饮食习惯会维持下去，而不是加以改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些情况下，反而是那些饮食比较健康的人会得到一个基本的大脑信息：我好像做错了。”
社会心理学研究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驱使人类分化成不同群体的过程。根据“最简群体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人们能够以几乎任何一种特征为基础组成群体，甚至还会对随机形成的群体表现出忠诚。
克卢恰廖夫说，在现实的群体中见到群体中的其他成员，可以增强群体的凝聚性，不过这并非必要条件。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和英国骚乱中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例子。重点并不是Facebook、Twitter或黑莓的BlackBerry Messenger是否充当了群体行动的组织工具，而是它们有助于建立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
克卢恰廖夫等神经科学家正在研究“信息瀑布”(informational cascade)现象的神经源头——通过信息瀑布，人们在获悉群体中其他人的决策后，就会改变自己的主意。“这种改变会发生在不受本人信息信号影响的个体身上，”他说。“在交易员的‘羊群行为’里，就能看到这种现象，在市场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尤其常见。”
为群体行为建立模型，是城市规划和大型建筑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理念是，由个体组成的群体，能够像一个经过协调的整体一样运作。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群体能够像某种有生命的、会思考的形体一样行为，因而其活动可以预测和测绘。
由此对人群与地理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绘图的过程称为地理模拟。依据群体在不同地理环境和行为情境下的活动，包括紧急疏散和骚乱时，建立计算机模型。
然而，随着研究揭示了更多从众行为中的微妙性，地理模拟现在也正在经历某种变革。在此之前，建模时采用的是基于物理学的方法，假定个体会针对其所处物理环境中的引力和斥力、以及群体中的其他人，作出独立、但可预测的反应——有一点像气流中分子的运动。
在不同的情况下，改变整个群体的态度分别需要群体中多大比例的人施加影响？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位或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人物会改变集体意见？奥沙利文补充道：“想办法为‘内奸’对群体行为的影响力建模，也会很有意思。”
不过，群体心理学的概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圣安德鲁斯大学(St Andrews University)社会心理学教授斯蒂芬?赖歇尔(Stephen Reicher)认为：“在群体中，个体并不会丧失自我，也不会丧失对自我行为和理性思维的控制，而是会转换到一种共同的社会认同，并努力使行动符合这种集体身份认同。”
但赖歇尔坚持认为，这种过程并非自动和无意识的。“集体认同感帮助人们在辩论中达成一致。因此，我非常不喜欢‘羊群心理’这类说法，这类说法的出发点是：从众是一种低等生物的心理。群体和个体的思考能力是一样的。其区别在于，在群体中，支撑思考和讨论过程的是社会自我，而非个体自我。”
尽管心理学家发现，研究一些事件之间的关联（比如政治游行与金融交易）会卓有成效，但他们警告大家，不要夸大这种相似性。“金融和政治环境受到一些类似因素的影响，”巴德利表示，“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政治抗议与金融交易的目标存在很大差异，后者至少单纯和明确得多。”
“问题可能恰恰出在交易员不‘抱团’，以及由此导致的相互竞争、猜疑和恶意揣测上。”赖歇尔继续说道，“那么，解决方法或许就是增加集体归属感。”
共同的情绪会激活通常与恐惧和贪婪联系在一起的那部分神经区域，从而可能赋予骚动的人群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可能是破坏性的，也可能是建设性的，取决于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金融人士大脑中的这个区域被激活，那么冷静、精于计算、理性的交易员形象是否会不复存在？
在最近的研究中，巴德利将这个问题抛给了金融服务界人士。他们承认，对于在波动剧烈的市场中进行高频交易的交易员来说，保持冷静、总是在算计后才做决定是难以想象的——毕竟，交易员也是凡人。这些金融服务界人士也同意，意气用事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神经学家仍远未搞清有哪些因素导致群体如我们所见的那样行事，更遑论控制这些因素。但鉴于预测称2012年社会秩序和金融市场都会更加动荡，神经学家们或许会获得充足的新鲜研究素材。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