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衢江区莲花镇东山边村桐籽山坳的赵抃墓前,有一块残碑及其赑屃碑座,碑名叫“赵清献公神道碑”,又叫“爱直碑”,近千年的岁月风雨侵蚀,碑体已风化断裂,现仅剩长约130公分、宽约85公分、厚约20公分的一块残碑,其余部分已不知去向。碑文字迹已模糊不清,只依稀可辨一“直”字。这就是有“铁面御史”之誉称的赵抃的墓志铭,作者是名满天下的北宋大文豪苏轼,在《苏轼文集》中,碑文内容有清楚的记载。这块“爱直碑”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赵抃墓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赵抃与苏家父子非同寻常交情最好的见证。 要是以年纪算,赵抃还是苏轼的长辈,与他父亲苏洵是同代人。赵抃与苏轼的忘年交最早可以追溯到约嘉祐四年(1059),当时赵抃52岁,在成都也就是苏轼老家任地方官。这一年苏轼24岁,与弟苏辙在老家为母守丧,期间兄弟俩曾去拜见赵抃。因为两年前苏轼兄弟二人曾双双同科进士及第,名震京师,赵抃也有耳闻,故印象不错。此次见面,赵抃对这两位后生才俊颇为欣赏,相谈甚欢。此后苏轼与赵抃一直有书信诗文往来,使赵抃对苏氏父子三人有了更深的了解,好感愈增。终于,他们的交情有了一次质的飞跃。在相识的第二年,也就是嘉祐五年,向朝廷推荐本路人才时,赵抃郑重推荐了其父苏洵。在赵抃大力举荐下,苏洵顺利地当上了校书郎。为此苏洵作了《谢赵司谏书》(当年赵抃调任为右司谏),感谢赵抃能“举人而取于不相识之中”。兄弟俩当然对赵抃举荐其父心存感激,往来交流也更多了。 对于苏轼撰写碑文之事,从表面看有两种解释。一是报恩之举,二是受命而为,因为赵抃卒后三年,其子赵屼请求朝廷撰写《神道碑》,宋神宗“以爱直名其碑”,又命“轼为之文”。但我以为,以上两种只是辅因,真正让苏轼提笔的原因,还是两人之间交往多年的友情。历史上大凡杰出文人,多具性格,苏轼更是有名的性情中人,不愿屈从,不屑献媚。仅为报恩而作,似乎不是他的做法,仅为受命应付,也应该不是,因为他不轻易撰写此类文字,连皇帝哲宗要自己为同枢密院赵瞻撰写神道碑的诏命都断然拒绝,为此还留下一篇《辞免撰赵瞻神道碑状》。 观此碑全文洋洋洒洒三千余字,详细记述了赵抃一生,为人“和易温厚,周旋曲密,谨绳墨,蹈规矩,与人言,如恐伤之”,为官“弹劾不避权幸,京师号公铁面御史”,为政“诚心爱人,所至崇学校,礼师儒,民有可与与之,狱有可出出之”。在苏轼眼里,“东郭顺子之清,孟献子之贤,郑子产之政,晋叔向之言”赵抃“兼而有之”。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赵抃深深的敬意与真诚的赞美之情,要不是出于真情,是决难写得如此公允而又深情的。 赵苏二人非同寻常的关系,还体现在其它地方。在赵抃生前,苏对赵的所托也无不相应。像《苏轼文集》卷十七中的《表忠观碑》就是应赵抃之邀所作。当时赵抃在杭州任上,见故吴越国王钱镠坟庙“芜废不治”,就上书给朝廷奏请将龙山废刹妙因院改建为表忠观,给钱氏之孙自然道士居住,苏轼应邀作了著名的《表忠观碑》,此碑现仍立于杭州钱王祠内。 赵抃于元丰二年(1079)在杭州任上退休,苏轼曾作启文《贺赵大资少保致仕启》,表示祝贺。文章准确概括和评价了赵抃的政治事业,“无施不可,尤高台谏之风;所临有声,最宜吴蜀之政。”说明苏轼对赵抃有着全面而深入的了解;高度赞颂了赵抃的修养与为人,“见故人而一笑,绰有余欢;念平生之百为,一无可恨。”表现了对赵抃的理解与钦慕;最是“轼荷知有素”一句道出了两人交往已久,情谊深厚。退休后,赵抃隐居衢州北门沙湾老家高斋,苏轼又有《赵阅道高斋》寄赠: 见公奔走谓公劳,闻公隐退云公高。 公心底处有高下,梦幻去来随所遭。 不知高斋竟何义,此名之设缘吾曹。 公年四十已得道,俗缘未尽余伊皋。 功名富贵俱逆旅,黄金知系何人袍。 超然已了一大事,持冠而去真秋毫。 坐看猿猱落罝罔,两手未肯置所操。 乃知贤达与愚陋,岂直相去九牛毛。 长松百尺不自觉,企而羡者蓬与蒿。 我欲赢粮往问道,未应举臂辞卢敖。 “赵阅道”和诗中的“公”均指赵抃,“高斋”是赵抃的居室名,原址在衢州城北沙湾村,于民国九年(1920)移至城内北门街赵抃祠东侧,2008年北门历史文化街区整治时,曾重新修缮。 赵抃的《清献集》中也存有《和二苏题白鹤观二首》: 黄衣道士骨朽矣,白鹤仙翁诗宛然。 君偿不能来一顾,壁间磨灭有谁传。 不逢碁酒与莺花,古观高吟字字嘉。 好事独来终日赏,诸翁归去著诗夸。 这两首诗是与苏轼兄弟《白鹤观》诗的应和之作。白鹤观位于庐山山南五老峰下,为唐道士刘混成所建。苏辙曾作《白鹤观》诗,元丰六年(1083)苏轼游庐山时曾作《白鹤观诗并序》,可见,赵抃的这两首诗肯定作于元丰六年或元丰七年,因为赵抃卒于元丰七年八月,这两首唱和之诗堪称是他的绝笔之作了。赵抃与苏家的情谊历经二十多年,一直维持到生命的终点,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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