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孙武隐居地”问题的提出就缺乏科学态度
常识告诉我们，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古代历史，必须占有可靠的史料，借助科学考古的手段和方法，舍此两途，别无捷径。
像孙武隐居地这样一个史无明载的历史细节问题，自春秋以来，从不见有人把它当作一个学术课题去探讨，更不要说去寻找了。因为正史根本未提到孙武隐居的事。东汉时成书的《吴越春秋》是有史以来说到孙武隐居仅有的一例，但也只有“辟隐深居”四个字。而且，对这四个字从无统一的解读，有的认为这四个字是形容孙武被吴王任为将军之前，不为世人所知的一种状况，并非讲孙武隐居之事，故而正史不见有隐居的记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此，*州历代志书除了有三部引用《吴越春秋》的“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那两句话之外，并无孙武隐居具体地点的记载。唯一的例外是在距孙武之世2500多年后的1994年，新编《吴县志》于“古代人物．孙武”条目下，有“因避内乱奔吴国，隐于吴县西部山里”这样两句话。前一句，源自古书；后一句，是想当然，是不足为据的。试问在这样茫无头绪的条件下，要寻找孙武隐居地岂不是大海捞针!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那是无益的，也是徒劳的!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距孙武之世2500余年之后科学昌明的今天，却有人置起码的常识于不顾，异想天开地提出要寻找孙武隐居地，而且向国内外宣称，他们经过四年多的调查寻访，已经“认定”*州穹窿山茅蓬坞是当年孙武隐居和著述《孙子兵法》的地方，这不是有点“痴人说梦”吗?
老实说，提出“寻找孙武隐居地”问题的本身就缺乏科学态度。这种不切实际的命题，只能是一种幼稚的冲动，是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研究者所不取的!如果只是关起门来在自已家里说说也就罢了，但他们竟然要对一个茫无线索、无关紧要的历史细节进行调查，这就必然要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并不可避免地闹出一些荒唐的笑话。
为揭露他们制造假孙武隐居地的真相，本文将着重就他们造假的事实和采取的手法加以评述和剖析。对于他们于假孙武隐居地以外的种种谬论，诸如“吴文化土壤说”、“《孙子兵法》的吴文化属性说”，还有什么“《孙子兵法》源于吴文化，高于吴文化”，等等则另文予以系统评述和辩驳，以期使他们的伪学术、真造假的面目大白于天下。
且看他们调查了些什么?得到了些什么结果？ ．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他们调查了些什么和得到什么结果
从*州市孙武子研究会印发的大量材料来看，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为他们的“认定"帮腔、捧场的，有些则是骂人的。从这些文章中，根本看不到他们是怎样调查、论证和认定的。
唯一讲到调查经过和结果的第一手资料，是该会副会长兼秘书长T先生于1 997年发表在该会刊物《*州孙武子研究》第三期，题为《孙武隐居地初探》(以下简称《初探》)的一篇文章，可以说这是他们认定孙武隐居地最原始、最根本、最重要的依据。没有《初探》所记述的调查，就不会有穹窿山茅蓬坞孙武隐居地的“认定”，更不会有根据这个“认定"而投人数百万元资金建造起来的那些假古董。所以，要了解他们是如何无中生有“认定"孙武隐居地的过程和依据，就应当从这篇文章开始。
后来到了1 998年，T先生把他这篇文章换上了《孙武隐居著兵法地考辨》的题目(以下简称《考辨》)，于同年1 0月在北京第四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作了汇报发言。2003年下半年他把这篇文章又换上了《孙武隐居地的寻访和认定》(以下简称《认定》)的题目，刊登在《**炎黄文化研究》第三期上。今年4月，T先生又在“中国(*州)海峡两岸《孙子兵法》学术研讨会”上，进一步把题目换成《孙武隐居著兵法地认定的依据》(以下简称《依据》)作了发言，可谓“十年磨一剑，功夫不寻常”了。
据T先生《初探》讲，他的调查是从1995年11月开始的，到1997年《初探》成文发
表，前后约两年。调查之前，T先生为自己规定了调查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注意的问题。他写道：
“寻访孙武隐居地，不能单纯从过去书上提及的地名出发，特别是一些演义小说．而必须认真研究历史文化背景，研究史料提供的线索，再结合吴地实际综合分析”
应当说这些字句虽然稍欠通顺，但所表达的意思是明确的，即调查要根据可靠的线索。可惜他的调查几乎都是按照演义小说和道听途说的线索去进行的，这在他自己写的寻访经过中一再得到证明。
他还提出了孙武隐居地“必须至少具备(的)五个基本条件"：
(1)必须在吴国境内，属正宗的吴人圈内。
(2)必须同伍子胥隐居或活动中心地靠近。
(3)必须是临近吴国都城。
(4)必须符合“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的要求。
(5)最好能找到孙武或伍子胥在此的遗迹、遗事或民间传说。
看了T先生的上述必须至少具备的“五个基本条件"，实在感到有些不伦不类，不知所云。因为按照他上面提出的原则，调查首先要明确的应当是孙武隐居地的可靠线索，而不是
什么“条件"。可以理解的是，他找不到孙武隐居地的可靠线索，便为自己设定了“五个基本条件”。那么，让我们看看他的“五个基本条件”是些什么内容：
五个条件中的第(5)条是“愿望”而不是“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最好能找到孙武或伍子胥在此的遗迹、遗事或民间传说"的主观愿望，成为T、G二会长大事搜罗历史传闻、民间故事甚至不惜剽窃、造假的一种驱动力，这在后面是要说到的。
第(1)、(2)、(4)条的概念模糊不清，很难操作。例如(1)条“属正宗的吴人圈内”的“正宗吴人"就很难鉴别。吴国的族属情况比较复杂，有周人说、殷人说、夷人说、越人说、勾吴说、荆蛮说，还有吴越同族说，等等，至今众说纷纭，看法不一，何谈什么“正宗吴人”。所以T先生在后来写的文章中把“正宗吴人"的“正宗"二字删去了。然而如何去寻找和认定“吴人圈”呢?谈先生没有说。他现在“认定”的穹窿山茅蓬坞，2500年前到底是‘‘吴人圈”还是“无人圈"呢?我想这是包括T先生在内的任何人都说不清楚的问题。
又如第(2)条，如果伍子胥的隐居和话动中心的地望不确定，又如何去“认定”靠近的“孙武隐居地”?必须指出，T先生文章里所说伍子胥隐居在胥山的资料是不足征信的，就和一个因一贯造假而被处理的人胡说什么东山的“胥毋山"是孙武初隐地一样的不可信。
再如，第(4)条“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的要求更加令人难以捉摸。其实，在谈先生心目中，这个“要求”指的就是“深山野林"，这可说是贯穿他文章中的一条“主线"，也是他们调查寻访孙武隐居地的一个主导思想。因此，他对山林以外的平原、城镇不屑一顾。这种主观片面性不只是思想方法的问题，而是与知之不多而又自以为是的思想认识状况分不开的。 ，
总之，除了第(3)条“临近吴国都城"比较明确外，其余全是概念模糊，难以操作。其实“临近吴国都城”也是未知数，数理常识告诉我们，“未知数”是不能作为“条件"的。
请看，T先生为孙武隐居地设定的这“五个基本条件"，一条是愿望，一条是未知数，三条是不确定的，按照这样五个基本条件去寻找孙武隐居地，岂非盲人骑瞎马？请恕我直言，T先生为孙武隐居地设计出这样的条件，只能证明他的思维逻辑是非常混乱的。离开了可靠的文献依据和出土资料，企图用猜谜的方法去解决千古历史之谜，只能是主观臆想，到头来连他自己也不知在说些什么。
说到调查，据《初探》文中所列，两年来他一共去了四个地方：
首先到了位于枫桥西南约三里的孙武子桥，《初探》对那里的调查是这样写的：“综观这里地势，属水泽开阔平地，不具备‘辟隐深居’的条件，据分析可能为孙武出山后一度住宅。”
前已指出，T先生心中早有一个先人为主的“要求”，所以，一看那里没有“山”，也没有“林"，便走了。
接下来T先生考察卧龙山。《初探》说：“在光福西部有座不起眼的小山，叫铜坑山，……
又称卧龙山。……问起孙武在这里隐居之事，皆说不知道。但估计是曹尧德先生《孙子传》影响所为。”
其实，这个结果是毋庸调查就可知道的。如果今天去问*州西部山里的老百姓：“孙武
在这里隐居过吗?”我敢肯定地说：“皆说不知道”。如果有人说他知道，那是在编造谎言。
为什么要去卧龙山调查呢?《初探》说是因为1996年11月15日《*县日报》登了一篇
《卧龙山上著兵法》的文章，内中讲孙武曾隐居于龙首的一颗明珠上，经过调查后知道“估计是(受)曹尧德先生《孙子传》影响所为(似应为’致’笔者注)"。显然，由于听信了曹先生的小说虚构，卧龙山的调查算是白跑了一趟。
顺便说一下，光福的铜坑山与卧龙山不是一座山，卧龙山铜坑山之北，包括乌山和龙山两座小山，合称乌龙山，卧龙山是它的俗称，这在*县地图上是绘注的是很清楚的。据此，不知谈先生去的是铜坑山还是卧龙山?
后来他又去太湖中靠近西山岛的横山岛进行调查。为何要去横山岛呢?T先生的文章说，1995年1 2月4日邮电部发行了《孙子兵法》一套五张邮票，内中一张“孙武著兵法”据说是以横山岛作背景的，于是T先生三下横山岛考察：“小岛确实偏僻，也很美，完全符合‘辟隐深居’条件。"但是访问中知道，岛上孙姓始祖为“孙武的六十二世孙”，因此“说孙武曾带同族到横山(岛)隐居著兵书，根据不足”。
以上T先生去了三个地方进行调查，结果都没有找到孙武隐居地。于是便把目光投向了穹窿山。
关于穹窿山的调查，T先生在《初探》一文“穹窿山里的发现”部分记述十分详细。1 995年的一天，他陪北京等地客人去*口的教场山参观“吴宫教战处”，介绍情况的是*口镇文化站站长L。这位站长生动具体地讲到孙武隐居在很深的一个山坞写兵法十三篇的事，虽使谈先生“获得资料不少"，但谈先生“感到孙武隐居穹窿之说，系曹尧德《孙子传》中而言，不能作为依据’，。
由此可知，曹尧德先生的《孙子传》，给T先生的调查带来不少干扰。不过，后来曹先生忽然又被G会长封为“认定穹窿山孙武隐居地的中国第一人”，还请他于2004年10月来*州参加会议发言，引出了一段精彩的故事，留待后面“谁是发现穹窿山孙武隐居地的中国第一人”部分再细讲。
又一日去**山，村支部书记Z向谈先生“滔滔不绝……从神仙传赤松子如何在这里炼丹升天，汉代张良在这里学道，讲到穹窿山的道教多么辉煌，还提到这里有个隐兵坞……"当问道为何叫隐兵坞，谁在这里隐过兵时，Z书记回答：“隐兵坞历史长了，世世代代都这么叫，出典说不上”(在《考辨》一文中，朱的“出典说不上，，被T先生换成“是孙膑隐居写兵书的地方"——笔者注)。
后来在Z书记带领下沿山坞登山，T先生边走边看：“再上有春秋时代藏兵洞”，于是T先生为了考察藏兵洞情况，专程请教了对*书镇历史颇有研究的J老先生。
J老先生翻出了康熙年间的《穹窿山志》给T先生看，于是T先生将志书中一篇《大茅
峰记》摘抄了一段放在自己文章里，然后甚有感悟地写道：“藏兵洞，虽未提及孙武，但从志中所述伍子胥之心情和他同孙武之关系看，可以作为孙武隐居之佐证。”
《大茅峰纪》这篇文章如何使T先生获得孙武隐居穹窿山的“佐证”的呢?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对《穹窿山志》的史料价值和该志的编撰者嘉兴人李标所写《大茅峰纪》的内容有所了解。《四库全书》的总编纂者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提要>中对这部《穹窿山志》有中肯的评价，他说：“是书实为亮生而作，非专志山之名胜也。"纪晓岚所说的“亮生”，就是穹窿山上真观的中兴道人施道渊(字亮生，别号“铁竹道人")。他所说“实为亮生而作”，直白地说就是为施亮生振兴和扩大上真观和道教的影响服务的意思，故而志书中极力渲染道教的神奇和玄妙，收录了不少夸大、虚构和具有迷信色彩的传说、诗文等货色，以为穹窿山进行道教的“宗教包装"，就像今天穹窿山被“包装"成“朝拜孙子的圣地"一样。故而纪晓岚说“非专志山之名胜也"。
至于《大茅峰记》，本是李标游览大茅峰后，“归而染笔书之，以和千秋相国之痛哭”的一篇散文，旨在借景抒怀，发泄他对伍于胥遭受夫差杀害的千古不平之愤，既不是专志名胜，更不是考索历史，是谈不到什么史料价值的。文中所说“山上有藏兵洞，相传伍相国视师处"，不过是文章触景生情的引子，故而藏兵洞一笔带过，而洞在何处，翻遍志书未见交待，很可能是指所记的“唧云洞"，“洞在大茅北二三百步许”，因“每天欲雨，必洞先出云，故名。"但并未写明此洞即藏兵洞，而且李标明明写着“相传"二字，谈先生是没有看见，还是故意回避这二个字呢?历史上“相传"的事情是不能当作信史的。
关于**山村支部书记Z讲的“隐兵坞"问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专事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资深学者魏嵩山先生在无锡吴学研究所主办的《吴文化博览》2005年第二期上发表《孙武吴地宅墓遗迹辨正——兼论<孙子兵法>成书地》一文，说：“茅蓬坞与其支坞隐兵坞之名，不见任何史籍和志书记载，显然为后世创立而非历史地名。"同时他还针对谈先生《考辨》中提出的其他论点一一作了辨正，认为“*州市孙武子研究会谈世茂先生以*州城西**乡穹窿山茅蓬坞为孙武隐居和《孙子兵法》诞生之地，其说未必确切"。据了解，魏嵩山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应邀参加2004年10月*州市孙武子研究会主持召开的第二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而撰写的，当时的题目是《吴地孙武宅墓辨正》。由于与T副会长、G会长的“认定"不合，故而在该会后来编印出版的《孙子与吴文化研究》(上卷)中见不到这篇文章。魏嵩山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著名学者谭其骧先生的高足，他对吴文化的研究一向关心，**省吴文化学会的学术讨论会他是必请的客人之一。研究古代历史如果没有历史地理专家的参与，就象旅行到生疏的地方没有响导一样。如果不怀成见的话，他会对孙子研究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问题是大有帮助的。
以上就是T先生在孙武子桥、卧龙山、横山岛和穹窿山调查的情况。
约二年时间，他一共去了四个地方，访问了三位当地人士，调查中接触的资料的确不少。但与穹窿山有关系的除了《穹窿山志》外，就是常常干扰他的《孙子传》，得到的民间线索主要是藏兵洞和隐兵坞，这是T先生自己文章里写得十分清楚的。可是l 998年10月7月《苏州日报》刊登一篇署名记者L先生“孙武隐居地谜团揭开”的报道中却说“他们认真仔细地搜罗考辨史料和民间的每一条线索，走遍*州和浙江部分地区"，如果这位记者先生讲的是真实的话，那么T先生的文章未免太保守、太谦虚了。同时又觉得按照T先生设定的 “条件”，只要出了*州古城朝西走就行了,何必要“走遍*州"，去浙江更是不必要了!调查的地方到底是T先生少说了，还是L先生多报了呢?这要问他们两位了。
现在再来看一看T先生费了两年时间，调查了四个地方，究竟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如前所述，前三处是一无所获。唯一的收获是在穹窿山调查时，从访问三位当地人士的介绍中，特别是康熙年间的《穹窿山志》和李标的《大茅峰记》中得到的。T先生在读了李标的这篇文章后，深受感染，浮想联翩地说：“藏兵洞，虽未提及孙武，但从志中所述伍子胥之心情和他同孙武之关系看，可以作为孙武隐居的佐证。”对T先生找到的这个“佐证”，前面我已从史料价值上作了评析，即那些材料是不能作为孙武隐居的“佐证"的。现在再就T先生的思维方法稍加剖析。
T先生说的是藏兵洞，并且告诉我们藏兵洞是“未提及孙武”的，怎么一下子出来一个“孙武隐居的佐证”的呢?T先生是怎样从没有孙武而又变出一个孙武隐居的佐证来的呢?原来T先生是从“志中所述伍子胥之心情和他同孙武之关系”推断出来的，真是奇怪的逻辑!从伍子胥的“心情”到谈先生的“脑海”里，时间跨度2500多年，中间是怎么“连线”的呢?该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这到底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呢?
实在地说，T先生经过两年的调查，只从一个未确指的、与孙武无干的“藏兵洞”，联想出一个像影子一样的“可以作为孙武隐居”的“佐证”。这样的结果对一个稍有科学态度的人来说，是应当认识到寻找孙武隐居地的愿望是不切实际的，在现有的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应当可以住手了。但是，不知是什么样的原因和动力，驱使他们像着了魔似的，硬要蛮干到底。于是由时任会长的G亲自出马，带了“研究会同仁”，直奔穹窿山而去。请看T先生在《初探》一文中所作的生动而精彩的记述：
“今年(1997年——笔者注)三月，研究会同仁在G会长率领下，先看隐兵坞，后登穹窿山顶。大家放眼远眺，*州西部山区历历在目：东部十多里是灵岩山——吴王馆娃宫遗址；姑苏山——姑苏台遗址……虎山……阳山……。看诸山，想这里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对照五个基本条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孙武隐居地可能就在此山，而且有可能在隐兵坞。”
这称得上是一段绝妙的文章，使我们如临其境地知道了他们在G会长的带领下是怎样调查孙武隐居地的：“看诸山……想……历史文化背景……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起。于是得出了“孙武隐居地可能就在此山”的共识。对于一个2500多年前史无明载、茫无踪影的孙武隐居地，竟然被G、T两位会长和诸同仁，看啊，想啊，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起!就在此山!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但是，面对这一突破性的“认识飞跃"，T副会长并没有冲昏头脑，他仍然相当冷静和可观地写道：
“以上所叙，仅是初步寻访过程罗列。可能，毕竟只是可能，它不等于事实。孙武隐居地究竟在哪里，目前尚难定论。”那么,，他们是怎样由“尚难定论”进而改为“认定”在茅蓬坞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