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汉文
日本天皇好作汉诗（中国古诗），传世最多的不是9世纪初登基的嵯峨天皇(97首)，也不是17世纪中叶在位的后光明天皇(98首)，而是大正天皇。他也是最后一位作汉诗的天皇。
大正天皇生于明治十二年(1879)，从16岁就开始作汉诗，至继位第六年，也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1917年，22年间作汉诗1367首，平均一周作一首还多。他自诩汉诗作得好，和歌不行，据说其数理化更不行。
他生来体弱多病，卒于1926年，在位15年，实际从大正十年就因病引退，由昭和天皇摄政。在其始学汉诗那一年，日本热火朝天西方化，他也穿上水兵服，于是乎“天下缟素”般流行开来。而且日本也真能保持传统，至今水兵服仍然是女中学生制服的主要样式，进而被当做少女漫画的特征，甚至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符号。只是日本文人用汉字、作汉诗的风气和传统，却没能生生不息地延续下来。
大正天皇在政务之余或运动之前，常轻松地说“作一首诗吧”，侍从立刻摆出《诗韵含英》等参考书。待他作成了，大都由皇后誊清，然后派御史送给三岛中洲批点。大正天皇的诗作，虽然不可与中国名诗人相提并论，但其中多有妙趣横生之作，例如这两句：青苗插遍水田里，看到秋成始展眉。又如这一首：雨余村落午风微，新绿阴中蝴蝶飞，二样芳香来扑鼻，焙茶气杂野蔷薇。
还在当太子时，这位未来的大正天皇去日本三大神瀑之一的布引瀑游玩，兴之所至，写下《观布引瀑》一诗：登坂宜且学山樵，吾时戏推老臣腰，老臣啖柿才医渴，更上危磴如上霄，忽见长瀑曳白布，反映红叶烂如烧。
诗中这位“老臣”，指的是当时已年高七十的东宫侍讲三岛中洲。一首诗作罢，这位老臣被感动得差点哭出来，并和诗道：无限慈恩行欲泣，劳将玉手上青霄。三岛是汉学家，明治三大文宗之一，主张义利合一，还曾创办汉学塾二松学舍，也就是后来二松学舍大学的前身。
大正天皇确实很有文人气，但他生不逢时，盖因此时的日本已不是江户时代，汉诗文已然式微。在江户时代，汉学达到日本历史上最高水平。那时的日本儒学家视四书五经为圣经。市井间流传着一则关于他们的笑话：某儒者从日本桥搬到品川，弟子们问他缘何乔迁，儒者答曰：这样离中国又近了十几里地。
即便到了明治时代，虽然从人文、社会到自然，所有领域都在引进西方文化及文明，但实际上翻译主要用汉字。
明治时代的领导层也具备汉文教养。风云一时的维新志士如西乡隆盛、坂本龙马、伊藤博文等人，虽然出身于下级武士，却都能写一手好汉诗。且因为志士们操各地方言，汉字成了他们聚义沟通的官话。明治维新后，日常说话还时髦用汉字词语，但“言文一致”运动勃兴后，从汉文派生出汉字和假名混搭的书写方式，逐渐形成了今天日本通用的白话文。
文艺评论家龟井胜一郎说：“由于假名的诞生，日本文化发生了草化现象。”文豪夏目漱石生于明治维新年代的1867年，比大正天皇大一轮，他用汉语，尚能诗能文。唯美小说家永井荷风与大正天皇同年，读的是近代小学校，但也能作汉诗，不过在他的年代，作汉诗就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
不独作汉诗的传统未能延续，连汉字也遭殃。日本在1902年设立国语调查委员会，期以废除汉字，改用表音文字。这一度引来一些文豪，如森鸥外等人反对。但毕竟日本社会放弃汉文风气的大趋势难以逆转，汉语传统不仅被大施刀斧，战败后更受制于美国占领者。1946年，日本政府限定使用1850个汉字，以便逐渐将汉字全废。这么做的理由之一就是我们当年也曾信奉过的：汉字难学。
中村正直是教育家，明治年间致力于思想启蒙， 还翻译过《西国立志篇》，他后悔曾主张废汉学，写过《汉学不可废论》。但废也就废了。倘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把天皇给废了，废也就废了，历史的车轮照样滚滚向前。问题在于落后民族把落后挨打归罪于汉字的是非，现在看来好像是肚子疼怨灶王爷。
如今因有了电脑，日本又出现汉字热，甚至有人说：在21世纪的信息社会，最有效的媒体或许是最古老的甲骨文。从长处来说，汉字在日本已不过是残骸，但仍然是一种精神文化。
作者为旅日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