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系列之二]吴晓波:我一点也不留恋这个时代

2012-01-24  墨香公子

  我们为什么要赚钱,我们想要用赚来的钱去购买什么,对今天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问题。

  我认识一位朋友,他是一家跨国咨询公司中国区的总裁,在他的努力下,这家公司在中国获得了显赫的成绩,而前年年初,他突然宣布辞职,然后独自一人去台湾当一个传教士。在离开大陆前的一次聚会上,他告诉自己的朋友们,我上半辈子已经赚到了足够的钱,让我从今天出发去寻找自己的快乐。

  我很羡慕这位朋友,至少就他个人而言,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在中产阶级仍很落后的国家,都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牟取私利,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阶段。而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志则是,人们从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开始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形而上的价值。

  百年的积弱和贫困,使得今日的中国依然处在一个创富的激情年代中,一切以经济为中心,一切以财富为标杆,所谓的智慧、快乐与价值都似乎是可以被量化的,而伦理、道德则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它们的底线往往可以被轻易的击穿。

  今天很多人把今日之中国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相比较。美国心理学家尤维·吉伦便认为,这是两个十分相似的商业社会。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转型期的社会、经济乃至个人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焦虑的社会心理相结合,必然导致众多的社会矛盾。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今日中国人与美国人最大的差异在于,我们一直缺乏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空间,缺少精神慰籍的空白,这将导致因商业生存而被扭曲的普世价值伦理无法得到应有的修补。有一年,我去波士顿的燕京学社拜访杜维明先生,他提醒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尽管美国是一个非常物质化的社会,但是,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是,这里到处是尖顶。”他所谓的“尖顶”,是遍布全美各地的教堂,人们每至周末便全家到那里去做礼拜。

  我能理解杜先生的解读,他最近在华人世界倡导“儒家学堂”便也是企图建造一个“东方式的尖顶”。只是他的努力因为缺乏响应而显得那么的赢弱。

  我曾经去过北方的一片森林,四十年前那里郁郁葱葱无涯无际,二十年前,人们开始大量砍伐建厂,当地的居民走上了小康的道路,五年前,林木锐减水土流失,自然环境急速恶劣,一些赚到钱的大户开始纷纷外迁,一年前,当地人开始大面积种树,试图恢复原貌,而据说,要恢复到二十年前的模样,大概需要一百年。

  天下轮回,大抵如此。每一个人生、公司、国家和文明,确乎是有“报应”的。如果没有清晰、超然而有规划的生命观,那么任何财富追逐的结果都将是灰色的、茫然的。这样的话题,对今天很多中国人来说,还是那么的陌生,但是我想,可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变得百分的醒目。我希望穆罕达斯·甘地式的观念能成为普世的生命观。这位终身节俭而倔犟的印度人将下列现象称之为“可以毁灭我们的事物”,它们包括――没有规则的政治;没有良知的快乐;没有劳动的财富;没有个性的知识;没有道德的生意;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牺牲的信仰。

  我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巨变和戏剧性的大时代而感到幸运,但是,说实话,我一点也不留恋这个时代,我希望它快点过去。我希望那些貌似古板而老套的价值观重新回到身边,它们是——做人要讲实话,要有责任感,敢于担当;要懂得知恩图报,同时还要学习宽容;要学会关心别人,特别是比你弱势的那些人;一定要敬天畏人,要相信报应是冥冥存在的;要尊重大自然,而不要老是在破坏中攫取;要相信自由是天赋的,谁也不能剥夺;人生的确有比金钱更为重要的事情,比如陪女儿玩半个小时的积木,或与太太冒雨去看一场午后电影。

  我希望它们一一回来。因为只有与它们相伴,财富才会真正的散发出智慧和快乐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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