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赵曙（1032年2月16日－1067年1月25日），宋朝第五代皇帝，1063年5月1日—1067年1月25日在位。他是前任第四代皇帝宋仁宗的从兄弟赵允让的第十三子，生母为仙游县君任氏。即位后因尊生父还是仁宗为皇考的争论，即濮议，和群臣、太后争论十多月。后因体弱，疑为心脑血管疾病驾崩。英宗本人对于北宋中兴抱有极大期望，相对其子神宗，政治手段也更为成熟。无奈寿短，使得北宋过早进入神宗朝，从而失掉了可能的中兴计划，为神宗朝王安石的变法提供了机会。 宋英宗治平三年任命司马光设局专修《资治通鉴》，经费由政府资助，更准借阅秘阁藏书，并自选助手（刘恕、范祖禹、刘攽、司马康），并提供笔砚文具、拨款、水果、糕点等，让司马光无后顾之忧的从事史书撰述。于神宗元丰七年成书，神宗并亲自为此书作序。
[编辑] 朝政[编辑] 濮议之争[编辑] 家庭- 宣仁皇后高氏
[编辑] 妃嫔- 贵仪张氏
- 昭仪鲍氏
- 修容张氏
[编辑] 子女- 宋神宗赵顼
- 吴荣王赵颢
- 润王赵颜
- 益端献王赵頵
- 德宁公主
- 宝安公主，母宣仁皇后
- 寿康公主，母宣仁皇后
- 舒国公主，早亡
[编辑] 授予官职[编辑] 宰相[编辑] 评价- 元朝官修正史《宋史》脱脱等的评价是：“昔人有言，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信哉！英宗以明哲之资，膺继统之命，执心固让，若将终身，而卒践帝位，岂非天命乎？及其临政，臣下有奏，必问朝廷故事与古治所宜，每有裁决，皆出群臣意表。虽以疾疹不克大有所为，然使百世之下，钦仰高风，咏叹至德，何其盛也！彼隋晋王广、唐魏王泰窥觎神器，矫揉夺嫡，遂启祸原，诚何心哉！诚何心哉！”[1]
************************************************************************* 英宗虽然多病，行事甚至有些荒唐，但刚即位时，还是表现出了一个有为之君的风范。仁宗暴亡，医官应当负有责任，主要的两名医官便被英宗逐出皇宫，送边远州县编管。其他一些医官，唯恐也遭贬谪，便在英宗面前求情，说：“先皇起初吃这两人开的药还是很有效的，不幸去世，乃是天命，非医官所能及。”英宗正色道：“我听说这两个人都是由两府推荐的？”左右道：“正是。”英宗便道：“如这样，我就不管了，都交给两府去裁决吧。”众医官一听，都吓得魂飞魄散，暗暗惊叹新皇帝的精明与果断。显然，英宗行事很有些雷厉风行的风格，与滥施仁政的仁宗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如此，英宗也是一个很勤勉的皇帝。当时，辅臣奏事，英宗每每详细询问事情始末，方才裁决，处理政务非常认真。
更重要的是，英宗继续任用仁宗时的改革派重臣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面对积弱积贫的国势，力图进行一些改革。一次，英宗问欧阳修，近日屡有天灾，言事者多称是因为朝廷不能进贤任能，不知这是为何。欧阳修回答，近年进贤之路的确太窄，他自己也常常与韩琦讨论此事。可见欧阳修是有备而来，乘机进行劝谏。英宗很是惊讶，忙问道，此话怎讲？中书经常推荐一些人，他不是也大都加意任用了吗？显然英宗对自己的用人政策还是比较满意的。欧阳修却指出了问题的另一方面。他认为，自陛下亲政以来，自己和韩琦、富弼有感皇恩，精心挑选内外官员，而陛下也用人不疑，这是过去所不能比的，但所选之人多为擅长于钱粮刑名的强干之才，并非文学之士。欧阳修的这番话，先对英宗的知人善任大加褒赞，转而指出了以前所选人才过于单一的问题。英宗听罢深有所悟，决定广泛招揽人才。韩琦、欧阳修等人举荐了20人以应馆阁之职，英宗令均予召试。韩琦等人开始还认为选的人太多，英宗道：“我既然要你们举荐，为的就是从中选贤，岂能嫌多？”从中可见英宗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迫切心情。他对以前旧的选任体制进行大胆的改革，甚至走得比当时劝说英宗力图改作的欧阳修等人还要远，还要快。
不仅如此，英宗还非常重视书籍的编写和整理。治平元年，司马光写成了一部《历年图》进呈给英宗，英宗对此大加赞赏。治平三年，司马光依据《史记》，参以他书写成《通志》八卷，大约即是后来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
英宗对此予以充分肯定，鼓励司马光继续编写下去，等书成之后再颁赐新书名。他还同意司马光自己选聘助手并组织编写历代君臣事迹的书局的请求，批示将书局设在崇文院内，特允许其借调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书籍。崇文院是北宋的国家图书馆，下设秘阁与三馆，三馆即昭文馆、史馆、集贤院，这些都是皇家藏书之处。秘阁所藏尤为精品，有从三馆中挑选出的万卷珍本书以及皇帝收藏的古玩和墨迹。龙图阁、天章阁是太宗、真宗的纪念馆，所藏除二人的真迹、文集外，还有图书、典籍等重要文物。不仅如此，英宗还批准提供皇帝专用的笔墨、缯帛，划拨专款，供给书局人员水果、糕点，并调宦官进行服务。英宗的批示，极大地改善了司马光编修史书的条件，使编写《资治通鉴》的宏伟事业自一开始就有了坚实的后盾。司马光为了报答英宗皇帝的知遇之恩，在此后漫长的19年里，将全部精力都耗在《资治通鉴》这部巨著的编纂上。应该说，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最后编成也有英宗的一份功劳。
英宗虽然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却因病英年早逝，享年36岁，空有一番抱负无从施展。不过，这却给他的儿子神宗留下了机会与挑战。 ************************************************************************* 宋英宗 赵曙（1032－1067）
1063—1067年在位，宋英宗名赵曙，太宗曾孙，濮王允让之子。仁宗无子，英宗幼年被任宗接入皇宫抚养，赐名为宗宝。1050年为岳州团练使，后为秦州防御使。1055年立以为嗣。英宗在位期间，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不想改革，但与辽国和西夏没有发生战争。1067年，病逝于宫中福宁殿。在位四年葬于永厚陵，陪葬有高后、狄青、杨延昭等 ************************************************************************* 宋仁宗三十四岁前生过三个儿子，都夭折了；其后，虽生到第十三女，却未有儿子出生。他在位四十二年，多次“不豫”（皇帝病危的代名词），一不豫就人事不知，胡言乱语，这种病状在太宗长子赵元佐、三子真宗和南宋光宗身上，一再重现，似乎是赵宋宗室的家族病。嘉祐元年（1056年）正月，仁宗再次“不豫”，长达二十日，多亏宰相文彦博把持大局，才渡过了危机。这种局面令朝廷大臣们意识到确立皇位继承人已迫在眉睫。
当年五月，知谏院范镇率先奏请立太子。在君主制下，立储问题是最为敏感的朝廷大事，即便是宰相也不敢妄议，以免疑忌于君主而身败名裂。范镇的奏议，引起朝廷震动。宰相文彦博责备他事先不与执政商量，范镇说：“我做好必死的准备，才敢上奏。与执政商议，若以为不可，我难道终止吗？”司马光在并州通判任上，鼓励范镇义无反顾，以死相争，并与御史赵抃先后上书支持他。
仁宗把范镇先后送呈的十九道奏章交给中书，就是不表态，中书宰执也只得不置可否。朝廷升任范镇为侍御史知杂事，他以进言不用居家待罪百余日，须发尽白。仁宗被他所感动，流泪请他再等三二年，还指望能自生龙种。
嘉祐三年，张尧佐去世，仁宗发牢骚：“台谏官总以为我用张尧佐，就像唐明皇用杨国忠那样，会招来播迁之祸。我看也不见得。”一旁的户部员外郎唐介接口说：“陛下一旦有播迁之祸，恐怕还不如唐明皇。明皇还有儿子肃宗兴复社稷，陛下靠谁？”仁宗气得脸色骤变，却无反驳理由，沉默良久才说：“立子之事，与韩琦已商量好久了。”
韩琦这时正与富弼并相。他容貌凝重，令人望而生畏，但与人相交却浑厚温恭，说到小人忘恩负义倾陷自己时，也辞和气平，如说寻常事。庆历年间，他与范仲淹、富弼同为执政，上朝争事议论，下殿不失和气。为相以后，用人只据公议，所用之人未必谋面，甚至也不知道是他所荐。嘉祐三年，他任相不久，就向仁宗进言：应该吸取前代储君不立引起祸乱的教训，选择宗室子弟中的贤能者立为太子。仁宗因后宫有孕而迁延不定，但生下来的还是皇女。
嘉祐六年闰八月，知谏院司马光也上了立储札，仁宗让他把奏疏交给中书，司马光请仁宗自己宣谕宰相。当天韩琦知道后让人传言司马光，争取把建言立储的奏札送到中书，否则，他作为宰相，欲发此议，无从说起。次月，司马光旧事重提，例举了相关的历史教训，仁宗叫他将所奏立即送至中书。
司马光遵旨照办，并对韩琦说：“诸公倘若不及时议定大事，有一天，禁中夜半拿出一张纸，说立某人为嗣，那时天下谁也不敢吭声了。”韩琦等宰执同声应道：“敢不尽力！”司马光为此已先后七次上书。十月初，仁宗让韩琦看了司马光和吕诲的奏章，问宗室中谁最合适。韩琦趁机说：“这不是臣下所敢议论的，应出自圣断。”
仁宗曾在宫中抚养过两个宗室子弟，其一是濮安懿王的十三子，名叫宗实。濮安懿王是真宗的侄子，仁宗的堂兄。宗实四岁入宫，八岁时，因仁宗次子出生，被送回王府。其间，仁宗曹皇后也在宫中抚养了自己的外甥女，姓高，名叫滔滔。两人年纪相仿，颇有点青梅竹马的味道。庆历末年，仁宗无子，对曹皇后说：“我们过去收养过的宗实和滔滔都大了，我们为他俩主婚，如何？”于是仁宗的养子宗实娶了曹皇后的外甥女（这就是后来元祐更化时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很是热闹了一番，宫中盛传“天子娶妇，皇后嫁女”的说法。如今从宗室子弟中确定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仁宗自然倾向于宗实。
当时宗实正在为父亲濮安懿王守丧，朝廷命他起复，授以知宗正寺，以便为立储做准备。不料他先以父丧、后以生病相推托，不肯上任。韩琦向仁宗建议：“任命知宗正寺，外人认为就是皇子，现在不如立即为其正名。”八月，仁宗正式立宗实为皇子，改名赵曙。为了政权的稳定、天下的安宁，范镇、司马光等一大批朝臣，终于信念，勇于牺牲，一再犯颜极谏非臣子所宜言的皇位继承人问题，而韩琦作为宰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次年三月末的夜里，仁宗突然去世，时距皇子之立仅隔半年。曹皇后制止了内侍出宫报丧，派人悄悄通知韩琦等宰执黎明入宫。韩琦赶到，即请曹皇后宣赵曙入宫即位。赵曙到场，连说“我不敢做，我不敢做”，转身就走。韩琦等将他抱住，七手八脚为他穿上黄袍。然后将翰林学士王珪找来草拟遗诏，他一时间惊恐得不知如何下笔，韩琦临变不惊，吩咐他按自己说的写。四月一日早朝，韩琦宣读遗诏，宣布仁宗驾崩，新皇帝已在昨日登基。这位新皇帝就是宋英宗。
英宗的身体确实大有问题。四月八日，仁宗大殓，他在灵柩前狂号疾走，韩琦当机立断，拉下帏帘，命几名内侍护持皇帝，让葬礼正常进行到底。见英宗病体如此，韩琦与其他宰执商议，请曹太后仿天圣故事，垂帘听政。
英宗病得不轻，性情也越发乖张，举止失常，对内侍毫无道理的说打就打。曹太后劝他注意自己皇帝的身份，他也往往出言不逊。双方左右，都有人多嘴多舌，两宫关系逐渐紧张。
太后很不乐意，向韩琦等诉苦，韩琦回答：“我们在外朝，内朝护持全在太后。倘若官家有失照管，太后也不安稳。”太后很不高兴的说：“这话是何意思？我当然在用心照管。”见太后脸色骤变，其他人都为韩琦说话太重捏一把汗。韩琦依然正色说：“太后照管，众人自然也会照管的。”他知道，在这当口，有些话是必须由他来说的。
曹太后垂帘不久，司马光就上了一奏，重提刘太后天圣恋权负谤天下的旧事，希望她“成谦顺之美，副四海之望”，意在防止母后干政。其后不同场合，韩琦与司马光等朝臣一再劝说太后忍辱负重，容忍英宗病中可能有的失礼和无理。他们费尽心力的调和两宫，用心就在于不让太后做出废立的举动，造成政局的动荡。
十一月某日，曹太后派内侍送一封文书到中书，都是英宗所写的“歌词”和过失的举动。韩琦对着内侍当场烧了文书，传言太后：“太后不是常说官家心神不宁，这些何足为怪！”
与宰执面见时，太后呜咽流涕给韩琦历诉英宗的不恭，韩琦譬解道：“这是有病的缘故。儿子生病，当母亲的能够不容忍吗？”参知政事欧阳修也说：“现在太后身居房帏，臣等五六个人只是措大，一举一动若不是仁宗遗命，天下谁肯听从？”曹太后默然，他听出了弦外之音：英宗乃仁宗所立，倘不遵遗命，天下是不会听从的。
他们再去劝英宗，针对英宗张口就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说：“父母慈爱而儿子孝，这不足为道。只有父母不慈，儿子不失孝道，这才值得称颂。何况父母岂有不慈爱的？”英宗若有所悟，两宫关系略有缓解。
即位后的大半年间，英宗身体时好时坏，到这年岁末，他已能够御殿视朝了。次年，改元治平，英宗已经可以不知疲倦的处理政务。曹太后原对朝政并无兴趣，这时却无还政之意，似与两宫不和有关。在韩琦等朝臣看来，女主垂帘乃迫不得已，久不还政更非盛世之象。台谏、侍从请求太后归政的奏章接二连三呈上来，迫使太后撤帘的舆论已到火候。
一天，禀事以后，韩琦单独留下，要求太后允准他辞去相位，出灵州郡。曹太后明白他的意图，说：“相公岂可求退？老身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先退。”韩琦立即称贺太后还政，贤明超过东汉马皇后和邓皇后，追问道：“台谏也有章疏请太后归政，不知决定何日撤帘？”曹太后似有不悦，起身入内。韩琦大声喝令仪鸾司撤帘，帏帘拉开，犹能见到太后背影。
一说，曹太后总把皇帝玉玺放在自己宫中，英宗外出巡幸时，他也带上玉玺同往。韩琦就安排太后与英宗出外祈雨，回宫后他当即以民众皆欢慰、台谏有奏章为由，奏请太后还政。太后恼怒道：“叫做也由相公，不叫做也由相公。”韩琦立在帘外，不撤帘就不下殿，曹太后只得被迫还政。
尽管记载颇多异同，但曹太后归政迫于形势，出于无奈，在台谏官一再谏诤下，由韩琦主其事则毫无疑问。由于这种制约机制的有效存在，兼之宋代家法对母后干政约束甚严，两宋尽管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多达八人，却从未危乱政局。
英宗亲政之初，颇欲有所作为，亲自点名把仁宗超颇有直声的谏官唐介召入朝，让他权御史中丞，做自己的耳目，去弹击奸邪小人。但他似乎并不像《宋史》本纪称颂的那样，是什么“明哲之资”。他缺乏根据的怀疑人，认定在他立为皇子一事上，三司使蔡襄向仁宗发过不好的议论，就违反宋代君主不得暗示台谏弹劾某官的做法，唆使谏官傅尧俞奏弹蔡襄，遭到拒绝以后，还是把蔡襄撵出了朝廷。英宗的生性固执集中体现在濮议上，这是牵动英宗朝的大事件。
英宗立为皇子时，正在为生父濮安懿王守丧。位居九五之尊以后，血浓于水，他想把生父也升格为皇帝。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把已故濮王的名分问题交给礼官和待制以上的朝臣去讨论。按照儒家礼制，帝王由旁支入承大统，就应该以先皇为父，而不能以本生父母为考妣；秦汉以来那些推尊其父母为皇帝皇后的做法，都是见讥于当时、非议于后世的。
于是，朝臣们很快分为泾渭分明的两大派。一派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伯，理由是“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这派以台谏官为主体，有司马光、贾黯、吕诲、吕大防、范纯仁、傅尧俞等，还包括不少礼官和侍从等朝臣，例如翰林学士王珪、判太常寺范镇、知制诰韩维、权三司使吕公弼等，声势相当浩大。另一派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考，理由是“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皆称父母”。这一派都是宰执大臣，有韩琦、欧阳修、曾公亮、赵槩等，中书大权在握。双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唇枪舌剑，不亦乐乎。
台谏制度经真宗一朝的完善，台谏官敢言直谏的元气经仁宗一朝的涵育，正进入沛然浩荡的时期。宰执坚持皇考说，激怒了于礼于理都略占上风的台谏官。台谏官本来就有监督制约相权的职能，他们认为宰执固执皇考说就是“臣权太盛、邪议干正”。不过，台谏官对大臣的弹劾最终还需有皇帝的支持，而在濮议中英宗与宰执们是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于是，权御史中丞贾黯被解职出京，知谏院司马光被免去谏职担任侍读，明眼人谁都知道这是在削弱反对称皇考的台谏官的力量。到这年十月，在朝的台谏官只剩下三人。
次年正月，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联合御史范纯仁和吕大防联合上疏，参劾全体宰执，说他们“拒塞正论，挟邪罔上”，接下去的话也意气用事了，“请尚方之剑，虽古人所难；举有国之刑，况典章犹在”，即便不砍头，也应该判刑。到这地步，英宗不得不表态。诏书虽没有接受称濮王为“皇”，但仍称其为“亲”，并把濮王坟莹称为陵园，实际上还是将生父与仁宗并列。
吕诲等见论列弹奏不被采纳，交还了御史敕告，集体辞职，还放出话来，声称与称皇考派“理不两立”。英宗召来了宰执，问他们如何平息这场风波，欧阳修也逼着英宗作出选择：“留御史，还是留我们，唯听圣旨。”英宗的天平在私心的摇摆下倾向了宰执，把吕诲等三人贬出京师。
出使契丹刚回朝的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瞻和赵鼎得知濮议结局如此，也不再上朝，在家“待罪”。所谓待罪，是台谏官行使其正当言事权的最后一举，是宋代台谏官言事不屈从于君权的制度保证。傅尧俞还拒绝了侍御史知杂事的新任命，他们都要求与吕诲等同进退。英宗只得把傅尧俞等三人也贬为州郡长吏。反对称皇考的台谏官都贬黜出朝，京城传开了“绝市无台官”的谚语。濮议在君权与相权的联手压制下收场，称皇考派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濮议之争，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无聊。但在当时历史文化背景中，“皇考”派于礼于理都显得有亏，宰执大臣们却有讨好英宗的味道。吕诲等台谏官执之愈坚，辨之愈烈，是当时台谏风气与职责使然，并不像欧阳修所说的那样，纯粹是以台谏官为主体的反对派借题发挥，挑起争端，不惜去位，博取美名。不过，这一结局也表明，台谏的制衡作用最终还需听命于君权，因而其制约机制作用只有在明君、贤相、好台谏下才能兑现，而满足三者是十分困难的。濮议也说明了英宗不是“明哲”之君。
治平三年十一月，英宗再次“不豫”。他已经失语，但神智有时还清醒，仍坚持在病榻上处理国事。宰相韩琦知道自己将面临又一次君权交替的严峻考验。他关照英宗长子颍王赵顼朝夕不离皇帝左右，颍王回答这是人子之责，他却别有意味的说“不仅如此啊”。
十二月，英宗病情加剧。二十一日，韩琦请英宗“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并把纸笔递给他。英宗亲笔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七字，韩琦看后说：“一定是颍王，烦圣上再亲笔书写。”英宗只得拿起笔，一边吃力的添加“颍王顼”三字，一边泫然泪下。韩琦这才把翰林学士张方平叫来起草遗诏。出宫时，文彦博问他是否看到圣上流泪，韩琦回答：“国事当如此，有何办法！”次日，宣布立赵顼为皇太子。
仅隔十五天，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去世，韩琦急召皇太子前来，其间英宗的手忽动了一下，另一宰相曾公亮担心英宗活过来都要背上大逆罪，提醒韩琦。韩琦不为所动，说：“先帝复生，就是太上皇。”继续安排赵顼即位，他就是宋神宗。
韩琦曾自称“某平生仗孤忠以进，每遇大事，则以死自处”，他历仕三帝，顾命两朝，临变处疑，不动声色，当得起这个自我评价，是宋代有数的社稷大臣之一。 ****************************************************************************************** 宋英宗皇后高氏
宋英宗宣仁圣烈高 皇后（1032-1093），蒙城县漆园镇十里井村高庄人，乳名滔滔。曾祖高琼，祖父高难度继勋。她也是曹彬的外曾孙女(仁宗后曹氏，是宋大将曹彬的孙女)。母曹氏，系样仁宗慈圣光献皇后之姐，故宣仁后少鞠宫中，时英宗变在帝所，与后年同，由仁宗、慈圣作主订亲。仁宗庆历七年（1047）成婚。1085年，高后的儿子宋神宗病危，哲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哲宗时年9岁，因其年幼，群臣奏请高太后垂帘听政。54岁的高氏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 【生卒】：1032——1093 亳州蒙城(今属安徽)人。宋神宗母。治平二年(1065)，册为皇后。神宗立，尊为太后。神宗屡欲为其兴建宫宅，不许。无丰八年(1085)，神宗病重，立延安郡王煦为皇太子，请太后权同听政。哲宗嗣位，尊为太皇太后。权同听政，命司马光、吕公著为相，废除新法。病死，谥宣仁圣烈。(242／8625) 宋英宗赵曙与皇后高氏是一对 青梅竹马的恩爱夫妻。赵曙是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仁宗赵祯的侄子，而高氏是曹后姐姐的女儿，两人自幼被选入宫。当时宫中人都称赵曙为“官家儿”，高氏则为“皇后女”。赵曙十六岁时得聘高氏为妇，因仁宗皇子夭折，赵曙后来得以即位为帝，高氏也顺理成章地入主中宫。 赵曙与高氏婚后鹣鲽情深，高氏为他诞下了四子四女。皇帝所有的子女皆由皇后所出不是常见的事，但对赵曙来说也不奇怪，因为他很可能没有妃嫔。在《宋史》、《长编》、《续资治通鉴》乃至其余宋代笔记里都没有他晋封妃嫔的记载，倒是在蔡京之子蔡绦所著的《铁围山丛谈》中曾提及英宗“左右无一侍御者”。英宗治平年间，一向多病的赵曙身体好转，但皇后仍不让他临幸宫人。曹太后觉得不妥，就让亲信悄悄劝皇后:“官家即位已久，如今身体又已痊愈，怎么可以左右无一侍御者呢？”高皇后听后颇不高兴，回答说:“去跟娘娘说，我嫁的是十三团练，又不是嫁他官家！”十三团练是指赵曙，他在濮王诸子中排行十三，仁宗在位时长辈皆唤他“十三”，仁宗封他为团练使。 这段话后来传至宫外，成了士大夫们八卦的笑料，大概都觉得英宗乾纲不振，以致皇后强悍如此。但赵曙虽然有点优柔寡断，却也是个有脾气的人，倔起来也敢跟养母曹太后作对，他能尊重皇后到按她意见不纳嫔御的地步，应该归功于那段青梅竹马的爱情。 可惜他们未能白头到老。赵曙仅做了四年的皇帝便驾崩，撇下了当时三十多岁的皇后高氏。这是一大遗憾，但世事就是这样，如果一对帝后夫妇能彼此忠贞不渝相守一生，执子之手，只与子偕老，那就不是历史，是童话。 高太后临朝听政之初，一面起用司马光、吕公著等老黄牛臣，一面降诏停修京城内已开工兴建和将要兴造的宫殿、府衙、寺院，遣返从各州府县征调的农民役夫；裁减皇城觇卒；严禁各级官吏行苛政、贪污肥私、聚敛财富；对遭受自然灾害的农夫，给予减免田赋。引诏下达到各州府县城乡时，农民赞不绝口。颂为 “快乐条款”。 太后胞弟高士林，自幼学文习武，涉经史，通大义，不仅文才好，且晓武略，为人正直，以内殿崇班的低级军阶在京城骑兵部队服役数年，尽职工尽责。英宗皇帝欲提其官司职，并以仁宗在位擢升外戚曹家用官职为依据。高皇后劝阴说：“我做了皇后，我的娘门高家已是高贵的皇亲了，所以，对我娘家人的提升，更要慎重。再说我弟士林，已获升朝籍，在朝廷上有一个职差已经过分了，哪能再晋职？至于我高家族人，那是怎么也不能同先后曹家亲族相比的。”皇后肯切谢辞，英宗只得作罢工 。后来，英宗又几次提出加封高士林的官司职，都被高皇后谢辞。 神宗即位前，到处公高府去过。使他是取不满意的是，作为开国元勋、五朝气功臣的高王府，住的却是非曲直低矮的旧瓦屋。即位后，他多次提出为外公高家营造大府第，高太后坚辞不许。外之，太后被神宗唠叨得不耐烦了，提出：宅基地由太后亲选，建造高王府的全部费用由太后自己的薪俸付给，不用大农（主管国家财政收支机关）一文钱。神宗只得同意这么办。为不与民争利，高太后在远离市区的城北郊买了一块废闲地，拿出自己的积俸，给娘家建造了一座府第。 宰相蔡确欲献谀以固位，就为后的伯父高遵裕谋复官职。神宗元丰四年（1081）冬，高遵裕 奉神宗皇帝之命率军西征，同西夏军作战，在灵武城下遭到惨败。神宗撤了他的职，贬到郢州闲居，一天蔡确参见高太后 奏道：“高遵裕文武双全，历任镇边军政要职多年，数立战功，为保卫大宋西部边境出了大力，武之败，乃偶然事件，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神宗对他作了严厉处罚，又贬到很远的地方。依臣之见，应官复在原职，请太后恩准，臣即办理'。高太后听后说：“给高遵裕复宫一事断不可行，他灵武之败，非同一般败仗。这一仗几乎导致全军覆没，军民死伤近百万，财物损失更不可计。神宗十分气恼，由此积病不起。神宗按军法撤了他的官职，贬于外地。这场大灾祸由高遵裕造成，他得免杀头已是有幸了，现在神宗尸骨未寒，我怎么能只顾私恩为他复官，而违反开下的公议！” 蔡确十分羞愧，又怕太后怪罪，战兢兢告退。高太后听政权年，没给高遵裕复官。 被《宋史》称作“四凶”之一的大臣宋用臣，善阿谀承，深得神宗信任。神宗在位期间，兴建东西府、筑京城、建尚书省、立原庙等所有大工程，均命他会权主其事。其利用职权，贪污公共场所银，搜刮百姓，敛财甚巨。朝臣乏谦节者，往往谄附之，权势震赫一时，高太后临政不久，将宋用臣贬监滁州、太平州酒税。宋用臣祈求神宗的乳母，为其在高太后面前讲情恢复官职。此乳母进宫拜见太后，太后察其情，说：“你来有什么事吗？是为宋用臣复职来讲人精的吧？我告诉你，为宋用臣这样的人讲情复官，万万做不到。你还想像过去我儿子在位时地样为人请求内降（即走后门与开后门）吗？你知道内降的严重后果吗，再不要为别人求情干扰国政了。要是还这么做，我立即命人先把你斩了！”乳母大惧，不敢出言，从此，宫廷内降遂绝。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朝廷决定将他葬于巩县宋朝陵。当时老臣韩绛尹洛，负责办理神宗安葬事宜。当神宗灵驾抵永安时，韩绛迎至永安城外。高故后的儿媳德妃（即哲宗母亲朱太妃），作为神宗后妃的遗孀护灵驾于员后。韩绛迎罢灵驾后得知德妃还在后面，便不顾衰老之躯，又向前奔走数里，跪拜相迎。事过月余德妃同高太后叙话时说了此事，并赞扬韩绛对皇家用的恭敬。太后说：“韩绛今年73岁了，他是先朝老臣，作过宰相，政贯卓著。从清理上讲，你应该登门看去迎接你，你又怎么能受此望尘之礼呢！”德妃觉得婆母的话有理，流着眼泪感谢太后的训教。名满全国的大文学家苏轼，因一首诗作遭到攻击，说他有意诽谤皇帝，并下御史狱将治以重罪。在高太后婆母曹后和高太后称许之下，神宗宽赦了他。高太后临朝，将苏轼调进京师，破格擢升为翰林士兼知制诰，参决政事，起草诏书。苏轼的诗文，盛赞高太后廉洁和对自己的知遇恩德。 高太后节俭朴实，“恭勤俭度越前古”。常对神宗比喻：“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高太后衣饰除朝会典礼，在宫中常用补衣，不用丝锦。宫中膳食，只用羊肉，因为羊吃草，不需用粮食。但牛因能耕田，严禁食用。高太后寿旦，御厨别出心裁地用羊乳房和羊羔肉做成两道美的菜肴，给太后吃，高太后说：“羔羊在吃乳时期，杀母羊取其乳房，羔羊就要断乳饿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有伤天道，”即命将菜撤去并下旨不得宰羊羔为膳。高太后还常到御房，视食器刷洗是否干净，并戒以节俭以不可奢侈浪费。 高太后临朝不久，三省具前朝例，上奏章请“加恩高氏”，给太后娘门高家族人封官晋爵，高太后不仅坚辞罢去，而且还将先朝定给太后娘门高家族人封官家的私恩赏赐减去四之一。 女中尧舜论 《宋史》载：高太后“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元佑八年九月高太后病故，享年六十二岁，朝野哀痛。葬河南巩县宋陵。到南宋时，宋高宗鉴于宣仁太后保佑三朝，临政期间严绳娘门高氏家族，高家虽功高而班秩不显，遂褒录后家。赠太后生母曹氏失人为魏、鲁国夫人，弟高士逊、高士林及高公绘、高公纪皆追封王，擢从孙高士则为节度使。其他高家受恩者，又十余人。 卖国论 也有人认为，其在政期间，把大量国土沦亡于西夏，称其为卖国妖妇，因为她支持史学家司马光反对变法派，就被吹成这个样子，文人无行，信不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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