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特色浅析
清人吴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是一部不朽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上一颗璀璨的讽刺文学明珠。同时，它标志着中国讽刺文学在封建社会末期已经发展到高峰。鲁迅曾评价到：“在清朝，讽刺小说反少有，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
自《儒林外史》问世以来，不断有学者对其进行评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卧闲草堂本闲斋老人序(简称闲序)和卧闲草堂本回末总评(简称卧评)，但是他们没有对此书的讽刺艺术进行全面分析。今人吴组缃、姚雪垠等人主要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来评述《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这在他们的文章《(儒林外史)的思想和艺术》、《试论(儒林外史)的思想性》中有论述到。而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进行全面分析和经验总结概括的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本文正是沿着鲁迅的足迹，从小处着手，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色加以剖析，在继承鲁迅的讽刺艺术经验的同时并努力有所发展，一方面使讽刺艺术特色更明了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另一方面通过分析其讽刺艺术手段，使《儒林外史》所要达到的批判封建科举制度、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目的更加明朗。
为此，本文将《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性概括为作品题材的真实性、故事叙述的客观性、人物对象的喜剧性和细节描写的夸张性四个方面，并对这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和浅析。
一、作品题材的真实性
鲁迅曾多次谈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即是说讽刺艺术是要建立在真实性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如第三回写胡屠户对女婿范进前倨后恭，妙笔连篇，令人叹赏叫绝，穷形极相地写出了八股文化所造成的势利心理对市井人伦的渗透。这种讽刺描写的世态化显出了极大的真实性。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回末总评第三回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竞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这是对此书讽刺描写的世态化的极妙评述。惺园退士也赞同此说：“《儒林外史》一书，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像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而复以数贤人砥柱中流，振兴世教。其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肝，描其声态，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评语尤为曲尽情伪，一归于正，其云‘慎勿读《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斯语可谓是书的评矣。”
鲁迅在晚年对讽刺艺术的特点概括说：“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可见，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成功，就在于他艺术地写出了“士林”这群人的“真实”，使之“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表现得如此生动、具体，如此逼真。鲁迅在其致徐懋庸信中说：“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的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像豫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吴敬梓所写的正是他自己所处朝代的社会生活。在吴敬梓的实际生活中，曾经有过在南京祭祀泰伯祠的事情，经过作者加工，把这些亲身的经历——也就是当时清朝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托之明代以影射当时现实的背景；吴敬梓遵循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原则，描写的是“自所闻见”的熟悉人物，他挥动手中“足以达之”之笔，将这些人物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以其对现实的较清醒的认识，“托稗说以寄慨”而达到“以公心讽世”之目的，表现出了巨大的讽刺力量。
我们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可以知道，“吴敬梓是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官场丑态，就能格外详细……李宝嘉归罪于官场，用南亭亭长的假名字，做了一部《官场现形记》。这部书在清末很盛行，但文章比《儒林外史》差得多了；而且作者对于官场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彻，所以往往有失实的地方。”这正说明“真实”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生命力所在。
二、故事叙述的客观性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还体现在故事叙述的客观性即作者直述其事，不加断语，让是非曲直自现于阅者面前。如小说第四回，写范进在母亲新丧期间，与张静斋一起跑到汤知县那里去蹭饭，他不用银镶杯箸，也不用磁杯、象牙箸，要用白色竹筷。汤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又没有准备素席，担心他也不用荤酒，那范进就不能吃这顿饭了。没想到范进拿了竹筷子，直接就伸向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进嘴里。卧闲草堂本回末总评第四回评道：“盖天下莫可恶于忠孝廉节之大端不讲，而苛索于末节小数。举世为之，而莫有非之，且效尤者比比然也。故作者不以庄语责之，而以谑语诛之。”鲁迅对这一段评赞道：“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八股取士制使得读书人大多不讲“大端”而“苛索于末节”。作者之喻意堪称“深远”。 同在小说第四回，严贡生才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巧在这时，小厮来找严贡生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谎言立马被揭穿了，不用作者费笔墨告诉我们严贡生是怎样的人，我们已经从谎言中找到答案了。相反，若作者自己来描绘严贡生是怎样的人则达不到这样的讽刺和直白效果，描绘文字也会苍白无力。
再如小说第十四回：吴敬梓对马二先生游西湖的描写更为生动、逼真。马二先生知“那西湖山光水色，颇可以添文思。”可马二先生真去游西湖，却是另一番景象。只见他“独自一个，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大有轻装览胜的闲情逸致。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他漫无目的地走在西湖边，能映入他眼帘的是茶亭、酒店和一船一船的女客，他几乎是看到茶亭就进去坐着喝茶；见到好吃的就“喉咙里咽唾沫”；碰到游湖的女客就低头不敢仰视；看到皇帝写的字就赶紧恭恭敬敬地磕头；见到书店里有卖自己的八股选本就高兴，并且很关心它的销量；走进“吴相国伍公之庙”，便作揖；到了“片石居”，不赏花园楼阁，只注意有人在请仙，心想：“这是他们请仙判断功名大事，我也进去问一问。”及至听见请的是什么李清照、苏若兰等，他想：“这些是甚么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罢。”马二先生游了三天西湖，中间睡了整整一天，喝了七次茶，吃了四次饭，对于西湖的“山光水色”，名胜风物，却视而不见，无一领会。
这段有名的描写，作者没有从旁插一句话，全是让主人公自己行动，而正是主人公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揭露了他自己灵魂的秘密：愚拙酸腐的迂儒。作者也正是通过马二先生自己的行动，显示出他的性格，对他那种迂腐可笑的思想举动作了深刻的讽刺和揭露。
三、人物对象的喜剧性
吴敬梓笔下的人物，看似让人忍俊不禁，实则过后却让人有着浮想联翩的沉思，看似喜剧上演，实则悲剧潜伏其后。吴敬梓用喜剧的场面给我们展示的是悲剧的人格，并揭示形成悲剧人格的原因。
且看小说第七回，写范进受其师周蒉轩的嘱托，到山东上任后，若有他的老乡荀玫应考，“果有一线之明，推情拔了他”。范进在发童生案头一晚才想到此事，而正苦于在落卷中找不到荀玫的名字时，一个少年幕客蘧景玉讲了一个老先生不知苏轼的笑话，其中有这样两句“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了”。而已中进士的范进愁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这话从一个进士嘴里说出来，不能不让人笑着感叹，简直是个闹剧，苏轼何其人也!范进何其人也!是个深层次的悲剧，是封建科举制度的悲哀，更是封建科举制度下群儒的悲哀。
再看小说开头所写的周进，六十多岁了，连个秀才也不是，因而备受众人的奚落和嘲弄。当他到省城参观贡院时，看见两块号板摆得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的不省人事，众人把他救醒后，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众人将他抬出贡院，他不顾众人，又放声大哭起来，直到众人决定出钱替他买取监生资格，他才再不哭了，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劾!”这段并没有描绘周进的心理动态，而是通过他从哭了又哭到说说笑笑的一连串动作，反映出周进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把一个对科举抱有幻想而又备受压抑、走投无路而又欲罢不能的老书生形象活灵活现地刻画了出来。这让我们看到悲剧人物喜剧的一面，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的罪恶。讽刺艺术是笑的艺术，而这种笑是含蓄的深沉的嘲笑。
四、细节描写的夸张性
所谓的夸张是指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在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有目的地放大或缩小事物的形象特征，以增强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法，也叫夸饰或铺张。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儒林外史》在很多章节中将典型的细节和合理的夸张结合起来，以充分显示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例如：严监生的哥哥严贡生，小说第六回，写他为了白坐船，死赖船钱，别有心机地导演了一出“云片糕莫名变成几百两银子料药”的戏，他竭力夸张被船家吃掉的云片糕的“高贵的出身”，为了省几个船钱，颠倒黑白，并以官欺压百姓，可见其阴险狡诈，可恶之极，这也可以说是当时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
小说第二十六回里王太太为了夸耀孙家老太太对自己的重视和富贵，说：“孙家老太太，戴着凤冠，穿着霞帔，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间，脸朝下坐了；我头上戴着黄豆大珍珠的托挂，把脸都遮满了，一边一个丫头拿手替我分开了，才露出嘴来吃他的蜜饯茶。”王太太以为自己这样说可以耀自己，满足自己那颗虚荣的心，却不知夸张地展示了她自己庸俗可笑和自以为是的一面。那个样子吃茶，与其说是享受富贵，不如说是活受罪和自我自我嘲讽罢了。这些例子精彩的描写都因运用了合理的夸张，而取得了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加真实地接露了问题的本质。
结语
本文论述的讽刺艺术特色体现在作品题材的真实性、故事叙述的客观性、人物对象的喜剧性和细节描写的夸张性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是一个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也正是它们的有机融合，一来将讽刺艺术的运用提升了一个高度；二来寓庄于谐，使《儒林外史》更为形象，描绘出了一幅晚清封建末世儒林的“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的讽刺文学的一个里程碑。鲁迅对《儒林外史》的评价极高，正是由于《儒林外史》所具有的独特的讽刺艺术，他说：“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可以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将讽刺艺术运用到了一种后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