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原载1991年第四辑《瓯海文史资料》
王荣年先生事略
王鸿章（王荣年堂弟）
王荣年先生（1889-1951年），字世瑛，号紫珍，又号梅庵，人称梅庵先生。天徒，仲子，三瓯斋主（指茶瓯、酒瓯、东瓯）。清光绪十五年八月出生于瓯海县永强区天河镇“仕宦”家庭。父名焕熙，号玉如，清同治时以拔贡廷试一等，任安徽省含山、芜湖等县知县。母海宁陈宜人，贤淑能诗，著有《翠微山房诗稿》。兄鸿年，号鲁蕃，长先生十九岁。光绪间自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归，考中法政科举人，“钦点”内阁中书，学部主事，代理驻日全权公使及驻朝鲜、赤塔、横滨等总领事，在外交界卓著声誉。并精倚声，有《南华词存》卷行世。
王荣年先生自幼聪颖好学，博涉书史。十五岁，参加科举试，以第一名“进学”。少时，便有“从政、经世”志向。时值废科举，兴学校，乃去京师，考入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政治本科，以最优等成绩毕业。继又东渡日本，在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得政学士学位回国。
1912年（民国元年，二十四岁）受永嘉县（包括今鹿城、龙湾、瓯海、永嘉等四个区、县）知事品味县署名政科科长兼东瓯公立法政学校教员，开始了“从政”生涯。1916年，再渡赴日，任留日学生监督处学务科办事员，经理浙江、江西两省留日学务，以办事干练勤奋，深受监督处处长江庸的赏识，擢升为学务科科员，不久迁升科长。教育部曾颁发三等奖章，随后又相继授予八等嘉禾章及七等嘉禾章。1920年回国，任司法部修订法律馆文牍主任兼调查员。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连年混战，政治腐败，弄得名不聊生。刚毅自负的荣年先生，不屑逢迎，留京七年，一直沉抑于下僚，且经常数月欠薪不发，生活维艰。因此，他对当时由于官僚、军阀派系斗争所造成国家每况愈下的局面，痛恨地发出了“真龙不得见，禹甸困蛇豕。愧无拨乱才，提剑踵前史”的愤慨。
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的消息传到北京。他以“真龙”寄望于北伐军，毅然弃职离京，挈眷返温。将眷属安置在温城亲戚家，于1927年3月，自身赴杭，投效于北伐军东路的第一军，与郭沫若同事。1929年1月，先生随军进抵北平时，全军实行缩编，即被编遣为北平昌平县官产局局长。以所事非其素志，岁余，便“挂冠”离局，在北平鸿年兄嫁过“赋闲”生活。曾赋诗自嘲：
往年北征军，我亦参未议。
狗烹良弓藏，事定成捐弃。
同时各僚友，先后躐高位。
朝中无奥援，蹭蹬复谁怼！
1931年，得兄鸿年的荐引，任青岛特别市市政府第三科科长，主责涉外事务。是时，青岛外侨，以日人为多。日政府心怀叵测，有意纵容其侨民经常寻衅闹事。荣年先生为维护国家权益与民族尊严，必据理折之，不稍让步。但所议多为执行对日妥协政策的市长沈鸿烈所阻抑。一次，他生气之余，面讥市长软弱，招致了沈的不满，不久，被调任港务局秘书。从此，有职无权，无从施展他的抱负，内心非常烦懑。日惟饮酒、写字自遣。时或仰天高啸：“嗟乎此天地，独于吾曹窄！”
1937年“七七”抗战军兴，青岛实施疏散“应变”，荣年先生遂请留职停薪，携眷南归。抵温，仍借住温城小高桥亲戚家。以家非素丰，乃鬻字为生。时人久仰先生的名气和书法，来求“墨宝”者接踵而至。并与温州的旧雨、新知、如刘贞晦、王景甫、梅冷生、陈仲陶、夏癯禅、王季思诸先生交互酬唱。咸称先生之书法与诗，皆能传世。是年11月，应温州专员蒋志英之邀，任专署第一科科长。其才识和刚正廉勤的品格，备受蒋的敬重。时有温州中学附属小学进步教员李虚云（当时为中共地下党员）以有政治活动嫌终，拘禁在狱，荣年先生得知，便面见蒋志英为之缓颊，即时获准释放。1938年8月，蒋调离时，他随同引退。遂移家隐居于永强天河故里。
王荣年先生，虽然长期奔波在外，但对家乡仍有深厚感情。雄伟挺拔的大罗山色，尤所心喜。他曾写过下面的诗句：
吾生托先畴，大罗山下往。
山光日在门，却昧山中趣。
远图每忽迩，新识渐忘故。
行踪半天下，此乃吝跬步。
近山与山疏，山知定见怒。
自非城市人，务在行吾素。
是年（1938）秋，天高气爽，他“手以一筇枝，足以两芒屦”，和里中青年朱智千、孙汝康、王民权等，同游大罗山，“驰逐林峦间，高下穷烟淙”，寻访山中的名胜古迹。归后，写下了近四千言的五言长古组诗——《大罗杂咏》，以寄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眷恋。
次年（1939），家乡因旱歉收，农家处于“每餐苦不足”、“拮据何能堪”的境地，荣年先生忧灾民之忧，代为报请豁免天赋，并开放地方义仓，无息贷与困难农户，缓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他还看到致旱的原因，在家乡河道年久失浚，水利不修。于是，发起组设浚河，水利不修。于是，发起组设浚河委员会，把已被豪势霸管的浚河众产，收归委员会管理，并动员乡人疏浚境内所有河流，保障农田灌溉，便利船舶交通。
1940年起，先生义务担任天河乡中心学校校长四年。因学校经费支绌，他说通族众，拨出王氏宗族祀田三十余亩作为校产，让穷苦儿童免费入校读书。并添设班级，增收学生。聘请进步青年教师担任教学。他任校长时，教员中如王野夫（北方某地人）、陈向明（仙居人）、于时（本里人，原名王国良，现为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离休干部）、林家秀（乐清人，新四军文化干部，“皖南事变”后来校任教）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在教师中传阅“禁看”书籍，向学生教唱“禁唱”歌曲，带领学生外出作救亡宣传活动等，荣年先生都以积极态度，予以掩护和支持。
1941-1942年间，温州二次陷敌，一批地方败类，蠢蠢欲动，农村中烟馆赌坊，公开摆设，抢劫偷盗，不断发生，整个社会一团乌烟瘴气。荣年先生号召乡里，恢复旧时的夜间“巡更”制度，防范宵小活动，昼则设哨守望，警惕奸宄扰乱。还亲莅烟馆赌场，劝导收歇，杜绝盗贼根源，社会秩序逐渐好转。这时，农村中又流行霍乱、伤寒等时疫，人心惶惶。他推介本利对医务较有基础者，学习防疫注射方法，将全乡进行防疫注射，遏止了瘟疫的蔓延。
1944年9月至1945年5月，温州第三次沦陷时，荣年先生听到有人以其谙于日语，声望又高，欲拉之“下水”。他即对乡人誓示：宁可丢尽家产，决不当汉奸。”遂举家避居于瑞安仙岩寺。一天，他得知有小股日寇由下垟街（即今永兴镇）往天河一带窜忧，立即致函驻在大罗山的永强区队长茅志壤，促其派兵堵击，结果将正往梅头方向窜忧的三名日寇，击毙二名，负伤逃去一名。先生闻而大喜，尝作长歌记事，对抗日军人，深表敬仰。因敌军续向南侵，他又率家从仙岩寺移居于平阳县的林垟寺中，直至日寇投降后，才偕同家人回归老家。时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慕先生才名，将以优遇，延为幕宾，托温州籀园图书馆馆长梅雨清（冷生）先生代通诚款。荣年先生以不适军旅生活，谢而不就。
1946年农历正月初一，为八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心情喜悦的荣年先生，挥毫大笔“国威远震，佳节长春”的春联，张贴在自家的大门台上，表示对祖国的热爱和美好祝愿。是年三月，沈鸿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任先生为浙江省政府咨议，旋又兼任水利部浙江塘工委员会主任秘书。五月间，沈鸿烈与罗霞天（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朱献文（浙江省参议会议长）、雷法章（浙江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等人，为祝贺蒋介石六十大寿，请荣年先生写书寿屏，作为贺礼。当时杭垣士林，誉先生为江南一支笔。是时，事简多暇，先生常以闭户读书为乐。省会名宿邵裴子、余越园辈，亦时来聚晤，或抨击时弊，或吟诗抒怀。1947年，他目睹杭州国民党政府大捕反内乱、反饥饿的爱国学生及社会民主人士，愤懑填膺，常于茶余酒后，借题呵责。一次在一家酒楼上为其妹颐年（驻法国领事吴铭浚妻子，后侨居美国）接风，婿程自强（时以公务由琉球回国后来杭，现任电子工业部第二十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作陪。席上先生声色俱厉，大数当局的胡作非为。出酒楼后，被特务人员盯踪，见其进入省党部大院，才卓首而去。其友农工民主党浙江省主委蔡一民，适亦在此次活动中为省保安处拘捕。他不计个人得失，凭与张强（温州同乡，继罗霞天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雷法章（青岛市政府时同袍）有私谊，终使蔡一民先生恢复了自由。1948年6月，沈鸿烈调离浙江。是年冬，荣年先生鉴于国民党全面崩溃之势已成，遂辞职旋里。抵家后，恰有当地青壮年农民王宰杰、王廷洪等十多人被“戡战团”所捕，谓是共产党三五支队，解押温州牢狱。他又不辞辛劳，亲自入城营救，将他们保释出狱。1949年2月，沈鸿烈出长考试院（时考试院已从南京迁至重庆），又电邀先生赴渝相助。先生置以一笑，遂赋诗谢之：“传声空谷便成哗，结蕊含葩未算花。仕宦由来如画饼，转输安得以纲茶。让人青史三刀梦，老我乌衣百姓家。辜负交情搔鬓坐，夕阳山外是京华。”
王荣年先生性刚直尚气，貌显威严，心存慈厚，重信端行，有古君子之风。生平爱憎分明，见善善之，见不善则疾之如仇，胸襟磊落，风节凛然。解放后，温州市人民政府聘请为市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委员。正图以其暮年，潜心著作，为社会主义祖国文化事业，贡献所学，不幸于1951年离世，时年六十三岁。
荣年先生诗学功力深厚，乐府沈潜汉魏，五言出入陶谢，近体则熔铸唐宋，或沉郁苍凉，或明朗清畅，以内容而言，多关心民瘼国是，从肺腑中透露出他对祖国的关怀，对人民的热爱和对旧社会黑暗污浊的深恶痛绝。《大罗杂咏》，原为游览山川之作，诸如：吾观世间人,言行多参差。达人钻李核，哲士价羊皮。贤而盗虚声，下者更无讥。世哀多奸人，坚僻行其捐。珠目相混杂，孰能辨于微。” “贫者困征募，富者穷输捐。吏卒如天帝，戴盆谁为申，追呼无旦暮，鸡犬不得安。”莫不爱憎分明，肝胆相照。所著有《锄月庐诗钞》、《越巢集》、《大罗杂咏》等。其他著述已知的有《二十四史扎记》、《文房四宝掌故录》二种。除《大罗杂咏》已付锌行世及《二十四史扎记》原稿尚保存于其女王益强（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处外，余稿则散轶殆尽。这些诗文原稿之遭毁灭，其生前友好具有“非徒一家之失，亦中华文化之一厄也”的感叹。
荣年先生的书法造诣尤深，早在20年代已与傅心畲、沈尹默、叶恭卓等书法家齐名于燕京。30年底出版了《王梅庵临褚遂良圣教序》法帖。时人尝评其书法云：其书熔篆隶碑帖于一炉。真书、行、草兼工，临褚深得神髓，章草尤独绝一时。”其见重于时若是。但由于十年浩劫，其墨迹亦多随之澌灭，即使是故乡名胜古迹的题字，也同样地均已不见。惟有一方篆书“九山第一”青石匾额及为旧“九山寺”撰写“偶遇方丈曼陀雨，欲访孤山支道林”的青石对联残片一块，尚被弃置在蛟翔巷潭某局宿舍院落中。他于20年代 的大罗山唐贞古刹——天柱寺（古称瀑泉寺）“击磬数声，诸天毕至；登峰四望，一柱独撑”及“问昔日瀑泉在否？看今朝天柱依然”二对石柱楹联，亦因改建时废毁。新近发现他的真迹只有：瑞安市博物馆保存的“八行”一件，及为王思本、叶云帆等先生收藏的章草中堂一幅，章草扇面一页，行草屏条一咜，“文征明真迹”题跋一帧，褚体对联一对等，可谓是凤毛麟角，绝无仅有的珍稀墨宝了。
附录
王荣年先生遗作
和友人《柳絮》诗二首
章台曾识旧腰身，更遣绵作替人。
水上萍踪还似昨，陌头花样又翻新。
盘空力弱争禁雨，扑帐情浓自恋春。
为汝关心烟浦远，漫游何地驻芳尘。
满天飞白趁飞红，坐讶春郊似雪中。
舞罢细腰疑燕燕，捉来妙手信空空。
漫随桃楫谈归宿，待向芦衣讯异同。
正是愁吟池苑晚，隔帘吹到落花风。
（注：此诗约作于1927年间或更早些）
七律一首
破碎河山合付诗，高斋灯火对床时。
壮心犹在何曾老，逆境能安未是痴。
变雅文章秋兴稿，惊禽消息月明枝。
剥终会见初阳转，石鼎烹茶与汝期。
（注：作于抗日战争时期，诗题已失）
和季思《答赠倭刀》诗原韵
蓬莱水落风吹叶，大错怜渠辜此铁。
向来炊渐几春秋，但佐分杯光凛冽。
将军解与先生赍，化刀为笔气更奇。
试看绕指功成侯，作作寒光迸入诗。
和张宪文《移居》
湖山住久转成疏，草树生繁未用锄。
渐觉放心为上策，能容抱膝即佳居。
明蟾作镜春犹好，晴柳吹绵醉倘如。
谁遣聒人南圃事，故山来雁又传书。此文在《温州日报 》2006年06月13日
湮没于历史云烟的书法大家王荣年遗墨
历经沧桑 重见天日
金丹霞/文
2006年6月10日，值此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之际，温州博物馆举行“王荣年先生遗墨手稿捐赠仪式”。王荣年先生的子女将珍存多年的父亲遗墨九卷本《集唐宋诗联手迹》和206通手札悉数捐献。
王荣年，对今天的很多温州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名字。
展板上陈列着王荣年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被誉为20世纪章草大家、有“东南一支笔”之称的王荣年，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光阴，穿一身长袍，戴一副圆框眼镜，静静地注视着前来参加仪式的众多文化界、书法界人士。现场的玻璃柜里展出了他的数十件手札真迹，发黄的纸页上有岁月的风霜。
副市长钱成良为王荣年先生的长子王大中颁发了捐赠荣誉证书。博物馆馆长金柏东则一再说：“这些作品有着很重要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其书法更是难得的学习范本。”
年已古稀的王大中心情非常激动：“家父所剩无几的遗墨，今天终于得到了妥善的保管！”
书法大家
温州先贤王逊庵曾有诗题咏王荣年的书法：“两浙名家张沈工，越园余老并书雄。吾乡亦有梅庵健，道味唯应让马翁。”
这梅庵，就是王荣年，人称“梅庵先生”。
王荣年1891年出生于龙湾永强天河镇一官宦人家，字世瑛，号紫珍，又号梅庵，别署三瓯斋主（指茶瓯、酒瓯、东瓯）。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群书，15岁时以县试第一的成绩考入县庠。科举废除后，考入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政治本科，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之后东渡日本，23岁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
比王荣年大19岁的哥哥王鸿年，光绪年间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考中法政科举人。民国后曾任外交部参事，代理驻日全权公使及驻朝鲜、赤塔、横滨等总领事，在外交界声誉卓著。王家兄弟一时间名闻乡里。
归国后一直游宦于京师鲁浙等地的王荣年，公务之余仍然孜孜不倦，研摩历代碑帖，早在上世纪20年代已与溥心畲、沈尹默、叶公绰等齐名燕京。青岛市体育场、回澜阁、湛山寺等主要景点场所的匾额题刻均由王荣年所写。时任青岛市长的沈鸿烈非常欣赏他的书法，请章太炎为自己父亲撰写的墓志铭，也由王荣年所书。
上世纪30年代《王梅庵临褚河南圣教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人誉为“其书熔篆隶碑帖于一炉。真书、行、草兼工，临褚深得神髓，章草尤独绝一时。”
上世纪40年代王荣年与温州名士刘景晨、吴洗凡、梅冷生、陈仲陶、夏承焘、王季思颇多诗词酬唱，《夏承焘日记》中也多次提到他们之间的交往。其诗词造诣也很深，著有《锄月庐诗钞》、《越巢集》、《大罗杂咏》等，多为关心民瘼国是之作。可惜除《大罗杂咏》已付梓刊行外，其他诗作均散失殆尽。
上世纪40年代下半叶，王荣年在杭州任职时，与杭州名宿邵裴子、余越园等时相会晤，聚谈切磋。前来向他求墨宝者接踵而至，一时颇有“洛阳纸贵”的盛况。
王荣年早年在家乡曾留下多处墨迹，然而历经动乱劫难，如今也已踪迹杳然。他为大罗山天柱寺所写“击磐数声，诸天毕至；登峰四望，一柱独撑”及“问昔日瀑泉在否？看今朝天柱依然”两对石柱楹联，也因改建时废毁……
民族气节
王荣年因求学日本，熟谙日语，上世纪30年代初经兄长王鸿年引荐，曾在青岛市政府负责涉外事务。当时青岛日本人很多，经常寻衅闹事。一次日本人酒后写下“十万大军下关东”句，以夸耀日军占领关东一事，侮辱中国人。王荣年大怒，罢席而去。他还谴责市政府的软弱无能，结果被调任港务局秘书，从此有职无权，只能每天写字、饮酒，以发泄胸中苦闷。他的三女儿王益强至今仍记得，当年父亲愤懑之余就抄写褚遂良的字，《王梅庵临褚河南圣教序》就是那时写成的，一共临了17本，最好的那本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抗战一开始，王荣年即申请停薪留职，携一家大小回到温州，隐居于永强老家。抗战八年，温州三次沦陷，日军两次打到永强，都抄了王荣年的家。因为王荣年既懂日语，声望又高，他们想拉他“下水”。王荣年对乡人说：“宁可丢尽家产，决不当汉奸。”他还告诫子女们：“你们如果被抓了，唯有一死。我是不会去赎的。”
1944年的中秋节晚上，一家人还没来得及享用已准备好的中秋晚餐，听说日军来了，便连夜逃到仙岩寺，后来又避居平阳林寺。至今已80高龄的王益强回忆起那时和家人避难寺院，自己睡在许多棺材旁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直到次年5月日寇投降，他们才回到家中。
1946年农历正月初一，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王荣年先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挥毫写下“国威远震佳节长春”的春联，张贴在自家大门台上。
造福乡里
在女儿王益强眼里，父亲是典型的士大夫形象。他时常说自己也要像那些旧式文人一样，读了书，在外面见了世面，回到家乡后就要造福乡里，对得起祖宗。
在儿子王大中眼里，父亲脾气很急，性格刚直，是个眼里揉不下沙子的人，看到不合适的事情就要管，爱打抱不平。
王荣年抗战八年都蜗居在永强乡间，他为家乡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他说服族人，拨出王氏宗祠祀田30余亩作为校产，让族中子弟免费入校读书。方圆20里仅此一所小学，原来还只是初小，在他手里才逐渐完备起来。他添设班级，聘请进步青年教师担任教学，增收学生，鼓励优秀，使村人向往读书求学。
那时永强一带干旱欠收，王荣年认为是河道年久失浚所致。于是，接受过民主思想熏陶的他发起组织浚河委员会，把已被豪势霸管的浚河众产收归委员会管理，并动员乡
人疏浚境内所有河流，保障农田灌溉，
便利船舶交通。
农村中流行霍乱、伤寒等时疫，闹得人心惶惶。王荣年就推介乡里有医务基础者学习防疫注射方法，在全乡范围内进行防疫注射，遏止了瘟疫蔓延。
王荣年最痛恨的莫过于抽大烟和赌博。当时农村烟馆赌坊公开摆设，乡民抽大烟赌博的风气很盛，整个社会乌烟瘴气。王荣年对此非常反感，他看地方官都不管这些事，不禁拍案而起，敢说敢做，常常亲自去查，缴获烟枪之类的东西，为此得罪了不少人。
凭借自己在地方上的威望，王荣年还出手援救了一些进步人士和无辜乡民。温州中学附属小学进步教员李嘘云（当时为中共地下党员）因有政治活动嫌疑被拘禁在狱。王荣年得知 消息后，利用自己和当时温州专员蒋志英的私交，使李嘘云获准释放。当地青壮年农民十多人被国民党所捕，说他们是共产党三五支队，解押温州牢狱。又是王荣年不辞劳苦亲自入城营救，把他们保释出狱。
舐犊情深
在这次王家子女捐献的父亲206通家书中，大部分是王荣年写给二女儿王益诚和女婿程自强的。一张张纸页有的已发黄变脆，有的被虫蛀得斑斑点点，但字迹依然非常清晰。字里行间，平平淡淡的叙述中，沉淀的是一位严父的慈爱之心。
王荣年有三女两子，除长女夭折外，其余后来都离开家乡在外读书工作。最早离开父母独自在外求学的是二女儿王益诚，而且是在硝烟弥漫的抗战时期。父亲始终牵挂着女儿的学业和人身安全问题。等到女儿在浙江大学的地址确定下来后，他就频繁给女儿写信，反复叮嘱：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
两个儿子大中、大正年龄相差3岁。当王荣年1946年赴杭州水利部，任钱塘江工程委员会秘书一职时，两个儿子都还是十几岁的少年。父亲于是一改龙飞凤舞的潇洒，一笔一画地给孩子们写信，好让他们看得清楚：“汝等学费筹到即汇。”“报载东门有鼠疫，如汝等尚未打针，必须留心防菌。能注射防疫针更好。”旁边还有一行小小的注解：“可问钱启同先生应否注射（钱启同是当时温州的名医）。”
父亲还很有耐心地一一指出孩子们来信中的错误：将瓯江写作欧江，温州岂将变为欧洲乎。须改之；他人名号须问清楚，岂可乱写？凡在何处发信，即写何处地址；信中之字写得大小不一。兹将原信批明寄回，以备参考……
在杭州工作的王荣年为孩子们订阅了《小朋友》杂志，他在信中告诉儿子：小朋友系由该书局按期寄至本乡。
王荣年给孩子们写的信，在信封上都有编号，而且不同子女编号不同。对自己的书法颇为自负的王荣年曾告诉孩子们：这些信你们要好好保管，以后都是无价之宝。
牢记父亲的这句话，三女儿王益强一直珍藏着这些家书，即使历经十年浩劫动乱抄家，东躲西藏，也终于妥善保存了下来。
重见天日
新中国成立后，温州市政府聘请王荣年为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正当他准备以其暮年潜心著作，为家乡的文化事业贡献所学时，却遭人诬陷，于1951年含冤离世，时年61岁。
当时，除了二女儿夫妇浙江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工作外，其他几个孩子都还在读书。三女儿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尚未毕业；王大中刚刚考上高中，弟弟也还在读初中。
遭此巨变，一家人如雷轰顶，经济也非常窘迫，生活难以为继。三两年间，一家人就东奔西散了，纷纷远离温州伤心地。大中因身体原因休学，在南京的二姐家补习功课，后来考上北京石油学院，辗转在四川、天津等地工作；大正考上了杭州的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从事化工工作；益强厦门大学毕业后就未再回乡，几经工作岗位变动，后来又回到厦门大学教书。
益强一直惦记着父亲的遗物，后来托温州的亲戚将父亲遗留的物品邮寄到厦门。亲戚寄来了一批家书以及九卷本的《集唐宋诗联句》，其他的很多东西则就此散失了。
1981年，王大中调回温州冶金厂工作。至此，他开始为父亲平反的事情四处奔波。1989年，终于等来了温州市瓯海县法院的一纸判决：王荣年应判无罪，予以平反。
曾经名满京华的王荣年，早已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中，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名字。直到1997年《温州已故名人书画展》展出了一幅王荣年的作品，才有人开始打听：他是什么人？怎么从来不知道温州还有这样一位书法大家？
“王荣年被遗忘多年，是温州文化的不幸，也是上世纪书坛的遗憾。我们有责任将像王荣年先生这样的书家学者挖掘出来，宣传出去。”温州的会文书法网为此特辟了王荣年研讨专栏。
如今都已是教授、高级工程师的王大中兄弟姐妹们，多年来也早有心愿：将父亲的手稿遗墨整理出书。在和市书法家协会热心人士的多次商谈中，大家的思路渐渐明晰：王荣年的书法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只有捐献给社会才能充分发挥最大的价值，使其品格风貌为世人所知。
在捐赠仪式上，市博物馆馆长金柏东双手接过扎着红绸带的大木匣，他郑重承诺：明年我们将出版《王荣年遗墨信札书法集》和《王荣年集唐宋联句手稿作品集》，由国家知名出版社以手稿形式刊印，同时还将举办王荣年书法遗作展和学术研讨会。
拨开层层历史迷雾，历经半个世纪岁月沧桑，一代大家，其人其书，终于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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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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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市长钱成良为王荣年先生的长子王大中颁发捐赠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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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绍宋题签《王梅庵临褚河南圣教序》
重光双甲子 遗墨足千秋
王荣年书法遗作展琐记
张索
2009-06-17
昨天，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温州市文联、浙江省书法家协会、温州博物馆、温州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纪念王荣年先生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其中包括王荣年书法遗作展、王荣年先生学术座谈会和《王荣年墨迹》的发行仪式。
王荣年，温州永强天河镇人，字世瑛，号紫珍，又号梅庵，有仲子、天徒等别号，别署有三瓯斋主。先生自幼好学不倦，敏悟过人，15岁以县试第一入县庠。青年时毕业于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后赴日留学，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归国后游宦京师鲁浙30余年，犹孜孜于博览群书，研摩历代碑帖，临池不辍，造诣颇深，熔汉晋碑帖于一炉，真行草兼工，遒劲挺拔，神韵盎然。而章草尤独步书坛，当时有东南一支笔之誉。早岁有《临褚遂良圣教序法帖》行世。
关于王荣年先生的传略，前几年只是见于其堂弟王鸿章先生所撰《王荣年先生事略》一文，载于1991年第四期《瓯海文史资料》。随着时间推移，历史疑团被破解，特别是王荣年先生的史料和存世作品的发现引起了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此次遗作展中展出的27幅作品，是目前能搜求到的他所有作品。在搜寻其史料和作品的过程中，我遇到许多令人感动和感叹的故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王荣年先生的生死
王荣年先生的身世鲜为人知，关于其生年也有几种说法。最近发现了其生前曾用“己丑生”的闲章，才断定其出生于1889年，距今已整整120周年。
而他的去世，更是特殊年代里的一桩冤案，令人扼腕长叹。王荣年先生到底犯了什么罪被枪毙，一份1989年6月27日瓯海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给了答案，这是一份平反判决书。其中写到：王梅庵，又名王荣年，瓯海县三甲乡人，因不法地主一案，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被镇压，时年63岁。
在王荣年先生子女的多次申诉下，法院对此案重新进行审理，认定原判确属不当，应予纠正。特判决如下：一、撤销对王梅庵判处死刑判决；二、对王梅庵宣告无罪。
这是一份38年后的平反昭雪书，尽管人死不可复生，但这一纸证书毕竟给家属以安慰，也使这位湮没多年的书法大家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20年前，“初识”王荣年
我第一次看到王荣年先生的作品是在1986年。
当年杭州的骆恒光先生来温州约稿，准备出版一本书法集，随行的有姚建杭等。林剑丹老师在江心浩然楼招待客人，我也作陪。林老师介绍他们到温州藏家张湘雨先生家。说来也巧，张湘雨先生之子张维藩系我读温六中时的老师，平时待我很好，我时常去他家。张老师原在杭六中教书，后调回温州。姚建杭就是张维藩老师在杭时的学生，大家见面谈得很开心，张老师搬出许多书画，其中就有王荣年书苏东坡札的章草条幅，大家都叹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王荣年先生的作品。
1998年温州书画院举行“温州已故书画名家展”，借了这张字，后来“江心屿金秋文化节”也借了这张字。张老师见我这么喜爱，就惠赠于我。我如获至宝，凡有讲座教学之类活动，定拿出来与大家共赏。
卢辅圣说：这书我们出
2006年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日之际，王荣年先生子女将其多年收藏的父亲家书206通和九卷《集唐宋联》捐献给温州博物馆。为了做好这批珍贵史料的出版工作，温州博物馆委托我同上海书画出版社洽谈。我带着两本厚厚的复印稿和《章草大家诗人王荣年》的小册子，找到了书画出版社的吴瓯。她也是温州人，青年时就进上海朵云轩，师从方去疾先生，后一直在上海书画出版社任编辑，亦是西泠印社社员。她见稿后，连连称好，当即打电话给社长卢辅圣，又带我去其办公室见他。卢社长平时很严肃，听我作了介绍，又细细翻阅集子，时时点头，开口说：“这书我们出，方式你们定，联集的书现在社会正需要，字联俱佳定有市场。”谈话中不时有笑，告别时还将我们送到电梯口。事后吴瓯说，卢社长平时很少给人这种待遇，我真是借了王荣年先生的光。今天《王荣年墨迹·集联》和《王荣年墨迹·信札》已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吴瓯女士任责任编辑。
杭州借来7件作品
2006年11月，我在武义筹办“浙江省第二届篆刻大展”和“叶一韦先生九轶华诞”活动，叶老是武义人，著名篆刻家，诗人，省文史馆员，德高望重。当时也有几位温州同仁出席，温州人在一起，总喜欢讲温州话，就是这乡音，引起一位中年女士的注意，同我们聊了起来。她叫蔡军，在省文史馆工作，现已退休。她父亲是温州人，叫蔡一鸣，新中国成立前曾在武义任过县长，新中国成立后在省政协工作，同叶先生是老朋友。交谈中还说到其父曾刊印《香白诗存》，我便索要。
大约一周后，便得到了从杭州寄来的蔡一鸣先生诗集《香白诗存》。展读数首，发现这位蔡先生同家乡诸前辈交往甚密，如黄式苏、李仲骞、夏承焘、王季思、陈仲陶等均有唱和。后来与蔡女士数度交谈，话题不知怎的转到王荣年，蔡女士告诉我，她就有王荣年的字，我欣喜若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为了举办王荣年先生遗作展，本月4日，我专程赴杭州拜访蔡女士。在她家见到7幅王荣年先生的作品，其中有集联红对《躬礼履仁与福笑语、含和建德为国宠光》《八物诗—香白狱中韵诗次和》《西湖春咏八章》《抗白狱中见怀有诗次韵寄和》等。这7幅作品年代跨越20多年，书体风貌多变，形式亦丰富，从诗中内容和落款可见两人情笃，交往非同一般。
我将作品带到温州后，再次翻阅王鸿章写的《王荣年先生事略》，发现在1948年王荣年先生曾营救过一位民主人士叫蔡一民。我便同蔡女士联系，她说父亲在监狱里就叫蔡一民，原来如此。这次温州召开纪念座谈会，蔡军女士说，一定要来温州参加。王荣年先生子女得知后，也感到意外惊喜。
陆俨少的跋语
在征集王荣年先生作品时，我见过几张款被挖过或落款残损的作品。这也是十年浩劫留下的特殊印记。因为当时有上下款，都会给对方带来灾难，这也是王荣年作品今天极其稀少的原因之一。
著名书画篆刻家韩天衡先生1962年在温州当兵，师从方介堪先生，对温州先贤书法很了解。今年“五一”期间在温州博物馆举办的纪念吴昌硕诞辰165周年书画金石展，大部分作品是他的私人收藏。当时向他打听是否有王荣年先生作品，他爽快地说有一件。6月2日上午，我赴上海向韩先生借字，他早已拿出作品等我。这是一张扇面，正文系用章草抄录苏东坡《和答庞参军六首》，共192字，落款部分已被毁，韩先生告诉我，这是温州一位老先生送他的。将残损部分重新装拓好，1975年请陆俨少先生过目，陆先生赏过便跋云：“王荣年字梅庵，自其生前书法卓然名家，奄有汉魏遗规，此扇虽残损，然其字画之好，深稳和畅，览者自知之，亦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天衡其宝诸。乙卯陆俨少题记。”能入陆老法眼者，当然非等闲之辈。
笔墨自有传人
这次展览还陈列了王荣年先生的一些文房遗物，墨、印盒均由其女王益强所捐。可一方砚台非常令人注目，亦非家属所藏。收到这方砚台时，我便与王益强女士联系。她很惊讶，我父亲的砚台是大大的，圆圆的。我高兴极了，连说就是大大的，圆圆的。
关于这方砚台征集也有故事。王晖是永强人，他从小就喜爱书法，曾就读于浙江美院书法大专班，篆刻近年也频频获奖。他告诉我，他爱上书法是因为从小在家乡就听过许多梅庵先生的故事，他同梅庵先生同里，同姓，该属同祠堂的。论辈份，梅庵先生属公祖辈。直到前年龙湾书协组织人员去拜谒王荣年故居和扫墓时，才知道王晖家和梅庵先生故居仅十几步之遥。王晖告诉我，平时他用的砚台就是梅庵先生遗物，是他爷爷给的。据说王梅庵先生过世后，家里东西也就分了。他爷爷拿了这砚台，不过当时不是留予子孙写字，只是用来当作燃蚊香的垫子。就是这个垫子，激发了王晖的书法兴趣。我对王晖说：这砚台是灵物，你好好努力，必成书家，为王家争气。王晖拿来了砚台，也非常积极的来帮忙布展。家乡的许多人都来帮忙，因为王荣年使他们感到骄傲。
诗稿中发现他是江庸弟子
王荣年先生诗学功力很深，出入唐宋，特别是集联堪称一绝，当时发现其留存的9本集唐宋联稿本复印件时，即去给吾师林剑丹、张如元二先生看，他们都感到非常惊讶。林老师说，平时也喜欢集联，集几十对都很困难，王荣年先生能集4000余对，又集得这么好，目前还没看到第二人。
这集联复印稿我还曾经给杭州吴战垒、金鉴才先生看过。当年吴先生就说不得了，他是夏承焘先生的弟子，编过《夏承焘集》，他说王荣年在夏老的日记中有不少条目。张震轩先生的孙子张钧孙是热心人，这些年为朱自清旧居和温大校史馆捐了不少东西。在张先生家，保存有4张王荣年先生用钢板自刻油印的诗稿，上面用毛笔题“震老郢正”。共计诗30余首，其中有一首题为“江翊云师，自重庆邮示《斗茶集》谨依原韵题后寄呈”，
江翊云即江庸，可见王荣年早年曾师从江庸先生。他生前曾辑有《锄月庐诗抄》《越巢集》《大罗杂咏》等，除《大罗杂咏》刊行外，其余都已散佚，通过多方征集，目前抄录的诗近百首，这些资料，已可编就一本《王荣年遗诗拾零》。
“盐翁”和“福持斋”
中国古代文人都有名、字号及别署，王荣年先生的字号就有不少。由于存世作品很少，所见仅20多幅，常见的印款有王荣年、王仲子、天徒、梅庵等，王荣年先生去世后，印章由其三女王益强女士留存。十年浩劫，她也受到冲击，忍痛将其父印章所有的印面和边款磨去，幸好在磨平前她用印油在便签上盖了一个样子。尽管盖得不很精到，但文字和风格还是清楚。
我发现除常见字号外，还有“盐翁、福持斋、锄月庐、紫珍、己丑生”等等，从风格上判断大部分印章应出自方介堪先生之手。今天我们在方公印谱中也能找到印蜕，从前翻阅，不知印主是谁，原来是梅庵先生的。
书坛的关注
王荣年先生的名字曾经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中。书法界知道他的人也很少，但只要看过他作品的人没有说不好的，这是事实。所以保护、挖掘、整理和宣传王荣年先生的书法成就已是温州文化界、书法界的共识。
这次展览的作品每一幅都有故事。陈树冈、李震、金子欣、陈成、阿忠等先生都拿出了自己的珍藏。热心人还有很多，张卫中先生就是其中一个。若发现什么信息他总是第一个告诉我，王家捐献市博物馆的文稿也是他发现后告诉我的，他把这些文化公益事当做自己的事情，真不容易啊。
在大家的努力下，王荣年先生的名字这几年逐渐被人们所熟悉。昨天上午，中国书协副主席、省书协主席朱关田、顾问蒋建东、副主席鲍贤伦、杨西湖、赵雁君，以及温州书法界的林剑丹、何元龙、马亦钊等50余人出席了王荣年先生学术座谈会。我深深地被诸师辈和同仁的发言所感动，我们更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王荣年先生的书法必能载入中国书法史册，特别在章草领域，将是一面不朽的旗帜。（此文在2009-06-17《温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