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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强者 ——近代德意志民族战争性格的历史渊源 刘新利 拿到《基督教与德意志民族》（商务印书馆，2000年）的样书之后，重新翻看商务印书馆此前推出的《神圣罗马帝国》（詹姆斯·布赖斯著，孙秉莹等译，1998年）和《德意志人》（埃里希·卡勒尔著，黄正柏等译，1999年），感觉有必要对同一个问题谈一谈我一个中国人的想法。这个问题是：近代德意志民族有什么样的独特性格？ 布赖斯是英国人，他的《神圣罗马帝国》初版于德国统一前夕；卡勒尔是德国人，其《德意志人》的思路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我被《基督教与德意志民族》的想法所激动的时候，是20世纪末中国世界史学界总结一个世纪的经验和教训之际。相同的问题在思维方式不同的时空坐标中划出了一条曲折度不大的线路，标明：正是德意志的历史积淀在20世纪初年将自己的民族推上了战场，使它张显出战争的性格。 据说，二战后在商谈如何惩罚战败的德国的时候，有人曾提议摧毁德意志男人的生殖能力，意思是灭绝这个灭绝了人性的民族。一个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连续发动两次世界大战，遭到全世界人民怨恨、仇视；战争结束以后，这个民族还一直令人恐惧、敬畏，时常使人怀有战争的忧患意识。一方面，从17世纪初开始，近400年来，几次大的国际战争都与德意志有关，从30年宗教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近百年来一些令人困惑的杀人理论几乎都发酵于德意志，例如消灭弱者的野性的超人理论、对人类种族的优劣区分、出类拔萃的野兽是人类的最高形式，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等。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历史特征，就是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近代德意志民族的战争性格非常突出。 饱受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的熏陶，并亲身经历了自己民族的两次战败的卡勒尔很明确地指出，德意志人从18世纪理性的成就中产生出的“民族冲动，很快堕落成为武力扩张主义，这种扩张主义是19世纪德意志政治生活中的特点”（324页）。可以肯定地说，18世纪以前德意志民族从来就不是被压迫的民族，然而，它何以产生出“民族”的冲动？又何以堕落成“武力”的扩张主义？通读生活在德意志民族国家建立时期的外国人布赖斯的《神圣罗马帝国》，站在20世纪末一个东方的旁观者的角度，我们能够看到一幅很清晰的历史动画：德意志，一个中世纪欧洲的最强者，曾经在基督教理想的诱惑下，将欧洲的历史传统和信仰秩序收笼起来，编织成一个“神圣罗马帝国”扛在肩上，行进在欧洲历史（或世界历史）而不是德意志历史的征途。当法兰西、英吉利、以及西班牙、俄罗斯等欧洲民族借力于“国家”蔚然成林的时候，德意志民族却将自己奉献给只有在欧洲历史和基督教精神的光照下才有形影的“神圣罗马帝国”。待到法国大革命熄灭了中世纪历史和信仰的光辉，“德意志民族”脱离了“神圣罗马帝国”之后，德意志才在理性的追求下用武力组建起自己的“国家”。然而，一切来的都是那么迟，昔日的强者试图重新在欧洲舞台上扮演主导角色的时候，历史已经前进了300年。 看来，德意志民族的所有问题的结症都出自存在了800余年的“神圣罗马帝国”。 之所以德意志人承担起如此帝国，其中只有一个原因：他是中世纪欧洲的最强者。 自公元四世纪起，日耳曼人在欧洲大陆上自北向南迁移，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境内建立起一系列的王国。其中有一个法兰克王国。在第一代国王克洛维统治时期（481—511年），朝野上下传说着克洛蒂尔德的故事。克洛蒂尔德是伦巴德王国的公主，因为宫廷政变父王母后残遭杀害，她自己逃往山野，沦为牧羊女。传说中的克洛蒂尔德非常漂亮、文雅，年轻的国王有心召见，结果是克洛蒂尔德成为法兰克王后。这段类似于童话的史事是后来西欧成为基督教世界的缘始。虔信基督的克洛蒂尔德曾说服克洛维不仅自己，而且还带领着几千亲兵皈依了罗马天主教。由于受到同是天主教徒的当地罗马人的支持，又由于胜利地抗击了异教徒阿拉伯人的侵犯，保卫了基督教的世界，法兰克王国是当时欧洲的最强者。 正因为是最强者，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法兰克的国王查理一世（768—814年）在罗马被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查理去世后，他的3个孙子瓜分了法兰克帝国，分成现在的德意志、法兰西和意大利；其中，德意志因为两个原因又是最强者：一个它胜利地抗击了异教徒马札尔人的侵犯，保卫了基督教的世界，另一个以基督教教会封建主为国家的支撑点。教会封建主一般来说没有血缘继承人，不仅他们的产业不可能世袭继承，形成割据势力，而且国王有不间断地重新分封土地的权力。在奥托一世统治时期（936—973年）这个最强者向极盛攀登。951年，意大利王国发生宫廷政变，年轻寡居的王后被叛乱者囚禁在深山古堡，恰在鳏中的奥托闻讯率兵奔赴古堡，将遭难的王后变成自己光艳的新娘，并借此将德意志的国土延伸进亚平宁半岛。骑士传奇般的历史事件把德意志与意大利两个王国结成一体，奠定了后来跨越民族界线的帝国疆域。10年后，罗马城又发生暴乱，罗马教皇被叛乱分子围困在圣彼得大教堂，危在旦夕。奥托国王再次进入意大利，惩治了暴乱分子，稳定了教廷秩序，并低头接受了罗马教皇恭敬地递过来的历史和信仰的荣誉——“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 从此，“神圣罗马帝国”就像一道紧箍咒缠绕住了德意志历史的发展意志。 之所以如是帝国能够左右德意志的历史，因为它有两大魔力：神圣和罗马。 “神圣”罗马帝国标志着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帝国。除去神学的内涵，单就世俗含义而言，其中包含着两层意义。第一，君权神授。皇帝代理上帝治理人世，行使上帝特许的权力；罗马教皇代表上帝给德国国王加皇帝冕；德国国王选举产生，七大选帝侯中有3位是大主教。第二，帝国的神职。维护和传播基督教的信仰、保护和扩大基督教会及基督徒的利益。正是因为帝国的“神圣性”，直到中世纪末，每一位德国的国王一上任都要到罗马走一趟，接受罗马教皇的加冕礼。德国因此没有国家首都，没有国家政府机关，国家没有统治中心。国王实行“行旅政治”，国家的文件带在随行的马车上，国家事务也在马队行进中处理。在十五世纪近代欧洲民族诞生的时代，德意志民族驾着“神圣”的祥云慢慢地化绎为形而上的理念，只将一个空壳留在大地上，使“神圣罗马帝国”变成“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因为失去“民族”的重量，德意志的“国家”轻大而化了。中世纪强者的荣誉幻聚为近代德意志民族的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的神圣光环。 神圣“罗马”帝国标志着它是一个欧洲历史传统的帝国。在古代欧洲人的观念中，地球由东、西两大帝国平衡，当东方有一个中原大帝国的时候，西方有一个凯撒大帝国，例如汉晋帝国与罗马帝国。然而，当古代的罗马帝国遭受蛮族侵袭的时候，唯有罗马教皇组织罗马人进行抵抗；当古罗马帝国在西欧瓦解之后，是罗马教皇主持着无政府的罗马世界。古代的“罗马”帝国一直经由罗马教皇而不是罗马皇帝在续统。由于手无剑柄，一身布衣，在强者为王的时代，罗马教皇从来没有停止寻找可以托付终身的 历史走到这里，我们已经明白上面卡勒尔所说的“民族冲动”的历史因缘。自16世纪起，在德意志的共同地域、共同政权、共同经济生活禁锢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废墟中的同时，德意志的理性凭藉德意志的语言慢慢地凝聚起来，并于18世纪迸发出民族的冲动。民族主义思潮、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狂飚突进，以及哲学、音乐等等不违背“实在的”，唯心的、唯灵的、唯空的学问和艺术在自身的领域内登峰造极。理性在各个文化领域内呼喊，呼喊昔日的强者精神。终于，伴随着法国拿破仑军队的胜利凯歌、伴随着奥地利华尔兹的曲终舞散、伴随着普鲁士铁血的铮铮崛起、……理性的强者精神将“神圣的”“罗马的”皇帝连同奥地利一块儿从德意志民族的身上撕扯下来，并收拾起很久以前散落在荒山野岭的民族文化的残篇碎页，在莱茵河畔塑立起一尊很象美利坚的自由女神，或法兰西的胜利女神的“日耳曼尼亚女神”。同时，伴随着许许多多实实在在失去很久的利益诱惑，理性的强者精神转变为行动，“很快堕落成为武力扩张主义”。 德意志民族因为中世纪的强大而迟到于近代，又因为近代的迟到而努力强大于现代；它选择了中世纪强者的战争之路。 俾斯麦说：“让我们把德意志扶上马，它一定会策马奔腾。”普鲁士将德意志扶上了战马，它呼啸：“上帝死了！”弱势群体征服强者的武器—上帝—死了，自然的生命，野性的强大的生命奏响英雄交响曲；它奔腾：钢铁、化学、煤矿以及军事工业等等跳跃着向前。仅仅30年（1871—1900年），这匹战马在普鲁士挥舞的民族精神的鞭策下，腾空越过了英吉利、法兰西、西班牙等其他欧洲民族自然行进了300年的路程。为了300年的损失，德意志民族用30年淡化掉原来的符合于基督教世界首领的种种特性，强化出战争特征。在此插上一句，19世纪以前，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限定下，德意志民族的特征表现为带有个人主义倾向的虔诚信仰、伴有服从权威的理性反思以及具有明确克制的浪漫激情。一切都矛盾着，一切都是悖论式，正如一个近代民族一边豁然地将国家主权涣散于一个超民族的古式帝国，一边又小心地将自己的民族名称加在这个帝国的国号之中一样，强大与虚弱并存，“既尊奉法律，又干无法无天的事情”。 去年夏天在德国美因兹市，笔者与湖南师大的 在新纳粹有所活动的今天，有人将德意志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表述为一场世界大战的两个阶段，以此分析世界大战第三阶段爆发的可能性。我们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尽管经历了两次失败，但是，自70年代以来，迟到的强者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其他欧洲民族，并且，德意志民族的强者之路已经明确地指向经济的发展，战争的潜在意识已经失去了历史的依托。因此，近代德意志民族的战争性格也随同消逝。 [本文发表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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