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学史常识大全：瘦石孤花——姜夔 |
|
目录 |
|
01、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
02、 白衣卿相——柳永
03、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04、 关西大汉尽唱苏学士——苏东坡
05、 醉翁亭中醉翁醉——欧阳修
06、 务为有补，适用为本——王安石
07、 山抹微云——秦观
08、 富艳精工——周邦彦
09、 别是一家——李清照
10、 一世豪杰——辛弃疾
11、 僵卧孤村不自哀——陆游
12、 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姜夔
13、 生逢乱世佳作出——元好问
14、 集诸儒之大成授百代之精深——朱熹
15、 江西诗宗——黄庭坚
16、 响当当的铜豌豆——关汉卿
17、 愿天下姻眷皆完聚——王实甫
18、 曲状元——马致远
19、 墙头马上道白朴
20、 曲词最甚的杂剧家——郑光祖
21、 多少春秋，总上心头——纪君祥 |
1、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
晏元献公长短句，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
——王灼
晏同叔去五代未远，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
——冯煦
晏殊（公元991年—1055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自幼聪慧过人，7岁能文，14岁以神童召试，赐进士出身。后来官运亨通，宋仁宗朝，官至宰相，他喜欢吟诗作词，没有多大政绩，但对后学颇能提携，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名臣皆出其门下。他以词著于文坛，尤擅小令，他的词作很有成就，虽然内容上不过是歌儿侍女、风花雪月的，而且充满了富贵气息，但表现手法很含蓄，用词造句工稳，语言婉丽，意境优美高雅，风格蕴藉绮靡，颇受南唐冯延已的影响。《宋史》本传说他：“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著有《珠玉词》。其代表作为《浣溪沙》、《蝶恋花》、《踏莎行》、《破阵子》、《鹊踏枝》等，其中《浣溪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词在宋初，风气未开，作者尚少，词坛还很寂寞。自晏殊崛起，喜作小词，流风所及，影响甚大。当时重要词人如欧阳修、晏几道都深受其影响。他的词上继南唐、“花间”遗绪，下开北宋婉约词风，在词的发展史上，有继往开来之功，对宋代词坛贡献尤大。所以曾被人们称为北宋初期词家的“开山祖”。但是，晏殊作为一个太平宰相，大部分时间用在宴宾待客、饮酒赋诗之中，加之把填词仅当做资助谈笑的“呈艺”，因而其词的思想内容必然狭窄贫弱，多写些流连光景，歌咏闲适的作品。但在这些作品中晏殊仍有一些创新，如在词中融入了更多的主观情感和个性色彩，更注重描写心绪，更多地把自己的身世、学养、情感、襟怀写入这些传统题材中，因而士大夫气、文人气显得更浓了。但更高的成就还在艺术性上。晏殊词在艺术风格上受冯延已影响最大，深得冯词“俊”的特点，并将其发展得更为含蓄典雅、圆融温润。不少作品写得风流蕴藉，温润秀洁，闲雅平和，含蓄委婉，富有情韵和意境。同时语言清丽，声调和谐。他摒弃了《花间》的浓艳纤佻，又吸取了《阳春》的清丽蕴藉，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晏殊词擅长脱于鄙俗而写出气象，特别是善于以淡雅之笔写富贵之态，以清新之笔写男女之情，显得神清气远、蕴藉雅健。如脍炙人口的《踏莎行》：“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他曾自诩道：“余每吟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惟说其气象，……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吴处厚《青箱杂记》）
晏词还善于捕捉对自然景物敏锐而纤细的感受，并善于抒发由此而产生的深蕴凄婉的心绪，其高妙者还能在其中暗示出对人生的理性把握，因而显得意境格外高远。如：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浣溪沙》）
本篇上片写“对酒当歌”，下片则近于“去日苦多”之感。持酒听新词，意兴无穷，但突然记起：去年亦是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一样的柳柔花香、亭阁楼台，一样的“一曲新词酒一杯”，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西下的夕阳触动时日难追之感，酒酣之时亦未免慨叹。花落水流，美好事物的衰亡不可抗拒，但燕子去而复来，春天又到，燕子能回，青春小鸟却一去不归，酒阑人散后，未免带着莫名的闲愁在小园花径上独自徘徊。通过对自然景物变与不变的描写，表达了自己由此而产生的对宇宙人生“无可奈何”、难以名状的愁怅之情与若即若离的理性感悟。
本篇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二句著名，作者自爱其工，又另组织在一首七律中。这二句藉着充分的美感联想，产生广泛的象征性。“落花”的衰亡、无情，“燕归”的新生、有情，充满辩证法，思想意蕴远远超过字面形象。且又充满回环起伏、抑扬跌宕的艺术美感，用了许多虚词，意味却异常深长。因而，虽是“触着”之句，却是对人生哲理品味中“妙手偶得”的感悟。
晏殊由于在文学上、政治上资望都很高，因而深受时人的尊敬。范仲淹功业彪炳，地位与之相似，而对晏殊终身以师礼敬之，书题门状，必称“门生”；晚年过访，仍授以崇敬的诗句：“曾入黄扉陪国论，却来绛受师资。”（见范文正公集言行拾遗事录）宋庠、宋祁稍晚出，并以文名，“兄弟虽甚贵显，为文必手抄寄公，恳求周润。”（《渔隐丛话》引《西清话》）“公之佳句，宋莒公（即宋庠）皆题于斋壁。”（《青箱杂记》）韩维官至太子少师，年六十余，对晏殊劝子晏几道，犹自称“门下老吏”（《邵氏闻见后录》）。于此俱见时人对晏殊是极其尊崇的。
2、白衣卿相——柳永
柳词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
——宋翔凤
耆卿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过前人。惟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故觉风期未上耳。
——刘熙载
想起柳永就会想起夏雨秋荷云淡风清，想起江水烟波断桥幽径；就会想起一个唇红齿白的青年如玉树临风，翩然吟哦在江南水乡楼阁，桨声灯影之中。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柳永已经作为一种风流文人形象的经典而存在：“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有红颜知己依约丹青屏幛，有狂朋怪侣遇途当歌对酒，有春江秋水细听莺声燕语，有脆管繁弦歌吹梦幻五湖烟浪一船风月，“蝇头微利，蜗角虚名，毕竟成何事”。但，也或许，这只是我们美好的想像和寄托，但无论如何，对于读者而言，柳永的确是个美好而必须的存在。下面，让我们暂且抛开这些感性的思悟，对柳永的人柳永的词作个客观而真实的了解。
柳永（公元987年—1055年），字耆卿，初号三变。因排行七，又称柳七。祖籍河东（今属山西），后移居崇安（今属福建）。宋仁宗时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耽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许。柳永是北宋一大词家，在词史上有重要地位。有《乐章集》。
柳永的《乐章集》传词将近200首，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其一，抒发他怀才不遇的情怀和宦途失意羁旅飘泊的感受。这类词通常上片写景，铺叙具体入微，融情于景，在萧条冷落之中寄托着游子天涯沦落的失意和哀伤。下片抒情，怀乡和怀人融为一体。如其名作《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蔼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首词是柳永的代表作。词中以种种凄凉、冷落的秋天景象衬托和渲染离情别绪，活画出一幅秋江别离图。作者仕途失意，不得不离开京都远行，不得不与心爱的人分手，这双重的痛苦交织在一起，使他感到格外难以忍受。他真实地描述了离别时的情景，“执手”两句，以白描手法表现情人相别的情状，语简情深，极其感人。作者又用想像的画笔，以景物点染，绘出别后及未来岁月一幅幅凄凉的生活图画，使人如临其境，如感其情。既写出了离别的背景、过程、场面，又写出离别时与离别后的凄切、怀念、苦闷，层次繁复而分明；又时而由景生情，时而化情为景，达到了情景的高度结合；还能刻画出“执手相看泪眼”等一系列细节，点染烘托。整首词情景兼融，结构如行云流水般舒卷自如，时间的层次和感情的层次交叠着循序渐进，一步步将读者带入作者内心世界的深处，艺术手法十分高明。“杨柳岸、晓风残月”系千古名句，宋代以来人们就以之概括柳词的风格特点。
其二，从一个失意文人的角度描写了城市妓女的生活，往往对她们表示一定的同情，也因此受到她们的喜爱。如其代表作《迷仙引》：
才过笄年，初绾云鬟，便学歌舞。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算等闲，酬一笑，便千金慵觑。常只恐、容易笄华偷换，光阴虚度。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
全词通过一位民间歌妓对自己所信任的男子的表述，表现了她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初绾云鬟，便学歌舞。”小小年纪便成为娼家牟利的工具，在封建社会后期的市民生活普遍盛行着拜金主义，但这位歌妓却意不在此，对王孙公子为博一笑的千金之酬懒于一顾。她在风尘中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常只恐，——光阴虚度。”美妙青春将会很快度过，希望“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作者在此表现了女主人公较为高尚的品格，轻视千金而要求人们的尊重和理解，深切地反映了歌妓痛苦的精神生活和迫切的从良愿望。
其三，还有一部分词描写了北宋汴京、开封、苏州、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情况，柳永扩大了词的内容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他的词反映了都市的繁华与山川的壮丽，为宋代都市繁荣留下了形象的画面。如其代表作《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山献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词也是柳永词中广泛传诵的名篇。在这首词里，他以生动的笔墨，把杭州描绘得富丽非凡。西湖的美景，钱江潮的壮观，杭州市区的繁华富庶，当地上层人物的享乐，下层人民的劳动生活，都一一注于词人的笔下，涂写出一幅幅优美壮丽、生动活泼的画面。这画面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描画出杭州的锦山秀水，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画出了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
由以上可以见出，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柳永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所写内容不限于男女风月，尤工羁旅行役，佳作极多，许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调唱出盛世中部分文人的痛苦，真实感人；他还有相当多的词篇抒写了与歌妓舞女的诚挚恋情，部分作品反映了她们悲酸的生活和她们要求合理生活的愿望；柳词还描绘了都市的繁华景象及四时节物风光，另有游仙、咏史、咏物等题材。
当然，除了对词的题材内容的开拓，柳永对于宋词更大的贡献和影响还在于发展了词体，在他留存的200多首词中，所用词调竟有150个之多，并大部分为前所未见的、以旧腔改造或自制的新调，又十之七八为长调慢词，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词的解放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柳永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他的词讲究章法结构，词风真率明朗，语言自然流畅，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他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用民间口语写作大量“俚词”。同时，在音律上，柳词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于音乐美。他的词不仅在当时流播极广，对后世影响也十分深巨，之后的词家几乎无不受其影响，他不愧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家。
3、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是前贤听政之堂，尚有风流余韵；为后学会文之地，定多益友良师。
——范仲淹丞署门前对联
说到范仲淹，人们就会想起他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范仲淹，字希文，生于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卒于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祖籍陕西彬州，后到苏州定居。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杰出人物之一。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成为后来王安石熙丰变法的前奏；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的时期；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他的文学成就也蜚然可观，有《范文正公集》。
范仲淹在文学上颇有造诣，尽管作品不多，但多为精品。他的诗词多即景抒情，意境开阔深沉；他的散文多披露时弊，发表政见。传颂千古的《岳阳楼记》是他的代表作。文中多用四言，杂以排偶，善铺陈而富于变化，气势磅礴，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追求的为人准则，表达了他宽大的胸怀和强烈的责任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用以自勉的著名格言，至今仍是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因为《岳阳楼记》广为传诵，在这里，我们就不多加介绍了，文章主要带领读者领略一下范仲淹的诗词的艺术魅力。
范仲淹的词现存仅有5首，但均为上乘之作。与同时代的其他词人相比，他的词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能够突破唐末五代词的绮靡风气。这五首词，有的写边塞生活，有的写羁旅情怀，或苍凉悲壮，或缠绵深婉，对后来的苏轼、王安石都有一定的影响。下面让我们来赏析两首他的代表词作。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渔家傲》）
这是一幅十分沉郁而苍凉的图景，在边声号角、长烟落日的壮阔雄伟的背景下，戍边战士立功报国的壮志和离家后难以名状的忧思，如同洪水击石一样冲击着人们的心灵，让人在感知那一份无尽苍凉的同时也肃然起敬。
这是范仲淹带兵在边防作战时期写下的一首词，作为主帅，范仲淹深深体验到了边防生活的艰苦和战士们矛盾复杂的情绪，他为此感动着，于是他挥笔写下了上面那首《渔家傲》。但是，范仲淹不仅仅是一位面目严峻、神态凛然的带兵将帅，不仅仅有一颗豪情万丈、正气凌云的心，他也是一位文人，很多时候他也有文人的多情善愁的一面。例如在《苏幕遮·怀旧》里，他柔肠宛转，缠绵悱恻地写道：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这是首抒写浓浓乡愁的词作。上阕写了令愁肠百倍生的凄清秋景。前两句的“碧云天，黄叶地”是一副工整的小对，色彩绚丽，妙语天成。这两句既是写景，又点明了节令：是碧空高远、黄叶满地的秋季。接下来几句承顺前两句，描绘了秋月夕阳西斜之景：夕阳残照的苍茫暮色中，碧波无际，水面寒雾如烟，隐隐泛着翠色。斜阳落在山边，天水相接，凄凄芳草铺向远方，仿佛到了目之尽头的天边。“芳草”在古典诗词中有特定的意义，常被用来引发离愁，这首词中，它被赋予了强烈的主观色彩。作者写“芳草”“更在斜阳外”，实际上象征着乡愁的无边无际，也象征着心中牵挂的家乡遥望不见。
下阕由写景转入直抒乡愁。“黯乡魂，追旅思”两句也是一个小对，表达作者因思乡而魂销，身居客乡愁绪缠绕不去的情怀。紧接下来更抒写乡愁的困扰，“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只有在梦回故乡时才能安然成眠，否则“月明楼高休独倚”，作者担心登楼观月只会更添离愁别恨。最后写作者想借酒消乡愁，反而倍增感伤：“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这一句奇特而贴切的假想，真实地传达了作者思乡致潸然泪下的悲愁感伤之情。整首词写景抒情，一气呵成，不留痕迹，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其中“碧云天、黄叶地”被明代戏曲家王实甫化入《西厢记》的“秋幕离怀”一折中，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
范仲淹一生作词很少，但仅凭他这两首风格迥异、却同样感人的词，就奠定了他在词坛上的一席地位。怪不得前人称赞他的词为“字字珠玉、掷地有声”呢。
4、关西大汉尽唱苏学士——苏东坡
苏、辛词中之狂。
——王国维《人间词话》
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士：“我词何如柳七？”幕下士答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岁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俞文豹《吹剑录》
苏轼的崇拜大军从其在世之时就庞大无比，时至今日，并不见得少些许。30年代，当林语堂尚在海外飘零之时，身边却时时携带笨重的苏轼文集，后来写下文词优美、脍炙人口的《苏东坡传》。当他在《苏东坡传》中提到为其作传的理由时，说：“像苏东坡这样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有他的作品摆在书架上，就令人觉得有了丰富的精神食粮。现在我能专心致力写他这本传记，自然是一大乐事，此外还需要什么别的理由吗？”（《苏东坡传·原序》，林语堂著，张振王译）这正切中林语堂自己的赞叹：“苏东坡自有其迷人魔力。”
苏东坡（公元1037年—1101年），名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苏东坡生长在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是仁宗嘉佑二年的进士，曾任福昌县主簿等官。他在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为杭州通判。后又因写诗被指“谤讪”朝政，被捕入狱。到了哲宗时，命运稍稍回转，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读。而后却受谗谄被贬惠州等地。徽宗即位后，遇赦，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可见苏轼官运坎坷，人生一波三折。若论及苏东坡坎坷多变的政治生涯，不可避免地需将王安石这个“囚首丧面”的改革者扯进话题来，毕竟其升迁降谪与王安石及其善变的党人不无关系。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对王安石痛心疾首的贬斥与嘲讽让人抿嘴而笑，倒真有了某些东坡风范。王安石变法之功过是非，自难轻易藏丕，而文人之间的恩怨是非却往往引来我们这些后来人武断的好恶喜厌。然而庆幸的是，处境的艰辛并不曾改变苏轼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创作力。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难得的是苏东坡还属于全才之人，诗、文、书、画俱佳，均为当时之绝家。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优秀作品，对后代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爱苏轼的人，尤爱其词。《人间词话》中，静安先生认为东坡之词旷，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并称苏轼的词在于有胸襟，若没有苏轼的胸襟而学他的词，不过是东施效捧心。词即其人，人高词也高，确实如此。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于以下两首：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抵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丙辰春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
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一生所作长短散文，见于《苏轼文集》的，凡3800余篇，但他一生交游甚广，所作题跋、杂记因无意于传世，随作随佚的很多。收在集子中的这些佚文均为笔记体的短札，一般每篇只有十几字、几十字，至多也不过百字左右，但他品藻山水、人物、诗画，信手拈来，毫无羁碍，每有真知灼见、妙思隽语，亲切而洒脱，洵为不可多得的艺文妙品。譬如，《后赤壁赋》中梦鹤化道的情节神奇，冷月下翅如车轮的孤鹤戛然长鸣还有点惊心动魄。细读之中发现苏轼不仅是一个多情多才、亲切旷达的高人，他简直还是一个异常尖锐的刀笔吏，他的一系列人物论毫不留情地直揭发人情虚伪，使古人遍体鳞伤。他的《韩非论》、《荀卿论》论人有法家的狠毒，而《孙武论》上下篇则挟带几分兵家的杀气了，哪里还有写《黠鼠赋》的天真、写《洞庭春色赋》的温柔。
想象的丰富，观察、体悟的缜密，使苏轼佚文小品无论状物写意皆既能曲尽其妙，又能达意深远。佚文汇编卷之六《题大江东去后》云：“久不作草书，适剧醉走笔，觉酒气勃勃，纷然指出也。”醉后草书，意兴遄飞，词成掷笔，是何等的气概！在此情境下，觉得酒气俱从指尖“蒸发”殆尽。这从医理上大抵讲不通，然论感觉，则相当细微逼真。他将一种难以言传的感受用特有的想像和笔法予以定位，使我们千年之后仍可想见他乘兴挥毫的风采。
苏轼以其丰富、多方面的创作实践，继承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事业和成就，完成了诗文革新运动，并把这个运动的精神扩展到词的领域，创立了豪放词派。他又吸引了许多重要作家在他的名下，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都是他热情鼓舞和栽培的人物。苏轼的文采风流一直为后来的学者文人们企羡。
5、醉翁亭中醉翁醉——欧阳修
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永叔“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沉著之致，所以尤高。
——王国维《人间词话》
走进琅琊山，便走进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著名的醉翁亭位于安徽滁州县琅琊山麓，庆历一年（公元1045年），有一人被贬至滁州做太守，结识琅琊寺住持僧智仙和尚，并成为知音。为了便于朋友游玩休憩，智仙在琅琊山麓特为他建造了一座小亭。从此，此太守常呼朋唤友到亭中，游乐饮酒，“太守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遂自号曰醉翁也”。太守不仅在此饮酒，也常在此办公。有诗赞曰：“为政风流乐岁丰，每将公事了亭中。”这有闲情逸致，又勤于政治的太守，这“苍颜白发”的醉翁，即是欧阳修了。
欧阳修公元（公元1007年—1072年），是北宋前期的政治家、文学家，属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欧阳修幼年丧父，在母亲抚育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考中进士，第二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成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当馆阁校勘。景佑三年，因为替范仲淹辩护，批评朝政，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再次担任馆阁校勘，后任知谏院。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并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醉翁亭记》就是此间产生。以后，又知任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为中国的史学立下汗马功劳。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他们的散文创作产生很大影响，并带动北宋文风的转变。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他曾多次请求外任或辞官，均不被应允，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月，他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死后谥号文忠。
欧阳修的政论散文，如《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不仅富于现实意义，而且语言婉转流畅，是“古文”中的名篇。《醉翁亭记》连同他的《鸣蝉赋》、《秋声赋》一样，都保持了骈文注重声律辞采的特点，散文句法的加入，又使得文章节奏变化协调、舒敛自如。简约有法的叙事、迂徐有致的议论、曲折变化的章法、圆融轻快而无窘迫滞涩之感的语句，构成了欧阳修散文含蓄委婉的总体风格。
欧阳修的词较早地开创宋词的新意境。他的词意境清丽而芊绵，洗刷了晚唐、五代国与浓厚的脂粉气味。虽然他的词多的仍是描写爱情之作，也多以怨妇托怀，却更倾向于清疏峻洁。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评述道：“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著名的是《蝶恋花》与《踏莎行》：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蝶恋花》）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踏莎行》）
这两首都是即景抒怀之作。《踏莎行》抒发游子思家之情，并联想闺中人的幽怀情思，颇有意境。《蝶恋花》色彩鲜明，情思深远，结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尤其恳切，叫人心碎如绞。
欧阳修的词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容易读懂。譬如“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这样的句子，通俗易懂，却不失感人。并且，欧阳修对中国的诗论和思想史的影响也异常深远。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来评叙诗歌，成就了一种论诗的新文体。对于孔孟等经典著作，欧阳修都有自己的独特见地，对后来人的理学、心学都有开创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欧阳修的著述，今存《欧阳文忠公全集》。
相传欧阳修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知任扬州，常到蜀冈游玩。因爱此地可极目千里，便于此筑平山堂，以作游宴之所。据《避暑录话》记述：“公每暑时，辄凌晨携客往游，遣人去邵伯湖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浸夜，载月而归。”欧阳修去世后十余年，苏轼来做扬州太守，一次登临平山堂，作《西江月》一首，吊怀欧阳修：“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欧阳修的个人兴味的浓厚，对后世浸染之深远，从此处可见一斑。
6、务为有补，适用为本——王安石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王安石《泊船瓜州》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王安石《元日》
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十一月，北宋临江军（今江西清江等地）判官王益府中，诞生了一个男婴。王家贺客盈门，人们沉浸在主人喜添贵子的欢乐氛围中，谁也料不到这个小孩在数十年后，会成为咤叱风云、改革朝政的显赫人物，他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博文强记，为文动笔如飞”，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任浙江鄞县知县时政绩显著。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认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他变法的精神支撑。1069年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领导机关。变法以理财为中心，目的是实现富国强兵。内容大致为理财、强兵、育才三个方面。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1085年神宗一死，新法全部废除。第二年，王安石也死去。后来他被封为荆国公，也称荆公。王安石变法虽然不能根本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但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缓和了阶级矛盾。
但是我们通常接触到的王安石是《泊船瓜州》中以一“绿”字取胜境的王安石，或者游褒禅山而在景物中求哲思的王安石。即使没有显著政绩，单凭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也足以叫他在中国历史上留名千载。《游褒禅山记》显示出他议论说理见长的文章特色，不愧名属唐宋八大家之列。王安石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及《周官新义》、《诗义钩沉》辑本等传世，余佚。
王安石的文学活动与他的政治活动密切联系，他反对过于注重词藻文采的西昆派文人，认为“文者，务为有补适用为本”，强调文章的实用性。他的散文以政论性为多，大多针对时弊，提出明确主张，有强烈倾向性。
他的诗也与散文一样风格鲜明。他的不少诗篇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比如《河北民》一首：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写统治者搜刮人民的血汗，都用于兵事，以致无论南北，无论丰歉，人民一样地陷入流离转徙和“无食”的绝境。《兼并》、《收盐》、《感事》、《发廪》、《省兵》等也都表现出他关切民生疾苦、主张改革弊政的理想。王安石还对北宋统治者在辽和西夏的威胁面前麻痹苟安深感忧虑，不少诗篇表达了这种思想。如《阴山画虎图》：
阴山健儿鞭空急，走势能追北风及。逶迤一虎出马前，白羽横穿更人立。回旗倒戟四边动，抽矢当前放蹄入。爪牙蹭蹬不得施，责上流丹看来湿。胡天朔漠杀气高，烟云万里埋弓刀。穹庐无工可貌此，汉使自解丹青色。堂上绢素开欲裂，一见犹能动毛发。低徊使我思古人，此地抟兵走戎羯。禽逃兽遁亦萧然，岂若封疆今晏眠？契丹弋猎汉耕作，飞将自老南山边，还能射虎随少年?
从一幅阴山健儿射虎的画中，联想到古代将士们曾在这里击败过入侵的敌人，使边疆平静无事，又对比如今“胡天朔漠杀气高”的状态，表现他对国家不事边备的深忧。
但是王安石在诗词创作上，反而是到了晚年政治热情退潮之后，显示出艺术上的成熟和高超水平。王安石晚年罢相隐居以后，生活和心情的变化，引起了诗风的变化，心境多有恬淡之意，成就了一批佳作。他的《即事》中写山村景色， “纵横一川水，高下数家村。静憩鸡鸣午，荒寻犬吠昏”。疏朗几笔，村味尽出。“纵横”、“高下”正反对照即现出水形村势，简练形象。“静憩”、“荒寻”，一个暖洋洋来又懒洋洋；另一个清落落来又冷落落。而鸡却是对着中午鸣叫，犬恰是向着黄昏吠。将时日也活化成有知觉有形体的东西了。《书湖阴先生壁》中“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却是绝了。“护田”“排闼”二句从汉书中来，蕴了典故，却又如此生动。水自有性将田护来将绿绕；山亦有意，一层叠一层如推送青入目。绕的可以说是绿油油的植物，也可以说是绿的意趣；送的可以说是青山，也可以说是青色扑目的气势。《葛溪驿》中行人意，病身愁，凄凉意。“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一句，梦里咫尺，醒来天涯，心由思牵，身被病困，怎不叫人霎如跌入谷底。《初夏即事》中“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胜花时”，石梁茅屋旁，一弯长水，水声溅溅；天气晴朗，熏暖的风带来麦的气息，树荫绿幽草香，虽无花却比有花时更有味道。王安石一向喜欢改诗，苛求到位，他的一部分诗还喜造硬语，压险韵，引用生僻的典故。后人虽诟王安石始造形式主义之根芽，却也可说他人无及他博学精才。
7、山抹微云——秦观
近来作者，皆不及少游。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也。
——晁无咎
秦少游词，体制淡雅，气骨不衰。清丽中不断意脉，咀嚼无滓，久而知味。
——张叔夏
秦观（公元1049年—1100年），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别号邗沟居士，学者称淮海先生，扬州高邮（今属江苏）人。他少年豪俊，胸怀壮志，攻读兵书，准备驰骋边疆，建立不朽的奇功伟业，并以为“功誉可立致，而天下无难事”（陈师道《秦少游字叙》）。不料，世事艰难，他37岁时才中进士，到43岁才在朝廷谋得秘书省正字一职。不久即被卷入党争的政治漩涡，随着苏轼等屡受迫害，先后被流放到郴州（今属湖南）、横州（今广西横县）和雷州（今广东海康）。由于他的人生期望值过高，对于人生的挫折和失败又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故一旦希望破灭，就异常失望和痛苦。秦观心理承受能力较弱，被贬到雷州时，曾自作挽词，丧失了对生命的信念，故此后不久即逝世，年仅52岁。
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在四学士中他最受苏轼爱重。诗、词、文皆工，而以词著称。他的词艺术成就很高，当时即负盛名，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誉之为“当代词手”，叶梦得《避暑录话》则说秦观“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元丰间盛行于淮楚”。他是北宋以后几百年被视为词坛第一流的正宗婉约作家。其词远绍西蜀南唐，近受柳永影响，词风俊逸精妙，情味深永，情韵兼胜，语言淡雅，音律谐美，饶有余味，艺术成就很高，是“出色当行”的婉约派词的代表人物。秦观和晏几道一样，都是“古之伤心人”（冯煦《蒿庵论词》），词中浸透着伤心的泪水，充满着揪心的愁恨：“恨悠悠。几时休。飞絮落花时候一登楼。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江城子》）“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这些江海般深重的愁恨，都是词人历尽人生坎坷后从心底流出，即冯煦所说的“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之词，词心也”（《蒿庵论词》）。他的词又被人称为“女郎诗”（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之二四），这与他的经历和个性气质都有关系。
秦词以描写男女恋情和哀叹本人不幸身世为主，感伤色彩较为浓重。他极善于把男女的思恋怀想、悲欢离合之情，同个人的坎坷际遇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运用含蓄的手法、淡雅的语言，通过柔婉的乐律、幽冷的场景、鲜明新颖的形象，抒发出来，达到情韵兼胜，回味无穷的境地。清人周济说秦词“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又是一法”（《宋四家词选》），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的。
秦观词在艺术风格上可被视为婉约之正宗，只不过在婉约之中带有更多幽伤的调子，和其词的内容极为相谐，达到了情辞相称、意韵兼胜的效果。秦词善于将外在幽迷之景与内在感伤之情作微妙的结合，如：“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踏莎行》）全词用一系列凄迷的景色传达出被贬郴州后的哀怨心情，特别是最后两句痴语更深得含蓄之妙。词人悲苦的心境，投射到他所见所闻的景色音声之中，使之染上凄婉的色调；他又用清丽的语言把这些景色音声编织成词中的意象，以主体的情绪与视角为脉络串连成流动的意境，虚实相间，身边事与心中情相互回环缠绕，构成浓厚的感伤气氛，极细致地表现了身处逆境的文人对于不能自主的命运的哀怨。
秦词还善于捕捉细节，对心绪物象作微妙而细腻的刻画，并借此来抒发深悠的哀伤。如：《画堂春·落红铺径水平池》有这样的细节刻画：“柳外画楼独上，凭阑手捻花枝。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秦词还善于运用精美而平易的语言及各种修辞手法来表达敏锐细腻的感受和丰富生动的联想。如《满庭芳·山抹微云》上阕：“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寒鸦”二句虽是点化隋炀帝诗，但精美而本色；“抹”、“连”字虽平易但很传神，难怪苏轼要戏称他为“山抹微云秦学士”了。
在伤怀人生命运之外，秦观又写了不少描写男女恋情的词。这虽是一个传统题材，但秦观往往写得比前人更为真挚动人，像著名的《鹊桥仙》：“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借着七夕牛郎织女相会的古老传说，写出人间一种执着深沉的爱情。作者对于爱情的严肃态度，与许多诗词中把女性的外貌和情感作为赏玩对象的做法有极大不同，因此增添了“情”的感染力。另外，由于秦观一生中情感基调的低沉，他的爱情词也多偏向于写情中的愁怨。
秦观词的不足之处，除题材较窄外，风格也较柔弱，情调时时显得过于凄凉。这与他的坎坷遭遇和意志消沉有关。但总的来说，秦观词的感伤情调既容易引起封建社会一些怀才不遇的文士的共鸣，词的艺术成就又较高，因此他向来被认为是婉约派的代表作家，对后来词家，从周邦彦、李清照直到清代的纳兰容若等，都有显著的影响。
8、富艳精工——周邦彦
美成自号清真，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
——陈郁《藏一话腴》
美成词如十三女子，玉艳珠鲜，政未可以其软媚而少之也。
——彭孙《金粟词话》
美丽富饶、文化发达的浙江省，曾经是宋词赖以繁荣的重要人才基地。宋代词人有籍贯可考者约730多人，其中浙江籍的竟有200人之多。周邦彦，就是这个庞大的浙江作家群中高标独秀的人物。
周邦彦（公元1056—1121年），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出生于一个诗礼簪缨之家。自幼受到家庭的文化熏陶，加之聪明勤奋，“博涉百家之书”，很快成长为才富学赡的青年士子。不过对于奠定他在词坛的重要地位具有特殊作用的，还是他那从小培养起来的音乐专长。他妙解音律，善自度曲，是北宋文人中继柳永之后最杰出的音乐家。“博文多能”的主观条件，使他具备了争雄于文坛的深厚潜力。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言典丽精雅，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有《清真居士集》，已经遗佚。
周邦彦词雅俗共赏，在当时颇有影响，“贵人、学士、市侩、妓女，皆知其词为可爱”（陈郁《藏一话腴》），他能广泛地吸取温庭筠的浓艳，韦庄的清丽，冯延巳的缠绵，李后主的深婉，晏殊的蕴藉，欧阳修的秀逸，特别是柳永的绵密和冶艳，最终形成了“富艳精工”（《艺概·词曲概》）的一家之风，堪称婉约词之集大成者。他不但善于继承，而且善于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他更注重人工的布置与思力的安排上，因而他的词较之上述那些人显得更为凝重厚实，书卷气更浓。
周邦彦善于铺叙而结构深曲，经常用逆笔、侧笔、甚或以心理时空为线索来结构篇章，使词更加曲折变化。用笔极尽人力，刻意描摹，使言情体物更穷极工巧。在抒情时注重凝炼含蓄，从而产生一种顿挫沉郁的厚味。同时，追求句法的奇警，讲究征辞引类，字有来历，善于点化前人诗句诗意，语言显得更高华精美。如《玉楼春》：
桃溪不作从容住，秋藕绝来无续处。当时相候赤栏桥，今日独寻黄叶路。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馀粘地絮。
全词八句全用对偶，且多处点化《幽明录》典故及钱起、温庭筠、参寥等人的诗意，又能“别饶姿态，不病其板”（《白雨斋词话》），深得含蓄典雅之美。
他后期的词更加圆熟老成，大都写得典丽缜密、浑厚和雅，风格沉郁顿挫，章法回环曲折，是词史上的典范作品。如《兰陵王·柳》：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摧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芩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该词写身在异地送客，一曲折；闲寻旧迹，感慨离别时，又逢送别，又一曲折；“愁”字以下代离人设想，再一曲折；“渐”字下又回写孤帆远去后送者的心情，又一曲折；“念”字下追忆彼此间昔日的欢乐，再一曲折。时空交错，主客变换，层层曲折，语语吞吐，但又十分注重遣词用语的上下勾连及回环照应，注重锤炼修饰语及领字，深得人工安排的特点。
除了个人创作外，他还校订古音、审定古调，总结一代词乐，实现了词律的严整与规范化；并创制新声，使词调更趋丰富繁复。这些对词乐和词律的重大贡献，使他成了词坛的权威。他不但“创调之才多”，而且“创意之才”也高出侪辈，在词的文学技巧和意境上，他集《花间》以来婉约词之大成，并有不少创新。
周邦彦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他于诗文无所不工，但以词的成就最高。他的词，为时代风气和个人气质所囿，题材内容多数未出《花间》以来男女私情和羁旅行役的老范围，局限性是明显的。但它们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和思想特质，更有技巧和格律方面的独特创造。联系整个词史来看，此人远绍“花间”，近承柳秦，下启南宋婉约诸家的关键地位是确定无疑的。清真词由于善于描写如王国维所说的“常人之境界”，因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元代初期还有妓女能唱他的词。以后直至近代，清真词的影响持久不衰。周邦彦以自己的惊人才华和辛酸经历铸成的这些艺术珍品，将因给人们以美的享受而不会泯灭。
9、别是一家——李清照
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
——沈谦《填词杂说》
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
——王士祯《花草蒙拾》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是一首和唐诗三百首一样作为3岁娃娃文学普及读物的词，虽然娃娃们并不能体味其中的谈淡的闲愁，深切叹惋，但是能够从此知道雨后的“绿肥红瘦”，也能体会到其琅琅上口的韵律美感，这首词的词作者就是我们大家并不陌生的女词人李清照。李清照，作为女词人的代表，给森然的中国历史带来了几多水气，几多温馨。
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山东济南章丘明水人。生于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卒于绍兴二十年（公元1155年）左右。李清照生长在文学气氛很浓的士大夫家庭，父亲李格非为当时著名学者兼散文家，母亲出身于官宦人家，也有文学才能。李清照多才多艺，能诗词，善书画，很早就受人注意。王灼《碧鸡漫志》说她“自少年即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朱弁《风月堂诗话》也记载晁补之常向人称赞她的诗句。李清照18岁时嫁给太学生赵明诚，赵爱好金石之学，也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婚后，他们过着美满而和谐的生活。李清照的一生以南宋高宗建炎元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她的词作也随着她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着。南渡前，生活优裕，所作词，多写其悠闲生活，主要是对大自然的描绘，对真挚爱情的抒发，清新明丽，意境优美，委婉动人。南渡后，明诚病死，境遇孤苦，既悲伤于自己身世和失去的幸福，又面临着民族的灾难，故而其作伤时感世，悼亡思乡，沉郁感伤，词风趋于凄咽悲楚。然不论是清丽明快亦或沉重忧虑，她的词总是以朴实自然的语言、抑扬顿挫的音律、至情感性的感情代代流传着，带给人美的感染、带给人至高的艺术氛围，带给人难以忘怀的共鸣。所谓“以寻常语度入音律”者也。
李清照前期的词大多数是写自己对爱情尤其是离别相思之情的感受，属于词的传统题材。但过去大多是男性作者以女性口吻来写这一类词，即使不带有狎玩欣赏的心理，也未免隔着一层。而李清照写的是自己亲身感受与内心体验，因此她的词就格外真挚细腻、委婉动人。她从女性的心理出发，挑选女性怅惘悲愁时所容易联想到的事物，以女性细腻的笔法加以组织，因而别有风致，如：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那一种轻盈；“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那一种缠绵；“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那一种相思之苦和对青春易逝的尖锐感受，并不是男性作者容易体验到的。
她善于将个性化的抒情和完美的意境结合起来。其不但善于言情，且尤善于塑造多愁善感、缠绵凄婉的自我形象，于“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蓼园词选》），含蓄深曲、生动细腻地来抒情；既善于直接写闺阁之愁，又善于借助写景咏物来抒情，因而其词极具个性化的意境。如文章开头提到过的《如梦令》。
李清照还善于将清新朴素与精美雅洁的风格及手法结合在一起。她善于运用朴素的、甚至是口语化的，但又不失精美的语言；善于调动各种修辞手法，但又运用得非常自然，达到了“极炼而不炼，出色而本色”（《艺概·词曲概》）的最佳效果。因而能将白描化的外在形式与精美化的内在特质完美地结合起来。如《声声慢》一开头即连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14个叠字，结尾又呼应以“点点滴滴”四个叠字，真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且能把主人公的心绪表达得深刻而富有层次。词中的“乍”、“黑”、“了得”、“怎”等字都是口语，但用得极巧妙；“守着窗儿”虽是细节，但很本色地反映了李清照的内心世界。又如《永遇乐》：
落日镕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首词写作者晚年在临安的一段生活， 反映了在历尽沧桑之后晚年的悲凉心境。上片开始连下三个设问。第一个设问自己在何处？是明知故问，问的前提却是元宵夜夕阳西下玉兔东升之际，是“人约黄昏后”的良辰美景，一对比，便知作者有化不开的漂泊异乡凄凉愁怀。第二个问也是在“染柳烟浓”的大好春光之后，先以听笛“怨”转，再问自己还有多少春意可享受，正反映出晚年生活动荡不安祸福莫测的忧患。最后三句写自己自甘寂寞的心灰意懒，可以感知作者几乎万念俱灰的心境。下片承“酒朋诗侣”而下，这些朋友是南渡前的旧知，于是引发“中州盛日”那时元宵的汴京城，和名门淑媛“争济楚”的繁华与欢乐。与“如今”三句形成今昔强烈对比。最后二句看似淡泊自守、不慕繁华，实则是满腹辛酸、一腔凄怨的总爆发。在咏叹个人不幸际遇和悲苦内心的同时，流露出乡关之思和家国之恨，既含蓄，又悠长。上阕四层，每三句一层，每层都用乐景抒哀情，极具沉郁顿挫之美；下阕两大层的对比更以盛景反衬衰景，寄寓了无限的感慨。全词语言明白如洗又精美无瑕，“帘儿底下”的细节又包含了无限辛酸。在平淡中见浓烈，于细微处见精神，正是李清照词的独特风格。
在词的艺术方面，李清照有自己比较完整的看法。她写过一篇《词论》，对唐代特别是北宋以来的主要词人分别提出了批评，从中能够看出她自己的追求。譬如她认为柳永的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表明她反对那种过于俚俗化和带有市民情趣的倾向；认为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表明她反对词的风格与诗相接近，和音律上的不严格；认为晏几道的词“苦无铺叙”，贺铸的词“苦少典重”，秦观的词“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表明她主张词既要有铺叙，有情致，也要有比较深厚的文化内涵。概括而言，李清照的词学观点，特别强调了词在艺术上的独特性，即词“别是一家”，与诗歌相区别；特别重视词的声律形式；在语言上要求典雅而又浑成。
正因为此，李清照词在艺术上能自成一家，被后人誉为“易安体”，她被推为“当行本色”的婉约正宗和最高代表，在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10、一世豪杰——辛弃疾
稼轩雄深雅健，自是本色，俱从南华、冲虚得来。然作词之多，亦无如稼轩者。中调、短令亦间作妩媚语。观其得意处，真有压倒古人之意。
——邹祗谟《远志斋词衷》
稼轩之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
——彭孙《金粟词话》
和范仲淹一样，辛弃疾具有一般作家所不具备的戎马生涯，他首先是一个爱国斗士，然后才是一个词人，因而他的词“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其词”，与同时代的大多词人风格迥异。下面简述一下他所异为何，所异何在。
辛弃疾（公元1140年—1207年），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21岁时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更有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但却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从而使他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公元1203年—1207年北伐时期，韩侂胄主持北伐事宜，他任命辛弃疾为镇江知府。辛弃疾虽然积极备战，但并未得到韩的真正重用，不久又被罢职，北伐亦失败。辛弃疾赍志以殁，以至临终前“大呼杀贼数声”（《济南府志》）。
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并且辛弃疾始终把洗雪国耻、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他的理想，不仅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心愿，而且反映了一个英雄之士渴望在历史大舞台上展现自我的志向。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因此，他的词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他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写出了时代的期望和失望、民族的热情与愤慨。其词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他的词集《稼轩长短句》，保存了词作600多首。
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因为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像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而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600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家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鯘，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11、僵卧孤村不自哀——陆游
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
——刘克庄《词林纪事》
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
——《宋诗精华录》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簿，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很多人知道陆游，是从知道这首《钗头凤》知道他和唐琬凄婉感人的爱情故事开始的，他们的爱情故事曾被拍成电影，这首《钗头凤》也被谱成曲作为主题曲，在一段时间里广为传唱。但通常，爱情对于男性来说，绝无可能成为生命的全部，同样地，对于陆游来说，这段爱情也只是生命的插曲，他生命的重心是他忠君爱国的思想，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爱国事业和文学创作，这也是最终使他名留青史的原因所在。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怎样的一席之地。
陆游（公元1125年—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人。他的祖父陆佃是王安石的学生，当过尚书右丞；父亲陆宰，当过京西路转运副使。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侵前后，陆宰被免职，带着家眷南归故乡，侥幸地逃过了那一场大劫难。但北宋王朝覆灭的耻辱，却深深地铭刻在当时每一个怀有民族自尊感的士大夫心中。据陆游《跋傅给事帖》说，绍兴初年他刚懂事时，经常看到长辈们“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丑裔方张，视之蔑如也”。这样一个时代、社会与家庭氛围，使陆游从小就受到了一种民族意识的熏陶。陆游一生创作甚富，其《剑南诗稿》85卷，收诗9000余首，另有《渭南文集》50卷，其中包括词2卷（单独刻行的名为《放翁词》）。
他的文学成就首先在诗歌方面。陆游诗最有价值、最有特色的部分是那些表现爱国思想的诗。这些诗内容博大，思想精深，感情真挚。这类作品同时由两个侧面组成：一方面是他渴望万里从戎、以身报国的豪壮理想，另一方面则是他壮志难酬、无路请缨的悲愤心情。无论是早年的“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夜读兵书》），或是中年的“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还是晚年的“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都始终纠结着上述两方面的情绪。而且，这两者相互激扬：愈是悲愤，他对理想愈是执着；对理想愈是执着，他的悲愤也愈是强烈。这使他的诗歌既热情奔放，又深沉悲怆，如下面这两首名作：
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
在陆游的爱国诗作中，固然有传统的忠君意识，但主要的，它是与那个特定历史阶段中的民族情绪融为一体的，是当时人们普遍的共同心声。建立在理智上的清醒的政治见解和感情上的爱憎好恶融汇在一起，形成了陆游这一类诗歌的宏亮的声调和阔大的气势。
除爱国诗外，他的农村诗也有很高的思想性。他把村林茅舍、农田渔耕一一摄入笔端，“山居景况，一一写尽”。（染清远《雕丘杂录》）有些诗还能深刻地反映当时的阶级状况，表现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如云：“有司或苛取，兼并亦豪夺。正如横江网，一举孰能脱？”（《书叹》）“身为野老已无责，路有流民终动心。”（《春日杂兴》其四有些诗还能生动地描写农民简朴勤劳的劳动生活，表现了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如“老农爱犊行泥缓，幼妇忧蚕采叶忙”（《春晚即事》）。有些诗还广泛地记录了当时的乡土节物，民风民俗，具有很强烈的乡土气息和一定的民俗学价值。如《社日》之写社戏，《赛神曲》之写祭神，《秋日郊居》之写教冬学的先生，《阿姥》之写赶集的老妪等等。还有些诗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的优美风光，如《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陆游的诗，除爱国题材及农材题材外，“其闲适之诗尤多。”（《瀛奎律髓》卷23）诸如游赏、读书、作诗、课儿、饮酒、赋闲、咏物、纪行、赏吟光景、歌咏节序等。在这些诗中他深深体味日常生活的情趣，刻画出日常生活的细腻感受，“亦足见其安贫守分，不慕乎外，有昔入衡门泌水之风”（《瓯北诗话》）。如“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就是这类作品中出现的名句。
爱情诗也是陆游诗作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陆游与唐婉本伉俪相得，但因唐婉不得陆母喜欢而被迫离异，唐婉不久抑郁而死。为此，陆游先后写下《钗头凤》及多首怀念唐婉的诗词，如75岁时所写的《沈园二首》之一：“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亭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正如《宋诗精华录》所评：“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
陆游作为整个宋代留存作品最多的一位诗人，他的诗以更为广泛的题材、更为多样化的风格和更为老练的技巧，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诗中始终表现出一种激烈而深沉的民族情感，反映着在那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年代人们的普遍心愿，在当时以及后世，都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12、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姜夔
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
——张炎《词源》
白石道人，中兴诗家名流，词极精妙，不减清真乐府，其间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
——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
姜夔（约公元1155年—约1221年），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属江西）人。一生未做官，除卖字以外，大多依靠他人的周济过活。姜夔精音律，多才艺，怀抱用世之志而困踬场屋，不能展其才。他的一生是怀才不遇、飘泊四方的一生，但他啸傲湖山，自标清高，绝不同于庸俗的清客文人。陈郁赞其“襟怀洒落，如晋、宋间人”（《藏一话腴》）。存词80余首，内容有感慨时事，有抒写身世、山水记游、咏物、爱情等。词集中今存17首自注工尺旁谱的词，是流传下来的惟一的宋代词乐文献，在音乐史上有重大价值。姜词风格清幽峭拔，用江西诗派瘦硬之笔作词，以清刚救周柳一派的软媚；又以委婉富有情致救苏辛派末流的粗豪，在词坛独树一帜，享誉很高，影响深远。有《白石道人歌曲》。
姜夔的词当以感时、抒怀、咏物、恋情等题材成就较高。有些词抒发了自己虽落魄江湖，但仍不忘国事的感情，有一定的爱国意义，但情调低沉伤感，隐约含蓄，如《扬州慢》：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寇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这首词抒发了诗人《黍离》之悲，作者即事写景，触景生情，情景交融，抒发了内心的郁愤，表达出一片爱国的深情。《扬州慢》艺术表现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写景物时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景中含情，化景物为情思。它的写景，不俗不滥，紧紧围绕着一个统一的主题，即为抒发“《黍离》之悲”而写。词人“解鞍少驻”扬州之时，是在金主完颜亮南犯后的十五年。战争的残痕到处可见，但词人却仅仅摄取了两个镜头：“尽荠麦青青”和满城的“废池乔木”。这些景物所引起的意绪，就是“犹厌言兵”。这是一种拟人的手法，赋予了无生命的事物以人所特有的思想感情。物犹如此，何况于人！人民对战争的痛恨与诅骂由此可知。“犹厌言兵”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他人累千万言，亦无此韵味”（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上片结句中，“清角吹寒”四字的“寒”字下得很好。寒意本来是天气给人的触觉感受，但词人不言天寒，而说“吹寒”，好像是凄清的角号之声把寒意“吹”出来似的。这就突出了人为的感情色彩。这里，词人听到的是清角悲吟，感受到的是寒气逼人，再联系到前面所看到的“荠麦青青”与“废池乔木”，完全是一幅有声有色、惨淡寥廓的图画。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交织在一起，统一在这座“空城”里。“都在”二字使一切景物联系在一起，同时化景物为情思，将景中情与情中景融为一体，来突出”《黍离》之悲”。 下片第三句：“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月亮原本就“无声”，也无冷暖之别，但姜夔却借助“通感”手法，“使本色之外，笔补造化”，让触觉感受“冷”与听觉感受“无声”互相挪移沟通，这就强化了读者对冷寂凋敝景象的感受性。这里的“冷月”、“无声”与上片“废池乔木，犹厌言兵”中的“厌”字，都是词人主观感受的联想、迁移，是移人情于物象的结果。这就增强了词的艺术感染力。上阕于叙事写景之中自带一片抒怀深情，下阂之抒情又多从侧面、虚处入笔，很具骚雅派特色。
姜夔词的艺术风格可以张炎所评的“清空”二字来概括。他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白石词如《疏影》、《暗香》、《扬州慢》……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
姜夔的词在南宋自成一家，历来备受推崇。张炎《词源》评为“古雅峭拔”，“读之使入神观飞越”；范成大说白石词“有裁云缝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声”；张炎说“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词源》）；陈郁《藏一话腴》也说白石“意到语工，不期高远而自高远”；戈载《宋七家词选》更称赞姜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词中之圣也”；王国维虽觉姜夔词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但也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人间词话》）。姜夔词风神潇洒，意度高远，仿佛有一种冷香逸气，令人挹之无尽；色泽素淡幽远，简洁醇雅，能给人以隐秀清虚之感；笔力疏峻跌宕，言情体物，善用健笔隽句，造成刚劲峭拔之风；讲究律度，多自制曲，格高韵响，谐婉动听。《灵芬馆词话》说他“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颇能道出白石词的独特个性。姜夔写作态度严谨，注重艺术琢练，精通乐理，作词刻意求工，反复雕琢，推敲字句，追求格律。其词风很受南宋晚期的骚雅派和清代浙派词人推崇。影响所及，当时就有史达祖、张炎、王沂孙、周密等，号为“姜派”词人。到了清代，朱彝尊倡导“浙派”词，更推姜夔为其宗师，姜夔在词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
姜夔也工于诗，写诗初学江西诗派，后又承受唐诗的影响而自出机杼，杨万里把他比为晚唐陆龟蒙，称其诗“有裁云缝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声”（《直斋书录解题》引）。白石诗或写跋涉川陆的奇险经历，如古体《昔游》；或写边疆民族的风俗习尚，如《契丹歌》，笔墨浑朴，章法开阖顿宕，写景状物较有气魄。七言绝句如《除夜自石湖归苕溪》、《湖上寓居杂咏》等，吟咏漂泊生活，描摹湖山胜景，琢句精妙，意境幽隽，韵格浏亮婉转，很有诗情画意。但其诗名为词名所掩。
13、生逢乱世佳作出——元好问
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宛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
——徐世隆
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
——（《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七月初八，卒于元宪宗蒙哥七年（公元1257年）九月初四日。太原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韩岩村人。元好问生活的时代，正是金元兴替之际，金朝由盛而衰被蒙古灭亡，蒙古本是金的臣属，崛起后征伐四方而灭掉金国。在这样大战乱大动荡的社会环境里，元好问也经历着国破家亡，流离逃难的痛苦煎熬。元好问是700多年前我国金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
元好问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文学家，在诗、词、文、曲、小说和文学批评方面均有造诣，诗歌成就尤高。今存诗1361首，内容丰富。部分诗篇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乱和百姓苦难。诗人善于用典型的场景、简洁的语言勾勒出国破家亡的惨状和时代的劫难，沉郁悲凉，追踪老杜，堪称一代史诗。其写景诗，意境清新，音韵浏亮，耐人玩味。好问诗体裁多样，七言是其所长。《金史》本传称：“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好问词今传377首，感慨兴亡、言情咏物、登临怀古、送别赠答，题材广泛。其词艺术上以苏、辛为典范，博采众长，兼有豪放、婉约诸种风格，当为金代词坛第一人。好问散曲，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具有开创性，存9首。《续夷坚志》为其笔记小说集，不乏优秀篇章。好问为金代文学批评之巨子，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体例所写《论诗绝句三十首》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颇大。好问所编金诗总集《中州集》（附金词总集《中州乐府》），为金代保存了可贵的文化资料。元好问还著有《遗山集》（40卷）。
元好问在文学上的最高成就还在于他的诗，其诗体裁多样，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绝、七言绝、五言律、七言律。诗的风格质朴沉郁，因他出仕时正是中原涂炭、铁马干戈的战乱年代，所以，他的诗多慷慨悲凉之作，有强烈的时代感，“奇崛而少雕刻，巧绮而谢绮丽”，以其独特的风格在金朝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被誉为一代宗师。他的诗描绘、抒发了诗人的忧国之情，战争带给人民的痛苦。其中“离乱”是元好问诗的重要题材，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元好问的诗歌创作与其诗歌理论相符，“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直配苏黄氏”。（郝经《遗山先生墓志铭》）特别是那些表现金亡前后的丧乱诗，内容充实，现实性强，感情饱满，风格沉郁，颇具老杜之风，其诗如：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生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岐阳三首》之二）
万里荆襄入战尘，汴州门外即荆榛。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乔木他年怀故国，野烟何处望行人。秋风不用吹华发，沧海横流要此身。《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之四）
这两首诗都悲愤虬结而深具力度，战争的巨大灾难给诗人带来的焦虑、痛苦以十分凝炼、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来。前一首所写的战事虽发生在岐阳（今陕西凤翔一带），诗人则处于今河南省境内，但金王朝已一蹶不振，这样的祸难也随时可以降临到诗人头上。所以，他对此实有切肤之痛，篇末的“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已经不仅是基于对战区民众的同情，更是从自己命运出发的悲嘶。后一首虽有“乔木他年怀故国”之句，流露出对金王朝的情愫，但其重点仍在显示战祸的惨酷。意谓汴梁（今河南开封）即将毁灭，只剩下乔木、野烟，再也没有行人了，与前一首中残阳空城的境界相仿。只是后一首还突出了对不能卫护国家的群臣的蔑视和对自己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的信心，较前一首的内容复杂；但无论哪一首都含有巨大的、感情的分量。这种浑厚、强烈的感情和由此导致的自然、丰富的想像，再配以高度的表现能力，就是元好问诗歌艺术成就的所在。
元好问文学成就的获得，与辽文学以来的、在中国北部文学中的任情率真的传统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元好问的诗歌创作中，已把辽文学以来的任情率真的特点与汉族在诗歌的艺术表现方面的积累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正因此，以元好问为代表的金代文学具有与宋代文学的不同特色，和元代文学（尤其是元杂剧）的联系也比宋代文学来得密切。这种特色使元好问自己的诗词受到了后人相当高的评价。赵翼说：“（遗山古体诗）构思菒渺，十步九折，愈折而意愈深，味愈隽，虽苏（轼）、陆（游）亦不及也。七言诗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 （《瓯北诗话》）况周颐评其词，则谓为“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蕙风词话》）。这些评价虽不尽确，但也足以说明他在文学史上曾有过不小的影响。
14、集诸儒之大成 授百代之精深——朱熹
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决不是偶然的。
——冯友兰
宋代是中国儒学的复兴时代。宋儒吸取了玄学、佛学、道教的思想成果，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再阐释、再创造，形成了被称为“道学”的新儒学，分化为“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在宋儒的众多著述中，影响最深广、最持久者，莫过于南宋理学家朱熹所撰的《四书集注》了。
朱熹，字元晦，改字仲晦，号晦庵，祖籍为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出生地是福建尤溪。其父名朱松，曾做过南宋朝廷的秘书官。他对汉高祖刘邦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撒尿一事感到有点寒心，就不再戴儒生的帽子了，对朱熹反而期望他长大以后能去打仗、守边关。但朱家长期受孔孟之道的熏陶，以儒学作为家教。朱熹10岁读《孟子》中的“圣人与我同类”一句时，非常高兴地决心学做圣人。最后，他父亲还是送他到书院读书。
绍兴十七年秋中举人，次年春登进士。淳熙八年十二月，任直秘阁受命巡视台州时，上书弹劾前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宰相王淮包庇，朱熹不畏权奸，连上书10次，终于罢免了唐仲友新任江西提刑官职。并上奏朝廷，指出当时南宋天下“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提出“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大政策。然而南宋皇帝昏庸无能，并未能采纳朱熹的良谏。
朱熹一生仕途坎坷，他以主要的精力从事著述和讲学。他利用任地方官的机会，先后复建白鹿书院，建立武夷精舍，重开岳麓书院，修设沧州精舍，对发展古代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朱熹的著述甚丰，有《近思录》、《诗集传》等，又有《朱文公文集》100卷、《朱子语类》140卷，而影响最大者则是《四书集注》。
所谓《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经过朱熹著《四书集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终于形成与“五经”同等重要的“四书”概念，“四书五经”成为儒家经典的总概括。
《四书集注》全称《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在不同时间完成的。在《四书集注》中，朱熹对这四部不同时代的儒学著作进行了精心编排，把它们解释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朱熹认为，人们读《四书》，必须“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这就是说，《四书》实际上是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各书之间有其内在的、不可逾越的逻辑联系。《大学》是进入这个体系的大门，《论语》奠定了这个体系的基本思想，《孟子》是对这个体系的展开和发挥，而《中庸》则蕴含着这个体系的精髓。人们只有按照这个顺序读《四书》，才能步步深入，登堂入室，领会儒家义理，获得孔门真传。但实际上，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精心设计的这个思想体系，并不是真正要恢复先秦儒学的本色与传统，而是依据他的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儒学经典，由此来阐发自己的理学体系。可以说，《四书集注》的主旨就在于以理学注《四书》，以《四书》论理学。
朱熹著《四书集注》，在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强调了“理”的意义，强调了人的精神境界和伦理道德的作用，强调了教化对人的改造和塑造的作用。在这里，他确实抓住并突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根本；另一方面，他在人的个体价值与类价值、物质利益与精神境界之间，又过分强调了类价值、精神境界，而忽视了个体价值、物质利益。他通过对儒家原典的解释，阐发了自己的思想，是对古代解释学的一大发展；他又把儒学原典视为不可超越的教条，把人们的思想局限在这些本本之中。
公元1313年，元仁宗皇帝下令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内容，以《四书集注》为官方解释和立论根据。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四书集注》作为官方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长达600年之久。
《四书集注》版本很多，现在容易找到的有《四书五经》宋元人注（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15、江西诗宗——黄庭坚
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逮也。
——陈师道《后山诗话》
黄山谷词，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办。惟故以生字、俚语侮弄世俗，若为金、元曲家滥觞。
——刘熙载《艺概》
黄庭坚自幼聪颖好学，5岁能背诵五经，7岁写过一首《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因此他的父亲黄庶非常喜爱他。他的舅父李常时常来黄家，随便从书架上取书一本查问黄庭坚，他能对答如流。李常为之惊奇，称他有“一日千里之功”。长大后，黄庭坚果然在文学上成就非凡，与张耒、秦观、晁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后来又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黄庭坚最重要的成就是诗。他在宋代影响颇大，开创了江西诗派，被江西诗派推为一祖（杜甫）三宗中的三宗之首。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自选诗集《严华疏》、《松风阁诗》、《幽兰赋》等。他又能词，遗作有《山谷集》。
文学史上一般是这么来记载黄庭坚生平的：
黄庭坚(1045年—1105年)，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其父黄庶是专学杜甫的诗人，舅父李常是藏书家。黄庭坚生长在文学空气浓厚的家庭，自幼好学，博览经史百家。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登进士第。曾入京编修《神宗实录》，《实录》修成，黄庭坚迁起居舍人。后遭诬枉，被贬涪州（今四川涪陵）、黔州（今四川彭水）等地，死于贬所。
虽然只是寥寥几笔，也可以让我们窥豹一斑，了解诗人的生平对我们理解诗人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会有所助益。尤其是这里提到的曾“遭诬枉”的经历，使得黄庭坚在文学观上主张“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在诗歌创作中多写个人生活，且谓诗歌不当有“散谤侵陵”的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为了避祸而自我抑制的因素。黄庭坚的文学主张呈矛盾状态。他有时过于强调继承，尤其强调读书查据，以故为新，“无一字无来处”，从前人现成的学问和诗句中“点铁成金”、“换骨夺胎”，强调“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7）。有时他又很强调创新和自成一家，说“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但不管继承还是创新，黄庭坚多把注意力放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忽视了社会生活这个创作的根本源泉，造成了“重流轻源”的根本缺欠。加之他明确反对以诗干政，反对以诗“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认为这样做是“怒邻骂座之为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从而使他的诗忽视了社会生活又减少了感情色彩，流入表现“不怨之怨”的温柔敦厚的诗风之中。
但由于黄庭坚胸襟旷达，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创作态度谨严，因而在诗歌创作上确能独树一帜，有鲜明的个性。黄庭坚的诗在艺术成就上虽称不上“本朝诗家宗祖”（《后村大全集》卷95），但他确实是一个极富“宋调”的作家。他存诗一千五六百首，内容丰富。其中写得最多最好的当是那些表现自我形象的作品，其次是品评艺术及咏物之作。也有少数作品接触到了北宋中晚期的社会生活。他的诗求深务奇，追求一种戛戛独造、生新瘦硬的意境和情韵。尚奇，成了后人对他的一致评价。他的尚奇虽也多表现在布局谋篇、使事炼调、修辞选韵等文学形式上，但终产生了一些格高意远、神兀气傲之作。如《登快阁》：“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既有杜甫的骨力，李白的豪劲，又有宋人特有的健朗，而造句炼意，尤其是第二、三联瘦硬奇崛，独具黄诗的本色。
黄庭坚还善于将“点铁成金”、“换骨夺胎”等理论运用于创作中，善于使事用典，广征博引，堪称以学问为诗的典型，其佳者也确实能“以故为新”，化腐朽为神奇，如《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烟藤。”全诗多处使用了《左传》及《史记》中的典故，但安排得非常自然，再加上“桃李”一联造语工新奇巧，确属佳作。但黄诗也有弄巧成拙，点金成铁者。
总的说来，黄庭坚生活视野不广，又过多地从技巧上下力，讲究用字有来处，力求以故为新，“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题意可诗后》），这就不免有晦涩生硬之弊，而一些学步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岁寒堂诗话》），变本加厉地发展了他的弱点。这就使江西诗风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讥评。王若虚说：“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滹南诗话》）这段话评议黄庭坚诗歌中的不是，是比较中肯的。
16、响当当的铜豌豆——关汉卿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窦娥冤》
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等他四下里皆瞧见，这就是咱苌弘化碧，望帝啼鹃。
——《窦娥冤》
在汉代戏曲史上，有一粒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那就是关汉卿。关汉卿的生平事迹后人所记不甚详，但单从本文题引中来自他的《窦娥冤》的两段话，即可见出他梗直、坚毅的性格与文风。关汉卿和他笔下的窦娥，都是有着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精神的人物，他们成为中国人精神文化史上无法绕过的丰碑。
关汉卿，元代杂剧作家，号已斋（一作一斋），大都（今北京市）人，又说祁州（在今河北）、解州（在今山西）人。约生于金末或元太宗时，贾仲明《录鬼簿》吊词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在元代剧坛上的地位。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个别作品是否出自关汉卿手笔，学术界尚有分歧。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我们着重介绍、评析他的《窦娥冤》。
《窦娥冤》写窦娥被无赖诬陷，又被官府错判斩刑的冤屈故事。全剧四折一楔子。剧情是：楚州贫儒窦天章因无钱进京赶考，无奈之下将幼女窦娥卖给蔡婆家为童养媳。窦娥婚后丈夫去世，婆媳相依为命。蔡婆外出讨债时遇到流氓张驴儿父子，被其胁迫。张驴儿企图霸占窦娥，见她不从便想毒死蔡婆以要挟窦娥，不料误毙其父。张驴儿诬告窦娥杀人，官府严刑逼讯婆媳二人，窦娥为救蔡婆自认杀人，被判斩刑。窦娥在临刑之时指天为誓，死后将血溅白练、六月降雪、大旱三年，以明己冤，后来果然都应验。三年后窦天章任廉访使至楚州，见窦娥鬼魂出现，于是重审此案，为窦娥申冤。
在《窦娥冤》中，县官是个小丑角色，好笑得很，糊涂得很，让人发谑。关汉卿在有关窦娥生死攸关的地方出现这样一个小丑人物，来决定窦娥的命运。县官一上场就自言贪爱钱财：“告状来的要金银。”当张驴儿等人跪时，他也跪，从衙役的话中得知，县官是向着来告状的张驴儿跪的，还说来告状的人是他的衣食父母。而后来窦娥申诉冤情，说的详详细细合情合理却不被理睬，而张驴儿言词张狂无甚道理却言听计从。由此看来，张驴儿应该在审讯之前已经行过贿。但为何关汉卿不将这一点直接写出来，而只露些蛛丝马迹，并且要那么搞笑地写来呢？这也许可以说真正展示了关汉卿的幽默本色。他让那些小丑式的表演在供人发谑之余，发挥它们独到的效果。作者将县官受贿妄判的可恨之事处理成可笑之事，在那些最可笑之处暴露事情的本来面目，让县官这种可恨人物变成弱智到成为被人取笑的笑料，从而更具有讽刺性与批判性。让浑话既展示了它的幽默本色，又与情节水乳交融，与主题暗流相和，这该是最成功的打浑方式。
所谓“无巧不成书”，给窦娥平反昭雪的清官是她的父亲，这就是一种为情节发展而设置的巧合。但似乎这种巧合恰到不是巧而是拙了，它把窦娥的形象冲淡了，把窦娥的精神罩了层影子：窦娥的亲生父亲能否做最公正的评判者？窦天章的出现，到底是一个主持公道者的身份？还是冤屈连及者的身份？作为窦娥的嫡亲亲人，谁能说他为窦娥说的好话是最能说服人的？他替窦娥平反，倒像是有替女儿复仇的嫌疑了。若设置一个局外人作为清官的身份出现，来重新审视这个案件，更能以冤案的揭露造成的旁人心灵的震撼来烘托窦娥的冤情，能让人对窦娥更加肃然起敬。但若转念一想，似乎作者有另一种考虑。作者让窦娥的案子放到她父亲的手中，来展示窦天章这一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窦天章一听女儿端云就是药死公公的窦娥，就大声斥责窦娥，重申三从四德，并声称要将她更加严厉地处置，丝毫不顾及亲子之情。但当得知窦娥原是因遵守三从四德而受冤，于是为她平反昭雪，且为她超度升天。这样就有了史书里时常标榜的“赏罚不避亲”的意味：即使是自己的亲人，若犯罪当然责罚，若应受奖也该公正地给予奖励。从而看出第四折不是纯为替窦娥平反昭雪而设，却也是为了展示理想官吏的品格而设。
虽然窦娥发表过怨天骂地的过激言辞，但她骂归骂，骂了依旧遵扬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变成了鬼也要维护自己不辱身份遵循道德的事实。作者写窦娥的对道德的恪守之余，再用窦天章写遵循道德，他们俩人的形象相叠，来加重一个主题：对遵奉封建道德的高洁志士的颂扬。由此可以推断出关汉卿有很强的道德观，他是一个将封建道德内化成自己的骨骼的人，却也叫人肃然起敬。
17、愿天下姻眷皆完聚——王实甫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飏飏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贾仲名《凌波仙》
在中国古代剧坛上，王实甫是元代杂剧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杂剧《西厢记》自问世以来，使无数青年男女为之倾倒、痴迷，就以爱情为题材的杂剧而言，《西厢记》可以说是一座巍巍丰碑。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生卒年月和经历因资料太少，难以确定。
根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等的记载，王实甫所作杂剧共14种，其中多数皆佚，全存的仅有《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各存曲一折的有《贩茶船》、《芙蓉亭》两种。此外，王实甫还创作过不少散曲，但流传极少。
《西厢记》的故事源于中唐诗人元稹的传奇《莺莺传》，许多文人骚客以这个故事为蓝本，创作了各种戏曲形式的作品。到元统一中国后，各种流行的戏曲、讲唱，在大都、杭州等地汇聚，南北戏曲得到交流，为王实甫写《西厢记》提供了可借鉴、创新的基础。他集中了前人的成果，经重新改造加工，创造了一部五本多折的连续演出的杂剧，使《西厢记》的内容形式臻于完美，成为一出千古绝唱。
《西厢记》通过张生和崔莺莺自由恋爱，在丫鬟红娘的帮助下，以执着的精神，战胜相国夫人阻挠破坏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期青年男女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勇敢地同门阀观念决裂，要求自由择配的强烈愿望，揭露了以崔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卫道者的虚伪，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婚姻理想。
作品着力塑造了莺莺、张生、红娘这几位典型形象。莺莺是一位温柔沉静的贵族少女，她貌若天仙，既有大家闺秀的贤淑，又有贵族少女的文才。然而礼教的约束下，尤其是包办婚姻的无奈，使她内心痛苦难言。在与张生自由恋爱，并与老夫人明争暗斗的过程中，她显示出了一个大家闺秀的矜持和稳重，以及可贵的反抗精神和对爱情的执著。
张生的形象也极富个性。他出生于没落的官宦家庭，在对莺莺的追求过程中，显示出多方面的个性，时而单纯得至于轻信，时而机敏，时而刚强……总之，忠诚、正直、正义是他性格的核心，可笑痴呆而又可爱，卤莽直率又令人可亲，从他身上，同样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青年的爱情理想。
红娘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奴婢形象。她聪明伶俐、富有正义感，她大胆支持崔、张的爱情活动，敢于对抗相国夫人，在“拷红”戏中，她的性格的闪光点全部迸发出来。在老夫人的拷问下，一方面迫于威势，将崔、张隐情如实相告，一方面强辩力争，以老夫人的言而无信为理由，反戈相击，显示出聪明的特点和侠肝义胆。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下层人民自发的冲击礼教的精神及美好品质，因而受到后世人们的交口称赞。
《西厢记》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是中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为明清以来的戏剧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王实甫善于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来展开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塑造人物形象；情节安排曲折复杂，全剧一波三折，波澜壮阔，而又一气呵成，结构完整，剧情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舞台生命力；作者善于描绘景物，制造氛围，抒情与写景统一和谐，心理刻画与环境渲染融为一体；作者对杂剧的体制也有所革新和创造，将杂剧一本四折、每折由一人唱到底的通例，改造为五本二十一折，且部分打破了一折一人唱到底的束缚，为杂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西厢记》具有广泛持久的影响。自它问世以来，就得到戏剧家、评论家的高度赞赏。明人都穆说“北词以《西厢记》为首”（《南濠诗话》），王世贞称《西厢记》为北曲的压卷之作，王骥德认为杂剧南戏之中“法与词两善其极，唯实甫《西厢》可当之”，称为“千古绝技”（《曲律》）。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在《焚书》中，对《西厢记》出神入化的艺术技巧发出由衷赞叹；清代戏曲家李渔更下了这样一个结论：“自由《西厢》而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闲情偶寄》）
对戏剧创作，《西厢记》也显示出超凡的影响。他开创的青年男女密约幽期，反抗家长专制，最后走向喜剧大团圆结局的模式，形成后世的一个基本套路。明清以来，以爱情为题材的戏剧受其影响，几乎是普遍的现象，即使爱情小说，如《红楼梦》也都不同程度地留有《西厢记》的某些印记，至于其他遍及天下的言情小说，受其才子佳人恋爱格局的影响，更是不胜枚举。
《西厢记》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而且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自19世纪末开始，《西厢记》就被翻译成拉丁文和英文，虽然是零折翻译，但毕竟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迄今为止，已经有多种文字的译本在各国出现。可见，《西厢记》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用一位日本汉学家的话说，它已“成为世界戏剧史上的伟大文学作品了”。
18、曲状元——马致远
万花丛中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四方海内皆谈羡。
——贾仲明《凌波仙》
马致远（约公元1250—1323年），其名不详，致远为字，号东篱。生卒年不详，只知其晚于关汉卿、白朴，而早于散曲家张可久。大都人，曾任江浙行省务官，生平事迹不详。从他的散曲作品中，约略可以知道，他年轻时热衷功名，有“佐国心，拿云手”的政治抱负，但一直没能实现，在经过了“二十年漂泊生涯”之后，他看透了人生的宠辱，遂有退隐林泉的念头，晚年过着“林间友”、“世外客”的闲适生活。马致远早年即参加了杂剧创作，加入过“书会”，与文士王伯成、李时中，艺人花李郎、红字李二都有交往，也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大家”之一。马致远从事杂剧创作的时间很长，名气也很大，有“曲状元”之誉。他的作品见于着录的有15种，今存《汉宫秋》、《荐福碑》、《岳阳楼》、《青衫泪》、《陈抟高卧》、《任风子》6种，另有《黄粱梦》，是他和几位艺人合作的。
《汉宫秋》是马致远早期的作品，也是马致远杂剧中最著名的一种，敷演王昭君出塞和亲故事。马致远的《汉宫秋》在传说的基础上再加虚构，突出了昭君出塞是在匈奴武力协迫下进行的构想，把王昭君与汉元帝之间的关系写成了爱情关系。在故事的结局处理上，他写王昭君未入匈奴境内而投江自杀，从而表现出昭君对祖国和故土的情感和眷恋。剧中把王昭君出塞的目的描述成为了汉室江山而和蕃，并借王昭君之口表现出她勇于承担大任的无私品质，赋予了王昭君以新的形像，歌颂了那种在民族矛盾中保持崇高气节的精神。
《汉宫秋》一改史书中昭君和亲的史实，将和亲故事放在了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历史背景下，使故事笼罩在浓重的悲剧气氛中。这种改变，反映了作为失意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作者，对蒙古统治的怨愤，借昭君故事来抒发誓不与元统治者合作的民族情绪。从这个思想内容来看，《汉宫秋》杂剧的产生和流传，是元灭金、灭宋的历史转折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与民族矛盾在戏曲舞台上的集中反映，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思想倾向。第四折写汉元帝在秋夜雁声中对昭君的思念，也渗入了作者对民族矛盾中许多人家破人亡的感慨。决定于作者的历史和阶级局限，他不可能理解历史上王昭君出塞和亲的积极意义，对汉元帝过于同情和美化，感伤情调也较浓。
《汉宫秋》曲词清丽潇洒，音律和谐华美，剧情婉转复杂，具有强烈的抒情性，文学艺术成就很高，取得了动人心弦的艺术效果。第三折通过深秋的萧瑟和深宫的冷落衬托离情别绪。第四折借长空孤雁的悲鸣，抒发元帝对王嫱（昭君）的怀念，都写得很动人。大段大段凄婉哀怨的唱词，表现出汉元帝对情人的无限思恋，把剧本的悲剧气氛渲染得愈加浓郁。这里在塑造戏剧人物的同时，也直接抒发了作者对历史变迁、人生无常的感受。
《荐福碑》也是马致远的早期剧作，写落魄书生张镐时运不济，一再倒霉，甚至荐福寺长老让他拓印庙中碑文，卖钱作进京赶考的盘缠，半夜里都会有雷电把碑文击毁。后时来运转，在范仲淹资助下考取状元，飞黄腾达。剧本通过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抨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中贤愚不分、是非颠倒的丑恶现像，间接地表白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思想感情。他在剧本中借主人公之口，讽刺和诅咒当时社会：“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涂越有了糊涂富。”
《青衫泪》是由白居易《琵琶行》敷演而成的爱情剧，虚构白居易与妓女裴兴奴的悲欢离合故事。
马致远写得最多的是“神仙道化”剧。这些剧作宣扬人生如梦，要人们正心诚意，修心养性，归隐山林，弃绝欲念，学仙修道。《岳阳楼》、《陈抟高卧》、《任风子》以及《黄粱梦》，都是演述全真教事迹，宣扬全真教教义的。这些道教神仙故事，主要倾向都是宣扬浮生若梦、富贵功名不足凭，要人们一空“人”“我”是非，摆脱家庭妻小在内的一切羁绊，在山林隐逸和寻仙访道中获得解脱与自由。剧中主张回避现实矛盾，反对人们为争取自身的现实利益而斗争，这是一种懦弱的悲观厌世的态度。但另一方面，剧中也对社会现状提出了批判，对以功名事业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提出了否定，把人生的“自适”放在更重要的地位，这也包涵着重视个体存在价值的意义，虽然作者未能找到实现个体价值的合理途径。
在众多的元杂剧作家中，马致远的创作最集中地表现了当代文人的内心矛盾和思想苦闷，并由此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与此相关联，马致远的剧作，写实的能力并不强，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怎么突出，戏剧冲突通常缺乏紧张性，而自我表现的成分却很多。马致远大多数杂剧的戏剧效果并不是很强。前人对他的杂剧评价很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剧中所抒发的人生情绪容易引起旧时代文人的共鸣，再就是语言艺术的高超。
马致远同时是撰写散曲的高手，是元代散曲大家，今存散曲约130多首，他的写景作如《秋思》，如诗如画，余韵无穷。他的叹世之作也能挥洒淋漓地表达情性，他在元代散曲作家中，被看做是“豪放”派的主将，他虽也有清婉的作品，但以疏宕宏放为主，他的语言熔诗词与口语为一炉，创造了曲的独特意境。
马致远的艺术才能得到后人很高的评价，元代后期的周德清尊马致远为四大家之一，明代的朱权更将马致远列于元曲家之首。总的来说，马致远擅长悲剧性的抒情，情调凄凉、悲愤，曲词老健、宏丽，是一位独具艺术特色的杂剧作家。
19、墙头马上道白朴
元人咏马嵬事无虑数十家，白仁甫《梧桐雨》剧为最。
——李调元
白朴（公元1226年—1306年），原名恒，字仁甫，后改名朴，字太素，号兰谷。祖籍澳州（今山西曲沃），后迁居真定（今河北正定），晚岁寓居金陵（今南京市）。其父白华，曾任金朝枢密院判官，又是著名文士。白朴出生时，金王朝已经在南宋和蒙古的两面夹击下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八九年后，为蒙古所灭。白朴幼年经历颠沛流离，母亲也死于战乱中，心灵饱受创伤，长大后又曾漂流于大江南北，看到了社会凋残山河破碎的情况，心情十分沉重。蒙古统治者的残暴掠夺，使白朴心灵上的伤痕难以平复，他对蒙古统治者充满了厌恶的情绪，兵荒马乱中母子相失，使他常有山川满目之叹，更感到为统治者效劳的可悲。因此，他放弃了官场名利的争逐，而以亡国遗民自适，以词赋为专门之业，用歌声宣泄自己胸中的郁积。
白朴出身于具有浓厚文学气氛的家庭，少年时又随著名诗人元好问学诗词古文，在传统的文人文学方面有相当好的素养。在元代，他是最早以文学世家的名士身份投身于戏剧创作的作家。历来评论元代杂剧，都称他与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为元杂剧四大家。他的剧作见于着录的有16种，完整留存的有《墙头马上》与《梧桐雨》两种。
《墙头马上》全名《裴少俊墙头马上》，是白朴最出色的剧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的喜剧，有着浓重的市民色彩。《墙头马上》与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合称为元人四大爱情剧。作品受白居易《新乐府·井底引银瓶》一诗的启发，剧中写裴少俊奉父命由长安去洛阳选买奇花异卉，骑马过李世杰花园，和李世杰女李千金隔墙以诗赠答。当晚私约后园，为李家乳妪撞见，二人遂私奔到长安，居裴家后花园7年，生一子一女。后被少俊父裴行俭发现，强令少俊休妻而留下子女。千金回到洛阳，父母亡故，在家守节。少俊中进士后，与李千金正式完婚。全剧结构严谨而情节变化合情合理。有些曲词本色通俗，真实生动，而且性格化。作品正面歌颂了青年男女对自由婚姻的合理要求和斗争，塑造了李千金的光辉形象。
李千金是剧中最重要和最具有个性的人物。她不但一开始就主动约裴少俊幽会，声称“既待要暗偷期，咱先有意，爱别人可舍了自己”，而且自始至终，都是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私奔行为辩护，用泼辣的语言回击裴尚书等人对于自己的指责。在“大团圆”的庆宴上，她还这样唱道：“只一个卓王孙气量卷江湖，卓文君美貌无如。他一时窃听求凰曲，异日同乘驷马车，也是他前生福。怎将我墙头马上，偏输却沽酒当垆。”她还一再地大胆表述对于满足情欲的要求，如刚出场的唱词：“我若还招得个风流女婿，怎肯教费工夫学画远山眉。宁可教银釭高照，锦帐低垂，菡萏花深鸳并宿，梧桐枝隐凤双栖。这千金良夜，一刻春宵，谁管我衾单枕独数更长，则这半床锦褥枉呼做鸳鸯被。”总之，通过李千金这一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剧本对自由的爱情、非礼的私奔、男女的情欲都作出率直坦露、毫无畏怯的肯定和赞美，比之《西厢记》更有一种勇敢的气派。这一人物形象与她的剧中身份实际是不相符的，在她身上，更多地表现出市井女子的性格和市民社会的市俗化的趣味。与这样的人物形象及思想情趣相适应，《墙头马上》的语言，以本色通俗、朴素生动为主要特点。
与《墙头马上》的世俗化倾向和本色的语言不同，白朴的另一剧作《梧桐雨》更多地表现出文人化的趣味，尤其以典雅优美、富于抒情诗特征的曲词著名。《梧桐雨》，全名《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取材于唐人陈鸿《长恨歌传》，标目取自白居易《长恨歌》“秋雨梧桐叶落时”诗句。剧中描写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杂剧前三折写李隆基自以为太平无事，宠幸杨贵妃，朝歌暮宴，无有虚日，导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掌羽衣曲”的安史之乱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的马嵬兵变，是通过舞台艺术形象表现封建王朝盛极而衰的历史过程的。第四折根据《长恨歌》“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诗意，写安史叛乱平定后，李隆基从西蜀回京，退居西宫，梦见杨贵妃在长生殿设宴，请他赴席，梨园子弟正准备演出，被窗外一阵阵梧桐上的雨声惊醒。全剧以李、杨爱情为主线反映了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及唐王朝由盛至衰的过程。
《梧桐雨》的抒情气氛特别浓郁，并通过大量化用古典诗词的意境、意象，把语言写得非常华美。尤其是第四折，全部23支曲子几乎都是唐明皇的内心独白，写他的忆旧、伤逝、相思、愧悔、孤独、哀愁等种种心情，是全剧最精彩的部分。其中后13支曲子，通过对秋雨梧桐的描写，反复地以凄凉萧瑟的环境与人物的心境相互映照，彼此交融，获得强烈的抒情效果。这里仅取最后一曲《黄钟煞》的末节为例：
斟量来这一宵，雨和人紧厮熬。伴铜壶点点敲，雨更多泪不少。雨湿寒梢，泪染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
在《梧桐雨》里，白朴把梧桐与杨、李的悲欢离合联系起来。李隆基对着梧桐回忆：“当初妃子舞翠盘时，在此树下；寡人与妃子盟誓时，亦对此树；今日梦境相寻，又被它惊觉了。”这点明了梧桐在整个剧本艺术构思中的作用。在我国的诗文中，梧桐的形象，本身即包含着伤悼、孤独、寂寞的意蕴。白朴让梧桐作为世事变幻的见证，让雨湿寒梢、高敲愁助恨的景象，搅动了沉淀在人们意识中的凄怨感受，从而使剧本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加上作者以10多支曲子，细致地描绘李隆基哀伤的心境；沉痛伤悲的语言，也使人荡气回肠，更能透过人物的遭遇感受到江山满眼、人事已非的怆痛。可以说，《梧桐雨》的戏剧冲突生动跌宕，笔墨酣畅优美，而构筑的意境则深沉含蓄。浓重的抒情性以及醇厚的诗味，使这部历史剧成为元代文坛的一树奇花。
另外，白朴的词流传至今100余首，内容大抵是叹世、咏景和闺怨之作，艺术上以清丽见长。他的“叹世”、“写景”之作，如〔沉醉东风〕《渔夫》、〔寄生草〕《劝饮》、〔天净沙〕《春、夏、秋、冬》等曲，俊爽高远，以情写景，情景交融。闺情作品以〔仙吕·点绛唇〕散套为其代表作，文词秀丽工整。还有一些小令吸收民间情歌特点，显得清新活泼。白朴的词作，在他生前就已编订成集，名曰《天籁集》。他的词作，承袭元好问长短句的格调，跌宕沉详，天然古朴。
20、曲词最甚的杂剧家——郑光祖
其词出语不凡，若咳唾落乎九天，临风生珠玉，诚杰作也。
——朱权《太和正音谱》
郑德辉清丽芋绵，自成馨逸，不失为第一流。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倩女离魂》的电影曾一拍再拍，一播再播，前些日子，《倩女离魂》的电视连续剧也播得如火如荼，再加上最近卡通版《小倩》的出现，相信不知道《倩女离魂》这个故事的人是少之又少，可是，也许大多数的人却并不知道这个故事来自何处。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唐人陈玄佑的传奇《离魂记》中，最终成形于郑光祖的杂剧《倩女离魂》，我们现在所拍的电影、电视剧都是在郑光祖的杂剧剧本的基础上改编的。除了《倩女离魂》以外，郑光祖还有很多有趣的杂剧流传下来，接下来我们就对郑光祖其人其作品进行详细的了解。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县）人，生卒年不详。他是元代后期的一位著名的剧作家，与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在元代后期的杂剧作家中，他的活动时期较长，作品流传甚广。有关郑光祖的生平事迹没有留下多少记载，从钟嗣成《录鬼簿》中，我们知道他早年习儒为业，后来补授杭州路为吏，因而南居。他“为人方直”，不善与官场人物相交往，因此，官场诸公很瞧不起他。可以想见，他的官场生活是很艰难的。杭州的美丽风景，和那里的伶人歌女，不断地触发着他的感情，使本来颇具文学才情的他开始了杂剧创作。
据文学戏剧界的学者考证，郑光祖一生写过18种杂剧剧本，流传于世者8种，仅留残曲者1种。从流传下来的8个剧目看，《辅成王周公摄政》、《立成汤伊尹耕莘》、《钟离春智勇定齐》、《虎牢关三战吕布》、《程咬金斧劈老君堂》等5个剧目，写的是历史故事，《迷青琐倩女离魂》、《梅香翰林风月》写的是爱情故事，《醉思乡王粲登楼》则写的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穷困潦倒、怀才不遇的故事。作品题材范围之广，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与同期作家相比，他居首位。他的作品大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闪烁着璀璨的艺术光彩。
《迷青琐倩女离魂》简称《倩女离魂》，是郑光祖的代表作，也是元后期杂剧中最优秀的作品。剧情大略是这样：王文举和张倩女原是“指腹为亲”的未婚夫妻。倩女的母亲嫌文举功名未就，不许他与倩女成婚。文举上京应试后，倩女相思成疾，致灵魂离开躯体，追赶文举赴京。文举得官后和倩女回到家中，她的灵魂和那卧病在床的躯体又合而为一，一家遂欢宴成亲。这一剧作不仅情节离奇，而且在离奇的情节中表现了较为深刻的内涵。在根本上，它指出了人的天然情感的不可抑制，正如倩女所唱的“你不拘箝我可倒不想，你把我越间阻越思量”，伸张了人们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
在艺术描写方面，《倩女离魂》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息，笔墨细腻但并不感纤巧，文词精美却不显雕琢。第三折写倩女卧病相思，自怜自叹的曲子《普天乐》，把诗词的意境同剧中人物的心情结合起来，用了活脱语言写出，清丽而流动，柔情婉转，哀怨动人：
想鬼病最关心，似宿酒迷春睡。绕晴雪杨花陌上，趁东风燕子楼西。抛闪杀我年少人，辜负了这韶华日。早是离愁添萦系，更那堪景物狼藉。愁心惊一声鸟啼，薄命趁一春事已，香魂逐一片花飞。
《倩女离魂》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受到《西厢记》的启发。这些曲辞接受婉约派词家的影响较多，它写出封建社会青年女子内心的幽怨，使《倩女离魂》成为具有独特成就的爱情剧，对后来汤显祖的《牡丹亭》有相当影响。
和《倩女离魂》同一类型的《刍梅香》，写诗人白乐天的弟弟白敏中和晋国公裴度的女儿裴少蛮的恋爱故事，情节全属虚构。作者是模拟《西厢记》写成的。全剧所表现的思想倾向远不如《西厢记》的鲜明。在主角婢女樊素的唱词和说白中之乎者也，引经据典，带有更多封建文人的气味。剧中某些曲词虽然比较优美，但缺点是过于典雅、工整，缺少生活气息。
郑光祖的《王粲登楼》是根据王粲《登楼赋》虚构而成的，在王粲落魄荆州，登楼作赋的场面中，抒发了游子飘零，怀才不遇的感情。
雕檐外红日低，画栋畔彩云飞。十二栏干、栏干在天外倚。（许达云）这里望中原，可也远。（正末唱）我这里望中原，思故里，不由我感叹酸嘶。（带云）看了这秋江呵，（唱）越搅的我这一片乡心碎。
——第三折《迎仙客》
泪眼盼秋水长天远际，归心似落霞孤鹜齐飞。则我这襄阳倦客苦思归。我这里凭栏望，母亲那里倚门悲。（许达云）仲宣，既然如此感怀，何不早归故里。（正末云）吾兄，怕不说的是哩。（唱）乍奈我身贫归未得。
——第三折《红绣鞋》
这些曲文中所流露的流落他乡的感慨，特别容易引起封建时代失意的文士的共鸣。明清以来，许多写文人轶事的杂剧，有不少是受到它的影响的。
此外，他还有5个取材历史故事的杂剧，以《智勇定齐》为较有特色。它写无盐的采桑女钟离春，貌奇丑，但有超人的智慧和胆识。齐公子以其贤，纳为后。在她的辅助下，齐国大治，战胜了秦燕，被尊为上国。作品歌颂了封建社会中一个抵御外敌侵略的巾帼英雄，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郑光祖杂剧在曲词方面显示了不凡的功力。后人论元曲，因此将他置于关、白、马之上，这虽然不合理，但说明他在元曲中的地位确实是很重要的。
21、多少春秋，总上心头——纪君祥
辄慕周勃安刘之计，庶几程婴存赵之忠。
——汪藻《宋高宗登基之表章》
英雄未死心为碎，父老相逢鼻欲辛。夜读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沾巾！
——文天祥《无锡》
2003年岁末，人民艺术剧院与国家话剧院同时将“赵氏孤儿”这一故事搬上了话剧舞台，两位导演对于这一故事作出了各自的当代阐释，在观众中引起相当反响，各种意见与争论随之而起，《读书》杂志还专门就之进行了座谈，集成《多少春秋，总上心头》的座谈纪录。而《赵氏孤儿》的魅力并不限此时此地，《赵》剧早在1735年就被译成法文，法国伏尔泰由之取材写了一部《中国孤儿》，公演之后，轰动了整个巴黎。德国诗人歌德也曾将它改编为《埃尔佩诺》，而意大利作家P·梅塔斯塔齐奥将之改编为《中国英雄》。这一部名闻内外，影响甚至盖过《红楼梦》的戏剧究竟写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赵氏孤儿》的故事最早出现于《左传》和《史记·赵世家》，元杂剧作家纪君祥将之写成杂剧《赵氏孤儿》之后风靡一时。纪君祥，一作纪天祥，大都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杂剧6种，现仅存《赵氏孤儿》一种，明朱权评其剧作的风格为“雪里梅花”（《太和正音谱》）。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演述春秋晋灵公时赵盾与屠岸贾两个家族的矛盾斗争，主要是根据《史记·赵世家》以及刘向的《新序》、《说苑》所记载的历史故事敷演而成。
《赵氏孤儿》的剧情是忠良赵盾满门被权奸屠岸贾抄斩，赵盾之子赵朔为驸马，被逼自杀，公主亦被囚禁并在此时生下赵氏孤儿，然后围绕孤儿命运展开一系列的斗争。为报平日的知遇之恩，门客程婴将孤儿偷带出宫，却被奉屠岸贾之命把守宫门的韩厥发现，但韩厥不愿献孤儿以图荣进，遂放走程婴，自刎而死以取信于屠岸贾。继而屠岸贾下令杀死全国出生1个月至半岁的婴儿，程婴与赵盾友人公孙杵臼商量，以自己的儿子冒充赵氏孤儿，然后出面揭发公孙收藏了孤儿。公孙与程婴之子被害，赵氏孤儿得以保全。20年后，孤儿长大成人，程婴向他说明真相，晋悼公即位，孤儿在大臣魏绛的帮助下，灭尽屠家，报仇雪恨。
该剧通过屠岸贾的搜孤与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的托孤、救孤、抚孤和复孤，既表现了屠岸贾的凶残与奸诈，又突出了程婴等的义烈与自我牺牲，构成一部表现忠臣义士和权奸斗争的壮烈悲剧。把历史上一些重大政治斗争的原因解释为“忠”与“奸”的对立，这当然是简单化的，此外强烈的家族复仇意识在剧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在表现这种复仇意识时，作者又强调了弱者对于残暴势力压迫的反抗。屠岸贾杀绝赵氏一门300余口，又为了斩草除根而准备杀尽晋国所有婴儿，这为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的自我牺牲提供了较之单纯的“忠”更具人情味的道义根据。包括韩厥决定放走程婴和所携赵氏孤儿时的一段唱词，“子见他腮脸上泪成痕，口角内乳食喷，子转的一双小眼将人认。紧帮帮匣子内束着腰身，低矮矮怎舒伸”，也表达了对无辜的弱小者的同情。因而，他们或杀身成仁、或忍辱负重以实现其自觉承担使命的行为，便有了人格完成的意义和崇高的悲剧美感。而剧中程婴的行为，基本的出发点是报答赵朔的平日优遇之恩，这也很容易为统治者所用，以激励臣民为王朝尽忠守节。宋代一再为程婴、公孙杵臼和韩厥修祠立庙、加封爵号，正是出于这种目的。这些特点，对后来写“忠奸斗争”的戏剧有较大的影响。
1754年，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把它改编为歌剧《中国孤儿》，并注明“五幕孔子的伦理”。这部剧作确实歌颂了中国的传统道德，但应该注意到，它吸引人的地方还有剧中人物在道德完成中所表现出的人格力量。譬如：屠岸贾让程婴棒打公孙杵臼一慕，写得惊心动魄，程婴与公孙两人的自我牺牲，那种前赴后继的复仇精神，屠岸贾的阴险狡猾，表现得淋漓尽致：
（屠岸贾云）程婴，你不行杖，敢怕指攀出你么？（程婴云）元帅，小人行杖便了。（做拿杖子打科）（屠岸贾云）程婴，我见你把棍子拣了又拣，只拣着那细棍子，敢怕打得他疼了，要指攀下你来。（程婴云者）我就拿大棍子打者。（屠岸贾云）住者！你头里只拣着那细棍子打，如今你却拿起大棍子来，三两下打死了呵，你就做得个死无招对。（程婴云）着我那细棍子又不是，拿大棍子又不是，好着我两下做人难也。（屠岸贾云）程婴，这只拿中等棍子打。公孙杵臼老匹夫，你可知道行杖的就是程婴么？
虽然并未过多直接描写程婴的心理活动，但是从俩人的对话中看出程婴极为复杂、难堪的心绪，还有屠岸贾的奸诈和步步紧逼。而公孙杵臼的沉默则显示出他对为救孤而自我牺牲的计划的忠诚。从这些细节处使人物的人格力量与形象特色凸显了出来。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对历史材料进行了加工，作了很多改动，使得故事在结构上显得精巧紧凑。在这些改动中，至关重要的两处是把他人的婴儿变成程婴自己的儿子，另一处是让屠岸贾将赵氏孤儿纳为义子。这种改动使得剧中的3个主要人物程婴、屠岸贾、赵氏孤儿的关系之间充满了张力。在这样的情势下，戏剧冲突尖锐激烈，矛盾连续不断，层层迭进，气氛始终紧张而扣人心弦，戏剧效果特别强烈。
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