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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大字钱的识别与文化品读 半个文人 众人议论契丹泉， 你未讲罢我复言。 不过区区四文字， 何以纵谈几十年？ ［关键字］契丹大字钱、真假识别的方法、《辽史.食货志》。 其序： 读书之余我们浏览了几篇文科学子的文章，觉得很有意思：有的人似乎忙于研究[注1①]，有的人似乎忙于文化总结[注1②③]，还有一些人在不时地讨论[注1④⑤⑥⑦⑧]。讨论的文章有的词语比较激烈[注1④⑤⑥⑧]有的措词比较含蓄[注1⑦]，其间“抑扬顿挫、悬梁绕曲”之音很是奇妙，争论的对象却不过是一枚小小的辽钱、四个契丹大字而已。学生泛泛地翻阅了两本相关的论文集[注1⑨⑩]，发现参与的人还颇多、研究的时间也比较长，参与者中不乏一些的名家以及权威级的人物，可是至今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结论。基于本人掌握着一点辽代的流通货币资料，觉得有些个人的想法需要谈一谈。当然学生的认识角度以及观点看法与目前的某些专家、学者迥异，本人也不知道是对、是错，而人又实在有些的执迷不悟，就算是抛砖引玉，博取众位方家一笑罢了。真心希望能够得到这方面专家、学者点拨一、二，指点一下学途迷津。 正文： 一、契丹大字压（厌）胜钱： 通过读书[注2①②]我们了解：辽钱主要分为三类“流通货币、冥币以及契丹文字钱”。契丹文字钱又分为“大字、小字”两种（图1--4），其中契丹大字的钱文字（图9图10）释读结果有多种：“天赞五万、天朝万岁、天朝万顺、天顺钞万（天顺万钞）、天神千万（天神万千）”[注2③④⑤⑥]。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插入一下，这就是关于人类认识的问题：“大多数的人可能认为，博物馆收藏的‘古代实物’就一定是真品（图5图9图10），以为‘这样的实物’经过众多的专家学者鉴定与认可，应该没有丝毫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错误认识观点。我们说人类对于世界万物的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随着时间的不断变化，人的认识也会发生一些的改变，这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进步的东西。类似的观点我们从刘风翥、戴志强两位先生的文章中[注2⑦]可以略窥一、二，还可以从即时、爱新觉罗.乌拉熙春两位先生的文章中[注2⑧⑨]读出类似的意思。我们在文章中插入这样的内容并且这样说的目的是：关于银质契丹大字钱的性质定位问题，即，它是“流通货币”而不是“厌胜币”[注2⑨]。
阅读王晴、刘风翥两位先生的文章我们发现：“银质契丹大字钱”并非是考古学上的实物发现，而是如同我们普通收藏爱好者收集到的古钱一样，有着“不清不楚的身份来源”[注3①②]。虽然此枚钱币（图9）发现与收藏的时间相对较早，但是这样的“出土实物”根本没有相应的“旁证”，完全属于孤品，就是说缺少“能够证明实物为真的证据”。事实上这样的钱币（图9）出现时间可以说既不太早也不太晚，这是因为在更早的时间就有类似的铜质钱（图5—8）出现[注3③④⑤⑥]，虽然说当初发现的实物现在有的已经遗失，但是钱币的拓片还在。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此枚银质契丹大字钱的发现地点。虽然它（图9）的发现地点是在辽代的故地，但是实际发现的地点距离上京遗址似乎还有些远。钱币收藏爱好者或者是文物研究者都应该了解一些收藏史，所谓“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我们说，正是由于文物的极度稀少、不可再生性以及交易价格的高昂，必然会伴随着一些道德品质败坏的小人、文物的造假者出现，这是历次的收藏热潮中都不可能避免的事。因此对于这样的可能“出土物”（图9）进行真假判断的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它的判断结果正确与否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继续研究的成果正确与否具有重大的作用影响[注3⑦]。 另外我们讲，从契丹大字钱发现的时间早晚顺序上来讲，最早的实物发现是周肇祥的藏品（图5），其次才是金启孮和贾庆林两位先生的收藏（图6--8），最后的发现才是银质契丹大字钱（图9）。另外我们又找到了近年的新发现、墓葬冥钱（图10），以及卫月望先生（1923—1994年）未出版的书籍记录（图11--13）以及马定祥先生的收藏（图14图15）。我们发现，卫月望先生提供的为手绘图片（图11--13），代表了当时的时代特征；马定祥先生的实物收藏（图14图15）背部平坦，这是先秦、秦朝钱币学文化的特征。
我们从这几枚（图5--15）不同材质的契丹大字钱资料介绍中，发现有几项不确定因素：“钱币的大小、外廓的宽窄；钱文字的排布顺序”以及它们（图5--15）的共同特点“铸工粗糙、钱文字‘工匠书’、‘材质的特异性’以及‘孤证的问题’”。我们说，这些的现象都是与流通货币的特征不符的。因此当初学术界对于这枚银质契丹大字钱的性质定位为“厌胜钱”、“非流通货币”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考虑。持有“厌胜币”观点的人很多，不只刘风翥先生一人[注3⑧]。同时我们发现刘风翥等诸位先生对“银质契丹大字钱钱文的释读研究工作”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观点看法[注3⑨]。 进一步阅读时我们发现，刘风翥先生的文章中有两处不太严谨的地方[注4①②]：一个是银质契丹大字钱的直径（六厘米、四厘米），另一个是“压胜钱”的性质定位问题[注4③]。关于银质契丹大字的直径，我们在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先生的文章以及文章注节中[注4④⑤]同样发现了两个不同的数据：（4公分、3.5厘米）；同时我们发现：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先生介绍的“银质契丹大字钱”厚度（0.2公分、廓厚0.4厘米）以及重量（18克）又与刘风翥先生提供的数据（厚不足2毫米、重21克）还是不同。这样的数据内容真的令我们这些后人学子有些措手不及，心里不仅产生了一丝小小的遗憾，这是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谁家提供的数据正确，而这样的问题却是我们的学者做学问、进行学术研究中再简单不过的一件小事。考虑到目前学术界发现的不同材质契丹大字钱特征、拙作文章[注4⑥]以及刘蒲江先生的思虑[注4⑦]，似乎略解一、二。 我们发现刘风翥先生定义银质契丹大字钱为“压胜币”的依据主要有两条：“其中的一条是契丹大字钱的罕见性及稀缺性，另一条是契丹大字钱的直径”。我们说文物的稀缺性是一些珍稀品古钱的共同特点，比如钱币学家说的“古钱五十珍”即是；对于另外的一条，由于涉及到银质契丹大字钱的直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无法掌握并理解谁家提供的哪条数据是真实可靠的，所以在这里不敢妄言[注4⑧]。 二、契丹大字流通货币、神册万（通）宝： 姑且不说这些，既然诸位先生文章中都提到了契丹大字钱为“压（厌）胜钱”的问题，那么有人不仅要问：契丹大字钱是否有“流通货币”存在？我们说可能还是有的，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了四枚（图16--19）。
观察这四枚可能的古代货币[注5①]，我们发现了这样的特征存在：“铸工十分地精美，底章以及边廓等各种铸造学特征完全一致”；另外“钱文字的笔画结构布局”以及“书法风格”等内在品质特征也完全一致。我们比较了其中的两枚（图16图17），大小完全一致（3.5厘米）并且完全符合流通货币的特征要求[注5②]。四枚古钱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图16--19）？“钱币的表面颜色”以及“磨损程度”。“这样的不同着装”代表着“实物来源地点的不同、经历来源的过程以及岁月遗留的痕迹不同”；同时“这样的不同着装”表明了它们的材质是一致的、“青铜”。这样的特征完全解决了学术界当前的诸多疑惑，包括“契丹大字钱的真假”鉴定标准、“孤证”的问题以及“银质契丹大字钱”性质判定的问题等[注5③]。这样的特征完全符合古代“流通货币”的各种要求；钱文字已经经过刘风翥等诸位先生证明，为“契丹大字”；“契丹大字”是辽代的信宁等人依据当时的社会环境、以汉字为“字源”创造出来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字[注5④⑤⑥⑦]。因此种种，我们说这样的古钱（图16--19）才最有可能是真正的辽代流通货币。 关于我们提供的“铜质契丹大字钱”（图16--19）是否是真正的古代流通货币，除了从铸工、钱文字上进行粗略判断以外，还因为它的各方面特征比银质厌胜币（图9）更加精美。因此我们猜测“以一个权力政府的能力，‘生产的产品质量’（图16--19）无论在哪一方面（生产技术、产品检验的标准）都应该比私人铸造的产品（图5--15）高上那么一筹”。道理很简单，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社会都普遍适用；同时我们想到，文物的造假者正是因为知识的浅薄以及经济实力的相对弱小才铤而走险进行造假的，因此，他们铸造的假钱与政府铸造的流通货币相比必然会在各个方面相差很多。 大家知道唐朝的书法家欧阳询[注5⑧]率先以楷书书写钱文字（图20），从此楷书流行于古代货币的钱文（图21图22），而辽代正是处于这样的敏感时间段上；楷书钱文字（图16--19）完全符合这样的时代风气。关于书中提到的钱文字流俗读法（图21），我们发现这正是辽钱的特征[注5⑨]；此时我们发现，好像有些人对《钱币学》的基础知识一无所知[注5⑩]。
三、我的一点困惑、一点思索： 让人不能理解的是：我们提供的实物（图16--19）钱文字“万”的写法是简体字“万”的基础上再加上那么一点（图23）、与“横折弯勾”的“一横”笔画并不相接，更与学术界掌握的“上穷碧落”文字资料（图5--15）以及考古学家“下及黄泉”找到的文字资料、“万”（图9图10）字完全不同；又与辽钱“千秋万岁背国太仁安”的钱文字“万”（图24）不同；还与另外两种辽钱“千秋万岁”的钱文字“万”不同（图25图26）。我们实在是不理解，金、银、铜质的契丹大字钱（图5图9图10）为什么铸工如此拙劣，钱文字总是“工匠书”？并且“不同地区的工匠”为什么总是在刻意模仿某个“文化工人”的钱文字？我们还不理解，史书文献上没有记录古代的工匠是否有文化、会写字、尤其是能够掌握辽代的契丹大字？而我们的考古学家总能找到这样的钱币（图5图9图10图14图15）？我们疑惑，辽代的学者信宁创造完了契丹大字后是否绝笔不再写字？而辽代的工匠完全继承了契丹大字文化传承？我们还疑惑，为什么“辽代的工匠”要改变契丹大字钱文字的写法（图23）、换上另外一个字（图27--34）？有人可能说“辽代的工匠”会写契丹大字、并举出这样的例子（图5—15）。那么为什么这样的钱文字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排布顺序（图9图10）？大家知道钱文字的颠倒顺序写法，很可能意味着这里（图9图10）存在着一枚假钱。还有学者说，契丹文字是掌握在辽代的最高层手中，那么这样的学者书写的水平究竟如何呢？观察这样的流通货币钱文字（图16--19），我们不得而知。
关于这样的实物（图16--19）以及我们的认识、思考方法、鉴定的结论是否正确，我想，还真有待于我们的专家学者好好地研究、讨论，毕竟他们的“文化知识比较深厚”而且又“见多识广”，而学生却“避居山野”，到底有些孤陋寡闻。当然，某些收藏家、鉴定家“术业有专攻”，他们总会“以锈色以及总结的钱币特征‘极其巧妙’地识别出‘古钱币的真假’”；并且还具备某种特异功能、“先知先觉”，能够预先知道“古人”在“当时”铸造的某种货币数量多少，某某古钱是否是样币、是否是孤品，“理由”很充分、有着太多的文化与收藏、考古经验；而学生对此却是不敢苟同，也从来不以锈色识别古钱的真假。虽然说，书生当初也学过那么几天化学，知道一点锈色制造的方法，可是到底还是实验室方面的理论，没有这方面的实践、操作经验，与诸位从事的行业实在不同，这可能就是人们常说的“隔行如隔山”的道理吧。 我到是听说过这样的类似故事：某某钱币收藏大家十分痴迷，心醉于某种珍稀古钱而不能自拔、期望值太高，日之所思夜之所想，“为伊消得人憔悴”，在百寻不可得的情况下，万般无奈找人制作那么一枚（按图仿造），以解老怀。一时高兴，展示一下，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如果再有一点学问，做上一篇惊世骇俗的文章，妄图史上留名，达到“名利双收”。只是这种“善行”、“旁门左道”实在是苦了一些当代民众以及我们的后代子孙，由于过分地迷信这位“大家”的一言一行、唯命是听，把那“杜威、赫胥黎的思想”抛诸于九天云外，更不用说顾颉刚的《古史辩》理论精华，就此误读、误学一生。 我们发现某个契丹文字学家在极力否定钱币学家郑家相的理论《辽钱考》内容的同时，考古学家总是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傅斯年先生“下及黄泉”的理论及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在辽代的故地、“有意无意中”发现、挖掘出或地下或窖藏或墓葬的旧物，或多或少地找出点辽钱，其特点不外是“铸工低劣、钱文字‘工匠书’且为‘孤品’”。随后一些地方的钱币收藏大家就能收集到相应的“珍稀辽钱”证明一番，“恰好”符合某专家总结的“辽钱特征规律”，并且与书中的拓片完全相符（按图仿造）。据此，某些专家学者众口同音，一致认定这样的古钱为真（图5—15），就此把个辽人骂个狗血喷头，恨不得把契丹民族描绘成原始部落，一雪“靖康之耻”，报了那“千年血海深仇”，完全不顾及这样的行为是否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产生不良的文化影响。 而“无知的我们”却时不时地在辽代故地、“不合适宜地”找到一些这样的“假钱、地摊货”、完全符合一个政府流通货币的特征要求“铸工精美、钱文字的书法精彩纷呈”，继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各种书体文化，补充了钱币史、文字史、书法史、金属史的资料、证明了《辽史》记录的相关内容，“契丹民族全面学习汉族的文化”。透过这样的钱币我们发现，契丹民族的铸币比那唐宋两朝更胜一筹；完全可以与“西夏、金、元”朝的流通货币一较高下、争雌争雄。 基于以上几方面的考虑，我们认为这样的铜钱（图16--19）才是真正的古代遗留。另外，关于这枚铜质契丹大字钱的钱文字汉文释读，我们认为“神册万（通）宝”比较好一些[注5⑩]，虽然依据有些不足，但是听着还挺顺流，并且符合唐宋时期流通货币钱文的命名规律：即，国号（年号）+元（通、重）宝的形式。因为目前我们发现及未发现的“辽代流通货币”都是遵循着这样的年号钱规律，当然了，不只是小平钱大钱也有，如“咸雍通宝、天禄通宝”。当然了，这样的钱币我们的契丹文字学家、考古学家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些不太相信；可是如若某天心血来潮，也可能会在内蒙古的某处，辽代的故地再挖出那么一、两枚，当然了，一定还会伴随着大量的唐宋钱等其它证明，同时挖出的“咸雍通宝、天禄通宝”铸工一定还是铸工拙劣、钱文字“工匠书”，与目前学者的文化总结、权威理论相符。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使他们归纳总结的学科理论坚持长久、立于不败之地。面对这样的学院派著名专家学者，我想，他们一定不会把马克思的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的思想（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放在眼里，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的理论、思想似乎是早已过时了。由此我们透过目前的学术浮躁，看穿了金钱、学术之间的利益链条、好像很紧密，尤其在收藏、拍卖行业。对于这样的学院派学者、本本理论、我无话可说，怕了。不能为我的国家回答这样的挑衅性文章了（《戳穿中国是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荒谬骗局》），只能就此归还本人所破解并执掌的《古钱学》文化之辽史资料于我国学术界，希望史学家能好好地珍稀来之不易的资料、弥补《辽史.食货志》内容；同时希望我们的考古学家下次再应用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王国维（二重证据法）、陈寅恪[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三位先生的理论时，动上那么一点脑筋，在地下挖出好一点的辽钱、不要只是在内蒙古地区、辽代的故地附近一味的挖，也到其它地区看看,因为货币是流通的，全国各地应该都有。真心地希望你们今后的考古获得不要让国人再次失望，从而使我国的《辽史》文化研究真正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一较高下；而不是困惑于国内、偷偷摸摸地在地下“接鬼”，并把这样的“高难技术”传递给我们可怜的后代学者、炎黄子孙。 月下独酌是小生 2011年6月20日草书于春城 2011年7月20日夜修改于春城 2011年8月17日修改完毕。 主要参阅书籍文章： 注1： ①杨鲁安《辽钱书体择微》。 ②戴志强《也谈辽钱及辽钱研究》，《中国钱币》1994年第1期。
③戴志强《读李卫‘辽金钱币’有感》，《中国钱币》2010年02期 ④刘风翥《契丹大字银钱和辽钱上限问题》，《辽钱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内蒙古钱币学会《辽代货币论文选集》。 ⑤陈乃雄《关于辽代钱币契丹字的释读情况》、《契丹字钱性质探》、《契丹字钱币考》、《契丹字钱辩》。 ⑥即实《“万钞”谁见，丹宝怎解》。 ⑦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天朝万顺（岁）”臆解可以休矣》，中韩第三届《宋辽夏金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⑧裴元博《“天朝万岁”非臆解，轻言“休矣”欠思虑》。 ⑨内蒙古钱币学会《辽代货币论文选集》。 ⑩张功平，唐雨良《辽代货币文集》。 注2： ①丁福葆《古钱大辞典》。 ②唐石父《中国古钱币》。 ③周肇祥《艺林月刊》，1934年。 ④王晴《辽上京出土契丹银币释文》，《文物通讯》1979年第8期。 ⑤王晴、刘凤翥《辽上京出土契丹大字银币》，《文物》1981年第10期。 ⑥参见注1④⑦ ⑦参见注1②③、④，注2④⑤ ⑧参见注1⑥⑦ ⑨参见注1④。 注3： ①王晴《辽上京出土契丹银币释文》，《文物通讯》1979年第8期。据纪荣贵、金永田<契丹大字银钱钱文再探>(《文博通讯》1998年第1期),拾得此银币者乃巴林左旗林东公社东方红大队社员石玉兰”。 ②刘风翥《契丹大字银钱及辽钱的上限问题》。据王睛同志1977年5月24日的日记，银币是巴林左旗林东公社东方红大队一队的一位女社员石玉兰于5月15日在辽上京城墙西二里处的老麻黄工厂谢家大院东北半里的耕地里种玉米时拣到一枚契丹大字银钱。银钱质地非纯银，含有少数的铜，出土时微绿锈，重21克，径六厘米，厚不足二毫米。正面铸有阳文契丹大字四个，背面后刻契丹大字阴文八个。捡到后，即送巴林左旗文化馆收藏，现划归巴林左旗文物馆收藏。 ③图5，原周肇祥藏品，《艺林月刊》，1934年，现藏首都博物馆。直径6.2厘米，68.1克。 ④图6，金启孮先生1(1918～2004年)：文字顺序与银钱同，同模、直径大小同，4厘米， ⑤图7，贾敬颜先生2(1924—1990年)：文字顺序与银钱同、直径大小异，6厘米。 ⑥图8贾敬颜先生3(1924—1990)年：文字顺序与银钱不同、直径大小同，4厘米。 ⑦参见刘风翥、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等诸位先生的相关文章内容。 ⑧参见注1④ ⑨参见注1④。 ⑩ 注4： ①参见注3②. ②刘风翥《契丹大字银钱和辽钱上限问题》，1988年。银钱和铜Ⅰ，铜Ⅲ都直径为四厘米，铜Ⅱ为直径六厘米。从银钱来看，外郭（廓）阔而肉厚，形制庄重大方。这些钱传世也都很少，极为罕见，说明铸造的数量不多。都比一般流通的钱大。从而可以推测这些钱不论是银币还是铜币，都不是一般流通货币，而是用作某盛典的压（厌）胜钱。因而钱文中不应有一般流通货币常见的“通宝”、“元宝”之类的词，也不应从年号钱、国号钱，记重钱和记值钱方面考虑问题，而应从压（厌）胜钱常有的吉祥语方面考虑钱文契丹大字的解读。 ③刘风翥《契丹大字银钱和辽钱上限问题》，1988年。辽朝创有契丹文，在流通钱币中，尚未发现契丹文钱。至于释作天朝万顺的契丹大字钱，则是非流通钱币，它义近厌胜钱，究竟作何用场，目前是很难确定的。 ④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天朝万顺（岁）”臆解可以休矣》，中韩第三届《宋辽夏金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在获赠的诸多贵重礼品中,有一枚纪念币。币置一盒内,盒盖内面印有《契丹银币》简介:《契丹银币》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原直径为4公分、厚 0.2公分。银质、铸做精致。方案圆形,内有外廓,阔缘。正面为模铸四个契丹大字,背面为契丹小字。此币不做为流通货币,而是用做某盛典的厌胜币。币面文字释读为:“天朝万岁”或“天朝万顺”。全国仅此一枚,是镇馆之宝。 ⑤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天朝万顺（岁）”臆解可以休矣》，中韩第三届《宋辽夏金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孙继民<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发现契丹大字金银钱>(《考古》1994年第2期)公布两枚出土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的契丹大字钱拓片,金质钱“钱径 3.1、郭厚 0.22、穿宽 0.62厘米。重 16.6克。面文有错范痕迹,背光素。含金量约 80%。”银质钱“钱径 3.5、穿宽 0.7、郭厚 0.4厘米。重 18克。”金质钱依右旋读为:.;银质钱依右旋读为:.。 ⑥参见拙作《古钱“大辽天庆”品读》。 ⑦刘浦江《穷尽·旁通·预流：辽金史研究的困厄与出路》。 ⑧这里存在这样一个矛盾的问题，就是关于银质契丹大字钱的直径：根据刘风翥、爱新觉罗-乌拉熙春等诸位先生文章提供的银质契丹大字钱直径数据，将会发生两种情况：“如若直径大于4厘米（6CM），那么此枚钱可能为假钱（私人铸造的产品）、后世伪造之物[压（厌）胜钱]；如若直径等于或小于4厘米(3.5CM)，则这样的尺寸完全符合流通货币的大小要求，为折十、折五钱，这样的结果表明刘风翥先生对此枚银质的契丹大字钱性质、用途定义错误，从此造成了对契丹大字钱文字研究的方向性错误、解读结果的错误。 注5： ①图9图10为我们的实物收藏。图11图12为他人的实物收藏。 ②小平钱：值一文的小钱，直径约2.4cm左右；折二钱：值二文的钱，直径约2.8cm左右；折三钱：值三文的钱，直径约3.1cm左右；折五钱，值五文的钱，直径约3.5cm左右；折十钱，值十文的钱，直径约4.0cm左右。 ③参见（注4⑧）。 ④《辽史》突吕不，字铎衮，幼聪敏嗜学。事太祖见器重。及制契丹大字，突吕不赞成为多。未几，为文班林牙，领国子博士、知制诰。 ⑤《辽史》耶律鲁不古，字信宁，太祖从侄也。初，太祖制契丹国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 ⑥《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 ⑦《契丹国志.卷二十三》：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 ⑧参见《钱币学》中两宋、西夏、金、元明清诸朝代的楷书钱文。 ⑨《旧唐书.食货志》：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及铸新钱，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寻寤钱文之误，又缘改铸，商贾不通，米帛增价，乃议却用旧钱。二年正月，下诏曰：“泉布之兴，其来自久。实古今之要重，为公私之宝用。年月既深，伪滥斯起，所以采乾封之号，改铸新钱。静而思之，将为未可。高祖拨乱反正，爰创轨模。太宗立极承天，无所改作。今废旧造新，恐乖先旨。其开元通宝，宜依旧施行，为万代之法。乾封新铸之钱，令所司贮纳，更不须铸。仍令天下置炉之处，并铸开元通宝钱。”既而私铸更多，钱复滥恶。 ⑩参见注1④，注2⑤。 参见拙作《辽钱的特征及其规律性认识（四）--契丹大字的释读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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