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不能说思无邪
孔子说：“诗（指《诗经》）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一直对孔子说的“邪”，不大明白。直到一天晚上翻阅《唐诗三百首》（蘅塘退士选编），豁然开朗。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兴奋劲儿，愣愣地看着书架，一夜无眠。但是，却找不到合适的话语表述。
近来看余秋雨《寻觅中华》一书，算是有了一合适的表述（我看余秋雨的书，完全是为了了解中国大陆的文化市场，看看一斤玉米面到底可以出几斤发糕）。书里有这样一段话：“唐代诗坛有一股空前的大丈夫之风，连忧伤都是浩荡的，连曲折都是透彻的，连私情都是干爽的，连隐语都是靓丽的。这种气象，在唐之后再也没有完整出现，因此又是绝后的。”
这话我不同意。但要是把“唐代”或者“唐”换成“先秦”，把“诗坛”换成“《诗经》”，我觉得非常合适。
唐代，即使是古代盛世，也是一集权专制社会。唐代诗坛以官僚，特别是落魄的大小官僚为主。集权专制社会的官僚中，有“君子坦荡荡”，也有“小人常戚戚”，但更多的人是兼有“君子”“小人”等多重人格。并且，随着个人境遇的变化，他们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鬼；一会儿君子，一会儿小人，甚至一会儿还可能是仙人圣人。这在先秦，是很难见到的。
还是用例子说这个“邪”吧。
《唐诗三百首》的第一首是张九龄《感遇》：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张九龄是韶州唐中宗景龙初年进士，唐玄宗开元时历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唐代有名的贤相；举止优雅、风度不凡。自张九龄去世后，唐玄宗对宰相推荐之士，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因此，一直为后世人所崇敬、仰慕。
这首诗是张九龄在宫廷斗争受挫被贬后所作。如果取胜，他的诗肯定不会反映这样的心情。但受挫了，就说自己“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这就不厚道了，甚至有些虚伪。混迹于古代集权社会的官场，哪有“草木”不“求美人折”的？谁不争宠于皇帝？否则，学陶渊明不就得了。
时至今日，仍有许多整天对体制牢骚满腹的人，只要一入体制，干起当初他们深恶痛绝的事来不亚于原来体制内的人，甚或有过之。禽兽就禽兽，衣冠禽兽就没意思了。这确实是一值得考虑的问题。
要是在先秦，人是不会这样矫情的。
比如孔子，他直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如果富贵合乎于道就可以去追求，即使给人当车夫赶车，我也愿意去做。如果富贵不合于道就不必去追求，那就干我爱好的事）
即使是“混官儿”，孔子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官欲”。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匵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贡说：“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是把它珍藏在匣中好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把它卖出去好呢？”孔子说：“卖出去吧！卖出去吧！我正等待着识货的商人哩。”）
——率真而幽默！没有那么多遮遮掩掩，故作清高。喜欢当官就是喜欢当官，喜欢发财就喜欢发财。在官言官，在商言商。斗败了，就承认自己在混官儿或者叫争宠方面技不如人。宦海无常、伴君如伴虎的常识，谁都明白。如果不适合当官，就干点别的！
如果还想混官儿，就要有思想准备，可能屡战屡败，别怨天尤人。还是孔子，在“郑”这个地方，跟弟子失散，学生子贡到处找他。逢人就打听他的下落，有人就告诉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意思是，东门那里有个人，脸长得有些像尧，颈脖子跟皋陶一样，肩膀则跟子产差不多，从腰以下比禹短三寸，跟没家的野狗一样颓丧。子贡见孔子后，实话实说，孔子听了大笑：外貌嘛，倒不一定准，至于丧家之狗，说得还真像我（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真是率真而幽默，真大丈夫也！
与张九龄相比，白居易诚实些。在贬为江州司马后，见到一人老珠黄的女艺人悲哀地弹琵琶，非常动情地写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失去了皇帝的宠幸，感觉像落魄的老戏子。这是中国官场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古代，官场像一后宫，只有一个人是男人，其他人不是嫔妃宫女就是太监，大家伙儿生活的惟一目的，就是争宠于一个男人，围着一个男人各个心怀鬼胎唯唯诺诺地混饭吃，甚至一有机会还常常偷东西。当然，也有像王昭君那样大彻大悟的女子。
这惟一的“男人”，肯定体会到了孔子那句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唯独女子与小人难养啊，与他们亲近，他们就不尊重你；疏远他们，他们又会怨恨你。）
这种体制下生活的人，在面对自然，面对友谊，面对爱情乡情等人之常情时，都可能流露出异乎寻常的真挚情感，写出意境绝妙的文字，但一遇到仕途，总是像孔子说的“女子”“小人”。
比如说李白。因写诗为玄宗皇帝赏识，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但自我感觉太好，不按照官场规则行事，难容于权贵，逐渐失宠，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
但失宠后，李白满腹牢骚，整天抱着酒壶像一酒鬼。幸亏当时没有鸦片，否则他肯定是一大烟鬼。不过，果真如此的话，李白可能会有更绝妙的诗句。
也是借着酒劲儿，李白写出了脍炙人口的豪言壮语：天生我才必有用。
说来也巧，安史之乱时，李唐王朝自家起内讧。其中一皇子李璘非常赏识李白，三次派人请他加入自己的幕府，担任政治顾问。多年来自感怀才不遇的李白觉得这次遇到知己了。欣然赴任。结果，李璘以反叛朝廷罪被擒杀，李白狼狈逃亡中被俘。如果是先秦义士,肯定士为知己者死。而我们的李大诗仙这次大概是酒醒了，在狱里与前来探视的老婆抱头大哭。
幸好，唐肃宗最后赦免了李白。此时的李白，像一凭关系被捞出局子的公子哥,又开始飘飘然，借着酒劲儿，像坐着直升飞机，写出了我们在小学就倒背如流的名诗《下江陵》：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此时，距他去世只有四年。有句古话：寿则辱。真不知道，这四年的“寿”，对李白有什么意思。能多写几首诗？但没有“行为艺术”的诗，又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不认为《唐诗三百首》篇篇思无邪。相反，只要是跟官场有关，写出的诗肯定充满“小人气”。
权力确实像春药，吃了它，会叫人飘飘欲仙，生龙活虎；而且会产生药物依赖，要不断加大剂量才能保持状态。但失去它，甚至减少用量，人就像一怨妇，霜打了一样垂头丧气老气横秋。这种现象，在唐诗里都能看到。
也是在《寻觅中华》，余秋雨写道：“唐诗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全方位的美学唤醒：唤醒内心，唤醒山河，唤醒文化传代，唤醒生存本性。”
我一向不喜欢大话套话。在余秋雨的诸多“唤醒”里，但愿别唤醒唐诗里的官场文化。这样，会使我们中国少些小人奴才，多些“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所以，读唐诗是需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
从这点看，小到个人的精神陶冶，大到中华文化复兴，我以为学习先秦文化，比后来的集权官僚文化更重要。
——先秦的东西，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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