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皇帝下台，不等于实现了民主
辛亥革命的最大功绩，是将皇帝赶下台，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帝制。但是，皇帝被赶下台却不一定意味着就有民主。将皇帝等同于专制是一个思想误区。没有认清皇帝与专制的区别，是百年中国坎坷的重要原因。
过去的二百多年的世界历史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即二百多年前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君主，而二百多年后的今天已经不多，二百多年前世界各国几乎都是专制国家，而二百多年后的今天专制国家已寥寥无几。
可以说，过去二百多年的世界历史，是驱逐君主的历史，是扼制专制的历史。在人们通常的理解中，君主即专制，君主即罪恶，不驱逐君主就无法扼制专制，就无法摆脱专制之恶。然而，历史的吊诡是，目前仍保留君主的国家不一定是专制国家，而已经驱逐君主的国家却可能仍是专制国家，甚至专制程度超过了有君主之时。举例说，过去数月中非常热门的事件，利比亚政局是一个，英国威廉王子大婚是一个，利比亚已经没有君主，但卡扎非控制下的利比亚仍是专制国家，而英国有君主（女王），却是公认的民主国家。
从更广阔的范围来看，目前，全世界还有20多个国家保留君主、王室（流亡君主、王室不算在内），其中尤以欧洲为多，有英国、荷兰、丹麦、挪威、瑞典、比利时等国家。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也是经济、文化、科技发达的国家，而其国民对王室的存在也不反感，反而引以为荣。当然，世界上还有一些保留王室的国家并不是发达国家，其王室也不见得都能获得广大国民的尊敬。
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君主早被驱逐，却仍有形形色色的无君主之名却有君主之实的政治强人掌控国家权力，君主虽去而专制仍在。历史实践说明，实现民主，关键不在驱逐君主。以为把君主赶下台就是实现了民主，其实是一个很幼稚的想法或称思想误区。
中国人在近现代的挫折其实与这种思想误区有很大的关系。一百年前，末代皇帝被赶下台，中国人终结了延续二千余年的帝制，人们欢欣鼓舞，以为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从此可享民主共和之福。然而，历史的实践却给中国人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就国人能够享受的民主权利和个人自由而言，后帝制时代并不一定比帝制时代为多。
古今中外，就君主的本性来说，他们都希望能够拥有无上的专制权力，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有区别的只是实际中他们能不能够拥有这种无上的专制权力。中国历史上的帝王权力无限，他们能够做到集权、专制，为恶能力无限，乃是民众痛苦之根源。而有些国家，比如英国，因其历史的独特性，君主权力要受到贵族、教会的制约，无法做到集权和专制，君主为恶的能力有限；到了17世纪，经过革命，实现了王在法下的目标，君主们已被缚住手脚，失去了威胁人民自由的能力，因此保留君主和王室，也不妨碍民主。
在历史实践中，西方思想家将国家权力逐渐归类和抽象为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识到：“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和裁判私人犯罪或争讼权，则一切便都完了。”这实际上就是说，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国家权力如果集中于“一个人”，就不可能防止其侵害人民的自由，不管这“一个人”的名字是不是叫君主，情况都是一样的，把这“一个人”置换成“一个机关”，情况还是一样。所以必须将这三种权力分开由不同的人或机关行使，使之相互制衡，才能限制其为恶。民主的真义即在于限制“一个人”或“一个机关”同时拥有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国家权力，而要使其互相制衡。
百年前，中国人面临立宪和革命两条道路的选择，最终中国人选择推翻帝制，走共和之路，这是民心所向。二千余年的帝制对中国人的伤害太深，中国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种心态容易理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革命党推翻帝制特别是“驱逐鞑虏”的声音占了上风。但那个时代的人，大多没有弄清楚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关键不在赶皇帝下台，而在剥夺皇帝手中的专制权力，发展出限权、分权的政治制度。而正是这一认识缺陷，使中国在百年历史实践中一再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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