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的故宫——明清时代的紫禁城，自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即经常遭遇大火之灾。其中万历二十四年（1596）五月的火灾是比较严重的一次，乾清、坤宁两宫被烧成了灰烬。
乾天坤地，乾清、坤宁两宫是皇上和皇后居住的房子。皇上皇后没有房子居住那怎么说得过去，兹事体大，灾后重建工作马上展开，委派工部营缮司郎中（营缮司主管建筑工程，郎中相当于司长）贺盛瑞为工程总指挥，马上买料上工，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工程。工程进展顺利，历时两年而竣工。更为难得的是，结算工程费用，只用了72万两银子多一点，比预算节省了近90万两。
按道理，这是一个让人高兴的结果。国家财政紧张，为了筹措工程费用，皇上派了太监到全国各地开矿，弄得鸡飞狗跳，被全国人民申讨。现在能够省下这么一大笔开支，贺司长可以说是劳苦功高，理应得到嘉奖才是。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次年的年度考评（京察）中，贺司长不仅没有因此升职，反且被弄出中央，贬到地方上当官去了。说到原因，则更加出人意料，原来还是出在那90万两银子上，如果贺司长没有节省这90万两银子还好，省下这90万两银子，反而给自己惹了祸，这又是什么道理？
关键是这省下的90万两银子的性质。
贺司长被不明不白地贬官，就写了一份申诉材料（《京察辨冤疏》），向皇上汇报工程财务，把工程各项开支的详细账目都开列出来，因为他听说被贬官的理由是有人告他贪污工程款。但是材料并没有送到皇上手上，道理很简单，有些人不想让皇上看到这样的材料。事情没有任何结果，贺司长又写了一份工程纪要（《冬官罪案》），把整个过程公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贺司长死在地方官任上，没有等到申冤的那一天。
公元1616年，也是他死后一年，儿子贺仲轼根据他留下的材料写了一本书，名叫《两宫鼎建记》，继续为他所受的冤曲鸣不平。这本书有一篇序言，是贺仲轼请朋友邱兆麟写的，邱兆麟在序言中说了一番话，把贺司长受冤曲的根本原因说得非常明白透彻。
邱兆麟说，朝廷兴建乾清宫、坤宁宫这样的大工程，各项费用原来都是有标准的，而贺司长却为它省了90万两。“夫此九十万何以省也？”——你这90万是从哪里省下来的呢？“是力争中珰（太监）垂涎之余，同事染指之际者也。”就是说，你把原来太监和同事们通过工程能够获得的好处都给挤干净了、弄没有了，你这样做，是“割中珰之膻，而形同事之涅”——既断了太监们的财路，又对比出同事的贪污，还有什么比你这样做更不懂人情世故的吗！
作为旁观者，邱兆麟一眼就看出了事情的本质，而作为当局者的贺司长，却似乎没有领悟到自己原来的做法存在“问题”。事情是明摆着的，以前同事办工程，一根木料花一万两银子，而你现在只用四千两，那么以前的做法就是多花了六千两。这六千两哪里去了，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本来这是隐性福利，是公开的秘密。现在倒好，来了你这样一个楞头青，实报实销，一切都显山露水了。皇上没有注意还好，一旦皇上注意，看出什么破绽，想起原来花了许多冤枉钱，追究起来，那就不是好玩的了。由此看来，贺司长的做法的确“欠妥”。贺司长自己想“白”没有关系，但不应该由此映出别人的“黑”（涅）。
贺司长的遭遇并不是特例，历史上很容易找到与之相似的案例。据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的一位学者欧阳昱的记述：同治年间黄河大水，郑州附近一段大堤被冲毁，时任河道总督的苏廷魁与河南巡抚一起奏请100万两银子修复，完工后还剩下工程款30万两，巡抚主张将之瓜分，苏廷魁不肯，力主“奏缴还部（户部，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巡抚的目标没有达到，大为恼恨，便捏造罪状，上奏折弹劾苏廷魁。另一方面，户部对苏廷魁的做法也大为不满。按照惯例，“向来河工告成，无不浮冒虚报者，外得十分之七，大小瓜分，以三分贿部，遂不驳”。即虚报的那些钱通常由户部和地方官三七分成，而苏廷魁实报实销，把所有的钱缴还国库，户部也就捞不到好处了，于是他们鸡蛋中挑骨头，从苏廷魁的奏报中挑出“不合例数条”，同河南巡抚一起参劾苏廷魁。地方高官和中央部门联合，内外夹攻，苏廷魁最终“落马”，被革职（留任）。
欧阳昱还提到一位光绪年间的官员任道镕，也是因为与苏廷魁相似的原因，而被革职。欧阳昱因此感慨道：“二公于污秽之中，独欲显其清廉，宜乎犯众忌而不得安于其位也！”（《见闻琐录》）苏廷魁和任道镕“独欲显其清廉”，打破了一个官场通常遵守的“游戏规则”，不仅让那些已经腐败或希望腐败的那些人失去了好处，也让他们失去了安全感，这就犯了众忌，所以也就无法“安于其位”，只有出局了。
中国古代有句格言，叫做“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沙子是白的，但到了污泥中，必然“与之俱黑”。在十官九贪的格局下，个别官员想做清官，想独善其身，想出污泥而不染，谈何容易。一般人没有特别强大的心理支撑，很难做到。清官不想与贪官“俱黑”，那么不是贪官出局就是清官出局，既然贪官人数众多，很难让其全部出局，那就只能是力薄势微的清官被淘汰出局。——这就是中国传统官场的逆淘汰现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