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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古德温(Fred Goodwin)的遭遇不值得同情。由于他的自大、贪婪和无能透顶，导致了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银行业灾难，令纳税人和英国经济付出了惨重代价，而古德温对其所作所为没有表示出丝毫悔改之意。古德温的行为只是其他许多银行家同样难辞其咎的最极端例子，这一事实并不重要。有时候我们需要树立一个典型，而古德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但苏格兰皇家银行(RBS)的灾难，以及总体上奖金文化的泛滥，是现代银行业核心患上绝症的症状。治疗这种疾病（而不是症状）必须成为政策的重点。 此刻距离我为英国《金融时报》“资本主义的未来”系列撰稿，呼吁实施新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将典型的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完全分开——已有三年时间。我很高兴看到维克斯领导下的委员会对所谓的“全能银行”风险得出了类似结论。该委员会提议通过所谓的“圈护”，至少实现两者的明显分离；而政府已经接受维克斯的提议，将会出台必要的立法。 资本主义之所以有效（远比其它制度有效），是因为市场纪律让贪婪、愚蠢和无能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当这种纪律匮乏之际，当企业被认为过大、过于重要或过于相互关联而不能倒闭之际，这种关键的纪律就无法发挥作用，灾难几乎无可避免。业务分离对于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至关重要。 我倾向于两者在结构上完全分离。我的担心基于两方面。首先，当具备明显的动机时，聪明的银行家将设法绕过“圈护”。其次，因为商业银行业需要的是恢复银行业过去的审慎文化——与投资银行业的冒险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我怀疑一家拥有同一批股东的机构，能否拥有两种完全不同、且相互对立的文化。但至少有所行动聊胜于无。 我们仍需付出更多努力。当我提出后来成为《1987年银行业法案》(Banking Act)的立法时，明确目标是加强银行监管体系，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条款，是打破银行审计者和监管者之间的“铁幕”，代之以一种持续的对话机制。这一点十分重要，主要是因为即使审计者发现银行存在严重问题，它们也不敢证明自己的描述，因为担心引发银行挤兑。因此必须要求它们向监管者告知其担忧，正如监管者有必要能够向审计者警示其担忧一样。 遗憾的是，在1997年布莱尔和布朗搭档组成的政府上台之后，这种关键的对话机制被弃之路旁。若非如此，我们很可能可以避免2007-08年的某些银行业灾难。我很高兴英国央行(BOE)和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现在认识到了这种对话机制的重要性，并提出旨在恢复这种机制的方案。但从过往经验来看，我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在去年一致通过的全党派报告中，我所在的上议院经济事务委员会呼吁立法促成此类对话。 然而，对银行账户的审计本身存在根本性缺陷。事实证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本身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而银行家利用纯账面利润（从未实现过）支付（巨额）奖金的能力，既是引发公众和政客怒火的奖金问题的核心，也是银行股东表现糟糕、而管理层持续薪酬丰厚的原因所在。 英国央行的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在去年12月份的一场重要演讲中称，需要从根本上改革银行会计制度。他总结道：“一个全新的银行会计制度将与以往完全不同。但如果我们想要恢复投资者对银行业资产负债表的信心，就可能需要全新的思考。”他说的完全正确。 我认为，他在去年的温考特基金会(Wincott)（一个唤起本报老读者美好回忆的名字）演讲中的提议也是正确的：即不应再让企业用债务利息支出抵扣税额。债务利息支出可抵扣税额，加之股息支出不可抵扣税额，让银行有强烈动机通过债务、而非股票融资，完全不利于银行业的稳定。银行基于完全不足的股本基础的名义回报率来发放奖金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当前银行业文化的“庞氏骗局”天性。如果英国财政大臣希望在下月的预算法案中提出有益的税收改革举措，这种方向的举措当为上上之选。 本文作者曾于1983年至1989年担任英国财政大臣。 译者/何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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