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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诗讲录 正始诗歌 嵇康 (叶嘉莹)

 知愚草堂 2010-09-24

汉魏六朝诗讲录  叶嘉莹

第四章  正始诗歌

第八节  嵇康之一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介绍嵇康的诗了。关于嵇康,我们在讲阮籍诗的时代背景时已经做过介绍了,今天我再把他说得更详尽一点。上一次我曾经谈到嵇康的姓氏问题, “嵇”字,有人念“ji(一声),有人念“xi”,还有人说嵇康本姓“奚”,后来他为了逃避冤仇而改姓“嵇”了;总之关于这一问题,历代的考证学家有不同的说法。

大陆上有一位叫侯外庐的学者,他在一本《中国思想史》中谈到魏晋时代的思想时特别提出了嵇康这个作者,他认为如果以诗歌创作而论,阮籍的诗比嵇康写得好,而如果就其作品的思想性而言,应该说嵇康比阮籍更深刻、更具思辨性。嵇康写过许多篇论文,最有名的像《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此外还写过《宅有吉凶论》、《难自然好学论》等。他讨论了许多天人之间的问题,他认为人若是顺乎自然,依其天性就可以延长你的生命,反之你若做了许多损害自然天性的行动,你的生命就会受到斫丧;他认为音乐是没有哀乐之别的,是由于听音乐的人有哀乐不同的感受,所以才说音乐是有哀乐的;他认为宅是有吉凶的,可是宅自身不能单独有吉凶,要与人配合起来才有吉凶的作用。无论他的这些论点是否可靠,总之嵇康确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侯外庐在谈到他的姓氏问题时认为他们自称本姓“奚”,后为避冤仇而改姓“嵇’’的说法不完全可靠,因为假如为“避冤仇”就应该逃离本地之后,然后改姓,可据历史上的考证,嵇康他们根本不曾离开过本地,因此改姓一说是不可信的。那么侯先生的看法是如何的呢?他以为嵇康是谯郡人,曹魏的曹操也是沛国谯郡人,他们是同乡,而从谯这个地方出来的人,有许多都存在着家世出身的疑问,我在讲曹操诗的时候讲过,曹操的家庭是起于微贱之中的。在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自己就说他出身微贱,惟恐当时的人们不能认识到他自己的才能和价值,所以才渴望建功立业。后来当他们曹氏家族得意之后,他们就任用了许多故乡的人,这些人也同样都是出身微贱的。根据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的考证,我们只知道嵇康的父亲叫嵇昭,当曹操起兵之后,嵇昭曾经协助督运军粮,并以此得到了仕宦地位的。至于嵇昭以前的祖辈,历史上就没有什么记载了。所以侯外庐的意思以为,嵇康与曹操一样都是家世出身背景不详的微贱门第中人。在当时谯郡,“奚”姓是一个有名望的家族大姓,所以嵇康他们就借此自称本来姓“奚”,只是后来才改姓“嵇”的,其实“嵇”正是他的本姓。以上所说都是根据侯外庐先生的考证,对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做过考证,我只是把前人的看法介绍给大家。关于嵇康与曹操家族的关系,记得我以前也讲过,他所娶的长乐亭主是曹操一个孙子的女儿,这就是说嵇康与曹氏家族有宗亲关系。

    至于说到嵇康的为人,其实毋须我来介绍,他的许多文章都是对自己的详细介绍,我上次谈过他的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他为人的自白书。山巨源就是山涛。山涛到后来依附了司马氏,在司马氏的手下做了“吏部郎中”,后来又升为散骑常侍,这时他想要“举康自代”,想推举嵇康来接替自己的“吏部郎中”之职。如果按照当时这几个诗人的年龄采看,山涛应该是年龄最大的,我推测很可能山涛是以长者的身分劝荐嵇康来接受这个官职。但以嵇康与曹魏家的关系而论,他显然是反对司马氏的,如果接受了山涛的举荐,那无异于也投靠依附了司马氏,所以他当然不会接受的。不但不肯接受,他还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与山涛断绝交往的信,即《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康虽然写过关于养生的文章,也知道人应该泯除喜、怒、哀、乐的感情,因为这些情感是足以斫丧你身体、生命的根源。他虽然能知,且说得很有道理,可他这个人能知不能行。他是个性情刚直的人,这点不论从他的文章,还是他的诗歌里我们都能看到,他的诗文的好处与缺憾都正在于此。他文章写得刚直峻切,喷薄而出,具有一股气性。世上有些人不管受到怎样的委屈、羞辱也不轻易发火,而另有一些人气性很强,他们一点屈辱、污秽都不能包容和忍受,嵇康正是这样的人,从历史上记载着的与他同时代的几个人对他的评论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我在讲阮籍时说过,魏晋之间的名士在当时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大多不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志意在仕途上发挥才能、施展抱负,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才能寄托在饮酒、服药、弹琴、吟啸之上。

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魏晋风度与药及酒的关系》,其中就讲到魏晋名士们饮酒与服药的事。据说那时的文人名士们所服的丹药有很多种类,最有名的一种药叫“五石散”,说是取许多矿物质,什么紫石英、什么‘‘白石乳’’等多种矿物质混合在一起熔炼,待炼成粥状之后就可以服食了,服用之后就需有许多要注意的事情,比如衣服不可穿得太紧了,因为服食的药效一旦发作起来,皮肤就会变得很敏感,很容易因摩擦刺激而产生痛痒的症状,所以你看魏晋时那些名士的衣服都是宽袍、缓带、大袖的样子,那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生活上的背景。

《晋书·嵇康传》上记载说,当时还有一个服药的人叫王烈,有一次他在山上得到一种“石髓如饴”的东西,我想一定是某种岩石的浆乳,他们认为吃了这个东西可以长生,就把这东西视为宝贵之物,王烈他就自己吃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准备留给嵇康吃,没想到留下来的那一半很快就凝固成石头了,于是他们就说嵇康这个人没有长命的因缘。

《晋书》上还记载了一些当时文人名士们弹琴、吟啸的故事。阮籍不是说他“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吗,而且阮籍的侄子阮咸就是中国古乐器“阮咸”琴的发明者,这种乐器名称的来历显然是依据创制者的名字而命名的。

 

嵇康也是一个擅长弹琴的音乐家,历史上记载说嵇康临死前,人家问他有什么话要说,他说请把我的琴拿来,我要最后弹一支琴曲,并说从前有一个叫阮孝尼的年轻人要跟我学这支曲子,我不肯教他,可现在我要死了,这支曲子从今以后再没有人会弹奏了。这就是被称之为他,临终绝唱的《广陵散》。

而关于这曲《广陵散》,历史上也流传着一段故事:据说有一次嵇康到外地出游,一天夜里他在野外的一个叫作“华阳亭”的地方留宿,夜深不眠,他就取琴来弹。忽然他发现附近有一人影在听他弹琴,后来这人渐渐与他接近,并与他共谈音律,还要过琴来弹了这曲声调绝伦的《广陵散》,并且还把这支曲子教给了嵇康,不过他嘱咐嵇康说:这支曲子你可以学,却千万不能再教给别人了。说完,那人就不见了。这当然只是传说,我讲这些是为说明嵇康与当时那些文人名士们在寄情酒、药、琴、啸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以及他们对嵇康为人的评论,现在我要特别提出那个擅长吟啸的孙登对嵇康的评价。

在讲阮籍时我不是说有一次阮籍登上苏门山去拜访孙登的故事吗,要知道孙登才是一个真正的高隐之士,阮、嵇两人都无法与他相比,因为他们都不能做到既洁身又自保的程度:阮籍为了苟且全身,内心充满了那么多抑郁痛苦却不能抒发;而嵇康呢,—为了洁身全节轻易地得罪了司马氏,最后惨遭杀身之祸。由此可见,真正能够洁身远祸、保全身心的人是孙登。历史上记载着嵇康也去拜访过孙登,并与之交谈了很久,而孙登的表现依然是不大讲话,最后嵇康临走时,孙登才开口说了一句话:你这个人“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意思是说,你虽然很有才气,但你的“识见”缺乏,所谓“识”者,就是“知几”的能力,中国古人说“知几其神乎”,是说在一个人的修养上,你不但要读书、明理,还要知几,“几”是微弱细小的意思,是事件将发之前的细微征兆。比如古语有“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里的“月晕”与“础润”就分别是“风”与“雨”的征兆。所以“知几”是一个人洞察、预料事物发展趋势的一种见识。孙登这位高隐之士认为像嵇康这种“才多而识寡”的人生当“今之世”这样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是很难幸免于难的。这种征兆,不但像孙登这样的人一望即知,就连嵇康的很多朋友和家人也都看到了。后面我们要讲他的《赠秀才入军》一诗,有人说这里的“秀才”就是他的哥哥嵇喜,从诗中我们能看出他与他哥哥嵇喜在出处的态度上是很不相同的,何谓“出处”,“出”是出仕,“处”是隐居独处,不去做官。

根据侯外庐先生的考证,嵇康以前做过中散大夫的原因,是由于他与长乐亭主结婚之后,作为曹魏宗亲、皇亲国戚,·当然得有一个官职了,所以就给了他一个中散大夫之职,不过这种官职是比较闲散的,对政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和影响。等到司马氏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之后,嵇康便连这个闲官也不再做了。所以山涛才推荐他出来接任自己的“吏部郎中”,但他没有接受。这时他哥哥嵇喜却出仕了,一会儿我们可以从他与嵇喜兄弟二人互相赠答的诗作中了解到他们各自所持的态度。此外他还写过一些答赠朋友的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答二郭》诗, “二郭”是嵇康的两个姓郭的朋友。在他们的赠答诗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两位朋友对嵇康的忠谏和规劝,这些话与嵇喜和孙登的看法很相似,都是奉劝他不能如此讦直地得罪这许多人,要知道保全自己,尽力与世俗“和其光,同其尘”(《老子》五十六章)。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就是说要涵蓄光芒,混同尘垢,与世俗做一些妥协,这样才能免除身家性命的危险。你看,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与他同时代高人孙登、他的哥哥嵇喜,以及他的朋友二郭等人对他的评论与劝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嵇康的为人是如何的。除此以外,更能表明他为人处世态度的,还是他的那篇《与山巨源绝交书》。我们没有时间讲他的全文,只能摘出其中的几段话念给大家听一听,从中你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嵇康这个人。

在文章的开头他说:“足下昔称吾于颖川,吾常谓之知言。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从便得之也?”意思是说,从前我们最初刚刚在颖川相遇的时候,你就称赞我,那时我常常认为你是我的知己,不过我也很感奇怪,因为我们以前并不熟悉,怎么会刚一见面你就能认识我呢?接下去他又说:“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这句是说,前年我就听我的朋友说你要推荐我代替你去做吏部郎中,这个事情虽然没有成,但我由此知道了你原本是并不了解我的。后面的话就越加激切了:“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他说你这个人是四面“傍通”的,你认为什么都可以,很少有什么事情是认为奇怪而不可为的;而我则是个“直性狭中,多所不堪”的人,他这几个字很准确地概括出自己性情,“直性狭中”是说自己性情耿直,气量狭窄,对一些不合于自己心意的事情无法容忍,所以“多所不堪”。由此可见我们彼此性情不合,不可能真正了解、认识对方,只是偶然与你相识罢了。近闻您又仕途迁升了,我深为忧虑不快,你推荐我来代替你空下来的职位,恐怕就像是“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荐鸾刀,漫之膻腥”一样。 “庖人”是厨师,这里指那些宰杀猪羊的屠夫。“割”即宰杀。他的意思是说我恐怕你是不愿意一个人动手弄得满手鲜血,于是才“引尸祝以自助”,“尸祝”是古代行祭祀之礼时那个扮演神灵的人,这个人是保持清白、冷静,决不参加杀猪宰羊的工作的。嵇康认为山涛做了官,还要拉嵇康也出来做官,就像那屠宰牲畜的厨夫,不好意思看到自己一人双手沾满淋漓的鲜血,于是就要把那清白的尸祝也拉出来,“手荐鸾刀,漫之膻腥”,“荐”是用手托着,“鸾”是宝刀上的装饰,他说你一人操刀还不算,还要把刀也传递给我,满不在乎,随随便便地也引我走到那个鲜血淋淋、膻腥污秽的场合去,这样的事情我是绝对不能去做的。你看,在这封信的开头一段嵇康就把山涛讽刺了一顿。

后来他又说:“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他说我从前读书时,常从书中看到有一种耿介、正直,不随俗沉浮、苟且迎合的人的,那时我不相信天下真会有那种宁可冒着犯上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自己耿介孤直本性的傻瓜。而现在我才相信世上果真是有这样的人的,因为“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如果你天性中有不能容忍的事情,那真是不能勉强去做的。就像陶渊明,他宁肯去躬耕南亩,忍受饥寒交迫的痛苦,也不能忍受“口腹自役,违己交病”的仕途生活,如果违背了自己的本性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那他就会觉得满身是“病”。“交”者,极言其多,“交病”,是各种各样的不舒服交织在一起的痛感。嵇康说,他现在才终于发现自己之所以在众人的劝告之下(他哥哥的劝说,他朋友二郭的劝告,隐士孙登的劝诫……)不能改变的原因是,他天性中具有许多“不堪”与“不可强”的事情。那么哪些是他所“不堪”与“不可强”的天性呢?他又是怎样形成了这样一种天性的呢?在后面的一段话中他做了清楚明确的回答。他说“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他认为自己形成这样一种性情是由于他本身就是一个“疏懒”散漫的人,再加上少时“孤露”,无父曰孤;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故曰孤。“露”是裸露,没有上面的荫蔽和保护的意思,正因为“少加孤露”所以才愈加地致使“母兄见骄”,被母亲和长兄所宠爱、娇惯、任纵。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我讲到这里,就顺便谈一下,这里说的“母兄见骄”的兄,有人说就是他《赠秀才入军》诗里的嵇喜。可是根据侯外庐与《嵇康集校注》的作者戴明扬先生的考证,这个娇纵他的兄长不可能是嵇喜,证据有二点:一是嵇康曾经写过怀念家里亲人的《思亲诗》,在这些诗里有“思报德兮邈已绝,嗟母兄兮永潜藏”的句子,他说我想要去报答家里亲人对我养育的恩德,可是我所应该报答的这些亲人却都已去世,离开我那么久远了,我只有对“永潜藏”,永远深埋在地下的母亲和长兄表示我深切的悲悼之情了。

 

从这诗里可以看出嵇康的那位从早宠爱娇纵他的兄长早已先他而逝了。而且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当嵇康临死前要求取琴来弹时,那个把琴拿给他的人就是嵇喜,这说明嵇喜是死在嵇康之后的,这是一个证明。此外还有一点也可证明即他的那个有恩德于他的哥哥应该是比他年长得多的,而从他给嵇喜的赠诗中所记载的他们同辈兄弟之间的嬉戏游玩的事情中看,这个嵇喜不像是那个比他年长很多的长兄。

以上这些都是后来学者们的考证,我这里顺便提一下。无论嵇喜是不是曾经娇宠过嵇康的哥哥,总之他确实有一个从小对他倍加宠爱的哥哥,所以他说“少加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他自云“不涉经学”,没读过古代圣贤的经典著作,这实在是嵇康的客气,其实他不是没读过这些经学,而是不受这些儒家礼法观念的束缚罢了。后面他又说自己“性复疏懒”,“疏”是马马虎虎,粗心大意,又很懒惰;“筋驽肉缓”,我身上的肉与筋都是松弛的;这还不算, “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我的头发跟我的脸常常一月之中有十五日不梳洗,不到闷痒得难以忍耐时,我都不洗头。后面他说得就更妙了:“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他说我连上厕所都懒得去,直到实在忍不住了,才往厕所跑。你看他什么话都说出来了,嵇康就是这个样子:一方面他天性中就有这种耿介、孤傲、率直的本色,另一方面他是要故意说这些不登大雅、不合礼法的话给山涛听。你山涛不是那么正经、那么严肃地跟我大谈规矩礼法吗?我偏要说这些难堪的话给你听,让你明白我对你那套规矩礼法根本就不屑一顾!

非但如此,下边他又进一步历数了他天性中的“必不堪者七”,一定不能忍受的七件事,和“甚不可者二”,别人认为我一定不可以这样做的二件事。他说“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我喜睡懒觉,早上起得很晚,我若接受你的推荐去做官,那看门的人很早就要催我起床,这是我首先不能忍受的。“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我喜欢抱着琴随便走到哪里吟诗歌唱,我还喜欢到草野之间去游玩钓鱼,要是做了官,平时身边跟着大群随从,我就不能随心所欲地自由活动了,这是第二件不能忍受的事。“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让我直呆呆地正襟危坐,身不得动,腿不能摇,我受不了,因为我不喜欢洗头,也不喜欢洗澡,身上长了许多虱子,一痒起来就要抓个不停,可一旦做了官,身上就要穿起礼服,头上也得戴上礼帽,还要给长官作揖叩拜,不能妄动,这是我无法忍受的第三件事。“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我平时就不喜欢写信,而人间的繁杂之事如此之多,如果做了官,桌子上堆满让我应付处理的公文,我若不去应酬,就不合乎规矩职责,若勉强应付,又不能坚持很久,所以这是我不能忍受的第四件事。“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世俗之上有许多需要礼尚往来的应酬,如吊丧等等都是我不喜欢的,但人情世俗对此却很看重,我如果不去,就会遭人责备,而且我已经因为这些事情招致了许多人的怨恨和中伤了,我虽然有所意识,可本性终不能改,总之我无论怎样做,都不会有好结果的,因而这是我不能忍受的第五件事。“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这里嵇康无异是在骂人了,他说我不喜欢那些俗不可耐的人,可我一旦做了官就要与这些人一起共事,有时满座都是宾客,他不说人家讲话,而说人家是“鸣声聒耳”,在我耳边吵闹。后边的两句就是骂人的话了:“干变百伎,如在目前”,我们都知道魏晋时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仕宦途中险恶丛生,那些做官之人要想仕途平稳,有所升迁,就得学会八面逢迎,机巧伪饰,所以官场上到处都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那些表面看上去正襟危坐、道貌岸然的满座“宾客”,背地里什么营私舞弊的花招和伎俩都使得出来,所以他说这是我第六件不能忍受的事。“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机务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我本来就没有耐心,如果做起官来,有那么多公事要处理,那些事务的繁琐乏味与世故人情混杂在一起要费去我的许多思虑与精神,这也是我不能够忍受的第七件事。

 

至于说到在别人看来是绝对不可以做的两件事,他也十分清楚:“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其实这才是他后来得罪司马氏,遭致杀身之祸的原因。每非”就是常常非议批评的意思。“商武’’指商汤与周武。他说我平常总爱批评、非议像商汤放桀、武王伐纣那样的帝王,而且我还鄙薄、轻视像周公、孔子这些极力推行、维护礼法的人。这在当时那些世俗的、讲究礼法和教化的人们眼里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所以他说是“甚不可”,最危险、最·不应该做的事了。事实上嵇康所非议、指责和鄙视的真正对象是司马家族,因为你知道在魏晋之交的时代,司马氏他们是假借着商汤、周、孔等儒家禅让的美名来做暗中篡逆夺权的事情,所以儒家的那一切礼法美名都被司马氏利用了作为篡夺的手段。嵇康之所以说不赞成商汤、武王,还不是说不赞成革命,而是不赞成司马氏的这种篡夺的手段。而“薄周孔”,是因司马氏把孔、周变成了一个虚伪的外表,变成控制人民的工具。而且后来的专制君主也都假借一些名教礼法来控制人民。这当然不能说是儒家本身的错误,儒家的主张和理论有许多都是好的,只是后来被统治阶级利用了、败坏了。你若仔细考察魏晋之间的时代,就会发现司马家族在此其间是言孝,不言忠的。在他们所标榜的儒家礼法中,他们特别推崇孝道。

 

以前我讲过,司马集团在为别人罗织罪名时就常常以“不孝”为口实,像嵇康后来被下狱不就是由于他为无辜背上“不孝”之名的朋友吕安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受到牵累的吗?这个故事我前面讲过,据说吕安的哥哥吕巽污辱了吕安的妻子,吕安要去告发他哥哥,而嵇康与吕安、吕巽都是朋友,就出面为他们兄弟调合,劝说吕安自家的事情不宜太张扬了,吕安就听了嵇康的话没去告吕巽。可没想到吕巽竟先下手为强,反而以“不孝”之名把弟弟吕安给告了,于是一个“不孝”的罪名就把吕安下到监狱去了。

 

嵇康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正直人,他听说后就亲自到狱中为吕安辩护,但因为嵇康的“刚肠疾恶”,得罪了许多司马氏集团的人。以前我在讲“竹林七贤”时提到过钟会这个人,历史上记载着说嵇康喜欢打铁,有一次钟会带着人来看他,他不理钟会,等钟会要走的时候,他忽然问人家:你“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说我“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以后钟会就非常痛恨嵇康这种傲慢的态度。就在这种情况下嵇康来给吕安做证,当然像钟会这些人是不会听信嵇康的话的,所以嵇康非但没把吕安洗刷出来,反而给人家提供了机会,把自己也送了进去。可总不能平白无故地制裁他呀,于是钟会他们就摘取了嵇康给山涛信里的这句“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话为罪证,告他“破坏礼法”,就这样嵇康也被关进了监狱。上次我还曾经讲过,嵇康被关之后,当时的太学生有三千人公开请愿,要求释放嵇康,而朝廷不但不答应,反而更加快了嵇康的死期,他们惧怕嵇康在学生中的影响,于是就急忙把他斩首了,因此有许多人都说,天下最大的冤案莫过于吕安和嵇康二人的死了。有人说这可能是山涛故意诬陷嵇康,置他于死地的,因为“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话本来是写给山涛的,如果山涛不对别人讲,别的人,如像钟会这些人怎么会知道的呢?可见山涛是落井下石、蓄意报复嵇康的。对此,我倒觉得山涛还不至于这样坏,我以为很可能是山涛看嵇康这封信后非常生气,这是很自然的,你在信里劈头就把人家讥讽漫骂了一顿,人家能不生气吗?于是山涛当时就拿给别人看了,并且为自己辩白:我推荐你去做官,你不去也就算了,何必要写出这样伤人的话来呢。这种辩白确实是很容易唤起别人的同情,当然也会更损害嵇康的形象和声誉的。所以当嵇康后来下狱了,那些有影响的人非但没有为他说情,反而觉得借此机会杀了他,也算是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的。

 

好,我们还接着看他这封信,刚才我讲了“非汤、武而薄周、孔”是他所说的“甚不可者二”其中的一个,那另一个呢?他说:“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你看嵇康其实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说我内心的心肠,即心胸是刚强、正直的,我对于那些邪恶不公正的事情是深恶痛绝的。这就是他前面说的:从前我读书时,以为只有书里有耿介之人,“今乃信其真有耳”,而且深知这种人是因为“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所致,比如我就正是这种性情刚直、遇事就忍不住一定要说、一定要发作的人,这种人的做法是世上所有人都认为不应该、不可以的,而我偏偏具有这种天性,这就像这封信中另外一段话所言: “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汤蹈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逾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这段话意思是说,我的天性固执就好比是动物,你要从小就驯化它,它才会听话、温顺。若等到它长大了,野生的天性已形成了的时候再把他约束起来,那就好比原野上的一匹野马,即使你用珍贵的金笼头、金鞍辔把它装饰起来,它也不会领会你那一番好意,而照样狂跳挣脱奔腾,即使前途有刀山、火海,它也在所不顾,因为它忘不了它所生活惯了的·长林丰草、千里原野。嵇康这段话所用—的比喻实在是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自己的天性和为人。以上我们简单地介绍了嵇康的生平和性情为人,等会儿我们就开始来看他的诗了。

第九节  嵇康之二

 

 

 

上一节课后有人问我关于《广陵散》这支曲子的一些事,我想在此再做些补充。

 

在《晋书》嵇康的本传里只记载说这支曲子是得之于神人,却没说是怎么得来的,而据《太平御览·灵异志》中记载,那是在一天夜里嵇康因不能成眠取琴来弹,将近一更之时,只听空中有一个声音说“善”,是赞美嵇康琴弹得好,但却看不清说话的人,嵇康就问:既然你说我弹得好,为什么却不出来跟我见面呢?那人回答说:因为我已是作古的死人了,而且我的身体是残损的,不便出来与你相见。于是,他们两人就以音乐相沟通。差不多等到午夜的时候,空中就有一个人的影像慢慢地清晰起来,这个人是没有头的,他是用手提着头出现在嵇康面前的,他说我也会弹一些曲子,说完就弹给嵇康听,其中有一首就是《广陵散》。嵇康认为这支曲子很好,就学会了,并遵照那人的嘱咐,没再传给别的人,所以嵇康临死前的唯一遗憾就是“《广陵散》从此绝矣!”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对待生命价值的问题上,有些人所看重的并不是生命时间的长与短,而是生命意义价值的轻与重,他们更珍重的是自己的才能,无论弹琴的才能,还是写文章的才能。总之他们对自己所执著投注、全心追求的事情是死也不忍放弃的,就像嵇康和那个传说中被斩首的无头人之于《广陵散》一样。

 

说到这里,我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反映二战时期生活的电影,它写的是一个法国女人在一个餐馆里主厨,她的法国菜做得十分有名,当世界大战开始后,她被迫逃到挪威乡下去给两个家庭主妇做管家兼女佣,那两位主妇以为她什么也不会,就用自己所会的最简单的饭菜的做法来每天教她。后来战争结束了,她可以回国去,并且还将继承一笔遗产,就在临走的时候,她请求两位女主人允许自己用真正的法国大菜来请一次客。这个故事也同样说明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他们对自己才能的珍重是超乎金钱和生命之上的。

有一本书我还要提一下,就是戴明扬在1962年写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嵇康集校注》,这本书收集的资料很全,而且对其中所收集的资料还附有自己的考证。我要说有些人著书立说,在某一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下是具有特殊的寓意的。阮籍在魏晋之交将自己内心隐藏的万端感慨借诗歌加以表达,而有的人不用诗,而是用编书来表达。魏晋之交时正直的知识分子嵇康被无端地杀死了,而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反右”之后,“文革”之前将这本表达清白正直知识分子内心感慨的诗文集整理得这么好,这实在是一件很微妙的事,当然我不能说其中一定有什么意思,但我深信有许多学术著作之中是有着编著者的理想和志意的。

 

我要说的主要意思还不是这个,而是戴明扬对《广陵散》这支曲子做了详细考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戴先生他是懂音乐的,他认识一个朋友,应该是他的前辈,也是懂音乐的,他曾问朋友:你以为《广陵散》是什么样的曲调?从他们的谈话我们了解到,根据现在音乐书籍的记载,《广陵散》事实上是传下来了,乐曲所表现的都是“杀伐之音”。若将这所有的记载与传闻都集中起来看,那个被斩首的“神人”夜晚提着头与嵇康相见并传授了表现“杀伐之音”的《广陵散》,而且当时有人就说,当司马家族势力慢慢强大起来的时候,是有一些人,像母丘俭、夏侯玄等是起兵反叛了司马的,但这些人后来都失败了,而惨败的地点就在广陵附近,因此有人认为此曲是哀悼因起兵反叛司马而失败的英雄们的。而另有一些人却以起义军失败之地并非就是广陵本地而怀疑、否定这种看法。

 

对此我个人以为,广陵是个大城,而且是名城,即使是广陵的附近,也是可以假托广陵的。总之,嵇康是否同情当时起兵的母丘俭与夏侯玄,这在历史上没有明白的记载,但以他的性格和为人处事的一贯作风而言,他公开反对司马氏是毫无疑问的,因此而同情、支持起兵反叛司马氏的人也是极有可能的。而且他当时打铁的地方,确实留下了一个“淬剑池”,他那时是不是也打制一些刀剑兵器等等,也确实是个疑问,要不然怎么会仅凭他给山涛信中的几句话就把他杀死了呢。

    以上我是对嵇康的性情行为又做了些补充的说明,作为一个诗人,我们既要了解他的诗,又要了解他的人,因为人的性情、品格与他的作品风格一定是互为表里的。《文心雕龙》中有一篇“体性”,就是专门讨论诗人性格与作品风格关系问题的,不仅我们中国如此,西方德国的叔本华是个很重视天才的哲学家,他也曾说:作品的风格是作家心灵的相貌。作者有什么样的兴趣,他喜欢用什么样的字和词,他习惯用什么样的结构、形式,这些一定与作者的个性有关系,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花这么多的时间讲嵇康生平性格的缘故。

 

有许多研究嵇康的人就根据他的性格特点来评论他的诗歌,这里我要特别提出对魏晋时代作者的研究,有两本书一定要注意,就是齐梁时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齐梁是继魏晋之后南北朝时的两个朝代,此时期的人对魏晋的作者有许多评语,刚才我提到的《文心雕龙》中专论作家与创作风格的《体性》篇在说明这个问题时曾列举了许多例证,如“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他说像贾谊这样性情俊杰英发的人,他的文章写得非常爽洁,文体格调是清新而壮丽的。而长卿(即司马相如),他这个人很狂傲夸饰,你看他写的长篇大赋都是非常铺张的。后面他也提到了嵇康,他说“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你知道中国在齐梁时期的文学观念中,常常把文学批评也视为一种文学创作,因此十分讲究用字、用笔、结构、音韵等形式,甚至常常由于追求形式的对称美丽而有失明白与准确。如这里说嵇康的“俊侠”,是俊杰、挺拔、伟岸的意思,我们知道嵇康不管他的才华或是他的仪表都是俊杰的,人家说他“美辞气,有风仪”,其身高七尺八寸,其站立时“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因此有人以为他是比较注意外表的。其实不然,虽然历史上记载说嵇康是“龙章风姿”,即外表上有龙的神采,内在有凤的本质,但实际上他却是“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他视自己的形体与土木一样轻贱,绝不像历史上传说的有人喜欢在衣服上喷香,“桥南荀令过,十里送衣香”(李商隐诗句),或是“傅粉何郎”之类的。你看他一月十五日不洗脸、不梳头,可见他并不注意自己外表的修饰,不过他在本质上是一个很“俊杰”的人,无论其才华或风貌,而且他还是刚肠疾恶,很有侠义之气的人,所以刘勰说他“故兴高而采烈”。

 

“兴高采烈”这个词,我们现在看,似乎觉得不大合适,还不是说刘勰用的不合适,而是我们后来把这个词用得与它的本义不相合了,这就跟“风流”这个词一样,现在说到“风流”总以为贬意的成分更多一些,而古人,像苏东坡所写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里说的“风流人物”却是诸葛亮、周公瑾这类英雄俊杰。“兴高采烈”也同样,现在大家都用它来表示很高兴的意思,其实这个“兴”,是感兴,一种感发的力量,宋朝的文学批评家严羽的《沧浪诗话》曾标举“盛唐诗歌唯在兴趣”,这个“兴趣”也不是你对打球有兴趣的兴趣,而是因兴象高远而唤起的一种内心感应,由此可知所谓“兴高”就是说嵇康的诗有很高、很强大的感发力量,而“采烈”是说他的文辞强烈,极富感情色彩,这是由嵇康的性情所决定的,惟其“俊”,所以才文采浓烈;惟其“侠”,故文辞刚直,感发的力量就直率和强大。此外还有一段对嵇康的批评文字也很精当准确,那是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里的话:“叔夜直,所触即形,集中诸篇,多抒感愤,召祸之故,乃亦缘兹。”又说,“叔夜衷怀既然,文笔亦尔,径遂直陈,有言必尽,无复吞吐之致,故知诗诚关乎性情,直之人必不能为婉转之调”。这里说的“嫜直”是指因性直而得罪人、伤害人。你知道有的人虽性直却不伤人,如陶渊明,欲仕则仕,欲隐则隐,通篇诗文说的都是真心话、诚实话,但都于人无伤,而有的人,因性直而足以伤害了别人的时候,就称之为“嫜直”。

 

嵇康真正是“嫜直”,所以他无论碰到什么不满意的事一定要“形”,即表现出来,因此,他的诗文集中的许多篇章都是感慨激愤的,其中最能代表他“抒感愤”的一首诗就是他在狱中所写的《幽愤诗》,这是非常直率的一首诗,一般的选本没有选。既然他内心有这么多幽愤,所以其“文笔亦尔”,文如其人,直之人,写出诗文来也一定是直直陈,一点也不掩饰,一点也不含蓄和保留,所以说他是“有言必尽,无复吞吐之致”,不给人留下比较多的反思,缺少回味的余地。人家阮嗣宗是什么也不直说,所以阮籍诗就有许多可讲的言外之意,而嵇康诗则很难讲,因为你一念就把他想说的话都弄明白了,这还有什么可讲的呢,所以陈祚明最后说“故知诗诚关乎性情,直之人必不能为婉转之调矣”。你看他也承认诗歌的创作与作者的性格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了,我们一定要承认这一点,尽管西方的新批评一派反对用作者的生平来讲诗,但我们不是用作者的生平来衡量他作品的价值,我们不是说他人好,诗就好,而是说一个人的性情经历一定影响他的作品,就如嵇康这样的“直之人必不能为婉转之调”,一个说话带有这样刺激性的人一定不会写出那种含蓄婉转的作品来的。好,有关嵇康的材料我们现在就介绍到这里,下面真的要来看他写的诗了。

    一般的选本在选到嵇康诗时,常爱选《赠秀才入军》这组诗中的篇章。有的选本还在题目中加上一个“兄”字,即《赠兄秀才入军》,关于这组诗的篇数,有的说有十九首,有的说只有十七首,其实这种情况我以前在讲曹植的《赠白马王彪》诗时也已曾说过,由于古人所做的组诗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分章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意见。另外这首诗里大多数都是四言的,其中只有一首是五言的,这种情形在讲阮籍《咏怀》时也说过,《咏怀》八十五首中有八十二首是五言诗,另有三首是四言的,这一点我们也要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前面也提到了,就是他诗题上说赠兄秀才入军的那个兄,就是他的哥哥嵇喜。嵇喜曾经举秀才,你知道魏晋时期是通过举荐而进入仕途的,如举孝廉、举秀才等等,后来被举进仕途的秀才哥哥从军了,所以就题名为《赠兄秀才入军》。由于我们所见的选本一般只选这组诗中的一两首,因此整组诗中所反映出的问题不容易看出来,比如诗里有些称呼不像是给他哥哥的,如“思我良朋”的“良朋”,“佳人不存”的“佳人”等,但也有人辩解说他哥哥从小与他一起玩耍长大,所以也可以用朋友相称;至于“佳人”与“香草”、“美人”一样,是什么人都可以指称的。总之关于这首诗里的口吻问题,大家知道曾经有过这些不同看法就可以了。其实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十九首组诗里所表现出的一种态度,由于一般选本常常选不全,所以整组诗的态度表现得不明确。

 

这里我要说第一首的五言诗,这是全组诗里惟一的一首五言诗,而且这首诗一定是送给他哥哥的,这首诗中所说的话是应该特别值得注意的。其中有这样几句我以为可以看出他对嵇喜出仕所持的态度,如“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险峨。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这首诗很长,这只是其中的几句,你看他哥哥要出去入军仕宦的时候,他对他哥哥说的是什么。“鸟尽良弓藏”见于《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曾辅佐汉高祖夺取了汉朝的天下,可最后却被高祖杀了,还有一个叫彭越的,也是为汉高祖打江山立了功的,结果也被杀死了,这就像是猎人手中的武器,当他的猎物尚未获得时,他需要良弓宝箭作为捕获猎物的工具,但当他的猎物一旦到手,天下既得,江山坐稳了,那些帮他打天下、夺政权的贤人才士就没用了,所以像韩信、彭越这些人就只剩下死路一条了。这就是“鸟尽良弓藏”的意思。 “谋极身必危”是说有些计谋是为躲避祸患灾难而设计的,而结果却陷入了危及身心的险境。虽说一个人的凶吉主要取决于你做人的态度,但有时的吉凶祸福却不是你自己所能掌握的。因为世间处处布满了艰难险阻,就算没有走错路,也难免落入陷阱,所以你不如“反初服”,“初服”是用《离骚》的典故,屈原说我到朝廷上为国君尽忠进谏,可是国君不但不接受,反而还疏远我,所以我就不做这个官了,而回来重新修整我原来的服饰。而屈原所说的“初服”,是指他所修养成的美好品德。“反初服”就是归隐江湖,修养自身的品性。“抱玉宝六奇”说的是战国时楚国的卞和得到一块非常好的玉石,他将之献给了楚厉王,楚厉王叫人鉴别后的结论是“石也”,厉王以为卞和欺骗他,就使人砍掉了他的左脚。等到厉王死了,武王继位,卞和又捧着这块玉石献给楚武王,相玉的人又说是石头,结果又砍去了卞和的右脚。卞和为了要把一块玉石献给君王,结果失去两只脚,而后来文王继位把这块玉石雕琢之后,果然得到了一块美玉,这就是后来用它做成的传国的玉玺。这句诗是说你何必非要将自己所宝有的珍奇之物献给君王呢?为此你将会付上惨痛之代价的,所以你不如“抱玉宝六奇”,“六奇”原指汉时陈平为汉高祖刘邦所谋划的六奇计。这里指很高明的计谋,你有好的计谋不一定非要用在这样的世道,这样社会之上,因为“世路多险峨”,不知何时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从这些诗句就可看出嵇康对他这个要去出仕的哥哥的态度了,以前我们说过,那位小时候对嵇康十分娇宠的哥哥已经死了,而对这个想要出仕的哥哥他是常以“白眼”相加的,从嵇康的诗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家人、母亲、兄长都是很重感情的,可是他们兄弟在对待出仕这件事情上的意见是很不相同的。由于选本选篇的局限,这样一份思想情绪却没有能够体现出来,这就是我之所以在讲他诗之前特别加以说明的缘故。

    一般的选本大都是以文学艺术的观点和标准来选嵇康的诗,那么这些入选的诗里代表了嵇康诗的哪些方面的艺术成就呢?

 

我以为嵇康诗的成就突出体现在他的赠答诗里,这其中又因所赠对象与所答内容的不同而呈现为两方面的特色。一种是较为直言峻切,讦直露才的;而另外一种则是那些不能直言的,如他的某些赠兄诗,因为兄弟毕竟不同于朋友,可以说我们从此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兄弟是同胞骨肉,因此在这些赠兄诗中,除了有一部分是直言的而外,还有一部分是表现一种友谊之情、兄弟之谊的。

 

而就表达感情这一方面而言,嵇康诗具有两种不同的成就,一是他的气势,再一个就是他的风神。以前我似乎也讲过,所谓的好诗,是各有各的好处的,有的以情胜,有的以感胜,有的以思胜,有的以气胜。以情胜者如“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自是人生常恨水常东”,真可谓使天下有情人都为之感动;以感胜者如“紫薇朱槿初残,斜阳却照栏干。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晏殊词《清平乐》)既没有什么喜怒哀乐的情感,更谈不到深广博大的思想,它传达的只是诗人的一种纤细、敏锐、微妙的兴发和感触;而以思胜者像陶渊明的“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通篇含蕴着一种超越的思致与哲理;再一种以气胜的诗如前不久我们讲建安诗人曹植《白马篇》时曾说过的那种无所谓感,无所谓情,只是表现了说话时的一种口吻和气势的一类诗。至于这种气势是如何形成的,等一下我们从“良马既闲,丽服有晖”这首赠兄诗中即可看到。相对“气势”而言,嵇康抒情诗中表现“风神”的一类诗就更难讲了,这部分我们将留待最后来看。

 

现在我们先来看他赠答诗中直言峻切的特色,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写给朋友《答二郭》的一组诗。我们先要弄清楚这二郭是谁?诗后注释说二郭是指嵇康的两个朋友郭遐周与郭遐叔。前面我们说过当时嵇喜出去仕宦了,嵇康对此表示不同的态度,他对哥哥说,你应该回来追求自己的“初服”,而不应在仕宦中追求功名,因为仕途是极危险的。那么他哥哥做何反应,我们不得而知,其实如果你看《全三国汉魏六朝诗》,就有他哥哥给他的答诗,诗中是劝他出仕的。他与他哥哥之间是他先赠,他哥哥后答。那么现在这《答二郭》则是二郭先赠,然后他再回答给二郭。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讲二郭给他的赠诗了,总之二郭也是劝他不应该如此激烈刚直,应该比较温和地接受仕宦,所以嵇康在这首《答二郭》里表现出了与他们不同的态度。

 

 

   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

 

夷路殖枳棘,安步将焉如?权智相倾夺,名位不可居。

 

鸾凤避嚣罗,远托昆仑墟。庄周悼灵龟,越搜畏王舆。

 

至人存诸己,隐璞乐玄虚。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简书。

 

所好亮若兹,杨氏叹交衢。去去从所志,敢谢道不俱。

 

 

    嵇康认为仕宦是一条险途,他说我曾“详观凌世务”,仔细观察过世上的一切事务,发现到处都是“屯险多忧虞”。“凌”是在上,凡是高高在上的,我们就叫“凌驾”,“凌世”就是在世上。“虞”与“忧”同义,也是忧虑的意思。“屯险”就是险恶、艰危之意。嵇康是生活在魏晋的时代,我们早已知道,他所生活的时代里,政治斗争是非常残酷激烈的,许多人,像孔融、弥衡,以及当时起兵的母丘俭、诸葛炎、夏侯玄等都是这一时期被杀死的。其实谈到杀戮,魏晋之间被杀的人还不够多,等后来的晋宋之间,即晋朝得国之后那才叫惨不忍睹呢。你知道社会风气与朝廷政治斗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正因为魏晋以来都是靠篡夺得来的天下,所以养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风气,到处都是斤斤计较,都是个人权势与功利的角逐。而且晋篡魏的手段是极残酷的,当他们得权之后就把齐王芳废掉,把后来的陈留王曹奂杀死,他们就靠这种手段建立了晋朝,可当第一个篡夺做到晋武帝的司马炎刚刚一死,晋国朝内就发生了大内乱,即八王之乱,他们司马氏家族的兄弟、叔侄之间彼此相互砍杀,这期间被杀死的人不计其数,而且当时被诛戮的还都不是一人,而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地被杀。所以从魏晋以来,社会上你夺我争、勾心斗角,惟利是图就逐渐形成了风气。这就是何以当时阮籍、嵇康等佯狂避世,饮酒吟啸的原因。所以现在嵇康才说“详观凌世务,屯险多忧虞”啊!

 

“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由于一切人都是惟利是图,所以人们彼此之间的往来不是因为真正感情上的投合,而成了施与报的关系,他对你亲近、施恩惠是因为将有求于你,希望从你那里得好处的回报,这一切都是利害的平衡、计较,根本谈不上感情上的给予。“更相”就是互相,“市’’是交易。整个社会人间都像是在市场上做交易,绝无任何真正的感情可言,所以嵇康痛惜“大道匿不舒”! “大道”是真正做人、做事的道德原则和章法规矩。“匿”是潜藏,被埋没、被忽视的意思。他说真正好的道理由于人们都不再相信而被潜没隐匿起来,没有一个人再去追求理想,没有一个人再肯相信理想了。讲到晋朝初年的情况,有干宝写的一篇《晋纪》,前面有一段批评他们那些在上的统治者。清朝的纪晓岚曾说,天下的风气的转变正是从那些在上的统治者开始的,是他们首先败坏了,于是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随之败坏起来。司马氏得国就靠篡夺杀戮,所以整个晋朝的风气都是野蛮、恶劣的拼杀和争夺,所以说“大道匿不舒”。

 

“夷路殖枳棘,安步将焉如”,“夷”是平的意思,“殖”是繁殖,“枳棘”指那些带刺的恶木。他说本来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像走平路一样,只要你按照正确的方法和路线就达到你的目的地,可是等到这个社会变态了,堕落了,风气败坏了之后,你再按照原来正确的办法反而行不通了,你非要走后门,走旁门左道不可,非要用一种不正当、不合理的手段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他说这就像是本来很平坦的一条大道如今居然会走不通了,途中到处都是带刺的恶木阻碍着你,请问你“安步将焉如?”“安步’’是泰然自若、从容不迫的走路方法,你以这样的走法,还能走到哪里去呢?你无路可走,你无事能成,你无法在这样的社会里正常生活。

 

所以下面他又进一步劝道:“权智相倾夺,名位不可居”,社会上的一切都是竞争,都是巧取豪夺,那些“智巧”之人,这个“智”不是智慧,而是计谋机巧,是所谓聪明巧妙的办法。“倾”是倾覆,是以倾覆别人来夺取自己想要获取的利益。所以他说在这样一个社会,你不要仕宦,你不要去追求功名和高位,因为“名位”正是争夺的一个目标,而且是一个十分危险的目标。

 

所以你要学习“鸾凤避蔚罗,远托昆仑墟”,“蔚”字上有一个“四”表示网罗。他说真正好的鸟,如鸾凤等是不随俗的,它们本能地具备一种防范意识,它们要躲避危险的罗网,于是就寄托自己的身体在远离蔚罗的昆仑墟。“墟”是山丘,昆仑是中国很有名的一座大山,而且是神话传说中的一座可以与神人相交通往来的高远之地。“庄周悼灵龟,越搜畏王舆”,这里他用了两个典故。

《庄子》上说,有一次庄子在濮水上钓鱼,楚王派了两个大夫去看他,并对庄子说,楚王愿意把他国内的一切事情麻烦你来料理,意思是要请庄子去做官,而庄子却“持竿不顾”,只对他们说了下面的话:“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他说我听说楚国有一个能通神灵的大龟,死了已有三千年了,楚王很看重这个龟,把它包裹在丝巾里,装进一个匣子保藏在宗庙朝堂之上。然而就这龟本身而言,你们看它是宁可死了留下一堆骨头让国王这么宝贵呢?还是宁可保全生命拖着尾巴在泥土地里游来游去呢?两位大夫说:“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我们觉得还是宁愿活着拖尾游于泥土之中。庄子于是就说,好吧,那你们就回去吧,我也将“曳尾于涂中”,即不想失去自己的一切而到朝廷里做官。这就是“庄周悼灵龟”的典故,这句是借庄子为那个被珍藏在朝堂之上,而事实上却已失去了生命而号称神龟的一堆白骨的哀悼来表示对于二郭即将出仕的痛惜。

“越搜畏王舆”说的还是《庄子》上的故事。中国的哲学与西方不同,西方哲学讲的是一套一套的理论,而中国的哲学讲了一个一个的故事。中国人重视直觉的感受,而缺乏系统而逻辑的理论说明,哲学也是如此。在《庄子·让王》篇中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越国已经连续三代发生了把国君杀死而传位的事件了,因此有一个叫搜的王子,他将要做国王的继承人了,于是很害怕日后他的继承者会把他也杀死,就逃到山洞里去了,越国人到处找他,最后就找到了这个山洞,但王子搜不肯出来,越人就用艾草熏洞,逼他出来,无奈王子搜被烟熏出洞后,越国人就准备了一辆精美华贵的车子来迎接他回去继位,被逼无奈的王子搜只好手持缰辔,登车仰天而叹:“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做君主,做君主,为什么偏偏不肯把我从这条死路上放过去呢!所以下面就说:“至人存诸己,隐璞乐玄虚”, “至人”是指那些做人境界最高的人,世上一般的人都追求身外的名利、禄位,然而一个人的真正价值、意义和快乐却是你自己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那么什么是这种安身立命的所在呢? 《论语》上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道”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你听了“道”以后,居然就死而无悔,死而无憾呢?人生的道,生命的价值意义究竟在哪里?《庄子》上还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列子乘风而行,他走起路来就像乘着风在空中飞行一样,这应该是很潇洒自在了,可是庄子却说他还是“犹有所待者也”,还是要凭借着风的力量来飞行,还是有待于外的,还不能算是最高明的至人。真正最高的“至人”是能“存诸己,而无待于外”的,是他内心之中有了一种自得、自持、自由的境界,他不再依赖或指望任何外力便能进入逍遥自在的精神天地,这就是下一句所说的“隐璞乐玄虚”。上次我们讲过卞和献璞玉的故事,可献的结果是两条腿都被砍断了,所以这里就说,你没有必要去献玉,你要将璞玉珍藏起来,去享受你自己的快乐。在这逍遥自得的境界之中, “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简书”,他说世上的人们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生命去追求功名,可功名哪里值得你去殉身以求呢?<史记·伯夷列传》引贾谊的话说“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凭生”, “众庶”是一般的人,我们这些普通的庶民所欲求取的不就是自由、安定、逍遥自在的生活吗?许多人活着总想要建功立业,死后使自己的姓名列入“简书”(史书)留传千古,可你连自己的身体生命都牺牲了,还想什么名垂千古呢! “所好亮若兹,杨氏叹交衢”,这个“亮”是诚然、信然的意思,“若兹”,就是如此,他说我所喜好的就是如此,是“至人存诸己,隐璞乐玄虚”,是“功名何足殉”,而你们非要去追求那些身外的功名,所以我们只有“杨氏叹交衢”了。

“杨氏叹交衢”是(列子·杨朱)上讲的一个故事,我上面说了中国战国时期的哲学书上都是通过讲故事来喻示其思想的,这个故事说的是杨朱的邻居弄丢了一只羊,杨朱就问,为什么派这么多人去追这只羊,对方说,因为岔路太多了,只好多派些人分头在各条岔路去寻找。等到追羊的人都回来了,杨子就问:你们找到了吗?众人说没找到,杨子很奇怪:你们这么多人怎么还把羊追丢了呢?对方曰: “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说岔道之中又出了岔道,我们不知该往哪一条岔道上去追了。这时有一个叫心都子(这是一个假托的人名,是说以自己内心为持守的人)的就说了:“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身。”他说就像歧路太多追不到羊一样,学者若想追求的东西太多了,也会把生命也赔上去的,而且即使赔上性命,结果也会因为“多歧”而一无所获,只会落得个“不知所之”的困惑,正如王国维说的“欲寻大道况多歧”。现在嵇康用这个典故,还不是说你们追求的时候歧路太多,不知何往,他的重点是在“交衢”二字上。“衢”是大路,“交”是分歧、交插的意思,凡是大路都有交叉,一交叉就会有分歧,他的用意在于说明你们是要追求仕宦的,而我是不肯同行的,所以我们现在只好在大道的岔路交叉处叹息了:“去去从所志,敢谢道不俱”。你们按照你们的志意去走吧,这里他用的是《论语》里的话: “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的理想与我不一样,我们只有各走自己的路了,所以我大胆地对你们说:实在对不起,我们既然不是同路人,只好在岔路上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以上是嵇康的《答二郭诗》,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好把他跟他哥哥的赠答诗与他跟他朋友二郭的赠答诗结合在一起讲,目的是看到他赠答诗中直言峻切的特点。

第十节  嵇康之三

 

上一讲里我们说过,嵇康的赠答诗中除了《答二郭诗》那样直言的一类而外,还有一些是不能直言的,这部分作品里体现出嵇康诗的两种成就,第一是他的气势,第二是他的风神。我们讲诗,讲到诗的内容思想、章句、辞藻等都比较容易讲,而讲气势、风神却不容易,尤其是“风神”更是不容易讲。好,现在就来看嵇康以气势胜的这一方面。

 

 

   赠秀才入军 (其九)

    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

 

 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我们看他这首诗中所表现的是什么呢?无所谓情,无所谓感,无所谓思,但你读着它的时候只感到他字句、口吻之间带着一股气势,他所写的这些句子都是对称的,正因为都是两两相对的对称的缘故,所以才形成了这种气势。

 

唐代的韩愈在谈到文气的时候说,气盛则言之长短高下皆宜,其实正是因为他的言之长短高下的对应相称才形成了他的那一股气的。不仅如此,这两两相应的对称之中还产生了一种张力,张力本来是物理学上的名词,它是指物体受到拉力作用时,存在于其内部相邻部分之间的相互牵引的力量,但是并非所有对偶的、两两相对的句子都有张力。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追溯一下文学发展的历史,从魏晋以来到南北朝的齐梁之间是我们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艺术开始有了反省和自觉的时代,这种进展和演变是分为两个步骤来进行的,一是因为我们的文字是独体单音的缘故,所以比较容易形成对偶,因此魏晋以来是比较重视对偶的,但对偶并不一定都有张力,要想有张力就不只是一个对偶,而是要有对举。

 

像以前我们讲的曹子建的“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一个左,一个右,一个是仰,一个是俯,这种左右、俯仰的相互对举才会产生张力,如果只是一般的对偶,如“鱼跃练川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就没有这种左右、上下相反相成的张力。

 

你看嵇康的这种诗就是跟曹植一样是因对举造成了张力和气势的,“良马既闲,丽服有晖”,“有”在这里是又的意思,这两句虽然不是对举,但也造成他口吻上的一种气势和张力:既如此,又如彼,既这样,又那样,这就在“既”与“又”两者的口吻之间加强了力量。

我说过像这样的诗无所谓感情和思想,他表现的就只是一个气势,他说他哥哥去从军了,他骑的这马是这样的“闲”,闲是娴熟、熟练的意思,你的马被训练得这样娴熟,骑马的技术也训练得这样娴熟,而且你的军服更是如此的“有晖”:光彩照人。“良马”、“丽服”合起来是那样的英姿飒爽,威武矫健。不但如此,你看他还“左揽繁弱,右接忘归”。“繁弱”与“忘归”是古代良弓名箭的名字,古籍上记载说:“楚王载繁弱之弓,忘归之矢,以射兕云梦。”是说楚王用最名贵的弓箭在云梦宁带射猎虎豹野兽。像这样的诗句确实并没有什么深意,他只是表现一种气势,你以娴熟的骑术乘着训练有素的好马,身着丽服,英姿勃勃,光彩照人;你左手拿着名贵的弓,右手拿着名贵的箭,这就是张力,一左一右又是对举。“风驰电逝,蹑景追飞”,你的良马跑起来像风电一样地驰骋,其速度之快可以追上光的影子。“景”通影,这里指光影。蹑”就是追踪。“追飞”是说你可以追上飞鸟。这也是两两相对:“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它不仅对偶,而且还是重复:如风之骋,如电之逝,蹑光之影,追鸟之飞,这都是重复,他是在重复之中表示一种加强的力量,形成一种张力。“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凌”是加在上面,“厉”是渡过,“凌厉”就是驰骋其上,在什么之上?在中原之上驰骋。你乘着“良马”,身着“丽服”,“左揽繁弱、右接忘归”,在中原上奔腾驰骋,你左顾右盼在骏马之上耀武扬威,尽展英姿。你看他的口气是那样的劲健有力,真是“气盛则言之长、短、高、下皆宜”(韩愈语),凡是像这样以气取胜的诗人,无论他们的语句、声调有怎样高下、长短的不同,都能产生极强烈的效果,因为他们的口吻、气息运行之间形成了一股力量,这就是气势。

 

所以,上次我说了,像这样的诗其实讲起来实在没什么好讲的,但你念起来,就能显出一种很了不起的样子,像嵇康这组诗其中还有许多表现这种成就的句子,如“南凌长阜,北厉清渠;仰落惊鸿,俯引游鱼……”等等,由于时间的关系,他这方面的成就就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要讲他另外的一个成就,即他的“风神”。什么叫“风神”呢?上面我说了,中国诗歌的理论中常使用一种非常形象化、概念化的术语,比如说汉魏的诗是有气骨,说盛唐的诗是有兴象,现在又说嵇康的一部分诗是有风神,这些概念都很抽象,也很难解说清楚。

其实我以为中国的这些抽象的字眼都代表了不同类型诗歌的不同特质。诗有许多不同类型,有好坏、优劣之分,那么如何来判断诗的优劣,在古今中外都有许多不同的法则。我自己尝试着把中国传统中的旧诗归纳起来,于是就发现它们有一个基本的特色,是重视一种感发的力量,这在中国的诗论里叫作“兴”。当然“兴”有许多不同的意思:有时指一种做诗的方法,如赋、比、兴的兴,这个兴是就作者而言的,是作者创作时见物起兴,看见外物而兴发感动的意思。它有时也指读者而言,这见于《论语》中孔子说的“诗可以兴”,是引起读者兴发感动的意思。此外它还有一种意思,即就《诗品》里“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中所说的做诗的孕育过程而言的。但无论就作者而言,还是就读者而言,或就诗歌创作孕育的过程而言,总之诗之所以为好诗,一定是它本身具有一种感发的力量,即你作者本身先有一种感发的力量,正是靠了这种力量与外界自然万物的孕育作用才产生了诗,通过诗义将你的那一份感动兴发传达出来,并且使读者得到了感发,这才是好诗。

 

但诗歌靠什么来传导这种感发的力量呢?我要说不同性质的感动,要用不同性质的表达手法,因而也造成不同性质的感发效果。这是我们从诗歌创作表达原理上来说的。那么我们刚才所举的风神、气骨、兴象,这都是不同表达方式所产生的不同艺术效果。今天我们本来是要讲嵇康诗的“风神”,但风神这个概念是不大好讲的,所以我想先从气骨和兴象这两个比较容易讲、也比较容易理解的概念讲起。

我以为这些概念里面的“风”字,“气”字,“兴”字都表示一种流动、变化的状态,这就是一种感发的力量,可是怎么样使它有了这种感发的力量的呢?这就有不同的来源,有从“骨”里来的,有从“象”中生的。我们一般说汉魏诗的好处是有“气骨”,就是说他的感动来自于“骨”,而盛唐诗的好处在于“兴象”,是说它的感发源于“象”。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并不是说汉魏的诗就只有“骨”,而没有“象”,而盛唐诗也只有“象”,没有“骨”。那么什么是“骨”呢, “骨”主要是指它的骨架,用现代科技术语说它是诗歌的“硬件”,它是整个篇章的结构框架,它包括篇章的句法、篇章叙述的口吻等因素,汉魏时候曹子建的<杂诗》、王粲的《七哀》等等都是凭“气骨”,即叙述的口吻、字句、章法、句法等表现方式传达出他们的感发力量的。

 

至于盛唐诗也传达了一种感发的力量,但它不是从篇章、句法、叙述口吻上传达的,因为盛唐诗不同于汉魏诗歌以叙述为主的特点,而是以写景抒情为主,所以盛唐诗是以形“象”来传达他们的感动的,如“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像李太白的“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峨眉山月歌》)就连杜甫这个深受汉魏诗影响,一向以篇章句法取胜的人也说:“玉树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它的感发都是通过大自然的景象而带出来的,而且盛唐诗所写的景象都是博大高远的,像“江间波浪”、 “塞上风云”、 “峨眉山月”、 “平羌江水”等,它们传达出的感发的力量也是博大、开阔、广远的。好,那么我们说的“风神”是从哪里给你的感动?它是从“神”里传达出来的?那么什么是“神”呢?这个就很难说了,它不像结构、形象那么容易举出来,所以只好用嵇康的一首诗来具体看一看诗歌是如何以“风神”取胜的,当然有风神的诗也不是说它通篇都以风神取胜,有时只一两句就“风神”毕现了。我们看下面这首诗——

 

 

         赠秀才入军 (其十四)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我们先从前面看他说的是什么,“息徒兰圃,秣马华山”,他说我们一群人出去游山玩水,“徒”是说我等,我们这一群,这一类人。“息”就是休息,我们在哪里休息,在有兰花花圃的地方休息。这里兰圃的“兰”字与华山的“华”字都是美好的意思,华山这里不是指陕西境内的华山。这两句意思是说我们在长满兰花的花圃里休息,我们在美丽的开满山花的山角下秣马(喂马),让马休息。我们以怎样的方式休息:“流硒平皋,垂纶长川”,“平皋”是平坦的草野,“硒”是石弹上系着绳子, “流蹯”是指把石弹投出后在空中形成的痕迹,“纶”是垂钓的丝线。这两句写他们有时在平坦的草野之中以石弹击鸟,有时也在长长的流水的水边上钓鱼。

 

这本来写得已是很自在逍遥了,但最好的最飘逸逍遥、自得自在的是后面的两句: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这两句极有“风神”,这个“神”真的很难讲。我们知道嵇康是会弹琴的,琴有七弦的,有五弦的,古朴的琴是只有五根弦的。你注意看他的用字,他说是“手挥五弦”,如果你说“手弹五弦”当然也不是不可以,可是“弹”字比较有心,比较用意,而“挥”却显得随心所欲,自然无迹,你随便一挥手,那琴曲就被弹了出来,而且当他“手挥五弦”的时候,眼睛竟没在琴上,而是在“目送归鸿”。“归鸿”是归飞的鸿雁,那么这鸿雁要归到哪里去呢?如果我们以一年为单位来看,鸿雁是候鸟,春天由南向北飞,秋天由北往南飞;可是如果就一天的光景而言,这“归”鸿是在向巢穴的方向飞,这是它归巢的时候了。

陶渊明诗中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还写过一组诗,名字就叫《归鸟》,这话真的很难讲,他的感动是精神上达到了一种境界,这不是“骨”的句法结构,也不是“象”的景物形象,是整个精神心灵的世界升华到了一种新的境地中去,这种体会非常有中国的特色,中国古人讲“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境界,李太白说的“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月下独酌》)。这就是中国跟西方的绝大不同。李白说我对人间的一切都失望了,我要跟一个人结成永远的交游,跟谁游?跟谁结?跟那个无穷的宇宙结为交游,我所期待的理解和共鸣不是在人间,而是在那个遥远的星云、天汉之间。而且李白又说了,“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不是说跟那些个世俗中的官僚政客们来往,看他们那“千变百伎,在人目前”的样子感到极为厌倦不堪么,而李白这里说的让我不感到厌倦的有谁?“唯有敬亭山”。

 

外国人所讲的精神境界常常是征服自然的乐趣,而中国人所讲的则是没入自然,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精神境界。这种意思的确极难讲清楚,你说“归鸟”与你何干?“飞鸟”与你何干?陶渊明为什么看到了“飞鸟相与还”就体会到了一份“真意”?陶渊明还把“真意”点明了出来,说我看到了飞鸟就体会到一份“真意”。而人家嵇康就连这份真意也没说,我就是“目送归鸿”,眼神目光随着那个归鸿越飞越高远,觉得那飞鸿一定是有一个高远无上的方向或目的,你的心灵精神也会随着它升入到一种高远美妙的境界中去。当你“目送归鸿”的时候,你无意之中就把你此时目送归鸿的精神活动和心灵境界“手挥五弦”地弹了出来,你看这是多么妙的一种事情!

    以前我讲过,中国人认为琴是可以传达一个人的心灵、理想、志意的,如李商隐所说“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锦瑟))。有人评论嵇康这两句的好处是“妙在象外”(清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意思是说他的妙处是超出语言文字之外的,无法用语言解说,只能靠自己去心领神会了。

 

还有陈祚明也说这两句是高致超超,顾盼自得。总之这种以风神取胜的诗,它的好处是你很难掌握得住的,它既不像“风骨”所表现的章法结构那样历历在目,又不像“兴象”所标举的景物气象那么显而易见,具体可感,它是靠一种精神的作用来传达他的兴发感动的,这真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你一定要想像:你弹琴时的娴熟与自得;手挥五弦,挥洒自如;同时又目送归鸿,心不在焉,眼睛带着精神一起随着归鸿而没入广袤的苍穹,与天地、宇宙、自然融为一体,这样一种由精神状态所传达出的感发确实是很难再具体说明白了。

 

可见王士祯所说的“妙在象外”的这个“象”,是指一切的外表,在诗歌里是指文字,就是说这两句诗的妙处是超乎诗歌外表的文字语言之外的,无法靠语言文字这些外表的有形的东西来解释清楚的。

 

现在既然提到王士祯,我还要再多说一些,中国诗就因为有了这么多种类型的好处,所以后来研究、评论诗歌的人便各自从不同的好处中根据自己的好恶来谈自己独特的心得与体会,比如王士祯独有专好,特别赞美的就是这种“妙在象外”的,非语言文字、章法、结构能够说明得了的好处。以前评诗的人们讲到文学诗歌的评论,有的就标榜“兴趣”,如宋代的严羽,有的则推崇“神韵”,这就是王士祯。

 

到了清末时,王国维比较了严羽的“兴趣”与王士祯的“神韵”,从而又提出了“境界”一说。并以为“境界”是“探其本”的一种说法,严羽的“兴趣”说与王士祯的“神韵”说都没能探触到这个根本,因为“兴趣”与“神韵”都太抽象了,无形无迹,不知所云。“境界”虽然比较实在一些,但王国维还是没有对它做出理论性的解说,所以我就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尝试要给中国的诗歌探求一个真正理论性的衡量标准,于是我就提出了诗歌的好处在于它能传达出一种感发的力量,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有一个感发的生命,它生命的强与弱就在于这种感发力量的大与小。

 

王国维在解释自己的“境界”时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他说这个真景物不是外在景物的真,而是你内心有一份被外在景物唤起的真感动。古人都爱说“山青水碧”,你提起笔来也写“山青水碧”,但一点也不真,因为那不是你真正的感受。关于这种真感情,我把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感受,是感官,如耳目口鼻这些感觉器官上的感触;第二是感动,是外界的情事景物作用于你的感官的程度不断深刻,以致使得你不禁为之动情了,这就是感动;第三个层次就是感发,是耳目的见闻引起你内心的感动,而你除了这种感动之外,忽然之间好像精神上获得了一种超出你所为之感动的情事之外的启发和觉悟,这就叫作感发。以上我把“能感之”简单地分成三个层次,即感受、感动、感发,而所谓的真景物、真感情一定是属于这三者之中的一种。哪怕你不是感动和感发,而只是耳目之间的真感受,那也算是“真”了,不然你总是抄别人的“山青水碧”、“草绿花红”。怎么能有自己的真感受呢?

 

宋朝杨万里有一首小诗说:“雨来细细复疏疏,纵不能多不肯无。似妒诗人山入眼,千山故隔一帘珠。”这虽说不上是顶好的诗,但却很有诗人的真感受,而且从他所见闻的感受中能产生一种属于他自己的非常新鲜的情趣,这是关于感受层次上的一个典型的例证。说到感动,像杜甫开元天宝写的战乱流离的现实,以及像陆游与他前妻离婚后所写的那些诗句都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如陆放翁的《菊枕诗》:“记采菊花做枕囊,曲屏深幌闯幽香。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这是在怀念他与前妻在一起生活时的往事的,他说我清楚地记得四十三年前,前妻唐婉曾将采来的片片菊花的花瓣晾干为我制成松软芬芳的枕囊放在卧室之中,所以至今我们共同住过的闺房帐幕之中还依然封存着菊花的缕缕馨香。当年在那曲折的屏风与深垂的帷幌之间有过我们的多少欢乐,所以当我闻到那阵阵菊香时,不由得又沉浸在对四十三年前那一幕幕美梦的追忆之中,而今面对这渐渐暗淡下去的灯光,我内心这一份断肠般的往事和衷情向谁去诉说呢!

 

你看这才是发自内心的真感情、真景物,而且还不只是有真感情、真景物,更是能写出这些真景物和真感情。至于再深一层的感发的一类,是很难举例证的,我们看王国维自己是怎么体会的。他说“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先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第一种境界”,他后面还举了宋代的其他词句来说明第二、第三种境界。这第一种境界所举的词例是北宋晏殊《蝶恋花》词的两句,词意是说,昨天晚上吹的这一整夜的秋风,把我窗前原来枝繁叶茂、浓荫障目的碧树的叶子都吹得凋落了,就在这肃杀、凄凉、零落的情景之中,我于第二天早上独自一人登上那最高的楼,由于没有了往日遮蔽视野的密叶繁枝,所以我一下子就望到了那天涯的尽头了。这本来是叙写景物情事的句子,而王国维却认为它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这不是感官的感受,也不是感情的感动,是整个词句中的情景使你恍然得到了一种启发、联想和体悟,这种兴发和感动的内容已不再限于字面所写的语言、文字及情事之内了,它具有使读者产生更多的超乎词句文字外表以外的兴发的强大的力量,这就是我说的诗歌中最高层次上的好诗所应具备的那种感发的生命力。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诗人或词人的作品都能够给人以这样的感发的,所以王国维在举出这三种境界之后又说:只有大诗人才能写出带有这种感发力量的诗来。

 

不知你是否有过这种体验,你曾被世上名利、得失、人我、利害等许多事情缠绕,被许多繁杂的现象所蒙蔽,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许因为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甚至是某一本书或某一句话,你忽然一下子觉得那些东西是不足道的了,你忽然经过一种肃杀,经过一种凄凉,经过一种零落,把所有的这些繁华都摆脱了,你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忽然升华了,于是你忽然觉得你对这个世界有了一种更超脱、更高远的看法了,不再被这些世俗的困扰所束缚了,这就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感发的境界。

 

但是只有最好的诗人、最好的作品才能够写出这种境界,这也就是王国维说“词要以境界为最上”的那个境界,用我们的话来解释,境界就是带有感发的世界,或者也可以倒过来说,带有感发的作品中的世界。不是作品中的故事,不是作品中的情感,是这整个作品所表现出的一个综合的整体的世界带给你的一种感发,这才是我所理会的“境界”。

 

那严羽所说的“兴趣”与王士祯所说的“神韵”又是什么呢?严羽所说的兴”,如果按照我的理论来讲,就是感发,因为“兴”本来就是兴发感动的意思,这个“趣”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杨万里“雨来细细复疏疏”那首小诗一样,其中有一种独特的趣味,你读后不免会为他那清新俊爽的独特情趣而感到心旷神怡。而王士祯的“神韵”其实也是一种感发的力量。

 

我之所以提出“感发”一说,是由于中国诗歌的理论家们其实都认识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没有把它很具体、很清楚、很明白地说出来,所以用了一些很抽象的话,什么兴趣啦、神韵啦,风骨啦等等。

 

我认为“神韵”也是指一种感发的力量,只不过它的理论更注重言外的余味,即“妙在象外”。有的诗你念完就完了,而有些诗,你念了之后却不能放下,它让你反思、回味,但你却很难具体地说出来,因为它是意在言外,妙在象外的,不像刚才我们所举的“风骨”那么好解释。好了,以上我用了这么多题外的话就是为了说明“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风神与境界,这的确是一种很难讲清,但却是很妙的一种境界,所以陈祚明赞美他是“高致超超”,有一种非常超然高远的、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

一般人认为这是道学家们在谈玄,其实如果你真的超脱了世俗的拘束,真的达到了这样一种最自然,没有虚假、没有造作的潇洒自得的状态,你就能体会到“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然自得之境界。

上次我说过有的人一辈子老是向外求,求外在的名誉、利益,求外在的情爱,由于他永远无止境地追求,所以永远也不能满足。可有些人不是如此,他们是有诸中而无待于外,是你自己内心之中真正得到了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满足了,与外界的一切没有关系了,尽管有得有失、有善有恶、有喜有悲,可是你内心之中有一种自得的、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

    这说起来好像很玄妙,但这却是中国的儒家与道家结合以后的一种很高的境界,要知道能表现出这样一种境界的诗是不多见的,我本来还想举王士祯的二句诗,可我要说王士祯的这二句诗实在是不高明的,因为这种自得的境界,一定是你真正有诸中的自得,而不是外表装出来的自得的样子,而王士祯这个人的缺点是认识了这种“妙在象外”的好处,而又装出来一副“妙在象外”的样子,这就不是真正的“妙在象外”了。他在论述“神韵”时曾举出自己写的两句诗来:“吴楚清苍分极浦,江山平远入新秋”,他认为这是有“神韵”的句子,他是主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他什么都不说,自以为很风流自得,其实这只是摆出一副风流自得的样子,其意境是无法与嵇康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相比的。

好,接下去我们继续把嵇康这首诗看完。“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说的正是那种无待于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境界。“俯仰”,记得我在讲张力的时候说过,凡是你把正反两个相反或相对的东西相互对举之后,形成的效果就是概括、周遍的意思。这两句中,俯是低头,仰是抬头,意思是说无论你是俯、是仰,你都是逍遥自得的,你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中,无论是处在什么行为状态里,你都是悠然自得的,这时候你内心的活动已不是在世俗上人我、利害的斤斤计较,而是你内心的活动已到了太玄之上去了。“太玄”就是天外的宇宙,这就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下面“嘉彼钓叟,得鱼忘筌,”“嘉”是赞美, “钓叟”指庄子。

前面我在讲《答二郭诗》时说过“庄周悼灵龟”的典故,其中有“庄周钓于濮水”的话,不但如此,“得鱼忘筌”一句用的也是《庄子》上的话。庄子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又说, “言者所以在言,得意而忘言。”(《外物》)意思是说:鱼篓是用来捕鱼的,在得到了鱼之后,这个竹篓就无关紧要了;言语本来是传达你的思想意图的,当你把这其中的思想意图都理解了,言语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总之这两句是要说明你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把握住那个最本质、最真实、最重要的目的,此外的一切包装都是不重要的。就人生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够永远保持一种逍遥自得的精神状态,而这一点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的,当你找到,并享受到它之后,你去对别人说,可是那些尚未找到的人就无法体会、明白和理解你所说的那一番境界,所以下面就说“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这又是《庄子》上的典故:说有一次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坟墓(惠子是庄子的好朋友),庄子很感慨,就讲了一个故事给他身边的人,他说郢这个地方有一个给墙涂白灰的人不小心将一点白灰涂到了自己的鼻子上,这小点白灰很薄,其薄的程度有如苍蝇的翅膀一般,于是他就叫来匠石为他削掉,匠石果然就挥舞得巨斧呼呼作响,向那个人的鼻尖削去,这个人竟然面不改色,再看那匠石更是妙,他不用眼睛看,凭着风声就挥斧劈下去,最后居然斧过垩尽,白灰点被削得干干净净,而那个人的鼻子却一点没受到伤害。后来这个事情被宋国的宋元君听到了,就叫匠石来为他也表演一次,说“尝试为寡人为之”,你也为我削一削看,匠石说:过去我确实曾经擅长于这种技术,为人削过,但是现在却不能了,因为那个能够与我默契配合的对手(郢人)已经死了,我已经失去表演这一绝技的搭档了,所以再也不能表演了。说到这里,庄子叹息说,与那个匠石的感叹同样,自从我的朋友惠子死去之后,我也失去了谈话的对手,现在我心里有话,可是对谁来说呢?谁能像惠子那样理解我呢?

 

以上是《庄子·徐无鬼》中的故事。

 

那么嵇康引用了这么多《庄子》上的典故,他要说明什么呢?他是在感慨人生,悲叹“知音”之不存,当你对宇宙、自然、人生之中那些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已经有所领悟、有所体会的时候,你是多么渴望能够找到一个知音、一个可与交谈的对手将自己内心的体悟传达出来,然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那个真正能够懂得、体会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之精神境界的人已经没有了,再没有人能够与你一起共同谈论那份“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此中“真意”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嵇康在他哥哥嵇喜出仕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惋惜和悲哀。

好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正始的诗人结束了,从下一讲开始,我们就要讲太康的诗人及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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