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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宦官专政,外戚争权,政治腐败,大姓豪族独霸经济，民间起义层出不穷。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豪强趁机扩张自己的实力。董卓、袁绍是其中影响较大的实力派。189年汉灵帝死后，少帝刘辩即位，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反为宦官所杀。中军校尉袁绍率军诛杀宦官。董卓趁乱领兵进入洛阳，废少帝，另立献帝，自称相国，独揽大权。190年，关东军阀推袁绍为盟主，进讨董卓，东汉皇帝名存实亡。
地方形成袁绍、曹操、袁术、刘表、刘备、刘焉、公孙度等割据势力，相互争夺，一时间全国又陷入内战混乱之中。后袁绍据有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北方最大军阀。曹操初据有兖州，复收编了青州黄巾军三十万，势力渐强。他又将洛阳的献帝迎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得到了优势。建安五年(200年)，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展开决战，曹操大败袁绍，成为北方最强的军事集团。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又率军南下，占荆州，与在长江中下游的孙权对垒。此时正在流亡中的汉皇室后代刘备也起兵欲兴汉室，率荆州的残余势力与江东的孙权结合，形成孙刘联合抗曹的形势。刘备派军师诸葛亮到孙权处说孙出兵，孙、曹大军在赤壁会战。曹操大败，退回北方，刘备得以占据荆州，后入成都。从此，曹、孙、刘三大势力成鼎足之势。 魏：（220——265） 赤壁之战后，曹操南进受挫，封魏公，迁都邺，后又进封魏王，把经营的重点放在了北方。211年，进军关中，驱逐韩遂、马超。三年以后平定陇右，215年进军汉中，击败张鲁。到220年曹操病死时，已占领东汉十三州中的九州之地。曹操死后，其子曹丕废汉自立，改国号为魏，建都洛阳，史称曹魏。 蜀（221——263）：刘备在赤壁之战后据有荆州江南四郡，又向孙权借了南郡，作为自己的根据地。214年，益州刘焉病死。刘备派关羽镇守荆州，亲自率师进入益州，战领四川盆地。219年，刘备从曹军手中夺得汉中，又命关羽进攻襄阳，掳于禁，斩庞德，威震许都。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 吴（229——280）：孙权在赤壁之战后巩固江东，并把势力扩展到岭南地区。219年，派吕蒙袭杀关羽，夺取荆州。221年称吴王。222年，派陆逊迎击为给关羽报仇而率倾国之师东征的刘备，在“猇亭之战”中火烧连营，彻底击败了刘备的进攻。229年，孙权正式称帝，以建业为都，国号吴，史称孙吴。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最终形成。 三国初期，各国主要致力于整顿吏治，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其中以曹魏的成就比较突出。从曹操统一北方、开展屯田开始，生产逐渐恢复，曹操又改革了东汉以来的许多弊政，抑制大地主豪强的势力，扫除了宦官和外戚的专权，吸收中下层地主阶级人物参加政权。魏文帝时，又实行九品中正法，承认一般士族有做官的权利，在经济上也给予优惠。蜀国丞相诸葛亮严格采用法治，纪律严明，赏罚分明，使蜀国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增强。特别是诸葛亮招抚西南夷，使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开发，加强了民族团结。吴国自公元211年孙权迁都建业后，东南地区很快得到开发，共得43郡313县，比东汉时大大增强。吴国土地开辟，农业发展，政治稳定，航海业发达。 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综合实力逐渐超过南方。其中，三国的军事实力以魏国最强，吴国次之，蜀国最弱。三国的均势一旦被打破，三国鼎立的局面便难以继续维持，以统一全国为目的的战争不断发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蜀、吴争夺荆州的战争，蜀、魏争夺汉中的战争。263年，魏灭蜀；265年，西晋代魏；280年，晋灭吴。至此，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西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三国中以吴国的时间最长，共51年；次为魏，共45年；再次为蜀，共43年。 三国时期的宫廷政变
1、 魏国
（1） 249年，司马懿趁魏帝曹芳与曹爽祭扫高平陵（魏明帝墓，在洛阳南）之际，发动政变，控制洛阳，杀曹爽等人，司马氏遂专魏政。
（2） 251年，王凌谋立楚王曹彪，在淮南举兵反司马懿。司马懿袭擒王凌，王凌自杀。牵连者均遭灭族。司马懿又杀楚王曹彪，令曹氏王公悉居邺中，派官监视。 （3） 254年10月，司马师废魏主曹芳，使仍为齐王，立魏文帝孙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4） 260年6月，魏主曹髦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讨司马昭。中护军贾充命成济杀帝。司马昭委罪于成济，杀济，灭其族。迎立常道乡公曹璜，为明帝嗣。六月，即位，改名奂，是为元帝，年十五岁。 （5） 265年，十二月，司马炎逼魏主禅位，废为陈留王。魏亡，凡五帝，四十六年。 史料：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 《晋书·景帝纪》 《晋书·文帝纪》 《晋书·武帝纪》 《资治通鉴》 2、 吴国 258年，吴主孙亮欲杀执政孙綝，不成。孙綝废帝为会稽王，立琅琊王孙休，是为景帝。景帝与张布、丁奉杀孙綝。 史料： 《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 《三国志·吴书·诸葛滕二孙濮阳传》 《资治通鉴》 三国官制的组织和特点 三国官制和两汉官制基本相同。但是三国毕竟是另一个时代，而且是三个国家，其官制不可能和两汉有很多地方相同，或相同之处无任何差异。可惜对此不能做详细阐述。原因一是缺乏三国的官志材料，可以说从有三国时起就较其它朝代缺乏这方面的材料；二是后世研究的成就也不多，大概以为三国和汉朝相同，不需要进行更细致的研究，正是造成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现在要像其它朝代一样罗列魏、蜀、吴三国的各级官制组成办不到，只可就其大致巳知的官制说明曾经存在过的官制组成梗概。特点结合其中，不再赘述。
一.魏国的官制组成和特点 三国之中，只有魏国是和东汉一脉相承下来的国家，而且两个朝代很难找出一个划时代的严格标志。以魏文帝即位为始，则名义上说得通，实际上不符合；以建安元年曹操迎汉帝都许昌为界线，贯际上有道理，名义上分不开。所以在官制上魏汉非常相似，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段里，既是汉又是魏。魏文帝及其后继者又无根本改变，二者相同之处必然较多。此其一。在三国之中，魏国占地广阔，建国最早，尽管蜀、吴都不承认，而客观的印象，魏国总有代表中央或全国最高统治者的气魄。这就使魏国在官制上比较齐全。此其二。魏国不但上承于汉，而且下接于晋，这表明魏国在统治过程中治国有方，晋以魏为基础建立一代新王朝，减蜀、减吴，实现又一次大一统。在官制上三国时期的真正创新，大多出于魏国。此其三。以上三点可以说是魏国官制组成上的特殊之处，或说特点亦可。 丞相、相国，建安十三年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六月，曹操为丞相，总揽朝政。曹操死后，其子曹丕嗣位为丞相。建安末钟繇曾为相国。文帝初即位，又命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属官有左右长史，左右司马，从事中郎，署诸曹事，主簿，掾属，舍人。 大傅、太保，魏初置，以钟繇为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郑冲为之。其属有左右长史，署诸曹事，司马，从事中郎，主簿，掾属，舍人。 大司马、大将军位在三公上，大司马掌武事；大将军掌征伐，其属有左右长史，左右司马，军师，从事中郎，参军，列曹掾属，舍人。大将军其属官主簿外尚有记室，列曹掾外尚有都督。 太尉、司徙、司空，位为三公。魏文帝即位之初，以大中大夫贾诩为太尉，黄初元年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太尉典兵狱，司徒主民事，司空掌水土。其属官均有军师，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主簿，参军，列曹掾，诸都督，舍人等。 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位从公，其属官有军师，长史，从事中郎，正行参军，诸都督，主簿，掾史等。 光禄大夫，位从位，掌劝善规过。汉代多为临时派遣之特使，自魏始转为优重，不复以为使命之官。往往用为诸公告老再拜之位或在朝显职。 尚书令、左右仆射、列曹尚书，魏尚书台置尚书令一人，典总纲纪，无所不统。仆射主封门，掌授禀，假钱谷，令不在，可代理奏下众事。建安四年始分左右，魏相沿而置。魏改选部尚书为吏部尚书，主选部事，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共五曹尚书，加二仆射、一令，合之称为「八座」。其属官有左右丞，诸部郎中，诸曹典事，主书令史等。 中书监、中书令，典尚书奏事。中书之名始于西汉武帝游宴后庭，开始使宦者典事尚书，谓之中书谒者，置令和仆射。成帝改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罢仆射。东汉省中谒者令，而有中官谒者令，非此职。曹操为魏王，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期改为中书，置监、令，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中书有监、令自此始。其属有中书通事郎，次黄门郎，黄门郎已署事过，通事再署名。已署，奏以人，为帝省读，书可。中书主事令史，著作郎，著作佐郎等。曹魏加强中书权力和扩大官制组织不但是这一个国家的事情，而且是整个三国时代官制的一大变化，影响极为深远，也备受重规。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官制史上中枢机要改变的一个标志。原来都认为秦汉机要之位，由丞相而归三公。东汉机要之位，由三公而归尚书。魏晋机要之位，由尚书而归中书。魏文帝有此一举，便以亲信之人充任。于是运筹惟幄，权拟丞相，而名义上的丞相不但空有其位，即尚书已经逐渐加重之权，也因此而看轻。中书省成了政权的机要重地。 侍中，魏置四人，不算另外加官者数。掌侍皇帝出入，壮威仪，大驾出则次直侍中护驾，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余皆骑从。御登殿，与散骑常侍对扶，侍中居左，常侍左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 给事黄门侍郎，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无定员。 散骑常侍，魏黄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同掌规谏，不典事，貂珰插右，骑而散从。魏末散骑常侍又有在员外者。又有散骑侍郎。 中常侍，掌顾问应对。即所谓「规谏」。 给事中，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 秘书监，曹操为魏王时置秘书令、丞，及文帝黄初置中书令，而秘书便改令为监。后以何祯为秘书丞，因为秘书先已有丞，便以祯为秘书左丞。 太常，黄初元年，文帝初即位改奉常为太常，掌礼仪祭祀。其属有丞，主簿、协律都尉、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庙、太乐、园邑令等。太常博士，魏文帝初置，与汉朝五经博士不是同一种官职。 光禄勋，黄初元年，文帝初即位改郎中令为光禄勋，掌宿卫宫殿门户，其属有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南北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右监、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骑都尉、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议郎、黄门令、谒者仆射、冗从仆射、守宫令、清商令、 暴室令、掖庭令、华林园令等。 卫尉，掌徼巡宫中。其属有公车司马令、卫士令、左右都候、宫掖门司马。 太仆，掌舆马，其属有典虞都尉、牧官都尉，考功令、车府令、典牧令、乘黄厩令、驿骝厩令。 廷尉，黄初元年，文帝初即位改大理为廷尉。掌平刑狱。其属有正、监、平，并有律博士，主簿，诸狱丞。 大鸿胪，掌诸侯国及归附各族，其属有丞及客馆令。 宗正，掌宗室亲属，其属有丞及诸公主家令，家仆，家丞。 大司农，黄初元年，文帝初即位改大农为大司农。掌钱谷、金帛、货币。其属有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度支中郎将、度支都尉、司马丞及郡丞、太仓令、导官令。 少府，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实货珍膳之属。其属有丞，材官、校尉、太医令、太官令、上林苑令、钩盾令、御府令、中藏府令、中左右尚方令、平准令。 执金吾，掌宫外，戒非常水火等事，其属有丞，武库令。 将作大匠，掌宫室宗庙路寝建筑。其属有丞及左右校令。 太后三卿，卫尉、太仆、少府，位在九卿之下。皆随宫为官号。其属有丞。 大长秋，皇后卿，掌奉宣皇后意旨。其属有丞。 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太子詹事，皆掌辅导太子。其属有中庶子、庶子、家令、率更令、仆、虎贲督、司马督，食官令，洗马，卫率、侍讲、门大夫、常从、厩长、舍人、摘勾郎、文学等。 御史中丞，秦有御史大夫，其属二丞，一为中丞。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汉因之，及成帝更名御史大夫为司空，置长史，而中丞官职未变。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又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为御史台主。历东汉，至魏皆以御史中丞为御史台长官。其属有治书侍御史，掌律令；治书执法，掌弹劾；殿中侍御史，兰台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即从魏开始。禁防御史，兰台令史。 符节御史，别为一台，位次御史中丞，掌授节、铜武符、竹使符。其属有符玺郎。 都水使者，掌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其属有前后左右中水衡都尉，河堤谒者，都水参军、令史。 中领军将军，魏国开创之官。建安四年曹操在丞相府自置。及拔汉中，以曹休为中领军。文帝即位，始置领军将军，以曹休为之，主五校、中垒、武卫等三营。又其属还有护军将军，曹操为相，以韩浩为护军，史涣为领事。建安十二年改护军为中护军，领军为中领军，置长史、司马。魏初因置护军将军，主武官选，隶领军。 城门校尉，掌京师城门，其属有司马及门候、门副。 殿中将军，掌督守殿内，其属有中郎将、校尉、都尉、司马、羽林郎。 诸侯王国官，魏制规定，凡国，王、公、侯、伯、子、男六等，有傅、相、常侍、侍郎、郎中令、太尉、大农、文学、友、谒者、大夫、杂署令丞。 地方四征、四镇将军，即束西南北四方，以此分将军之号，兼统州刺史。其属有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正行参军、诸督:主簿，掾属。 持节都督，都督诸州军事，兼领刺史。其中又分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其属有护军、参军。 司隶校尉，始为汉武帝所置，历东汉至魏相沿不废。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井领一州，称为司州。其属有从事史、假佐，都官从事，功曹从事、诸曹从事、部郡从事，武猛从事，督军从事，主簿、录事，门下书佐，省事记室书佐，诸曹书佐等。 州刺史，掌循行郡国，录囚徒，考殿最，或置牧。其属有从事史、假佐员职如司隶校尉。部郡从事、治中从事、别驾从事、功曹从事、主簿书佐，簿曹从事、兵曹从事、文学从事、武猛从事，门亭长、计吏。 郡太守，掌治其郡，其属有丞及中正，诸曹掾史，主簿，督邮，书佐，小吏。 郡都尉，大郡二人，一般一人，典兵禁，备盗贼，其属有丞及司马等。 县令、长，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掌治其县。其属有丞、尉、三老、啬夫，诸曹掾史等。 少数民族地区有戊己校尉，护羌校尉。护东羌校尉；护乌桓校尉，护鲜卑校尉，西域校尉，西戎校尉。 三国政区 魏、蜀、吴三国地方行政区划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州设刺史或州牧。魏文帝曹丕即位后，分境内为十二州:司隶、豫、冀、兖、徐、青、荆、扬、雍、凉、并、幽。黄初二年(221),孙权遣使称藩，魏封以吴王。次年, 魏以荆、扬江南八郡为荆州, 孙权领荆州牧，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当年孙权叛魏，魏复改郢州为荆州。黄初 (220～226)中，分陇右置秦州，不久省入雍州。于西域设西域长史府，治海头（今新疆罗布泊西）和戊己校尉，治高昌。蜀于境内仅设益州，又于益州南部设□降都督, 治味县（今云南曲靖）,统辖南中建宁、朱提、越□、□ 柯、永昌、兴古、云南七郡,但仍隶属于益州。吴初于境内设扬、荆、交三州,吴黄武五年(226)分交州南海、苍梧、郁林、高梁四郡置广州，不久省入交州。吴永安七年(264),复置广州，治番禺（今广东广州），统辖南海、苍梧、郁林、桂林、高凉、高兴诸郡。
郡设太守。魏制，河南郡治洛阳，为京师所在，则称河南尹；又设王国，置相，与郡同等。蜀国蜀郡治成都，为国都所在；吴国丹阳郡治建业（见建康），为国都所在，仍称为郡。蜀、吴两国州统郡，惟吴设毗陵典农校尉，治毗陵（今江苏常州），领三县，比郡。吴在一些辖境辽阔的郡，分设都尉，冠以东、西、南、北部之名，并有驻所和领县，而仍隶属于郡，如：会稽郡东部都尉治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章安），领六县，西部都尉治长山（今浙江金华），领八县；零陵郡南部都尉治始安（今广西桂林），领七县，北部都尉治昭陵（今湖南邵阳），领六县，等。 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魏末,又有公国、侯国、伯国、子国、男国之封，相当于县。蜀、吴两国郡所辖为县和侯国，吴又在丹阳郡设溧阳屯田都尉（今江苏高淳东固城）、湖熟典农都尉（今江苏江宁东南湖熟）、江乘典农都尉（今江苏句容西北）、于湖督农校尉（今当涂），相当于县。 三国时期的书法与绘画 （1）书法 方块形的汉字，与其他用拼音字母构成的文字大有区别，汉字本身即是一种艺术，故郭沫若认为“中国的文字，在殷代便具有艺术的风味。殷代的甲骨文和殷周金文，有好些作品都异常美观。”据学者研究，甲骨文上面的字系先用毛笔书写，然后镌刻，刻时先直后横，而且在笔划上涂以朱墨颜色，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让字迹鲜艳悦目。经周、秦、西汉长期演进，至东汉时出现了不少的书法大家。三国时虽戎马倥偬，书法人才仍有增不减。拿曹操来说，史称：“汉世安乎崔瑗、瑗子寔、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之。”唐人张怀瓘著《书断》，称曹操“尤工章草，雄逸绝伦”，列为神、妙、能三品中之妙品，并言：“操子植，字子建，亦工书。”曹操辅政时，尚书卫觊“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觊子瓘善草书，孙恒善隶书，恒撰《四体书势》，为书法史上之珍贵文献。其中谈到汉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另一书家梁鹄，对师宜官的书法加以精心揣摩，因而大有进境，以善书为选部尚书，掌管选宫用人。时曹操欲为洛阳令，而鹄以之为北部尉。后鹄到荆州依刘表，及操入荆州，鹄惧而面缚向操请罪，操署鹄为军假司马，令在秘书，以写书自效。因此，操丞相府中，多有鹄手迹，操甚至将鹄字悬于卧室内，朝夕赏玩，终于得出了鹄书胜过师宜官的结论。自魏至晋，洛阳宫殿题署多出鹄手。据说鹄宜为大字，另一书法家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邯郸淳得力于东汉书法家王次仲。《四体书势》称“鹄之用笔，尽其势矣”。
魏时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应推钟繇。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曹操执政，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官渡之役，繇送马二千余匹千操。后操征关西，得以为资。魏国既建，繇身居相国、太尉、太傅高位，死于曹叡太和四年（230年）。繇为书，师法工篆隶的曹喜、擅长行书的刘德升、长于八分的蔡邕，能颖脱而出，集各家之长。《书断》称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其行书则羲之、献之之亚，草则卫、索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元常隶、行入神，八分、草入妙。”在书法史上，钟繇与汉代草圣张芝并称“钟张”；与时人胡昭并称“钟胡”；与东晋书圣王羲之并称“钟王”，可证其书法地位之崇高。 胡昭，字孔明，与钟繇同为颍川人。始避难冀州，辞袁绍辟命，遁还乡里，转居陆浑山中，躬耕乐道。当地疲役之民起而反抗曹操，但互相约誓，言：“胡居士，贤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说明纯朴的人民，对于安贫乐道的士人，还是青眼相看的。史言：“昭善史书（即史籀大篆），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并见模楷焉。”邯郸淳，亦颍川人，博学，有才章，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时，自三辅客荆州，荆州内附，曹操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异之。”操以淳为临菑侯曹植文学。时曹丕与植争为乃父继嗣，而淳屡向操称述植才，由是为丕所不悦。后丕称帝，尚未加害于淳，以之为博士、给事中。盖亦爱其才也。 韦诞，字仲将，有文才，善辞章，官至侍中、中书监。诸书并善，尤精题署，芪郝濉⑿怼②脊钐ü鄱嗟庾郑?U》梁书画家袁昂称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 钟繇少子会，字士季，亦善书，行、草兼美，工隶书，当司马氏攘夺魏政之际，会为司马氏腹心。司马昭令钟会统十万众伐蜀，邓艾之军自阴平道潜行，先到灭蜀。钟会忌艾功大，会用其“善效人书”的伎俩，遣使者于剑阁遮夺艾所上表而另摹写，令辞指悖傲，以使司马昭疑艾有异志，而达到陷害艾的目的。这是书法被人利用以遂其阴谋的事例。 孙吴书法家以皇象最有名。史称：“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幼工书。时有张子并（张超字）、陈梁甫能书。甫恨逋（张怀瓘《书断》作“瘦”），并恨峻，象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也。”《书断》言：“休明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抱朴子·外篇·讥惑》言：“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除此以外，吴尚有张昭善隶书；张郃善小篆；孙权善行、草书；孙皓善小篆、飞白。《书断》称：“吴处土张弘，字敬礼，吴郡人……并善篆、隶，其飞白妙绝当时……敬礼飞白入妙，小彖入能”。另有吴郡人沈友，“其笔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过绝于人。” 至于蜀汉，陈寿《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称诸葛瞻“工书画”。元代人郑杓《衍极》称：“诸葛武侯，其知书之变矣”。元人刘有定注云：“先主作三鼎，皆亮篆、隶。八分书极其工妙，今帖中有”玄莫大寂，混合阴阳’等字。”从帖中八字含义观之，似属浅人伪托。然诸葛亮长于书画，当为事实。据说张飞亦善书，卢弼《三国志集解》卷36《张飞传》注引《名胜志·碑目》，有流江县题名云：“汉将张飞率精兵万人，大破贼首张邵于八濛，立马勒石。盖飞所亲书也”。书虽未必为飞亲书，但若非飞能书，后人亦无缘杜撰。《三国志》卷42《谯周传》称谯周“尤善书札”。 （2）绘画 三国时最著名的画家当推曹不兴。不兴或名弗兴，吴吴兴人。以善画，名冠一时，长于人物及衣著。曾在长达五十尺的大幅绢上画人物，因心灵手快，须臾即成。所绘人物，头面手足，胸臆肩背，不失尺度，衣纹皱折，尤别开新样。《三国志》卷63 《赵达传》注引《吴录》言：孙权使不兴“画屏凤，误落笔点素，因就以作蝇。既进御，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足见不兴写生之妙，已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不兴特擅长画龙。唐人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言吴赤乌元年（238年）冬十月，弗兴画一赤龙，至刘宋时，为陆探微所见，而叹其神妙。由于当时佛教、佛画已传入中国，故不兴受其影响，亦画佛像，所以在画史上有“佛画之祖”的称号。 魏少主曹髦，亦以善画著称，其最擅长者为人物故实。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谓曹髦之画独高魏代。魏之徐邈、杨修、桓范、嵇康等；蜀之诸葛亮、亮子瞻、张飞均能画。许多绘画史著作提到吴王赵夫人，谓夫人系丞相赵达之妹。查孙权时任丞相者，并无赵达。《三国志》卷63《吴志·赵达传》中之赵达，乃系知术数者。魏国有一任校事的赵达，然史书均无赵达进妹于权之事。至于所传夫人为权作五岳河海城邑之形于方帛上之事，乃见于《拾遗记》，是书着重宣扬神仙方术，多荒诞不经，故未可信。 总之，当三国军书交驰之际，书法之用，毕竟重于画卷欣赏，这也许是三国时绘画所以落后于书法的缘故吧？ 三国的哲学思想－嵇康、阮籍的哲学思想 （1）嵇康的简历 嵇康（223至262年），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县西）人。父昭，曾为魏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康早孤，靠母、兄抚育成人。康少有俊才，豪迈不群，任性而行。不修名誉，博览群书，尤好老、庄。景初三年（239年），魏少帝曹芳即位时，康年十七，后娶曹操子沛王林的孙女为妻，曾作过中散大夫。嘉平元年（249年）正月，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曹爽及其党何晏等，独揽政柄，从此嵇康隐居不仕，他与阮籍等寓居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修武）。史称：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玡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休七贤”。 竹林七贤结伴游处的时间大概在正始未年至嘉平未年的五、六年内。七人中，嵇康和阮籍是著名的文学家，在哲学史上也有一定地位。二人一生的言行和遭遇也多类似。至于其他五人，或者在司马氏手下作了大官，或者在学术、人品上表现平庸。我们在此只谈谈嵇康和阮籍的政治处境和哲学思想。 嵇康只活了四十岁，便被司马昭杀害。他短促的一生，可以司马懿发动政变为分界线而分为两段。前一段即嵇康二十七岁以前，“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这时，大致过的是读书弹琴、饮酒咏诗，“自足于怀”的无忧虑生活。后一段则过着如同孤臣孽子般的生涯。所以我们说：司马懿杀曹爽政变不仅使魏政权落于司马氏之手，也使嵇康一生发生重要转折。司马氏要篡位，主要依靠军事实力和儒家豪门的支持。但篡位的勾当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司马氏除广泛笼络有名望的士大夫以外，还为自己图谋篡代制造理论根据。于是汉朝统治者先已行之有效的儒家伦理名教便应时而出。司马氏首先标榜一个孝字，用以诱导士人慎言保身，勿为祸先：另外又宣扬尧舜禅代、汤武革命，给士人指明政治方向，让他们为新王朝的建立出力效劳。 在司马氏的威逼利诱下，不仅儒门世族纷纷投靠，就是鼎鼎大名的“竹林七贤”也起了分化，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相继作了或大或小的官。阮籍则采取既应诏作官又不好好干，既讽刺又间或为之效劳的左右摇摆的对策。只有嵇康依然横眉冷眼，坚持“守志无二”的一贯立场。他说： 有弘达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阔，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独步，怀玉被褐，交不荀合……见素抱朴，内不愧心，外不负俗…… 以上对弘达先生的描述，无疑是嵇康的自我表白。他“义不负心”、“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性格，毕竟不能见容于当世，而死在司马氏及其依附者的屠刀之下了。 嵇康的著作流传下来的有鲁迅辑校的《嵇康集》、戴明扬的《嵇康集校注》。鲁迅对嵇康的著作用力甚勤，对嵇康的人品评价甚高。戴明扬的《校注》，在校正文字、收集旧闻方面，多有创获，是研究嵇康的较为完备的著作。 （2）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魏晋思想界经常研讨的问题之一，也是嵇康政治思想的核心。前已言及，何晏、王弼援道入儒，把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相结合，认为名教出于自然。由于何晏、王弼代表了当权派的利益，所以他们主张君主无为，大臣掌权。曹爽、何晏等被杀以后，嵇康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已经不同于往日，这时的情况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身为曹氏之婿的嵇康，因年少官微，没有像魏亲戚大臣何晏、夏侯玄那样相继被杀。但刚直任性的嵇康毕竟不曾向司马氏投降，他对司马氏所宣扬的禅让和礼教等名堂一概嗤之以鼻，给以相应的揭露和抗争。 儒家名教和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自两汉以来即是统治者束缚下民、维护封建统治的得力工具，司马氏以臣下而觊觎君位，自然无法利用忠节作为欺骗口号。因此，司马氏倡导的名教特别突出一个“孝”字。他们每逢废君弑主，都把不孝的大帽子扣到被害者头上。嵇康对此深恶痛绝，他强调了“名教”和“自然”的对立，主张取缔假礼法，“越名教而任自然”。他说：“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他认为六经与礼法都是统治者用以束缚人性的工具，只有恢复人的本性，才能符合自然的规律，社会上所以存在虚诈和争夺，是在上者假造所谓仁义道德的结果。他说： 及至人不存，大道陵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欢学讲文，以神其教，故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涂，故奔骛而不觉。 嵇康把社会上出现贵贱等级和追逐荣利的现象，归之子至人不存和大道衰微的结果，显然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的。但他对统治者制造仁义、等级、崇经等以束缚下民的手脚，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驳，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他说： 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沉。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阻兵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 以上的话显然是针对司马氏而说的。他的笔锋辛辣，爱憎鲜明。这是对窃国弄权者的口诛笔伐。司马氏一贯标榜六经和礼教，也不过是为了掩盖篡权而披上的一层面纱。一个拥兵擅权谋人国家者，还谈什么“名教”呢？因此，嵇康对于司马氏所谓的“名教”，自然就不屑一顾了。嵇康不仅主张摒弃“名教”，而且还希望建设如同原始时代那样无伪无争的社会。他说： 鸿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竟于下，物全理顺，莫不自得。饱则安寝，饥则求食，怡然鼓腹，不知为至德之世也。若此，则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 嵇康所以如此称赞愚昧的原始社会，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真的想开历史倒车，而只是不满于现实，借古讽今罢了。 （3）嵇康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嵇康哲学思想的基础是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这是从王充那里继承过来的。王充说：“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天地合气，万物自主”。嵇康也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元气”。他说： 元气陶铄，众生禀焉。 浩浩太素，阳曜阴凝，二仪陶化，人伦肇兴。 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 关于天地万物的形成问题，一直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始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玄学，认为世界万物来源于精神性的本体“无”，得到了很多人的承认。嵇康的思想虽然也受道家影响，但他所吸收的是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部分，至于道家“有生于无”的思想，则为他所排斥，所以嵇康的世界观既不同于老、庄，又迥异于何晏、王弼。 嵇康的唯物主义思想大量地体现在他的《声无哀乐论》一文中。文中对世上流传的一些迷信传说提出了有力的批驳：星相家宣播人的寿命可由占卜和相术预知。嵇康对此提出批驳说：“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长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左传》中一些迷信的记述，如信公二十九年，介葛卢来鲁，听见一头牛的鸣声，即知其所生三头小牛已被做为祭祀用的牺；又如襄公十八年，楚军北侵，晋人师旷说：“我先后吹了北风和南风的歌曲，知南风不竞，楚师必不会取胜”；又如昭公二十八年，晋人羊舌肸之母听见其孙降生时的啼声似豺狼，就预知此儿日后必定丧家。嵇康对以上怪诞传说一一加以驳斥，指出这些歌声、啼声和牛鸣同所说结果并无关系。不过是事后附会或俗儒妄记。 在声音与人的感情关系上，嵇康说： 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假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 嵇康反复强调声音本身并无所谓哀乐，只是“物之自然”，和人内心喜怒哀乐并不相干，声音乃人们意志之外的客观存在。嵇康这种看法符合唯物主义原则，应予以肯定。但，嵇康没有把自然的声音（声波）同经过人为艺术加工的音乐区别开来，就否定了音乐的社会性。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音乐必然体现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如果把它与声音等同起来，就不妥当了。 在人的形体和精神关系上，嵇康认为二者是相互依赖的。他说：“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他这样指出形体和精神互为依赖而不相离，是正确的。但未分别主次，没有指出精神产生于形体，即物质先于精神，因此，难免今人怀疑他是二无论者。这是其欠缺之处。 嵇康注意养生之道，他著《养生论》，否认人能成仙，但认为如能在形、神两方面善自保养，可以长寿。他说：“神躁于中”，则“形丧于外”，所以要人们“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加以“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互济“。他指出：“富贵多残，伐之者众也；野人多寿，伤之者寡也”。这话有见地而不全面，穷人虽不能纵欲，但也不能饱腹煖身：富人不仅“伐之者众”，他们争权夺刊，或求长生服毒药，也会自损其寿。嵇康认为“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有些同志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空想。其实从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来看，未来人的寿命逐渐延长到数百岁以上，未必就无可能。不过，从嵇康讲求服食之性来说，倒是存在着服毒致死的危险，因为在魏晋之际，死于吃炼丹之药的人也确实不少了。 （4）“求之自然之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嵇康的认识论强调对自然的认识问题，他说： 夫推类辨物，当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定，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心，而多恃前言以为谈证。自此以往，恐巧历不能纪耳。 这是说人们在对某种事物进行判断的时候，首先要弄清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得于心”是对事物的融会贯通。他认为判断事物不能只靠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作出理性判断。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如果没有掌握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只以古人的话为依据，进行无休止的推论，是无法得到正确认识的。他反对“以己为度”的主观臆断。他说：“故善求者观物于微，触类而长，不以己为度也”。同时，嵇康也强调用“效验”来鉴别认识的真伪，他说：“夫所知麦之善于菽，稻之胜于稷，由有效而识之”。说明嵇康是强调认识问题应当有客观标准的。正因为这样，嵇康才敢于反对“立六经以为准”、“以周孔为关键”的俗儒认识标准。 嵇康的认识论还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他把人的认识分为“理知”和“目识”两种形式。即有的事物，尽管有了正确的认识方法，却不能即时认识它，比如橡树和樟树，外形很相似，须长到七年以后才能辨认清楚。所以嵇康认为认识事物要兼顾各种因素，不能主观、片面，要以“求诸身”和“校外物”相结合。他说：
夫至理诚微，善溺于世，然或可求诸身而后悟，校外物以知之。 在认识方法上，嵇康反对儒家所谓“多同”和“思不出位”的观点，他说： 以多同自减，思不出位；使奇事绝于所见，妙理断于常论；以言通变达微，未之闻也。 以多自证，以同自慰，谓天地之理，尽此而已矣。 “多同”，是指赞同多数人的意见；“思不出位”，是说不作超出自己职掌范围内的事，这都是儒家不负责任的无原则的认识方法。嵇康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如果人们都这样，那就只能循规蹈矩，因循保守。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见解，他说：“天地广远，品物多方，智之所加，未若不知者众也”。因此，他主张放开眼界，独立思考，以“通变达微”，开拓真理，这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见解。 总的来看，在玄学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嵇康的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虽还不足战胜以王弼为代表的以无为本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但他继承了王充以来的某些唯物主义传统，还是有积极作用的。他在政治上反对虚伪的礼教，敢于同强权进行斗争：在认识论上，强调理性，反对盲从，主张独立思考，能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启发人们自由思维，是有益的。但，在他的思想中也有一些消极的东西，如消极遁世及唯心主义杂质等。这种思想矛盾正是时代的产物。 （5）阮籍的简历
阮籍（210至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河南今县）人。父瑀，是有名的“建安七子”之一。籍年三岁而丧父。史称籍：“容貌瑰杰”，“博览群籍，尤好老、庄”；“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不拘礼俗”；“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以上的叙述反映了阮籍的特点是：富有文才；爱好老庄；不拘礼俗。 阮籍有名当世，又系名人之子，所以他要想作官，是很容易的。可是，由于他放荡寡欲，所以到三十而立之年，还没有作官。直到魏少帝曹芳时，他才被太尉蒋济召为掾，不久就谢病归乡。后又作了几天尚书郎，曹爽召他为参军，他又以疾辞。所以曹爽被诛后。他没有受连累，因此，“时人服其远识”。后来司马懿父子三人相继执掌魏政，阮籍在他们手下作过从事中郎。司马师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封籍为关内侯。司马昭执政时，阮籍曾主动要求作东平相，到任旬日而还。后知步兵校尉营有好酒，乃求为步兵校尉，到任后，依然只喝酒，不过问政事。 阮籍“性至孝”，但母死不哭，仍照常饮酒食肉，吊者来哭，他只站在旁边发呆。他时而兴高采烈，旁若无人，时而又作途穷之哭，有时无英雄之叹。他口不论人过，但对礼俗之士，常以白眼相看，惹得其人怨恨。他常辞官，有时也主动要求作宫。他反对司马氏的篡夺及其假礼教，可是当司马昭辞受九锡时，他受公卿委托给司马昭上劝进笺，虽被迫而为之，但文辞壮美，对司马昭多加推崇。他不愿在大将军府为佐职，可是离开后仍时常回府参加宴会，还曾向司马昭作书推荐卢播，好似他同司马昭的关系还相当不错。人们说阮籍“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要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须先讲一下阮籍所处的时代背景。
阮籍对魏晋两代统治者未留下一句指名道姓的褒贬。他的诗文以隐晦著称，其中多因物写情，触景伤怀，以古喻今，忿世畏时等内容，如：“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等词句，处处体现出他对司马氏当权派怀有戒心，不得不作出“佯狂避时“的姿态。从阮籍的家世来说，他与曹魏王室的关系是较好的。其父阮瑀曾在曹操麾下草拟军书檄文，为操所信用。阮瑀又与曹丕有文字之交，瑀于建安十七年（212年）不幸早世，曹丕为此特作《寡妇赋》，以叙其妻儿悲苦之情。可知阮瑀与魏室的关系相当密切。这是阮籍不满于司马氏攘夺帝位的原因之一。在司马氏方面，由于想取代魏室，也千方百计地笼络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名士大族。史称：“朝论以其（籍）名高，欲显崇之”。假若阮籍也像嵇康那样不同司马氏合作，便可能遭遇与嵇康相同的命运。因此阮籍对司马氏就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阮籍虽不敢明显地顶撞司马氏，但他也没有像山涛、向秀、王戎等那样完全倒向司马氏。他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即一方面虚与委蛇，一方面又用喜怒笑骂、利落锋利的笔调讽刺司马氏的阴险与虚伪，使千载之下犹能理解其难以表述的肝膈本怀。这正是阮籍手法高超之处。阮籍的行为虽逊于嵇康的从容就义，但其用心亦可谓良苦，其穷途之哭、号血之泣，实有不得已者。以嗣宗之才调，竟不得申其素志，而常沈沦于酒醉之中，亦可哀矣。 阮籍的著作有《阮步兵集》1卷（清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近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阮籍集》。他写的《乐论》、《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是有价值的哲学论文。 （6）阮籍的自然观和历史观 阮籍在谈到天地方物的本源时说： 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当其无外，谁谓异乎？当其有内，谁谓殊乎？ 这是说：万物是天地生的，天地是自然生的。然而自然和天地有什么区别呢？阮籍认为自然广大无垠，囊括一切。天地即在自然里面，天地之内，生育着万物，所以天地和自然实际并无区别。阮籍接着又说： 地流其燥，天抗其湿。月东出，日西入，随以相从，解而后合。升谓之阳，降谓之阴。在地谓之理，在天谓之文。蒸谓之雨，散谓之风。炎谓之火，凝谓之冰。形谓之石，象谓之星。朔谓之朝，晦谓之冥。通谓之川，回谓之渊。平谓之土，积谓之山。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经其常。入谓之幽，出谓之章。一气盛衰，变化而不伤。 这是说：天地间万物生长和风雨雷电等各种现象虽千变万化，都是一气的运动。由此可知，阮籍的自然观是一元论的唯物主义。 但是在下面，阮籍又提到“神”，他说： 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 显然，阮籍认为“神”是天地所以产生和支配万物的神妙作用。即是说“神”是由物质产生的精神，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是第一性的。阮籍在《大人先生传》说： 时不若岁，岁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神，神者，自然之根也。 “神者，自然之根”，这里的“神”字又怎样解释呢？神既然是自然之根，是否就说“神”是高于自然之上的有意识东西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解释。此处的“根”，也只是指自然界加于万物的生长等作用。前面的“道”是作“规律”解，并非有意旨的东西。神也是一样，它只指自然加千万物的作用。阮籍在下面又说： 太初何如？无后无先，莫究其极，谁识其根？邈渺绵绵，乃反复乎大道之所存，莫畅其究，谁晓其根？ 上面的两个“根”字，都当“作用”解。所以“自然之根也”句中的根。字也应当“作用”解。这句话的意思和“天地之所以驭者也”句一样，都是指来自天地或自然的作用。 阮籍在《通易论》中谈论到《易》和天地的关系时说： 《易》之为书也，本天地，因阴阳，推盛衰，出自幽微，以致明著……覆焘天地之道，囊括万物之情……此天下之所以顺自然，惠生类也。 可见阮籍认为《易》这本书的内容是反映“天地之道”和“万物之情”的，它所阐明的变化和规律来自天地和自然，而非出自什么“神”和上帝的恩赐。因此，阮籍的结论是：“天地，《易》之主也；万物，《易》之心也”。这就是说：推动万物万事变化的主宰是物质属性的天地，而非“神”或其他有意识的东西。因此我们说阮籍的自然观基本是唯物主义。 阮籍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与嵇康基本相同。他认为远古有一个顺乎自然的理想社会，说： 昔者天地开辟，万物并生，大者恬其性，细者静其形……明者不以智胜；者不以愚败。强者不以力尽，弱者不以迫畏。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 他又说： 圣人明于天人之理，达于自然之分，通于治化之体，审于大慎之训，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朴，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 然而阮籍理想中的这种社会往后是怎样变坏的呢？阮籍说： 三皇依道，五帝伏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强国任智，盖优劣之异，薄厚之降也。 由上可知，在三皇、五帝时代，还是他理想中的社会的继续。那时在上者“依道”、“伏德”，顺应自然，朴素无拢，人们之间无利害冲突，也就无所谓善恶是非，因此能保持“太素之朴”，而使“百姓熙怡”。但阮籍认为从三王时代起，社会政治情况就开始逆转，越来越往下滑，所谓“施仁”、“行义”，也不过是掩盖其反自然、反人民的实质与骗术而已。阮籍对这种统治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和灾难，深表愤慨，他说： 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瞪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假廉而成贪，内险而外仁……竞能以相尚，争势以相君……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乏欲……惧民之知其然……严刑以威之…… 阮籍不仅严厉揭发假仁假义，“坐制礼法”的君主和媚主虐民、贪如豺虎的官吏，而且对一般循规蹈矩、追名逐利的君子们也予以抨击，认为他们不过是裤裆里的虱子，可悲亦复可笑！ 总的看来，阮籍的历史观是唯心的，但他不满于阶级社会的残暴、丑恶和伪善，而向往“太素之朴”的社会，这种社会没有暴君恶吏的压榨，“刑设而不犯，罚著而不施”：“害无所避，利无所争”；“善恶莫之分，是非无所争”。这种描述实际就是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与批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国的文学郑重的散文
经学大师郑玄（127至200年），虽不以文章著名，但其散文是颇具特色的。今录《后汉书》卷35《郑玄传》载郑玄《戒子益恩书》的前一部分： 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客，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兗、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擅势，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而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误，案之礼典，便合传家。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观省野物，胡尝扶杖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尔煢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易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誊成千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 以上《戒子书》写于建安元年（196年），郑玄以简短扼要的自我叙述，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和志趣交代得清清楚楚。在汉未政治昏败、社会动乱的时代，一位对学术钻研不息的正派学者，既作出了出类拔萃的成绩，也受到举国上下的共同尊重。他既不希冀高位，也不掩饰自己未免于俗的好名心理；他所谆谆嘱咐与寄希望于儿子的也只是君子之道和有荣于先人的声誉。充分体现了大学者的风度与本色。从文章的内容到文字都朴实无华、纯正自然，无人为雕塑迹象，而气势强劲，起伏转合，若见其人，百读不厌。从文章语气看，与曹操《自明本志令》颇相近似，气势不减于操，而浑厚坦素，抑又过之，实开建安风骨之先河矣。 (二)曹操的诗文 曹操一生，不仅备历政治风险，且戎马倥偬，但他从幼“能明古学”，“御军三十余年，手不捨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说明他不仅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帅，也是一位才学并茂的文学家。 曹操的诗歌现存二十余首，都是乐府歌辞。他以乐府旧题描述当时的政治现实和社会动乱。其五言诗，如《薤露行》，叙述“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因之逐渐陵夷，招致“贼臣（指董卓）持国柄”，至于国祚沦丧，暗示他的得国，并非取自汉室，乃得之于逐鹿群雄。 又如《蒿里行》，叙述各军阀不齐心协力讨伐董卓，而自相吞噬，袁术甚至在淮南潜号称帝。由于战乱频仍，招致百姓大量死亡。此诗乃一首有价值的史诗。但我们也不能由此就认为曹操真正关心人民，如同我们在前面所叙述的，操本人也有大量屠杀无辜人民的暴行，我们对他的文学作品，也只是就文艺角度，作些评论，并非认为操真能言行一致。 曹操的《短歌行》表述了他思才爱士的迫切心情，宣示他将继续招揽英俊，以完成统一大业。 曹操在《龟虽寿》诗中所写“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显示了他老当益壮的豪迈进取胸怀，至今犹起着令人们激励和自我策勉的积极作用。 《观沧海》所写“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这诗描述了广阔无际的沧海景色，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海上写景诗。 曹操的诗，造句质朴简约，但“气韵沉雄”，犹如“幽、燕老将”。不假华词雕琢，而格调自然高迈。故《诗品》卷下《魏武帝》言：“曹公古直，颇有悲凉之句”。 曹操尤长于为文，其书、表、教、令等虽多简短，然立意深沉，气魄雄伟，情文并茂，引人入胜。如《三国志》卷18《褒扬泰山太守吕虔今》及《武帝纪》载《军谯令》，不仅文简意赅，磊落有致；也是他御将爱士的写照。操在《褒吕虔令》所言“夫有其志，必成其事”两句，可列为格言，足以激励有志之士。 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一篇独具特色的自叙散文。《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已将令文全部抄录。这篇令文不只是研究曹操政治思想和为人处世的珍贵材料，而且在文学上也属于上乘佳作。通篇文句质朴自然，毫无文人雕琢气息，而如海浪翻滚，气势汹涌，声调抑扬顿挫，雄健有力，如果说操之统武行师，足以鞭挞群雄的话，则操之笔锋所指，亦堪屹立千古，虽对操怀有成见者，亦不得不叹为“文词绝调”矣。 (三)曹丕的诗文 曹丕一生基本处于贵公子以至皇帝的令人恭畏的地位，因此，他的诗文反映的内容就比较平板、单调，缺乏坎坷不平之鸣。他的诗歌成就较高的是五、七言诗。其中《燕歌行》一首最为人欣赏：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鸪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煢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瑟鸣弦发清商。 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汉西流月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 尔独何辜限河梁！ 诗中描写在萧瑟的秋夜，一个妇女思念远客他乡的丈夫，情意缠绵，刻画细腻，语句秀丽流畅，声调婉转多姿，音节和谐响亮。在此以前，七言诗还未见有这样成熟的作品，故曹丕可说是七言诗的奠基人。但曹丕受宫廷奢侈生活的局限，诗篇不免缺乏生活气息，即以这篇《燕歌行》而论，有瑟可弹的妇人因思念其夫而断肠、掉泪，甚至不能入睡。然而她丈夫在外作什么呢？从“君何淹留寄他方”语句看，其夫并非从军和充苦力，她之所以忧思，不过怕夫思归和自己守空房而已，这同无食缺衣的劳苦农妇思念其九死一生的从军丈夫相比之下，就未免显得不那样扣人心弦了。 曹丕的散文，数量虽不及曹植，但从文学造诣上讲，较曹植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曹丕的《与吴质书》，文字清新隽永，通俗流畅。以储君之尊，仍能笃于故旧，情深谊长，宛如布衣之交！对亡友的怀念与悼惜，凄楚感人。其中对诸文士文学作品的评论，也甚为允当，实属情文并茂的上乘之作。 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发表了一些评论诗文的精辟见解，开文学批评的先河。他摆脱了传统儒家的观点，强调“文以气为主”，气指气魄、才气、精神，与风骨是相通的。他特别强调了文章的重要性，认为写出好的文学作品，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在评论文章时，常提到作者的品德和风格，说明他重视这些因素对作品的关系。他指出了文人相轻、贵远贱近及向声背实等鄙习。 《三国志》卷2《文帝纪》注引曹丕《典论·自叙》，谈到他本人才艺成长过程及生活琐事，信手拈来，亦饶有情致，是一篇好的散文。 (四)曹植的诗文 曹植（192至232年），字子建，年十余岁，已善属文。操见其文，问：“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铜爵台新成，操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操甚异之”。特见宠爱。操在时，植虽未得为太子，但也过着豪华适意的生活。操死，丕袭位为魏王，立即杀掉原来拥戴曹植的丁仪、丁廙兄弟，曹植也几乎被杀。曹叡时，曹植的情况稍有好转，但他屡求试用，都被婉言谢绝。他终于在四十一岁时（太和六年）赍志而殁。在丕、叡统治的二十年中，曹植是在郁郁寡欢中度过的，但他的诗文却因此而愈工。所以说曹植一生，在政治上是失败者，在文学上，却是成功者。陈寿评他“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诗品》称他为“建安之杰”。这可以算是“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了。 曹植的诗，现存八十余首，辞赋与散文共四十余篇，可说是数量和质量兼优。他的五言诗，上逾秦汉，下起两晋南北朝，堪称五言冠冕。试看他的《薤露行》：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 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 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 孔子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诗中所说俱有王佐才而不得施展的士人，无疑就是他自己了。他在屡求参与并吴灭蜀的战争被拒绝之后，也只有作赋吟诗，以寄托其怀才不遇的情怀，并诉之于后代读者。 曹植的《赠白马王彪》诗，作于魏文帝黄初四年（223年）五月。是时曹植与母兄曹彰、异母弟曹彪，往朝京师，曹彰在京邸忽得暴疾，死得不明不白。至七月，曹植与曹彪拟同路东归，以展契阔，但为有司所阻，曹植忿而成诗。诗共有七首，逐次述说胸怀，实际只是一首，诗中以途中所见景物和跋涉艰辛为陪衬，突出控诉了对乃兄曹丕长期疏远骨肉的怨望和忿慨。政治上的失意和触物感怀相结合，再加上逼真的艺术手法，写成了融眼泪、热血和不平之气为一体的感慨激昂的佳作。 曹植主要以诗博得大名，文赋也不少逊。其给魏明帝《上疏陈审举之义》言：“豪右执政，不在亲戚。权之所在，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正是切中曹丕、曹叡父子重异姓而疏骨肉用人政策的弊端。曾几何时，魏的大权竟旁落于司马氏，可谓不幸而言中，足见曹植不仅有文才，其识见亦有过人者。又如他的《与司马仲达书》，指摘了司马懿对吴只守不攻的策略。前已言及，因司马懿有出谋佑助曹丕保住太子宝座之功，故自丕至叡对司马懿特别重用，授以抗御吴、蜀的军事大任。老奸巨滑的司马懿不肯主动打击敌人，唯固营自守。他深知如克吴灭蜀，自己可能道兔死狗烹之灾，不如拥兵自重，保住个人势力，以相机图事。早在曹叡即位之初、司马懿受命屯宛拒吴时期（太和元年至太和五年间），曹植已能洞悉司马懿之奸，直率地予以揭露与指责，可谓独具隻眼。凡此，均证明曹植非徒文人纸上谈兵者，其壮志不遂，抑亦吴、蜀与司马氏之幸欤？ 曹植的赋，以《洛神赋》最为脍炙人口。此赋模仿宋玉《神女赋》，写于黄初三年（222年）。赋中述说曹植从京师还过洛水，忽逢一美艳绝伦而又品性端正的神女，爱慕之心，油然而生，至于冒昧向之求婚。神女怜其赤诚，嘉其才华，只因“人神道殊”，无缘相配，最后神女赐植以“江南明珰”，黯然而别。此事来由为何，后人多加臆测，实则，不过为植怀才不遇之自我写照而已。 (五)所谓蔡琰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等 蔡琰，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据《后汉书》卷86《列女传》载： 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194至195年），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壁赎之。而重嫁与祀。 视为屯田都尉，犯法当死。文姬诣曹操请之。时公卿名士及远方使驿，坐者满堂。操谓宾客曰：“蔡伯喈（蔡邕字伯喈）女在外，今为诸君见之”。及文姬进，蓬首徒跣，叩头请罪。音辞清辩，旨甚酸哀。众皆为改容。操曰：“诚实相矜，然文状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厩马万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骑，而不济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 有名的《悲愤诗》，即载于此传中，全诗共540个字，不仅叙述了蔡琰自己被掳入胡、思亲抛儿等痛苦情节，也反映了兵荒马乱、国破家亡，给广大北方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是一首现实主义的长篇史诗，全诗言语朴实，舒情细腻，凄切动人，询为佳作。 但，这诗存在着是否为蔡琰本人所作的问题。从诗中内容看来，这诗断非蔡琰所作，理由是： （1）本传言“兴平中（194至195年），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然在此两三年前，即初平三年（192年）蔡邕已为王允所诛，可是，诗中尚有“感时念父母”之句，这是不合情实处。 （2）诗言：“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然据《晋书》卷34《羊祜传》，羊祜乃蔡邕外孙，祜又是司马师之妻景献羊皇后同产弟。则羊家和司马氏都和蔡琰有亲戚关系，怎能说蔡琰无中外之亲呢？且《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言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家中人多业广，仕宦者多，蔡琰归时也不会到“家人尽”的地步。说明作诗的人对蔡琰的家庭情况并不了解。这是第二个可疑点。 （3）诗中既言“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表明这诗是蔡邕初嫁董祀时写的。可是又说：“常恐复捐弃”，这样，刚结婚就怕被遗弃，似有对董祀不甚信任的味道，既未必符合蔡琰当时心情，而且让董祀看了，也会不舒服。当董祀犯了死罪时，蔡琰立即找曹操求情，且“旨甚酸哀”，表明他们夫妻间感情还是不错的。三国时社会风俗对再醮之妇，并不歧视。且当时男女嫁娶皆以连婚高门为荣，像蔡琰这样既有才学，音律书法，无不擅长，且又出身名门世家，理应受到董祀尊重。实际情况是，蔡邕名满天下，“贵重朝廷”，友徒众多，蔡琰能传家学，故曹操以全壁赎之。曹丕、丁廙诸人还为之作《蔡伯喈女赋》，皆哀其遇而重其才，可谓名噪一时。当蔡琰见曹操请求赦免董祀时，满座公卿名士，“皆为改容”。秦日执法较严的曹操格外为之开恩，遣快足“追原祀罪”，还让蔡琰书写昔家中散失坟籍。凡此，都说明蔡琰归来后的地位不只不“鄙贱”，而且才女薄命遭遇，更博得众人同情，名声也更高，所以诗中怕被人遗弃的说法不似蔡琰本人应有的口吻，而系好事者伪造。 （4）诗中怀念二子处亦嫌过多，这样，既碍于董祀，也有失蔡琰的体面，如真舍不得二胡子，当时何必回来呢？当然，做母亲的不可能不惦念出腹子，但暗自掉泪可以，不厌其烦地公开宣讲，喋喋不休，则不符合妇女们的心理。当曹操谓蔡琰：“今当使十吏就夫人写”所诵忆坟籍时，琰立即以“男女之别，礼不亲授”相婉辞，说明蔡琰是颇知男女之防的。以蔡琰之才，苟欲传世，尽可拿出伤时哀民之作，仅以念二胡子而宣示世人，岂其情耶？ （5）诗中“拥主以自强”语，似非蔡琰所宜言，因为曹操也正在“挟天子以令诸侯”，蔡琰理应加以回避。 （6）《后汉书·董祀妻传》言：“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参以《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蔡琰有可能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刘豹，当然，不一定为刘豹所纳，也可能落于刘豹手下大小匈奴贵族之手，不管为谁所得，蔡琰之居住地应不出今山西省中西部汾水流域一带。而《悲愤诗》中所言之“长驱西入关”，“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悠悠三千里、这些含糊记述，都说明作伪者并不确知蔡琰没于南匈奴左贤王的地点，此亦为诗非蔡琰自作之证。 《后汉书·董祀妻传》还载有蔡琰的第二章骚体《悲愤待》，亦系伪作。诗第二句言“宗族殄兮门户单”，既不符合事实，下两句“身执略兮入西关，历险阻兮之羌蛮”，也与匈奴左贤王居地不合。以西方之羌与南方之蛮合并称述，亦非当时人所惯为。其余语句略无新意，只依据五言《悲愤诗》而写，不值一驳。 到唐宋时，忽然出现所谓骚体《胡笳十八拍》。1959年郭沫若先后撰写论文，论述《胡笳十八拍》乃蔡琰所作。于是众说纷坛。我以为此诗之为伪作，不难识别，其中“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胡人宠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耻”等语，令人读之感到既庸俗欠雅，又迷信无识，把蔡琰的“博学多才辩”又遵守传统妇道的风貌格调丧失殆尽。考之蔡琰家世，父邕既被称为“旷世逸才”，又“性笃孝”，当他被王允在杀之日，“绅诸儒，莫不流涕……兗州、陈留间皆画像而颂”。曹操所以赎蔡琰归，即因痛邕无嗣。人们对蔡邕如此尊敬思念，饱受凌辱的蔡琰对于亡父的冤死，岂有不痛心疾首，号咷泣血之理。但悲愤三篇，竟无一语道及乃父惨遭杀害之奇冤大祸，而念念不忘的只有“胡儿”。若真如是，蔡琰当日何必回来呢？观蔡琰谒操救夫时之焦急哀伤神态，可知蔡琰归后的意愿也不过欲与董祀白头偕老、平安度日而已。假若蔡琰“疾没世而名不彰”的话，她完全可以写些哀悼慈父等文，交给曹氏父子宣示于众，大可不必公开宣扬自己忘不掉胡儿，那样，连赎她回来的曹操也会不爱听。以情理度之，饱受传统儒学教养的蔡琰，归来后当以未能奋身守节、抗御强暴为耻，尚何遑大事宣讲己诞生胡儿之事耶？所以我确信三篇皆为好事者所伪作。 (六)孔融和王粲的诗文 孔融（153至208年），字文举，年幼，即以颖悟有才辩著称，后官至虎贲中郎将。会董卓擅权，融常忤卓意，被外调为北海相。时值战乱，而融干能非所长，在北海六年，屡遭挫败，召至许，历任将作大匠、少府、大中大夫。融知操终图汉室，常执异议。操忌而杀之，诛及妻小。 曹丕爱融文辞，以为不减班固、扬雄。尝以金帛购求融文。《典论·论文》将融列为建安七子之一。称其“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 孔融文章，气势充溢，文笔隽永流畅，其《论盛孝章书》尤为人所传诵。盛宪，字孝章，会稽人，器量雅伟。曾为吴郡太守，以疾去官。孙策平定吴、会，诛其英豪，宪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孔融忧其不能免祸，乃与曹操书，请辟用之。制命未至，宪已为孙权所害。孔融在书中强调了招揽贤才的重要，突出尊贤贵在行动，并以齐桓公、燕昭王的招贤建功实例催促曹操迅速采取行动。此书立意高远，文笔隽拔雅致，情理委婉动听，时至今日，仍有诵读价值。 王粲（177至217年），字仲宣，山阳高乎人，出身名门，少有异才，博闻强记。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早年受到蔡邕的赏识，许身后赠以家藏书籍。值时战乱，自长安流寓荆州。曹操为魏公，以粲为侍中，博物多识，典掌兴造制度。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春，粲随操征吴，途中遇疫身亡。 王粲的诗，以《七哀诗》最有名，今录其第一首：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问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征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诗中叙述经过战争洗劫的关中，出现了白骨遍野的悲惨景象，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无辜人民的深切同情，自然也是对战乱制造者的痛恨与诅咒。其中叙饥妇弃子后，“挥涕独不还”，说明她丈夫早已死亡或被拉去当兵服役在外，只剩下孤零零的饥妇一人，令览者倍感凄切伤神。 王粲另一著名作品——《登楼赋》，是在荆州避乱时所写，内中描述他思乡和怀才不遇的沉郁心胸，立意清新，文字舒畅，具有浓厚诗意，摆脱了已往汉赋雕砌堆积的陈旧气息。 孔融和王粲的文学造诣，在建安七子中是较高的。陈寿《三国志》独为粲立传，其他魏国文人只附带叙及，或只寥寥数语，其重视王粲是不言而喻的。 (七)阮籍和嵇康的诗文 以上诸人的文学作品大致在汉末魏初，人们习惯称之为“建安文学”。到三国后期，魏国文坛亦趋消沉，只有阮籍和嵇康的诗文比较有名，文学史上所说的“正始文学”，主要即以阮、嵇为代表。二人的简历和哲学思想，前已作过叙述，这里只谈谈他们的文学作品： 阮籍在哲学上的造诣，逊于嵇康，但在文学上的名声则超过了嵇康。《文心雕龙》第47《才略》称：“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意思是说嵇康的文章善于推论哲理，阮籍的诗则极有气势和风度。阮籍遗留至今的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素称名作。从诗的内容看，多讽刺时事，充满着内心的苦闷，从表达技巧说，采用了隐晦曲折的笔调。例如：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从这首诗还是比较容易看出魏晋易代之际反映到阮籍心中的苦闷、畏惧和无可奈何的情绪。他这种心情，也是后代文人士大夫所经常遇到的，因之就能引起共鸣，为人们所喜爱。又如：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
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 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这首诗借战国时魏国自取灭亡来影射曹魏权移司马氏。由于曹叡荒淫奢侈，致使战士离心，由于曹叡不能引用品才兼优的大臣，而托国于曹爽庸人，致为司马懿所啖食，酿成亡国易主的悲剧。又如：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 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 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 这诗说他自己本有济世志，但魏祚将移，既不能为权逆势力效力，而保持忠节荣名，对丘陇枯骨，亦有何益！不如走羡门子的求长生之路。实际，这只是他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 陈寿说阮籍“才藻艳逸”；刘勰说“阮旨遥深”，“响逸而调远”：钟嵘谓阮籍“咏怀之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因之《诗品》把阮籍的诗列为上品。说明魏晋南朝的人对阮籍的诗是评价很高的。 阮籍的咏怀诗在五言诗的发展中占极重要的地位，这种以咏怀为题的抒情诗，对陶渊明、陈子昂、李自诸名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然，阮籍咏怀诗中有些避世、求仙和宣扬老庄虚无思想的部分，在当时和后代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嵇康的诗文，在文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诗以四言为佳，例如他的《赠兄秀才从军》诗云：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这是嵇康赠其兄嵇喜从军的诗，但诗中并未提到与从军有关系的事，所描写的悠闲情趣和高迈风格，却是属于他自己的。表明嵇康并不赞成其兄热哀于功名利禄的行动。嵇康的散文很有名，共《与山巨源绝交书》，对他好友山涛愿意拉他作官的意向，给以断然拒绝，并表示愿承受由此而招致的一切后果。从而宣告了他坚决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的政治态度。书中文笔峭直峻刻，刚毅不屈，恰似他的为人。 三国的哲学思想－玄学的兴起 东汉初期，封建统治者提倡名教，奖励气节，故东汉士风之高涨，胜过其他朝代。降至东汉中后期，政治每况愈下，外戚宦官交相把持政柄，敢于同戚宦斗争的士人多罹祸殃。桓、灵之世，宦官肆虐，两次兴起党锢之祸，其被杀戮禁锢者，“皆天下善士”，故义烈之上范滂慷慨陈词：“古之循善，白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因之士人对东汉王朝的统治产生厌倦情绪，所谓“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其后黄巾等农民起义连续发生，至董卓率兵入洛后，东汉王朝开始分裂，各军阀互相攻战，士人因投身非所而肝脑涂地者，所在多有。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以后，又有曹氏代汉以至司马氏篡魏之事，士大夫侧身其间，因惧被卷入政争而遭横祸，乃求助于老、庄清静无为、卑弱自持的理论，此为玄风所以兴起的原因之一。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士人以钻研经书为主要仕进之途。但统治者所赖以控制思想的儒家经典流弊甚多，一是荒诞无稽，今文经学者之谶纬迷信说教为有识之士所不齿。二为经师传授各有家法：抱残守缺，党同伐异，不仅妨碍学术的自由探讨，而且陷入无休止的党派纠纷之中，因之士人多“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三为经师训诂章句之学过于烦赘，“学者释经，而务碎义逃难……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于是崇尚事功之士读经便不求甚解；游谈之士则转而探索老庄，此为玄风兴起的原因之二。 汉魏之际，战乱频仍，士人地主的土地财产受到了重大损失，但他们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崇高的社会声望。各军阀为了壮大自己，对他们不能不拉拢重用。特别是曹魏九品中正制颁行以后，上层土人多了一层世代为官的保障，可以少受一些“白首穷经”的折磨了。在经济和生活享受上，上层士人过着优厚和逍遥自适的生活。为了掩盖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和空虚的心灵，便打起老庄的旗号，装作恬淡无竞和超世绝俗的模样，以显示其清高。这是玄风兴起的原因之三。 以上所谈是三国时士人所以兴起玄风的主要因素。但容许他们有谈玄说虚的客观条件，也是必要的。自曹操官渡之捷至曹叡身亡，四十年间，清谈玄风尚隐而未盛。到正始时，皇帝幼小，既不能行使政权，而辅政大臣曹爽和司马懿又互相争夺，都不愿开罪士人，因此，玄风得以煽起，而君主无为、大臣揽权的理论也得到了抬头。 玄是虚无深远的意思。颜之推在其所撰《颜氏家训·勉学第八》称《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玄学的表现形式是口谈玄理、注释玄书和行为放诞。倡导者多系达官贵人及其依附者。一般谓玄学始于魏正始年间（240至249年），实则，试观秦汉以来的史籍，避世嫉俗、清静自守的士人君子，固无时不有。拿东汉一代来说，从东汉初期的冯衍、傅毅、淳于恭，到汉魏之间的马融、仲长统、蔡邕、孔融、焦和、孔伷、习祯、郑泉诸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老庄达生任性的言行。即就曹魏统治者来说，曹丕在为帝前，与诸文士交游，曾先后令其甄、郭二夫人出面拜客。曹丕即位后，“常羡汉文之为君，宽仁玄默”。曹植在曹操时，饮酒不节，对客傅粉、跳舞、击剑，读俳优小说数千言。《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认为曹丕、曹植所以放诞若此，系“孟德家风所致”。实则，曹操本人也是够放诞的。史称操“为人佻易无威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操甚好色，克敌致胜，常掠占人妻，说明操本人也不甚检束，盖玄风之兴，实当时社会风气使然，非一、二统治者所能左右。 三国时最著名的“四大名驹” 三国时期最著名的“四大名驹”，踏雪赤兔、的卢、绝影、爪黄飞电，它们都是三国时期著名人物的坐骑。
一、赤兔出世，谁与争锋——踏雪赤兔 说到三国的名马，首先就得说说这匹赤兔马。赤兔原是吕布的坐骑，后来跟随关羽征战沙场，关羽战死沙 场,这匹马也绝食而亡，追随主人去了。赤兔马，其“浑身上下，火炭般赤，四蹄踏雪，无半根杂毛；从头至 尾，长一丈；从蹄至项，高八尺；嘶喊咆哮，有腾空入海之状”。关于它的记载，最早见于《三国志·吕布传》，素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称。（能够名载史册对于一匹马而言是非常难得的最高荣誉，此马在三国历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所以整个三国时期能成为赤兔马的主人的都是一等一的豪杰，而赤兔无疑就是马中一等一的骏马。 二、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卢 三国时期刘备的坐骑，其奔跑的速度飞快，在三国历史中最显眼的一处便是背负刘备跳过阔数丈的檀溪，摆脱了后面的追兵，救了刘备一命，这一跳奠定了其三国名马的地位，虽不及赤兔马那么声名显赫，但在三国中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其地位更因辛弃疾一首词中的“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而大为提高。 三、绝影无影——绝影 一代枭雄曹操的坐骑。在《魏书》中有所提及：“公所乘马名绝影，为流矢所中，伤颊及足，并中公右臂。世语曰：昂不能骑，进马于公，公故免，而昂遇害”。这是曹操征讨张绣时发生的事情，这一战是曹操除赤壁之外最惨痛的一次败绩。在这一战中，曹操损失一个儿子（曹昂），一个侄子（曹安民），一员虎将（典韦），还有一匹良驹（绝影），可谓损失惨重。而这一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连曹操一代枭雄都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场战争：曹操征讨张绣，张绣献城投降曹操。然而，一场事先毫无迹象的战争打响了。曹操被打得措手不及，险些丧命，全靠着绝影逃了出来。而“绝影”据说就是“汗血宝马”，它身上中了三箭竟然仍能奋蹄疾驰，而且速度极快（“绝影”之名就是因为其速度飞快而得，意为其速度快的连影子都跟不上了），最后被流矢射中眼睛才倒了下去，而“绝影”马便在这一战中完成了其所有的使命。 四、爪黄飞电——蹄似披金，飞如闪电！ 曹操的爱驹，其高大威武，体态庄严，名字与众不同，气势磅礴，也惟有曹操这样的枭雄才可以配得上这匹骏马。正因为这匹马气质高贵非凡，所以曹操每次在凯旋回朝时都会骑乘它，以显示其与众不同的气势，这匹“爪黄飞电”的名马也无疑为曹操这样的一代枭雄增色不少。 三国十大名嘴 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武将可以“TOP10”，但文官要“TOP10”就有点牵强附会了，但又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合适的词，所以就牵强一回。大家莫怪！
NO.10 李肃巧语说董卓 卓问肃曰：“车折轮，马断辔，其兆若何？”肃曰：“乃太师应绍汉禅，弃旧换新，将乘玉辇金鞍之兆也。”卓喜而信其言。次日，正行间，忽然狂风骤起，昏雾蔽天。卓问肃曰：“此何祥也？”肃曰：“主公登龙位，必有红光紫雾，以壮天威耳。”卓又喜而不疑。 虽然之前有“馈金珠李肃说吕布”一节，但我觉得这和吕布的本性有关，礼物和赤兔的诱惑更大，李肃的语言倒成了辅助，对语言技巧要求不高，所以没有列入。 这次却不同，李肃肩负着骗董卓进长安陷阱的重任，稍有疏忽不但自己OVER，全盘计划也会被打乱，王允的苦心经营也会完蛋。似乎老天有意眷顾董卓这个恶贼，竟有种种异象提示他不要去长安。可这时就显示出李肃的“嘴功”了。只见他面对不利，面不改色心不跳，理直气壮的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可以说回答得严丝合缝，又让董卓高兴。这体现出李肃作为“名嘴”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以及对对象（董卓）性格和需求（称帝）的透彻认识。要不是他实在当不起“谋士”这个称号，单就口才而言，我真想让他进前五。 李肃活到现在做一个地方台综艺节目主持人是绰绰有余的。 十大名嘴巅峰演说第十位：郿坞的李肃。 NO.9 阚泽巧献诈降书 泽曰：“岂不闻‘背主作窃，不可定期’？倘今约定日期，急切下不得手，这里反来接应，事必泄漏。但可觑便而行，岂可预期相订乎？汝不明此理，欲屈杀好人，真无学之辈也！” 如果说演说有雄辩之词，那阚泽这次就是诡辩，而且辩得曹操发愣！ 这次献诈降书的意义之大不用我多说。阚泽的胆魄和应变能力在李肃之上。狡猾多疑的曹操先唬再蒙，企图发现一些问题，因为他不想做冤大头。 结果他碰上了阚泽。阚泽处变不惊，沉着冷静。把书中漏洞说成了道理，真是诡辩的巅峰！没有辜负周瑜的信任，黄盖的五十棒，圆满的完成了任务。可以说阚泽在曹操的盘问和恐吓下，稍微有一点顶不住，或是脑子转的不够快，那赤壁也许就要是另一种方式了！ “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阚泽作为一代名嘴，也得以名留千古！ 十大名嘴巅峰演说第九位：曹营的阚泽。 NO.8 曹植应口成诗 植略不思索，即口占一首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建安七子之一，以才思敏捷闻名于世，曾做《铜雀台赋》的大才子，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上演巅峰演说，既讽刺，又让人叹息。 在哥哥一再威逼，自己稍有迟疑就性命不保的情况下，曹子建思如涌泉，七步成诗。但曹丕要致弟弟于死地，竟要求应口成诗。好一个曹植，“略不思索”就做出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名诗！这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做出的此诗；是在骨肉相残，深感人情冷暖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的诗；是在自己满腔怨愤，但对哥哥还要卑躬屈膝的情况下做出了此诗。做诗要有灵感，而曹植的诗是内心深处对人类丑恶灵魂的控诉的总爆发！读来令人痛断肝肠！ 曹丕也许是被这首诗感动了，也许是被弟弟的才华震惊了，就放了他。曹植也因为自己的巅峰之作而保住一条命。 应口成诗，难有人及！ 十大名嘴巅峰演说第八位：王殿上的曹植。 NO.7 满宠进谏保樊城 满宠谏曰：“不可。山水骤至，岂能长存？不旬日即当自退。关公虽未攻城，已遣别将在郏下。其所以不敢轻进者，虑吾军袭其后也。今若弃城而去，黄河以南，非国家之有矣。愿将军固守此城，以为保障。” 满宠作为曹操的外交官和谋士。屡次有惊人之举，包括收徐晃。作为外交官就更难，要知道在那个视人命如草芥的年代，能频繁出使，保持不受伤害，而且做到“臣不辱命”，说明他的口才和见识过人。但这次进谏曹仁的意义太过重大，所以说这是他的巅峰演说，得以排到第七。 樊城为宛洛屏障，樊城一丢，关羽可以直窥许都。有人认为樊城丢了关羽也还是要败，那就不是这篇文章考虑的问题了，因为历史是曹仁在这里顽强的阻击了关羽主力，为援军争取了大把时间。而首功之臣无疑是满伯宁！ 满宠进谏的高明在于他能说到问题的纵深面，以及能震撼听者的心。 首先他客观分析了关羽的忧患和我方坚守的可能性，使曹仁有了信心。但关键还是在于后面这句“黄河以南，非国家之有矣”。这句话听在曹仁的耳中分量是很大的。因为天下是他“曹”家天下，“家天下”的观念加上曹大司马的为人可以让曹仁为魏国去死！满宠是说“你把这丢了就等于丢了你们曹家的江山！”满宠的进谏手段真高！ 个人估计换成于禁要弃城他会说：“君之妻儿老小皆在许都，将军要三思！”换成张辽他会说：“将军弃此而去有何颜面再见雁门父老？” 可以说关羽丢荆州的一大“功臣”就是满宠的这番话，甚至是三国局势的改变也与这段话有关！ 关羽死后放过满宠是一大失误！ 十大名嘴巅峰演说第七位：樊城的满伯宁。 NO.6 张永年痛骂曹操 松曰：“丞相驱兵到处，战必胜，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此皆无敌于天下也！” 张松这个人人品如何且不论，单就在演义中的口才而言，我觉得也就诸葛亮可以胜过他了。虽然他出场不多，但表现出了极高的语言天赋！ 从进许都见曹操那一刻开始，他的嘴就没停过！但并不让人感到讨厌。因为他说的话体现的是演说素质和一个雄辩家的魅力！ 张松从被丞相府拒之门外那一刻起就有了怒火，议事厅的表演不过是牛刀小试，在较军场他终于爆发啦！ 曹操作为一代奸雄，一生战功赫赫，结果在这位西川别驾的眼中却成了一无是处！可以说张松骂的恰到好处，令自负的曹操辩无可辩！估计当时曹操的脸没有八种颜色也有七种。曹操手下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在心里暗笑。 张松的雄辩是一种魅力，虽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因为过于精彩，把他排到满宠之前。 最后批评一下张松，实在不应该激得曹操烧了那本《孟德新书》，令后世少了本佳作。 十大名嘴巅峰演说第六位：西教场的张松。 NO.5 田丰和沮授的悲哀进谏 谋士田丰曰：“兵起连年，百姓疲弊，仓廪无积，不可复兴大军。宜先遣人献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称曹操隔我王路，然后提兵屯黎阳；更于河内增益舟楫，缮置军器，分遣精兵，屯紥边鄙。三年之中，大事可定也。” 谋士沮授曰：“制胜之策，不在强盛。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练，比公孙瓚坐受困者不同。今弃献捷良策，而兴无名之兵，窃为明公不取。” 可惜了河北的两大谋臣，要按他们的意见三国历史必然改写！ 单从他们言论来看，没有任何问题。虽然不是妙语连珠，但句句在理，字字实情。如果说是语言的问题导致袁绍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那可真是屈罔了他们两位。 但可惜的是他们碰上了一个XX的主公，结果使这么精彩的演说没有了价值，没有了意义。说实话，他们的演说更确切的话说是战略演说，真的是高超，所以留给人的想象空间很大，试想，如果袁绍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会…… 可惜这些都没价值了，否则这就是凌驾于“隆中对”之上的演说！因为他可以使隆中对没意义。这两句话是两位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言论，却落个这样下场！ 也许就像田丰先生说的：“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可悲，可叹！ 最后颁发给二位最最倒霉奖！ 十大名嘴巅峰演说第五位：河北献策的田丰和沮授。 NO.4 周瑜谏孙权，决计破曹操 瑜曰：“操虽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将军以神武雄才，仗父兄余业，据有江东，兵精粮足，正当横行天下，为国家除残去暴，奈何降贼耶？且操今此来，多犯兵家之忌：北土未平，马腾、韩遂为其后患，而操久于南征，一忌也；北军不熟水战，操舍鞍马，仗舟楫，与东吴争衡，二忌也；又时值隆冬盛寒，马无藁草，三忌也；驱中国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忌也。操兵犯此数忌，虽多必败。将军擒操，正在今日。瑜请得精兵数万人，进屯夏口，为将军破之！” 周瑜的入选主要是他作为一个军事统帅的绝妙分析。短短几句话，好象把曹操八十三万大军全给扒光了一样！ 孙权十分明白自己的处境和当前形势。要是不抗曹自己就“位不过封候，车不过一乘”。但曹操太强，能打赢吗？ 在这种情况下“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周瑜被推到了历史的最前沿。美周郎虽然气量狭小，但他绝妙的敌我分析可以媲美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堪称典范！于是孙权被说服了，决计破曹操，至于后来“兵数分析”倒落了下乘，所以这是周瑜短暂生命的演说巅峰！ 周瑜的入选是由于以后的那场辉煌的赤壁之战，正是和他的演说相吻合！那些诡辩、雄辩和狡辩，又怎能比得上这堂堂之阵，正正之师！ 十大名嘴巅峰演说第四位：江东美周郎。 NO.3 郭奉孝十胜十败说 嘉曰：“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以顺率，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惟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公有此十胜，于以败绍无难矣。” 好一个郭嘉，真是语惊四座。在那种袁强曹弱的情况下，他竟然分析的如此透彻，“入骨三分”，真是痛快淋漓！曹操怎能不喜？！ 孔融等说什么袁绍势大，那不过是和张昭一样的腐儒之见！ 郭嘉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的谋略却是超人的，即使死前还遗计定辽东。曹操赤壁败后也痛哭郭嘉早亡。但这“十胜十败”才是他做为一流谋士的精华所在。道，义，度，谋，德，仁，明，文，武！真乃妙论，高论！ 曹操挟天子令诸侯，道胜。曹操打击豪强，袁绍重敛于民，义胜。曹操容陈林，袁绍不容田丰，度胜。曹操乱世奸雄，袁绍外宽内嫉，谋胜。曹操气度宽宏，袁绍凤毛鸡胆，德胜。曹操屯田养民，袁绍连年征伐，仁胜。曹操虚心纳谏，袁绍忠言逆耳，明胜。曹操身正令行，袁绍号令不齐，文胜。曹操用兵如神，袁绍临机无断，武胜。 终于郭嘉像铁口判命判死孙策那样，又判死了袁绍，一举道破了官渡之战的结果！ 郭嘉更多的是作为谋士，但这次演说可以说是明察秋毫，洞如观火！无愧于巅峰演说！ 十大名嘴巅峰演说第三位：铁口郭奉孝。 NO.2 定三分隆中决策 “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三国第一谋士，智慧的象征，诸葛亮。一生的演说和雄辩无数。著名的有“舌战群儒”，“智激周瑜”，“安抚关羽”（有纵容之嫌），“骂死王郎”，包括前后出师表等等。但我认为还是以这次“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的演说最为精彩。 试想，如果你是一个从来没有看过三国演义的的人，看到这段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对！那叫绝处逢生，柳岸花明。 这次演说的意义不用我多说了，是三国局面的奠基之作，是蜀汉的奋斗目标和基本国策，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中国百年的局面就是在这次演说中形成的。 这是一个演说，也是一个计划。诸葛亮把计划和国策用绝妙的演说词表达出来，真不愧是演说的最高境界！这段演说还表现在他极强的预见性上，周瑜和郭嘉的巅峰演说虽然也有预见性，但与隆中对比起来就逊色不少。 而且这段演说覆盖的面之广更是包括四海。正是这样的原因才说“隆中对”是三国第一演说词！而诸葛亮是三国第一演说家！ 唯一可惜的是，这个计划的结果是可悲的！要不然我一定会把它列为第一。 诸葛亮是凡人中的神！ 十大名嘴巅峰演说第二位：诸葛亮的隆中决策。 NO.1 普净法语度云长 普净曰：“昔非今是，一切休论；后果前因，彼此不爽。今将军为吕蒙所害，大呼‘还我头来’，然则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 好一个大彻大悟的法师！想那关羽英雄一生，今日在无边佛法面前也只有低头！ 普净区区两句话，没有雄辩滔滔，也没有激昂慷慨，也算不上妙语连珠，更没有说得天花乱坠。只是这么两句话！就使关公的英魂顿悟！ 所谓“法不可法，道不可道”，所有语言都是无力的！ 只能说普净的法语道破了人生的本质！无论周瑜分析的多么全面，也挡不住英年早逝。无论郭嘉说得多么透彻，也不能避免日后曹氏遭遇汉家覆辙。也无论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不是千古名对，你还是摆脱不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的命运！ 从法语中我们感受到的是洒脱，是自在，是在刀光剑影中的悠闲！ 看庭前花开花落，望天上风卷云舒！远离了功名利禄，抛开了是是非非，也忘记了爱恨情仇！ 关羽悟没悟我忘记了，好象我自己悟了！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十大名嘴巅峰演说第一名：玉泉山普净。 后记：有几个必须说一下：张辽土山说关羽，庞统巧授连环计，邓芝联吴说孙权，还有难张温秦宓逞天辩，这几个本来是想写进去的，但由于篇幅有限，都是“TOP10”，来个“TOP15”就不好看了，所以只有内疚一下了，也请看官原谅！ 我眼中的三国战略观：曹魏 曹操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刘备与诸葛亮合二而一的对立，他们是忠与奸、善与恶的两极化典型。伪诈、猜忌、狠毒、狡黠，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极端利己成为罗贯中时代曹操反派形象的特征。东汉名士许劭对曹操的评语“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已被罗贯中改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是这一歪曲了的艺术形象并不能掩盖曹操战略观的光辉，毕竟三国的历史是以曹操为主角而演成的壮剧。他的战略观不但能统一北方，而且使魏国在三国鼎立中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这是包括作者在内，任何人也回避不了否定不了的事实。
本来，曹操的战争观应该在小说中大书特书，只有这样才符合他显赫的战功和自信而坚定的个性。但因曹操在书中出场较早，且战场、对手、以及自身角色不停地变换，从而使他的战略和战法隐藏在了具体情节之中。罗贯中没有一开始以正面表述来铺陈曹操的战争观，这固然符合小说写作的某些需要，但他更主要的目的是要体现出曹操个性中诡谲和深藏不露的另一面，因此采取了一种倒叙和回忆的手法。以笔者管见，曹操的战争观当以他占领冀州后，在袁绍墓前凭吊的一席话为本，这时他已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取得了赫赫战功。“昔日吾与本初共起兵时，本初问吾曰：‘若事不辑，方面何所可据？’吾问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段话于史有证，若视其为曹操创世时期的战争观，则可以概括出以下特点： 首先，曹操将罗致人才和使用人才放在战略的首位。靠什么得天下——这是每一个乱世英雄必须深思的问题。寥寥数语便反映出他与袁绍截然不同的观点方法。袁绍将地利作为战争胜利的第一要素；曹操更看重的是人的因素。这里将“道”理解为正确的思想路线未尝不可，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任用天下智谋之士，那么无论在那里发展，都必然赢得战争的胜利。历史证明，曹操的确重视人的因素在社会发展和战争中的作用。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这种胸襟和气度使他在延揽人才时能以周公自比，“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在使用人才方面，能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一时间能征惯战之将、足智多谋之士云集于前。这是他能统一北方的根本条件之一。 其次，曹操的战略观巧妙地掩盖了他在地缘上的进军方向。毕竟在诸侯割据军阀混战时代，地缘因素也是极端重要的，有地无人和有人无地的胜利都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曹操之所以在战略上隐藏了地缘上的要求，历史学家方诗铭认为，曹操不像袁绍那样毫无隐讳，没有将自己的策划宣示，仅对袁绍说了一番应付性的空话而已。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曹操在起事之初必须借助袁绍的帮助，回避他的锋芒。例如，曹操取得最重要的根据地兖州就得到了袁绍的支持。后来他接受了鲍信和荀彧的建议，“且可规大河以南，以待其变”。这时袁绍正与公孙瓒对决，经营河北，将来南向争天下；与之相反，曹操经营河南，在战略上对北采取守势，以麻痹袁绍等待时机。当曹操剪除了周边吕布、袁术、张秀等敌对势力后，羽翼渐丰，不但不需要袁绍的支持并要极力摆脱袁绍的控制，这时的袁绍仍傲慢地拒绝承认曹操为最重要的对手。当旧的次要的矛盾一旦消除，曹袁两大势力之间的斗争必将占据首要地位。客观而言，袁绍在地缘方面的战略意识是正确的，历朝历代的兼并战争多次证明了南下军团的强大威力。但袁绍在官渡之战的失败恰好成就了曹操为伟大战略家的英名。依曹操的战略观不难看出，袁绍的失败是他在选择竞争对手的失败，终归是人的因素的失败；而曹操的成功，不但是人的因素的成功，同时也是选择地缘要素的成功。 第三，曹操隐讳地提出了“以道御之”的政治标准。何谓“道”，曹操没有说，这也为后人的附会提供了种种可能，但实际上解释曹操心目中的“道”却是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情。且不说老子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单在军事领域，孙子就提出了“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的准则，吴子也提出了“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的观点，并对历史上成就霸业的人概括出“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这一认识。曹操以“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自诩，他的“道”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应当是完成统一中国大业、恢复封建统治秩序的宏大理想。不怀偏见的人应该承认，曹操的理想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但罗贯中在尊刘抑曹的封建正统思想的支配下，将曹操的“正道”写成了“诡道”。他在写活了一个白脸奸臣的同时，也歪曲了这个人物的社会历史本质。对于曹操的历史地位评价向来不一，近代以来翻案占据了上风。鲁迅曾更直白地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按照陈寿的《三国志》，曹操、刘备乃至孙权，都是时代造就的英雄。而罗贯中的叙史正好体现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不同的政治倾向性。 我眼中的三国战略观：蜀国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以描写战争刻画人物为擅长。战争丰富多彩，人物千姿百态，毫无雷同之感。纵览中国古代反映战争题材的小说，如《说唐》、《说岳全传》等评话类作品，常常将战争程式化情节戏剧化人物脸谱化，大多局限于静态地描写两军对垒、两阵对陈、两将交锋的一般化过程，充其量只是渲染阵前武将的小聪明而已。而根据事物发展的诸多复杂矛盾动态地展现战争的全景，将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与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智慧结合起来描写，将前线将士的斗勇、谋士的斗智和统帅的斗法结合起来描写，则是《三国演义》的特色。它将《孙子兵法》中所涉及的“伐谋”、“伐交”、“伐兵”和“攻城”等谋略思想，与真实的历史和小说对历史的再创作熔为一炉，艺术地揭示了双方力量强弱转变的原因和胜负的关键。 我眼中的三国战略观：孙吴 罗贯中和陈寿在各自的书中为读者刻画了形象性格迥然不同的周瑜、鲁肃。虽然陈寿笔下的周瑜、鲁肃显得真实可信，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脑海中的周瑜、鲁肃形象是直接来源于小说《三国演义》：周瑜英俊多智，但有器量狭小，嫉贤妒能，容易冲动；鲁肃恰恰相反，他忠厚老实，但时常又少智而无主张，成为周瑜形象的补充。其实，细心的读者应该发现，小说中周瑜、鲁肃的人物形象前后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形成这一矛盾的转折点是诸葛亮出山。诸葛亮在书中第38回初次登场，在此之前周瑜、鲁肃虽然已经出现，但都被罗贯中浮光掠影般地一笔带过，没能形成自己的个性和特色，他们的个性和特色是在赤壁之战开始后才充分展现出来的。罗贯中之所以这样处理，目的也很简单，因为只有诸葛亮才是他着力塑造的头号理想人物，周瑜、鲁肃的作用只是对诸葛亮进行映衬。但在诸葛亮出山之前，罗贯中仍用简练的笔法引出了周瑜、鲁肃的战略观。
建安五年，吴国的创始人孙策新亡，孙权继位，掌江东之事。刚刚登基的孙权问计周瑜，周瑜应曰：“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之后就向孙权推荐了鲁肃。孙权请来鲁肃后问策：“方今汉室倾危，四方纷扰；孤承父兄馀业，思为桓、文之事，君将何以教我？”鲁肃的答复是：“昔汉高祖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今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孙权闻言大喜，披衣起谢。 这段充满戏剧化特色的描写只是部分吻合了历史的真实，但如果将其作为吴国创业时期的战略观，还是十分恰当的，它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首先是周瑜统揽天下英雄的人才观。周瑜在小说第十五回第一次出场时，就向孙策推荐了江东的俊杰张昭和张纮，之后又向孙权推荐了鲁肃。按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历史上的周瑜容貌出众，风姿卓越，展现了苏轼词中“羽扇纶巾”的风流雅儒。他为人宽厚大度，不计较个人恩怨，深得部下的拥戴和赞赏，包括象程普这样曾经反对过他的老将，在幡然悔悟后也说“与周公谨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周瑜待人虚怀若谷，礼让服人，这不仅是一种个人美德，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孙权的最高军事将领，为了建立帝业，必须延揽各方豪杰，这是他内心所独具的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雄才大略的政治报复。 其次，鲁肃的战略观基本反映出了诸葛亮在隆中对所涉及的重要原则，而且时间更早，形势更扑朔迷离。孙权同鲁肃的对话发生在建安五年，这一年在中原爆发了袁绍与曹操对决的官渡之战，至冬十月双方决出胜负。鲁肃在洞察出曹操不可能被迅速击败的情况下，劝孙权力争先夺取荆州，积蓄实力，转弱为强，为统一中国建立帝业作准备。这是军事战略中避实击虚的重要原则，这一战略原则也为后来的赤壁之战争取到了物质基础。诸葛亮的隆中对建议刘备跨荆、益而三分天下，鲁肃的建议是跨荆、扬而待坐山观虎斗，双方相似的结论正说明他们对社会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有着相同的战略预见。不同的是，诸葛亮在隆中对时引孙权作为自己的同盟军，鲁肃的着眼点是以汉高祖刘邦为历史上的样板，并结合到当时具体的形势发展需要。 第三，孙权对鲁肃战略观的反应在《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是大相径庭的，这表现出文学家在塑造人物中的执著与灵活和历史学家的诚实守真。在《三国演义》中孙权的反映是“权闻言大喜，披衣起谢”，而在《三国志·鲁肃传》中孙权则表现得冷静：“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罗贯中之所以在这一关键点上窜改了孙权的表现，是因为在篡汉以成霸业这一根本问题上，刘备和诸葛亮同其它各路诸侯是有本质差别的，只有他们才是“仁君”和“贤相”的代表，是复兴汉室的砥柱。所以当鲁肃的最终目的是要“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时，小说中孙权的态度大喜过望就不奇怪了。而《三国志》中孙权的回答正体现出他对时势洞察的冷静。孙权家族是江东的“寄寓”而非“土著”，在本人继位未稳的情况下，尚有许多巩固邦本的工作要开展，若急于同意鲁肃的战略观，不但易招引外敌，对内也容易导致矛盾的激化。当时鲁肃的豪侠性格与许多文武大臣并不融洽，认为他谦下不足，年少粗疏，不可大用。但孙权默默地顶住压力，直到三年后进攻黄祖，才标志着孙权正是认可了鲁肃的战略指导思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陈寿和罗贯中不同的政治倾向性，使两本书中出现了两个截然对立的正统。陈寿成书的时代是在晋朝，因此尊曹魏为正统，所以曹操的传记是武帝纪，而刘备和孙权分别降格为先主传和吴主传，高下之分明显。而在罗贯中的笔下，刘备不仅具有皇室的血统，更是具有正义和厚德的明君；反观曹操成为残暴奸诈、得国不正的代表，正邪之分俨然。对于吴国，双方虽然均不认为它代表着汉朝国阕后的正统，但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仍然有着严重的倾向性。陈寿笔下的吴国与蜀汉地位想当，对于纪传体中的人物也秉笔直书。而罗贯中始终将吴国作为魏蜀矛盾的配角，矮化甚至丑化吴国的主要人物。例如吴国的辅弼重臣张昭是一个典型的腐儒，对周瑜也不是突出他的军事才能，而是器量狭小，嫉才妒能和意气用事的特点。鲁肃在《三国志》甚至在《三国演义》的开场阶段，都向读者展示了他的豪侠性格，但到了后期为了映衬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和关羽的单刀赴会，一改豪侠而为寡智少勇忠厚的儒生。因此，若论《三国演义》中将人物的形象塑造和战略观之成功结合，诸葛亮当数第一，曹操次之，周瑜鲁肃又次之。 魏蜀吴三家的战略都是以争夺天下为最终目的，但他们在罗贯中的笔下仍大不相同。《三国演义》虽然突出描写了不下十余家诸侯割据四方、争夺霸业，但只有魏与蜀的矛盾和斗争才是诸多复杂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刘备和诸葛亮是正义的化身，曹操是邪恶的代表，这样的文学叙述也正好体现出传统小说和大众心理的“魔道斗法”模式。而一旦涉及到第三方——吴国，罗贯中的态度便不那么旗帜鲜明了。作为配角的孙权既不是正义的化身，因为他不能遮掩笼罩在刘备头上的“明主”光环，也不是邪恶的代表，因为他始终是蜀国抗曹的坚定同盟军。事实上，当我们阅读《三国演义》，一旦离开了它的感情色彩，一切似乎都丧失了标准：曹操从奸相恢复到了英雄，刘备从仁君恢复到了枭雄，诸葛亮从绝代天才恢复到了治之良才，周瑜从嫉才妒能恢复到了举才任能，鲁肃从儒生般的忠厚寡智恢复到了豪侠性格的雄才大略，原本并无差别的战略观也贴上了忠与奸、优与劣、正义与邪恶的标签。但进一步说，若我们能在掌握史实把握历史脉搏的基础上，阅读和欣赏《三国演义》，则不但能领略到文学的美，还有感悟到历史的真。 三国中十个被低估的人物一、蒋干 蒋干，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他本是九江的名士，但在《三国演义》里却成了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超级大白痴。 其实，正史中的他，的确是个风流名士，并不是个白痴。曹操南征，强征蒋干入他的幕府（和司马懿一样），而后又命他去劝降周瑜。蒋干明知周瑜不是可以以名利言语打动的人，但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一方面是因为寄人篱下，不得不为之，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被称当世名士的周瑜进行近距离的观察。 周瑜确实是如演义中所写的，一听蒋干来访，就知道了他的来意。便带着蒋干巡营一周，向他表明了自己的志愿。蒋干在整个过程中，也都只是“但笑而不语”，从来没有作过劝降周瑜的意图，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群英会。而之后的蒋干盗书，也完全是子虚乌有，蔡瑁、张允被攻杀，也是因为荆州兵有一部分仟乱，而被张辽、于禁攻破，蔡张二人死于乱军之中。再之后的连环计，也是根本就不曾存在过——这完全是因为船只太多，不好固定才把船拴在一起的缘故。蒋干回见曹操，也只说周瑜非言辞所能动，并劝曹操死了这条心之后，蒋干也仍然在曹营悠游他的岁月，过着他名士的风流生活。 二、孙邵 孙邵，孙权的第一任丞相，在孙权掌权的五十二个年头中，孙邵算是个老资格。 他并非是孙权的族人，而是青州北海国人，曾在孔融手下当过一任功曹，其后转到扬州刺史刘繇底下作官，于孙策击败刘繇时转为为孙策效力。孙策死后，孙权刚上台，孙邵即上表劝孙权向许县朝廷纳贡，弄好了对曹操的关系，受到孙权的赏识。孙权之后任命孙邵为庐江郡太守，在刘备表荐孙权为“行车骑将军”之后，他又作了车骑将军长史。在孙权称王之后，即黄武元年，孙邵便作了孙权的第一任丞相。可惜孙邵仅仅当了不到三年的丞相便在黄武四年五月病故。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孙邵并没有来得及有什么突出的表现，而且，陈寿关于《三国志·吴书》的部分是根据韦昭所写的《吴录》，而韦昭是张温的党羽，张温又恰恰是孙邵的政敌，所以整部《三国志》，居然没有任何一卷或一个分卷对孙邵的介绍。所以，现在的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在孙邵当丞相的这三年里，孙权受不了曹丕催遣“任子”（即以儿子当人质）的压力，对蜀汉信使往返，言归于好。而这，极有可能是当时位居丞相的孙邵所向他建议的——因为其它人的传记中均未有提及向孙权提出此等的建议。 可惜呀可惜，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竟然因为个人的恩怨，而使得他几乎淹灭于历史的长河中。 三、高顺 高顺，吕布的部下，与张辽一起共同统率吕布的一部骑兵。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高顺应该是吕布最为倚重的大将，甚至超过了张辽。从整部演义中，吕布的武勇被片面而过分地夸大，使得他的部下几乎失去表现的机会，其实，他的几名部下都是很有能力的。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张辽，因为他打了逍遥津一战，名震八方。但是，当时在吕布的麾下，张辽每次出战几乎都是与高顺搭档，而高顺，几乎就是为吕布独当一面的大将。在评论一名将军时，其实不需用要他打过无数的胜仗，只要有一仗打得煞费苦心，打得出名就行。高顺最出名的一仗是在建安三年。 那一年，刘备在沛国驻扎，陆陆续续地招兵买马，已经达到了有一万多人。吕布很不放心，就出兵攻破了刘备。刘备投奔曹操，曹操送给他兵和粮，使刘备收复小沛。吕布就让高顺再次领了兵去打。吕布当时在徐州的兵不会很多，至多不过两三万人，还要用来分兵防御曹操和袁术，所以交给高顺的兵顶多只有五千人，甚至于不到五千。刘备当时已算是一个全国舞台上的角色，手下的武将也有关羽张飞等人，但是这样的一支劲卒完全禁不住高顺的一击，立刻就被高顺击败，击溃。曹操小看了高顺，让夏候惇领兵来救。夏候惇可说是曹操麾下最著名的武将之一，但他也不是高顺的对手，被高顺轻易地击败。虽然后来曹操亲自领兵来攻杀了吕布，但那已是吕布的事，与高顺无关。破关后，张辽降了曹操，高顺选择了殉主。诚然，吕布是个不值得殉的主君，但宁死不屈的气节，高顺也毕竟要强过张辽的吧。 四、淳于琼 淳于琼，是一个有名声，有能力，也有资历的名将。在灵帝末年，曾敕封八名校尉主掌禁军，由十常侍之一的蹇硕统领。曹操和袁绍都曾是这八校尉之一，曹操是典军校尉，袁绍是中军校尉，淳于琼，也是这八名校尉之一。 在袁绍军中，他是首屈一指一名将，根本没有什么贪杯误事之说。 官渡前夕，袁绍命他和郭图颜良攻白马，颜良贪功冒进，又大意轻敌，被张辽关羽刺死于军中。多亏有淳于琼，袁军才不致溃败，也使得袁绍能继续保持对曹军的压倒性气势，一路追击到延津。 乌巢之败，不是因为他喝酒，而是因为他的大意。 当时淳于琼手下有一万人，曹操虽带兵五千，但为了避开沿路袁军的盘查，都散布成小股部队改扮成袁军，直到乌巢前沿，才改装来袭。淳于琼乍看之下以为曹操没有多少兵，就出寨迎战，没想到曹军越打越多，他才知道不好，一面回寨自保，一面向袁绍求救。 袁绍一方面是刚愎自用，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淳于琼的信任，所以只派了少数人去救乌巢，反而令张郃高览去袭曹营。结果乌巢终告失陷，曹营也没有打下来，张郃高览更是降了曹操。 说到这里，有件事必需要提一下。根据《三国志·袁绍传》的记裁，淳于琼未死，他和袁谭二人单骑渡河逃走；而根据《三国志·魏志·武帝记》的记裁，淳于琼在此役战死．这就是记传体史书的弱点，把一个史实割裂成数块不说，还往往自相矛盾。 可惜，可叹。所以说，淳于琼虽然没有守住乌巢，但也不是个酒馕饭袋。他的对手曹操毕竟是三国第一人，败在他手上也没什么可说的。 五、刘封 刘封，刘备的义子，原名寇封。 在演义中，这个家伙在战场上什么作用也没起过，也就扯扯旗放放风而已，最后还把关羽给害了，一副死有余辜的样子。 但是在正史中，这却是个悲剧。 刘封是刘备在荆州时收养的义子，当时刘备无嗣，所以收了刘封为义子。等刘备入川时，刘封刚刚二十出头，已是个力大无穷，勇猛无比的青年将军了。在跟随孔明赵云张飞入川的途中，刘封攻战克敌，以功晋封为副军中郎将。 之后刘备遣孟达攻房陵上庸，怕他一人难以成功，加派刘封助之，果然二人令上庸太守申耽望风而降。刘封因此又升为副军将军。 关羽攻樊城时，请刘封孟达发兵相助，二人因与关羽不睦，加以拒绝。后关羽兵败，却不敢走二人所驻的上庸，结果兵败身死，刘封确实也是难辞其咎的，但关羽之死，主因在他自身，与刘封没有多大关系。 刘封因为关羽之事而责问孟达，结果与孟达致于不和，就夺去了孟达的鼓吹，孟达也就因此惧怕而降魏，并反过头来劝刘封也降魏。刘封拒绝投降，遭到夏候尚\徐晃\孟达三路攻击，又申仪叛变，刘封腹背受敌，只得退走成都。 之后的事情发展却让人大跃眼镜！ 刘备见了刘封，只是责备他为何欺负孟达，以及不救关羽，并没有杀他的意思。但是诸葛亮却认为刘封刚猛，恐刘备死后刘封争位，那刘禅是万万争不过刘封的，力劝刘备杀死刘封。 刘备听从了诸葛亮的话，赐刘封自尽。 刘封临死时叹曰：“恨不用孟子度（孟达）之言！” 刘备听了，也不免为之流泪。 一代忠心猛将，只因有争位的可能（注意，不是嫌疑），便被赐死，真是惜乎，惜乎！ 六、张昭 张昭，是东吴的第一位首席辅佐官，是个很有骨气的人，演义中为了突出诸葛亮而把他写得不成人样，实在是太过份了。 早年的张昭声名就已远播，彭城国的国相，以及陶谦都曾扰络过他，均被他拒绝，陶谦为此差点杀了他，是赵昱将他救了出来。 孙策敬佩他，对他行"升堂拜母"之礼，使张昭不得不出山，做了孙策的“长史”兼“抚军中郎将”。 孙策很信任他，将一切行政事务都交给他，并对他以“管仲”相比。临死前还将孙权托孤给他，并说：“若孙权不足以担当大任，则你自己担当。万一事不顺利，由'缓步西归，亦无所虑。” 所以说张昭日后主张降曹，与孙策的遗言有着很大的关系。 张昭的骨气，表现在他对孙权的犯颜直谏上。 正所谓文死谏，武死战，张昭不论是公私，对孙权的不当之处都能直言谏劝。也因此时常与孙权发生冲突。冲突最大的一次当属给公孙渊封燕王一事。 孙权当时气得要拔出剑来刺死张昭，张昭却丝毫没有退缩，回到家中以托病不上朝向孙权抗议。 孙权派人用泥封了张昭家的门，张昭也在门的内侧用泥加封了一道。 后来公孙渊果然杀了封赏他的吴国特使张弥与许晏，孙权这才悔悟，向张昭道歉。但是张昭却给孙权一个闭门羹，孙权气得放火烧了张昭家的门，也没能让张昭服软。 后来孙权灭了火，一再道歉，再加上张昭几个儿子的相劝，张昭才出门与孙权相见。 张昭死于喜禾五年，作了孙权几十年不是丞相的丞相。 不封他丞相，是因为孙权对他的爱护。 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 这就是孙权对不封张昭丞相的解释。 七、高干 高干，袁绍的外甥。应该说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这个名字很符合他。 袁绍当年全盛时期一共占有四州的领地，而高干却也领了并州刺史的职位。要知道，袁绍可是有着四位成年的儿子的。能让私心颇重的袁绍将一州刺史之位相授，没两把刷子是不成的。 在官渡之战时，袁绍曾命袁谭与高干各自领兵从侧方攻击曹操。但是直到袁绍兵败，也不见二人有所动作。或许有过动作，但是也不会是什么大的举动。因为当时奉命驻守在侧方负责防御事务的是臧霸，这也是位很了不得的将领，也许两军有过接触，但是臧霸的防守事务是做得非常出色的，没有任何的可乘之机。 之后曹操挟官渡之威来征高干，高干不得已而降。曹操却仍任命高干做并州刺史——究其原因，恐怕是高干此时也仍有一定的实力，曹操急于北方的稳定，不愿立即与高干开战。而高干，也不愿与此时风头正劲的曹操对决。 兴平十年八月，曹操征讨乌丸。东汉末年乌丸的兵力和战力都很强，一直是边境的大患。高干认为曹操短时间内不会得胜，便终于起兵作叛。曹操立即命李典乐进两将分两路围击高干。此时的高干兵力早已不如当年，但仍然为了袁氏一族而奋起抗曹。以他不多的兵与粮，对抗李乐二人的兵，居然从兴平十年八月一直打到兴平十一年也没有败。兴平十一年正月，曹操亲自领大军来攻，高干此时已打了四个多月的仗，兵粮均已告急，便向匈奴求救，未果。于是死守壶关。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壶关，曹操大军一共又打了三个多月也没打下来。 只是此时城中实在已无粮，高干只得弃城而去，结果在逃向荆州的途中在上洛被杀。 袁绍的众多儿子中，绝没有一个有高干这样的才能的。便是袁绍自己，恐怕也远远及不上高干。 八、刘焉 刘焉，也是在事实上割据了蜀中的人。比起刘备，他并不差多少。 刘焉是荆州江夏郡人，他是从寺主官的佐吏开始，以贤良方正（是一个官名，与孝廉茂才相似）进阶仕。之后一帆风顺，先做了雒阳县的县令，再做了冀州的刺史，再转做南阳郡太守，再做到九卿的太常和宗正。 黄巾之乱后，刘焉认为在京做官不如在地方为长，便活动到了益州牧之职。同时兼一个监军使者，爵封阳城县候。 刘焉对于益州的治理是值得后人称赞的，他的法冶很严，而且是对百姓宽，对那些豪强官吏“严”。 刘焉最聪明的一项举措，是以张鲁镇汉中，密使他斩汉使阻隔道路，再宣称因为张鲁阻隔道路而无法上贡，在事实上进行了割据。 至于张鲁攻西川，是因为刘璋猜忌他而杀了他的老母，张鲁才对刘璋反目成仇的。 刘焉也有心狠手辣的一面，汉朝朝庭因刘表上奏得知了他的反意，派了他在朝中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刘璋回去劝他安分守己。但是刘焉却让刘璋留下不回长安，一方面继续进行割据。后来他的长子响应他的号召，勾结马腾造反，结果被杀，另两个儿子也受到牵连而死。 从现实上来说，刘焉做得要比刘备好，只是他没有诸葛亮这样的贤人相助，且他也确实年老了，来不及多有布置便撒手西去，将益州留给了刘璋。在小人法正许靖张松等人的撺掇下，他把益州拱手让与了刘备~ 悲啊！ 九、魏延 魏延，蜀汉首屈一指的武将。 当刘备在汉中争夺战中对曹操取得战斗胜利后，准备回到成都时留下守汉中的将领给了当时还是一个屈屈牙门将军的魏延。 魏延是行伍出身，知道当兵的辛苦，很体恤士卒，能得士卒死力。刘备慧眼识英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 “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这就是魏延的就职宣言，这番话让刘备满意，也镇服了众人。 魏延一生中所打的仗最精彩的，当属建兴八年率部与魏方的雍州刺史郭淮与后将军费耀之战。这一战魏延以少胜多，在阳溪将郭淮打得溃不成军。这也是诸葛亮北伐中战果最辉煌的一役。 诸葛亮也因此上表升魏延为前军师——也就是整个前部的总帅——征西大将军，进位南郑候。南郑候是县候，比诸葛亮自贬时的武乡候要高，更是高出关羽的汉寿亭候。 魏延对诸葛亮提出的以一万人出子午谷的战略构想也是千百年来后人所争议的焦点。至于他与孔明谁更正确，这里无暇评叙。只是在这里我要说，能够有这种构想的，当时的确再无他人，说魏延是当时第一的武将，这一点丝毫不为过。 十、贾诩 贾诩，字文和，凉州武威姑臧人。演义中并没有对他有过多大扔描写，只在曹丕争嗣时才从侧面描写了他。其实，他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小的时候，因为他才高智广，所以被人孤立，没有人能理解他，只有汉阳阎忠认为他有张良陈平之能。之后贾诩曾举过孝廉，又作过一个郎官，但因朝庭昏暗，就辞官司回乡。 董卓入洛阳，征他为平津都尉，后升任讨虏校尉，在董卓女婿牛辅手下听命。 董卓牛辅死后，李傕郭汜张济欲解散队伍回乡，贾诩认为，如果散众回乡，一个小小的亭长就能致众人死命，不如回军西攻，还有一线生机。 李傕等人从计攻长安，果然大捷。李傕欲封贾诩为候爵加尚书仆射，贾诩谢绝，只任了尚书。李傕等人虽然亲近贾诩，但也着实忌惮他的才智，贾诩就借口母丧而回乡。李傕郭汜争斗时，李傕欲借重贾诩的才智，加封他为宣义将军。贾诩也趁此机会请张济出面，使李郭二人和好，令献帝暂时转危为安。 之后贾诩又辞官而去，投奔驻守华阴的同乡人段煨。 段煨也一样忌贾诩之才，贾诩只得再走他乡，投奔张绣。并且说道：“煨性多疑，有忌诩意，礼虽厚，不可恃，久将为所图。我去必喜，又望吾结大援于外，必厚吾妻子。绣无谋主，亦愿得诩，则家与身必俱全矣。” 果然张绣厚待贾诩，段煨也厚待贾诩的妻儿。 后来张绣与刘表结盟，曹操南征张绣，结果中贾诩之计，败走。 这里是体现贾诩超高智慧的地方。 在曹操败走时，张绣要追，贾诩认为以胜击败必败，张绣不听，结果果然中伏大败而回。贾诩半路迎候张绣，认为以败击胜必胜，张绣这回听了贾诩的话，回兵去打，果然大胜。 贾诩的脑袋究竟是怎么想的，简直是让人匪夷所思。 之后官渡前夕，袁曹双方都要争取张绣，张绣以为袁强曹弱，欲归袁绍，贾诩却慧眼独具，认为曹强袁弱，加上认为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要求张绣降曹。张绣听从了贾诩的话，果然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大获全胜。曹操也因此升贾诩为执金吾，封都亭候，遥领冀州牧（当时还在袁绍手中）。平定河北后，曹操自任了冀州牧，迁贾诩为太中大夫。 曹操收荆州后，志得意满，欲东灭孙权。贾诩认为时机未到，且先前没有灭孙权的准备，以准备不足的态势出战，不会得胜。曹操不听，又以为贾诩不赞同东征，就留贾诩在襄阳负责后勤接济，后来果然在赤壁大败。幸得贾诩在襄阳有所准备，曹操才得保襄樊，不致回天无力。 渭水战马超韩遂，也是贾诩献的离间计。 曹丕曹植夺嫡之时，众人都看好曹植，贾诩却看好曹丕，并授计曹丕，以父子之情打动曹操。并以袁绍刘表废长立幼导致变乱的结局点拨曹操，终令曹丕得承大位。 曹丕继位后封贾诩为太尉，进爵魏寿乡候（魏国的寿乡候，不是汉的，当时汉南帝未废，曹操的魏王开府，可以任命一套魏国的政府班子）。贾诩却自认为自己不是老臣子，反而更韬光养晦，不结交达官贵人，成日闭门不出。世人都认为天一第一智者非贾诩莫属。 曹丕曾问贾诩，吴蜀二国哪一国可以先讨伐，贾诩却认为曹丕代汉未久，应以德政为先，征伐为后。且曹操死后，魏国无任何一人可匹敌刘备孔明与孙权陆逊这两对搭档，战之必败。曹丕不听，后来果然在江陵大败。 纵观贾诩一生，出言献计从未失过手，而且先投董卓，封讨虏校尉；再从李傕，官拜尚书；等到转投段煨张绣时，已是宣义将军；再投曹操后，作了执金吾；曹丕登位后进位太尉。每换一位主公，官阶便升高一阶，有谁能比啊？ 三国著名人物籍贯一览列表曹氏家族（包括夏侯一门）------沛国谯县（安徽亳县） 华佗----同上 刘晔----淮南（安徽寿县） 许楮----谯国谯人（安徽亳州） 周瑜----庐江舒县（安徽舒城） 鲁肃----临淮东城（安徽定远） 吕蒙----汝南富陂县（安徽阜南） 黄盖----零陵泉陵（湖南零陵） 蒋钦----九江寿春（安徽寿县） 周泰----九江下蔡（安徽） 丁奉----庐江安丰（安徽舒城） 朱桓----吴郡吴人（江苏苏州） 陆逊+顾雍（同上） 张昭----彭城（江苏徐州） 张鲁----沛国丰人（江苏丰县） 陈琳----广陵（江苏扬州） 廖化----湖北襄阳 庞统+马良+马谡（同上） 蒋琬----零陵湘乡（湖南湘乡） 刘备----涿郡涿县（河北涿州） 张飞---同上 赵云---真定（河北正定） 颜良---同上 文丑---河北 韩当---辽西令支人（河北迁安县） 程普---右北平土垠人（河北平润县） 张和---河间（河北任丘） 刘表---山阳高平人（山东鱼台东北） 程昱---东郡东阿人（山东阳谷县） 于禁---泰山钜平（山东泰安） 李典---山阳钜野人（山东金乡县人） 典韦---陈留己吾人（河南宁陵人） 乐进---阳平卫国（不详） 庞德---南安（甘肃） 孔融---鲁国（山东曲阜） 杨修---弘农（河南灵宝县） 魏延---义阳（河南桐柏县） 郭淮---太原阳曲（山西太原） 袁绍家族---汝南汝阳（河南上蔡） 荀或----颖川颍阳（河南许昌） 郭嘉----颍川阳翟（河南禹县） 钟鹞----颍川长社（河南长菖县） 钟会----同上 陈群----颍川许昌（河南许昌） 司马懿---河内（河南温县） 诸葛亮---琅邪阳都县人（山东沂南县） 黄忠-----南阳（河南南阳） 李严---同上 董卓---陕西郡临姚（甘肃岷县） 吕布---五原郡九原（内蒙古包头西北） 贾诩----凉州姑臧（甘肃武威） 张辽----并州雁门马邑（山西朔县） 徐晃-----河东杨县（山西洪洞县） 关羽-----河东解良（山西运城解州） 马超-----扶风茂陵（陕西兴平） 法正-----右扶风（陕西眉县） 姜维-----天水冀县（甘肃甘谷县） 孙坚-----吴郡富春（浙江富阳） 太史慈---东莱黄人（山东） 甘宁----巴陵临江（四川重庆） 三国时期战争年表东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鲁阳之战 东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 东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武阳之战 东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兖州之战 东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定陶之战 东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至建安四年(199年)孙策平江东之战 东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曲阿之战 东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年)穰城之战 东汉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 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徐州之战 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白马之战 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乌巢之战 东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白狼山之战 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 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林历山之战 东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年)渭南之战 东汉献帝建安十六年至十九年(211—214年)益州之战 东汉建安十九年(214年)皖城之战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合肥之战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十一月巴西之战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218—219年)汉中之战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樊城之战 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江陵之战 三国蜀汉章武元年至二年(221—222年)夷陵之战 三国魏黄初四年(223年)濡须口之战 三国魏黄初五年(吴黄武三年，224年)广陵之战 三国蜀建兴三年(225年)南中之战 三国蜀建兴六年至十二年(228—234年)诸葛亮攻魏之战 三国吴嘉禾三年至六年(234—237年)吴平山越之战 三国魏景初二年(238年)辽东之战 三国魏正始五年(244年)汉中之战 三国魏嘉平元年(249年)曲城之战 三国吴建兴元年(252年)东兴之战 三国魏嘉平五年(253年)南安、合肥之战 三国魏正元二年(蜀延熙十八年，255年)狄道之战 三国魏甘露元年(蜀延熙十九年256年)段谷之战 三国魏甘露二年至三年(257—258年)寿春之战 三国魏景元四年(蜀汉景耀六年263年)魏灭蜀之战 三国魏景元五年(264年)永安之战 三国吴凤凰元年(晋泰始八年，272年)西陵之战 三国武器大全一，长兵器
青龙偃月刀 因刀背如锯齿，又名“冷艳锯”，重八十二斤。一种刀刃部分为半月形，刀上铸刻有龙的大刀。偃月，半弦月。偃月刀，出现于唐宋时代，用于操练，以示威武雄壮，并非实战所用。 《三才图会·器用》卷六：“关王偃月刀，刀势即大，其三十六刀法，兵仗遇之，无不屈者。刀类中以此为第一。” 丈八点钢矛 又名丈八蛇矛，长一丈八的长矛，名为蛇矛并不是矛头象蛇形，而是指其长度似蛇不要以为象金蛇剑那样）。历史上张飞所使矛没有名称，而东晋的陈安曾用过丈八蛇矛。 矛长丈八尺曰俏，马上所持，言其俏俏便杀也；又曰激矛，激截也，可以激截敌阵之矛也。（汉刘熙《释名·释兵》） 铁脊蛇矛 程普用的长矛，其矛杆为铁铸，曾用它于汜水关刺死董卓的部下胡轸。 而在现实中的铁脊蛇矛应是矛头为铁铸： 矛，宜刺之兵也，三分其长，二为刃、一为。刃之脊隆起，脊之两旁微陷，以通空气，取其刃而易拔也。（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 涯角枪 赵云的枪，意思是“海角天涯无对”，出于《三国演义》前身《三国志平话》。汉时的枪与矛的形制相似，多以长木杆或竹竿为杆，装上锐枪枪头，配以枪缨即制成。 诸葛枪 诸葛亮曾制造过两丈长的木柄枪和二丈五尺长的竹柄枪，都加上铁制枪头。出于《事物纪原》。这大概是三国时期最长的兵器了。 方天画戟 因其戟杆上加彩绘装饰，又称画杆方天戟，是顶端作“井”字形的长戟。据《荡寇志》记载，吕布的画戟重四十斤。在《三国志平话》吕布之戟长一丈二。历史上，方天画戟是一种仪设之物，并非用于实战。 长柄铁锤 西羌国元帅越吉的兵器，重一百斤，因为是长柄，所以打击力比普通锤强的多，但使用者本身也要有相当的技巧和力量，使用时硬砸实架，其用法有涮、拽、挂、砸、架、云、盖等。越吉曾用它杀得关兴胆寒，并将其打落断涧，但随后就被关羽（鬼魂）打跑。 武安国也用长柄铁锤，可只重五十斤。 铁蒺藜骨朵 番王沙摩柯的兵器，古代两种兵器的混称。蒺藜，即蒺藜棒，棒头附以铁刺、铁丁，如刺猬毛，因其壮如蒺藜，故名。此兵器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骨朵，也属兵器棒类，一端如蒜头状，用以打击敌人。 大斧 徐晃的兵器，通常用这兵器的武将都是猛将型的，如西凉大将韩德，零陵邢道荣。斧的主要用法有：劈、砍、剁、抹、砸、搂、截等，舞动起来显得粗犷、豪壮，可以显出劈山开岭的威武雄姿。 斧，甫也，甫，始也。凡将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释名·释用器》） 蘸金斧 东吴孙桓部将李异的兵器，是在斧头上镀金的大斧。 三尖刀 纪灵的兵器，重五十斤，又称三尖两刃刀。刀尖分为三支，"山"字形，中支形似剑状略高，两翼支稍低，两面开刃，锋利无比。刀柄后端有一三棱形铁鐏，其用法以扎、绞为主。纪灵曾用它两度与关羽交战。其主要打法为支、拿、架、别、削、刺。 截头大刀 庞德的兵器，其刀头比普通大刀短一段，但刀背却要厚不少。另南蛮孟获的部下忙牙长也用这家伙（是个菜鸟）。 马岱宝刀 马岱和钟繇交战时用的刀，其实对付钟繇这号书法家根本是杀鸡用牛刀。 古锭刀 孙坚在汜水关时用的兵器。被关羽所斩的徐州刺史车胄也是用这刀的。 衠钢槊 周泰在赤壁之战时用的兵器，是纯钢的长槊。 丈八长标 孟获之妻祝融夫人的兵器，是南蛮的特有武器。 王双大刀 王双用的大刀，重六十斤。 二，短兵器 吕虔刀 晋书记载：吕虔有一口宝刀，听人说，要位登三公，才可佩带，便把它送给了别人。 龙泉剑 程普于赤壁之战时用的宝剑。后晋张华夜观天象，见牛，斗之间有剑气照于江西，于是在灭吴之后，派预章人雷焕去丰城任官，结果在县衙后石匣中找到龙泉，太阿二剑。 倚天剑 曹操所有，取宋玉的《大言赋》中“拔长剑兮倚长天”的话命名。《三国志通俗演义》称曹操用倚天剑镇威，青釭剑杀人。 青釭 砍铁如泥，锋利无比的宝剑。曹操交于夏侯恩佩之，后在长坂坡被赵云杀其夺之。 七宝刀 刀长尺余，七宝嵌饰，极其锋利，曹操曾向王允借刀，用以谋刺董卓。 双股剑 又称雌雄剑，刘备起兵时请良匠用镔铁打造的。一鞘双剑，据说两剑可和为一把宝剑使用。 松纹厢宝剑 共两口，南蛮王孟获和诸葛亮第一次对阵时的兵器。其剑身上镶有如松纹一样的剑纹。 孟德剑 曹操所得，上有金字铭曰孟德，三尺六寸，献帝建安二十年操於幽谷得之。 思召剑 袁绍所有，上铭曰思召。《古今注》袁绍在黎阳梦神人授一宝剑，及觉，果在卧所，铭曰思召，解思召为绍字。 飞景三剑 曹丕所造。《典论》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宝剑，长四尺二寸。淬以清漳，厉以（石）诸。饰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飞景。 余好击剑，善以短乘长。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充炉，巨橐自鼓。灵物仿佛，飞鸟翔舞，以为宝器九，剑三：一曰飞景，二曰流采，三曰华锋。 魏太子丕造百辟宝剑三，长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两，淬以清漳，厉以（石监）诸，饰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飞景。其二名流采，色似采虹，长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四两。（《曹丕集，剑铭》） 文士剑 杨修献于魏文帝曹丕的宝剑。 魏文帝爱杨修才,修诛后,追修,修会以宝剑与文帝。帝后佩之,告左右曰:“此杨修剑也。” （《文士传》） 蜀八剑 蜀昭烈帝铸 ，采金牛山铁 ，三尺六寸 ，一备自服，余赐太子禅、梁王理、鲁王永、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各一。 镇山剑 蜀後帝禅造，一丈二尺，廷熙二年造此巨剑以镇剑口山故名。 吴六剑 吴大帝孙权所有。《古今注》载：吴大皇帝有宝剑六，一曰白虹，二曰紫电，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 皇帝吴王剑 吴主孙皓铸。文曰：皇帝吴王小篆书，建衡元年铸。 日月刀 西凉大将韩德的四子韩琪的兵器，共分日刀、月刀两口。 百辟宝刀 曹丕为魏太子时所造。 魏太子丕造百辟宝刀三：其一长四尺三寸六分，重三斤六两。文似灵龟，名曰灵宝。其二采似丹霞，名曰含章。长四尺三寸三分，重三斤十两。其三锋似霜。刀身剑挟，名曰素质，长四尺三寸，重二斤九两。（《曹丕集，剑铭》） 龙鳞刀 曹丕所造百辟露陌刀一，长三尺二才，状如龙文，名曰龙鳞。 《典论》：魏太子丕造百辟宝刀，一曰灵宝，二曰含章，三曰素质，又作露陌刀，一名龙鳞刀。 曹丕《露陌刀铭》：于铄良刀，胡炼亶时，譬诸鳞角，靡所任兹。不逢不若，永世宝持。利用卫身，以威弗治。 百辟匕首二： 曹丕所造，其一理似坚冰，名曰清刚，其二曙似朝日，名曰扬文。 铁鞭 黄盖使用的武器，为六角形，曾用他打中蔡瑁的护心镜。鞭，其形大小长短，随人力所胜用之。（《武经总要》） 钢鞭 文鸯的兵器，在乐嘉桥边文鸯曾用它两次杀入魏将丛中，打死不少魏将，看来很适合近身战（文鸯也用枪的）。 四楞铁简 蜀将傅佥的兵器，简，当为“锏”，类似鞭，四棱形，铁制。是一种盛行于宋代的兵器。曾用它打得魏将李鹏眼珠迸出。 有人作四棱者，谓之铁锏，谓方棱似形，皆鞭类也。（《武经总要》） 双铁戟 典韦的兵器，重八十斤，于长刀等，后于宛城之战被胡车儿盗走，致使典韦战死。 夫事不可自谓己长，余少晓持复，自谓无对；俗名双戟为坐铁室，镶 为蔽木户。後从陈国袁敏学，以单攻复，每为若神，对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於狭路，直决耳！（《典论·自叙》） 三，弓弩 诸葛连弩 诸葛亮在蜀时制造，称为元戎，弩箭用铁制，长八寸，将十枝箭放在一个弩槽里，扣一次板机，就可由箭孔向外射出一枝，弩槽中的箭随即又落下一枝入箭膛上，再上弦，又可继续射出。 宝雕弓 汉献帝许田围猎时用的弓。弓身雕有花纹，镶有宝石、玉器为装饰，故名宝雕弓。 鹊画弓 孙坚在汜水关所用的弓。弓身上绘有喜鹊图案以求吉祥。呵呵！可只放两箭就断了，和他儿子孙策那把一挥就剩把的剑都系伪劣产品。 虎筋弦弓 吕布辕门射戟时的弓。因为是用老虎的筋作为弓弦的，所以能轻易的射到一百五十步的距离。把个纪灵看得两眼发直，人都傻了。 两石力之弓 拉力为两石（240斤）的弓。古代开弓力量大小以石为单位计算，一石为120斤。黄忠和王双都是用这种强弓的。 四，投掷器 手戟 太史慈所用之物，《释名·释兵》： “手戟，手所持摘之戟也。”摘即投掷。可见手戟是一种供手持投掷击政的戟。与“卜”字形铁戟的头部相似，在直刺的旁侧有一个横出的短枝，直刺的末端似有细绳缠绕，以供握执，用时单手操持，遥掷击敌。 董卓曾“拔手戟掷布”。而孙策也曾以手戟投击严白虎之弟，当即将他杀死。 晋张协《手戟铭》：锬锬雄戟，清金练钢。名配越棘．用遇干将。严锋劲技，擒锷耀芒。 短戟 典韦在濮阳救曹操时所用的暗器，比手戟略短，虽没手戟精致，但很实用。韦乃飞戟刺之，一戟一人坠马，并无虚发，立杀十数人。众皆奔走。 飞石 又称没羽箭。许褚善用的暗器。向遭寇乱，聚宗族数百人，筑坚壁于坞中以御之。一日寇至，他令众人多取石子准备，亲自他用飞石击之，无不中者，寇乃退去。但后来在战场上从未见其再用。 流星锤 王双所用的武器。由锤身、软索、把手三部分组成。锤的重量大小，根据使锤者量力而定。锤头末端有象鼻孔，以贯铁环，下以绳索扣环，软索有以蚕丝夹头发混合编制，也有纱线编制而成。软索粗如手指，长一丈五尺至二丈。 飞刀 南蛮孟获之妻祝融夫人的暗器，曾用他射中蜀将张嶷左臂，令其翻身落马被擒。 铜挝 马超战张飞时曾用它投向张飞（毛本是铜锤）。也称为"抓"，古代的兵械之一，有长械、短械、软械三种之分。马超所用应为短挝，挝头似斧脑可宕击 三国鼎立三国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中的一段精彩的篇章
从公元220年起，在我国历史上先后建立了魏、蜀、吴三个国家，它们三分东汉州郡之地，各霸一方，称王称霸，互相对峙，这种政治局面习称为“三国鼎立”。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是东汉王朝镇压黄巾起义的必然结果，也是东汉末年割据战争的继续发展和社会大破坏的自然产物。因为东汉政府在镇压农民起义时，给予了各地军阀和州郡长官以可乘之机，他们纷纷组织武装，修建坞堡，扩大地盘，成为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公元189年，并州牧董卓乘中央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之乱，带兵进京（今河南洛阳），废除少帝刘辩，另立刘协为献帝，自任相国，独揽朝廷大权。这时在京师为官的袁绍、袁术和曹操等人不愿与董卓为伍，遂逃亡地方，号召州郡共同讨卓。关东一些州郡的牧守，不满董卓专权，纷纷举兵声讨，并推袁绍为各地联军的盟主。当联军进至洛阳以东时，董卓自知打不过联军，于是在公元190年，挟持献帝西迁长安。关东联军就自动解散了。 董卓之乱以后，各地军阀趁机割据称雄，各霸一方，成了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达数十个之多，其中比较强大的，有冀州（今河北中南部）的袁绍、扬州（今淮河以南）的袁术、徐州（今湖北、湖南）的刘表、凉州（今甘肃）的马腾和韩遂、幽州（今河北北部）的公孙瓒、江东（今长江以南东部）的孙坚和孙策、辽东的公孙度以及兖、豫二州（今山东西南部、河南）的曹操等。当时刘备的势力还不大，只得到处投靠，没有固定地盘。这些割据势力，仍不断进行兼并战争，残害人民，使社会遭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各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人民群众迫切期望重新出现安定的局面。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公元155年生于一个大官僚家庭。历任东汉洛阳北部都尉、顿丘令、议郎、济南国相、东郡太守等职。他是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武装的，在所有割据势力中，实力最强大，是一位比较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把汉献帝迎往许昌，“挟天子而令诸侯”，重视发展生产，实行屯田，解决了军队粮食问题。又善于带兵作战，军纪严明。建安五年（200年），占据了兖、豫二州的曹操，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与占有幽、冀、青、并四州（今河北、山西、山东东部）的袁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进行了一场大的兼并战争。结果，曹操以少胜多，打败了袁绍，进而全部占有了青、翼、幽、并四州，大体上统一了我国北方。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妄图乘胜统一南方。又挥军南下，攻打荆州。这时，占据荆州的刘表刚刚死去，他的次子刘琮不战而降。原来投靠刘表的刘备，则与刘表的长子刘琦一道，率领2万左右的兵力，退守夏口（今汉水入江处）。曹操率领20多万军队（号称80万大军），自江陵（今属湖北省）沿江东下，直逼夏口。刘备危急万分，立即派诸葛亮去江东联合孙权，共同抗曹（这时，孙策已经病死，其弟孙权继位）。 孙权深知，如荆州为曹所有，江东也难保全，同意派周瑜、程普、鲁肃等大将率领3万军队，与刘军共同作战。 曹操的军队和孙、刘联军在赤壁（今湖北蒲圻市西北赤壁山）相遇，因曹军远来疲惫，瘟疫流行，不习水战，初次交锋失利，退驻江北乌林（今湖北洪湖东北），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十一月，周瑜派黄盖向曹操诈降，用战船10艘装满柴草，灌油放火，顺风猛冲曹军水寨，延及岸上营垒。随后，周瑜和刘备的军队水陆并进，大败曹军，曹操不敢再战，率残部逃回北方。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后，全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曹操回到北方，不敢再轻易南下，势力只能局限在北部中国。他一方面在洛阳、弘农、颍川、睢阳等20余处郡国，广泛推行屯田，储备军粮，加紧训练水军；另一方面加强和扩大对北方的统治，建安十六年（211年）平定了关中（今陕西中部） 马超、韩遂的作乱，迫使马、韩逃亡凉州。215年，曹军又自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出散关，打败张勇，占领了汉中（今陕西南部）。220年，曹操病死，他的儿子曹丕废掉汉献帝，自立为皇帝。国号魏，改元黄初，定都洛阳，历史上又称曹魏。刘备则乘胜攻占了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荆州大部分地方，取得了立足之地。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又向西发展，经过3年的时间，夺取了刘璋的益州，刘璋被迫投降。218年，刘备又率兵进攻曹操占领的汉中，两军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第二年，刘军攻下了汉中，公元221年，即曹丕称帝的次年，刘备也自立为皇帝。国号汉，改元章武，建都成都，史称蜀汉，简称蜀，又称季汉。 江东的孙权，通过赤壁之战，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统治势力进一步得到巩固，比以前更加强大。这时，被刘备的大将关羽领导的荆州，位于长江的上游，直接关系孙权统治的安危，对荆州势在必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当关羽攻占了曹操的襄阳（今湖北襄樊），进而围攻樊城时，孙权的势力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他采纳司马懿等人的建议，袭击关羽的公安、江陵等地，俘虏了关羽的家属，关羽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被孙军擒杀，从而孙权攻占了荆州全部。公元229年，孙权称帝，改元黄龙，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国号吴，历史上也叫孙吴、东吴。 从此，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形成。魏国占有今淮河两岸以北的中原地区和秦岭以北的关中、陇右、河南之地，西包新疆，东抵朝鲜半岛西北部，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晋，魏亡。历五帝，共46年；蜀国占有今四川、云南的大部分，贵州全部、陕西汉中和甘肃白龙江流域的一部分土地。公元263年为魏国所灭，历二帝，共43年；吴国据有今长江中下游，南至福建，两广以及越南北部和中部等地，公元280年为晋所灭，历四帝，共59年。 魏、蜀、吴三国鼎立期间，虽然兼并战争仍旧继续进行，但是，由于三国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都比较重视在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比起东汉末年那种无数军阀割据的纷乱局面来，相对地说要好得多。实际上三国鼎立是中国遭受十几年大破坏以后逐渐恢复统一的一个过渡阶段，三国的统治者在本国内所采取的某些政治、经济措施，如曹操的屯田和九品中正制的推行；蜀汉诸葛亮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赵，外结孙权，内修政治”的策略；孙吴发展世家大族的统治政策等，客观上对全国的统一都起着有益的作用，它们的产生和存在都是合理的。 三国时期：毋丘俭东征攻克高句丽首都高句丽与公孙氏：远交近攻 东汉末年，公孙氏雄踞辽东，远近戎夷咸服。高句丽与公孙氏的关系初时较睦，还曾出兵帮助其剿灭山贼。但196年高句丽新大王初即位时，王兄拔奇曾得到公孙度之助，起兵争位，旋败死。从此高句丽与公孙氏就结下了墚子。公孙氏欲入中原争锋，必须要先解决高句丽这个后顾之忧；高句丽要想实现独霸辽东的预想，也必须要排除掉公孙氏这个障碍。二者都心怀鬼胎，互相提防。但高句丽毕竟力弱，主要采取保境安民的守势，待机而动。公孙康时曾给高句丽以重击，并焚毁其国都国内城，高句丽被迫迁都山城丸都（吉林集安以西之山城子）。 高句丽在外交上对待公孙氏的一招就是远交近攻，分别与吴、魏建立了关系。233年，东吴曾派使者出使辽东公孙渊处，后来公孙渊反目，杀死为首的两使者。使者团中有几个逃亡到高句丽，假称奉孙权之命而来。从此高句丽与东吴一度打得火热，东吴还赐予高句丽东川王为“单于”的称号。但好景不长，曹魏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关系继续发展下去，频频派人出使高句丽，促其与东吴断交。几年后高句丽迫于魏国压力，与吴绝交，斩吴使胡卫等，送首级与幽州。 形势发展很快，随着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国西南战线压力减轻，开始腾出手来收拾桀骜不训的公孙渊。237年，司马懿率四万大军分水陆两路征辽东，并要求高句丽出兵相助。高句丽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派出主簿大加率数千精兵帮助魏军作战。几个月后，襄平城破，公孙渊走死于梁水，公孙氏在辽东的势力土崩瓦解。魏军随即潜军浮海，又收乐浪、带方二郡。魏在原公孙氏所辖地区设平州，辖辽东、昌黎、玄菟、乐浪、带方五郡，并置东夷校尉于襄平以统管之。 毋丘俭东征 公孙氏败亡后，辽东诸郡尽入魏手。当时魏正忙于与吴、蜀的战争，内部司马氏与曹氏又斗得正欢，无暇回顾。高句丽东川王又开始频频入寇，攻打辽东几个小城，获得一些小胜。高句丽大臣沛者得来绝食死谏，劝国王不要惹恼大魏，招来亡国之运，东川王哪里听得进去。 果然，不久吴蜀方面战事稍息，魏国派毋丘俭东征，以报高句丽侵寇之仇。公元246年，毋丘俭带领魏军步骑万人，东出玄菟郡，向高句丽进发。高句丽东川王亲自率领步骑2万余人迎敌至沸流水，战魏军于梁口（注：今通化市江口村）。两军对阵，以死相搏，魏军以方阵迎敌。东川王被打得大败，魏军斩首数千级。 东川王率少数残军狼狈逃回，据守坚固的丸都城。毋丘俭围城后，见山城的西北面山体陡峭，上面的守兵也不多，就采用避实就虚，正面佯攻，西北偷袭的战法，选派一些身强体壮善于攀登的士兵，带着兵器长绳，偷偷地顺着山崖爬上去，先杀死上面的守兵，“束马悬车”，攻破了丸都山城。据《三国志》所载，魏兵“屠丸都”，采取了烧光杀光的策略，唯独对当初劝说国王不要侵犯魏国的沛者得来一家网开一面，“俭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 不久，毋丘俭再征高句丽，东川王奔买沟（注：今朝鲜咸北会宁）。毋丘俭派玄菟太守王颀紧追东川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而还〔注：1904年毋丘俭刻石记功碑在吉林辑安被发现，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东川王在逃亡中抑郁死去。〔注：据《三国史记》载，高句丽以诈降计刺杀王颀，打败魏追兵。此事不见于中国史籍。〕魏军两次征讨，每次均俘获高句丽人口数千，将他们迁入内陆。 毋丘俭东征，是中原王朝对东北地区有史以来最远的一次征讨，魏之势力远至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原属高句丽统辖的朝鲜半岛岭东秽貊地区，也归入了乐浪、带方二郡。高句丽几遭灭顶之灾，侥幸苟延残喘了下来。以后四十余年，高句丽不敢再向辽东入寇，并频频向魏、晋纳表称臣，双方长期保持和平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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