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序文讨论两个问题：一、对一九七九年荣孟源先生和钱远□先生讨论《李秀成自述原稿》问题两种不同的结论表示个人的拙见；二、对裴松之注《三国志》体例的得失提出看法，并把注《李秀成自述原稿》训诂与事实考证并重的体例提出讨论。前者是有关太平天国史的问题，后者则有关史学的问题，敬请同志们指教。
中国古代少有长篇自述，革命人物写的更是未见。《李秀成自述》是“五四运动”新文学出现以前一部罕见的长篇自述，在当时，就连反革命分子和外国侵略者看了，也都不得不低头承认为“事理井井”，(见曾国藩心腹幕僚赵烈文所著《能静居士日记》清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记。)“层次井然”。(见英国侵略分子威尔生（A·Wilson）所著《常胜军》第十六章。)它叙述了革命的一生，记载了太平天国的兴亡史，铭刻了太平天国败亡的惨痛教训。
曾国藩在杀害李秀成后，把他的自述删改刊刻，叫做《李秀成供》。世传原稿存曾家，而曾国藩不肯交给清廷，其后人也不肯公开示人。一九四四年，广西通志馆从曾家抄录《李秀成自述原稿》并拍摄了一些照片，叫我做考证，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鉴定它的真伪。当时我从两方面去鉴定：一是从笔迹方面作鉴定，包括语汇、用词、语气等；二是从内容方面作鉴定。结果，我鉴定它是真品。
一九五六年，年子敏、束世□两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同年第四期发表《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商榷》一文，以经过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研究笔迹的专家审定，《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字迹与李秀成《谕李昭寿书》不是同一人的笔迹为根据，作出《李秀成自述》乃曾国藩伪造的论断，引起了一场大讨论。我又从书学八法对字迹作进一步的研究，写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忠王谕李昭寿书笔迹的鉴定）和《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两文，编入《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一书内，于一九五八年三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并把这两篇考证提要写入《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考证》内，刊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出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上，再次鉴定了《李秀成自述原稿》确是真品，得到书法专家和史学界的同意。
一九六三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在台湾世界书局把《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公布了。我用这个影印本核对后，更加证实我的鉴定，惟对字数问题有所改变，采取存疑的态度。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荣孟源先生《曾国藩所存李秀成稿本考略》。荣先生说稿本字数与李秀成所记字数不符，而“细查稿本，页页文句相联，中间并无撕毁的痕迹。这就说明这份稿本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改了李秀成真迹之后，又找人誊录的抄件”。同年五月，在南京召开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钱远□先生提出《就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一文与荣孟源同志商榷》的论文。钱说，他在这问题上，与荣孟源先生的看法除错简一点相同外，“其余从头至尾都是相反的”。他的结论是：“这个稿本就是李秀成的真迹。不但是他的真迹，而且是完整无缺的。即曾国藩对它只有删改，并未撕毁或偷换”。两位先生的大著，都用很大功力去进行分析，都为着把《李秀成自述》真伪问题探讨得更加深入而提出自己的钻研结果。
荣先生关于这部“稿本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改后重抄的冒牌货”的论断，是须要商榷的，在这部原稿影印本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欺骗清廷的几项重大事件。第一件是天王洪秀全的逝世事。洪秀全是病死的，但曾国藩为了报功，于清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奏清廷时却说洪秀全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到七月初七日，杀了李秀成后，他上奏清廷又捏造宫婢黄氏说洪秀全“因官军攻急，服毒身死”。(同上卷《贼酋分别处治□筹善后事宜折》。)并立即把《李秀成自述》中这样一段话改为：“因九帅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急，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赶着付印，要借盗改后的《李秀成供》来为他作证。今检《李秀成自述原稿》说：
“四月将初之候，斯时我在东门上，天王斯时已病甚重，四月廿一日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而亡。”
原稿分明记洪秀全是因病逝世，不是服毒而死。两相对照，就可见曾国藩对《李秀成自述》的盗改，以欺骗清廷。第二件是俘获李秀成事。李秀成是被两个奸民陶大来、王小二捉获解送清营的。曾国藩上奏清廷时却说：“伪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夜，提督萧孚泗亲自搜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萧孚泗就因为“督办炮台，首先夺门而入，并搜获李秀成”功，得封一等男爵。(据同治三年六月戊戌上谕，见王先谦《同治东华续录》，卷三十五。)今检《李秀成自述原稿》记这件事说：
“这帮百姓密藏于我，那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因此我藏不住，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解送前来。”
曾国藩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国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两相对照，曾国藩对清廷的欺骗，就有目共见。第三件是李秀成保卫幼天王从缺口冲出天京的时间事。李秀成等是在天京失陷的当日初更（十九时至二十时之间）从太平门缺口冲出。这时候，天刚黑，就被冲出，是要受处分的。所以曾国藩便向清廷捏报说，正兵苦战到“见星”才收队，“结为圆阵，站立龙广山”，“分守要隘”，以防太平军的冲突，而伏兵却一直深入进攻天王府，到三更（约在二十三时）还不能收队。那时李秀成传令放火烧天王府和各王府，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从太平门缺口冲出。(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折》。)清廷看了曾国藩这个捏报，还下谕命令他把防守缺口不力的将领查参。曾国藩还是以“我军巷战终日”的鬼话来搪塞清廷。(据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九日，曾国藩《裁撤湘勇查洪福□下落片》，见《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一。)如果他据实奏报，那就更严重了。今检《李秀成自述原稿》记道：
“是日将夜，寻思无计，……不得已，初更之候，舍死领头冲锋，自向带□（幼）主，在后而来，冲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
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但字是改了，却遮掩不住原来的“初”字。两相对照，曾国藩对清廷的欺骗也是一清二楚的。第四件是盗改天朝十□第十□事。案《李秀成自述原稿》作：
“十、□立政无章。□国□命者因十□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
曾国藩第一次看《李秀成自述》时，用朱笔圈去。到后来清廷命他详细抄录补送时，他就用墨笔全部盗改作：
“十、□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
曾国藩这样一改，不但掩盖了他久攻天京不下的无能，而且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都由于太平天国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而抹煞了，把功劳都揽归自己和其弟曾国荃身上。两相对照，曾国藩老奸巨猾的用心，真是昭然若揭。我们知道，从来作伪的事，都是为利己而干的，断没有为害己而干的。荣先生论曾国藩作伪的目的时也说：“冒充李秀成的真迹，保存起来，以备清政府万一查问时，用此搪塞。”我认为这四处盗改，都是证明这部原稿确是李秀成亲笔写的铁证。在抗日战争前，著名历史考据家陈寅恪先生，曾看过《李秀成自述原稿》。他对人说，曾国藩不肯把它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其实，何止曾国藩不肯公布，曾家后人也同样不肯公布。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为北京大学影印《李秀成供》作序，曾以委婉的言词向曾家后人提了意见，希望他们发表原供。他的话，可说是代表当时社会上对曾家收藏《李秀成自述原稿》不肯公布的舆论，可是曾家后人并不理会。一九四四年，曾国藩的曾孙曾昭桦因在广西工作的关系，经过家庭会议才勉强答应广西通志馆派人前往抄录。后来那部抄本和十多张照片，一再排印和影印出版。到一九六三年时，社会上已经流传开了，这才迫使曾家后人不得不把原稿影印公布。曾国藩为什么不肯把《李秀成自述原稿》交给清廷呢？曾家后人为什么也不肯公布《李秀成自述原稿》呢？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有“不可告人之隐”。这个“不可告人之隐”，就是我们上面所举曾国藩欺骗清廷、损人利己和把现存原稿七十四页以后毁灭的秘密。可知这部原稿，并不是冒牌货，而是真的李秀成亲笔写的自述原稿。
我对钱远□先生所说，《李秀成自述原稿》“是完整无缺的，即曾国藩对他只有删改，并未撕毁”的论断也是要商榷的。查现存原稿影印本最后一页是第七十四页，全页写满，最末一行的最后一句说：“实我不知也，如知”，纸已写尽，文意未完，所以面对着这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大家都认为必有撕毁。而钱先生却要大家“一信到底，一直信到要承认曾国藩对《李秀成供》只有删改，并无撕毁为止”。他究竟根据什么得出这样坚决的信念呢？钱先生说：“我认为李秀成最后一天写的就只到现存稿本末页最后的‘实我不知也，如知’这几个字为止。据赵烈文七月初六日记说：曾国藩杀李秀成的那天，先叫李鸿裔去告诉李说：‘国法难逭，不能开脱’。我估计李秀成刚刚就是写到‘如知’二字，因听到这话搁笔的。再从稿本全文来看，李秀成所要说的话，都从头至尾说完了。他把‘十要’、‘十□’写了之后，又加了一个‘防鬼’建议，更显得他已经‘彻肠彻肚’，实在无话再说了。所以我认为稿本末尾就是‘到此止步’。”钱先生这里提出两个理由：一、李秀成怕死，刚刚写到最末一行，最后满格“如知”两字时，听到曾国藩要杀他，就吓得写不下去了；二、他的话已写完，所以“到此止步”。先讨论李秀成是不是怕死鬼问题。我们看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草稿影印本，记李秀成得到曾国藩要杀他的通知后，是“无蹙容”，傍晚赴刑场途中，是“谭笑自若”，到临刑时，是“作绝命词十句”，“叙其尽忠之意”。李秀成并不是怕死鬼，而是一个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革命英雄。所以，即使真如钱先生的估计，李秀成刚写到“如知”两字的时候得到通知，也断不会吓得搁起笔写不下去。那么，李秀成是不是话已说完，“到此止步”呢？上面已经指出，一看“如知”两字，谁都知道连一个句子还没有写完，必有下文，断不能“到此止步”。再就《李秀成自述》整部文笔作风来看，他在许多地方，都是先发一些感慨做引子，然后引出另一大段的文字来，“如知”以上五行半，正是引子，还未入正文，也断不能“到此止步”的。我们稽考原稿，李秀成就义那天早晨，是从“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句写起的。从此句到七十四页最后一字，共一千一百七十七字。据曾国藩说，李秀成每天约写七千字。李秀成写到“如知”两字时，大约是上午九时左右。他是傍晚才去刑场，曾国藩派李鸿裔通知他，当在下午，也不会在写到“如知”时得到通知的。再据此估计，第七十四页“如知”两字后面，可能还有四千字左右。所以，今天所见的曾家影印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并不是完整无缺的，其七十四页以后，肯定是被曾国藩撕毁了的。
二
《李秀成自述》是在即将被杀的囚笼之中写给敌人的。为着对付敌人，其中必有假话、假事。又是以每天七千字的速度，在九天内以迫不及待的极度紧张心情写成的，必有误记、误写的地方。李秀成只读过三年书，他的文笔是从《四书》和《古文观止》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封神传》、《说唐》等演义小说学来的，所以他写的《自述》是一种半文半白的文体。李秀成是广西梧州府藤县人，他写的白话文，就夹杂有梧州府和浔州府的方言、俗语。要读懂这样的一部《自述》，就非加以注释不可。
我于一九三一年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时，就在我当时所能得到的扪虱谈虎客编的《近世中国秘史》所收的《李秀成供》上作注。一九四四年春，我把这些注文，移注于广西通志馆从曾家抄来的原稿上，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出版，叫做《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其后一再补充，出了三版。到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经过进一步增订，又出增订本。中华书局要第三次印刷这部增订本，问我有没有增订。那时候，我正要从北京回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纂太平天国的文献和资料。我请中华书局不要再印，我打算把《李秀成自述》从头另作新注，得到他们的同意。
一九五八年六月，我回到南京。在编纂《太平天国文献》、《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的同时，就依靠大批的史料，进行新注的工作。一九六四年四月，我在南京的工作结束后回北京，这部注也完成了。十五年来，我不断在稿上把新发现的史料予以补充、修订。到今年一月，搁下其他工作，集中全力，把这部注再审核一遍，今始完竣。回首初注迄今，已四十九年。古人说，皓首穷经。我注《李秀成自述》，也是从青春注到白首的。
中国注史书，以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最著名。我注本书曾参考裴松之的体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裴注“网罗繁富”，引文“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这个评论是不错的。我注本书也尽力网罗，所引史料，也都首尾完整，以供研究太平天国史者的使用。这是我与裴注相同的地方。但裴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不免有主观；我注本书则唯有训诂、考证，不加议论。裴注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我注本书，则凡与太平天国史无关的绝不引录，如注冲天炮，只注明其事，记其根据，而不引所据的欧阳兆熊《水窗春呓》的长篇记事，以免芜杂。这是我与裴注不同的地方。一般注释古书，大都专门注意训诂。裴注的重点则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对于原文的音切和解释并不详备。注史书一定要注重事实，这是裴松之的卓识。但也必须同样注重训诂，否则读者阅读原文尚有问题，更谈不到理解了。所以，我们既要采用裴注的长处，也要鉴戒他的缺处。我注《李秀成自述》，是训诂与事实的考证并重，在体例的大旨上，也与裴注有不同的。现在，把我注本书的体例说说。先说训诂方面，我注的是下面十二项：
一、太平天国制度 如州县佐将、王宗、登闻鼓等等，都加注释。
二、太平天国的避讳字 如避师字讳，而以司字代；避王字讳，而新造一□字等等，都加注释。
三、太平天国的特殊称谓 如称天王诏旨为“照”；称天父、天王、东王、翼王等的发怒为“义怒”等等，都加注释。
四、人物 凡所述太平天国人物可考的都写简传。清朝方面人物，则将其与太平天国有关的注明。至于大头羊、大鲤鱼、山猪箭、糯米四、冲天炮等等绰号，都考出其本名。
五、地名 凡山川关隘市镇乡村，都一一加注。其“英家会”为殷家汇之误，“四境”为泗泾之误，三里之为墟名，九里之为桥名等等，都一一考清。
六、事物 如李秀成说他学天文，七日七夜而知，据考系占星术；他叫张国梁召募的广东兵为“广兵”，叫曾国藩的湘军为“南兵”等等，都如注释。
七、专门名辞 如记永安州突围之役说：“姑稣冲是清朝寿春兵在此把守”。案寿春兵，就是寿春镇的军队，寿春镇是清朝绿营军队里面的一个镇，建立在安徽省寿州，当时调来广西作战，把守永安州姑稣冲。又如记青浦之役，俘获华尔（F·T·Ward）洋枪队的武器时说：“得洋庄百余口”。案“洋庄”是当时对前膛旧式洋炮的称谓。这些地方都加注说明。
八、特殊的简写字 如李秀成把“蓝”字简写成“□”。他写三河守将蓝成春作□成春，曾国藩把“□”字认作“洪”，他刊的《李秀成供》刻作“洪成春”，于是真人蓝成春便变成乌有的“洪成春”了。李秀成写“蓝顶子”也写作“□顶子”，曾国藩又用朱笔把“□”改为“红”，于是蓝顶子又变为红顶子了。我考明蓝成春的历史，再核对字体，确定是蓝字，就在这两处注明。
九、典故 如“周朝斩将封神”，出自《封神演义》；“在秦为秦，为（在）楚为楚”，出自《东周列国志》；“许多乱星下降，乱及凡间”，出自《水浒传》；“即是四明山之会一样之情由”，出自《说唐》；“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出自《论语》等等，都一一注明。
十、辞句 如“各心不分（忿）”，“少勇刚强”等等，或考其辞源，或考其事实，以注释其意义。
十一、方言 如“□”、“是乜”、“定□”、“少何”、“格”、“知到”、“到步”、“落跪”等等，都一一注明。
十二、乡土称谓 如说“张国梁与向帅为契爷”。案“契爷”，是两广西江流域一带对义父的称呼，这种地方也加注。
训诂方面，注的就是这十二项。这些地方，如不加注，就使人难懂，有时还使人发生误解。如“姑稣冲是清朝寿春兵在此把守”这句话，简又文在《太平军广西首义史》一书中，就把“寿春”误为满族人名，写做“守古稣冲者为满将寿春”（见商务印书馆一九四四年八月初版第二六七页）。世上没有全知全能的人，绿营早已成为历史名辞，简又文不知寿春镇是不足为奇的。由此可知，古人注古籍为什么十分重视训诂的缘故。
训诂是帮助读者了解原文的，而事实的考证，则是订正原文的错误和补充原文的缺略的。我在事实的考证方面，注的是下面十项：
一、事实错误 《李秀成自述》所记事实有许多无意致误的地方：有的因本人未参加而致误的，如金田、花洲、陆川、博白、白沙各地拜上帝会众是在道光三十年秋间各自团营的，而李秀成却误记为“不约同日起义”；有的是由于把情况看错了而造成大错大误的，如进攻宁波之役，外国侵略者要调集军队抗拒，驻宁波的英、法、美三国领事派代表前来接洽要求延期一星期入城，太平军答应了他们。届期入城，英国战舰于数小时后才赶到宁波，为时已迟，要不太平军差一点中了外国侵略者的缓兵计，而李秀成却说，“收克宁波之来情，实是宁波洋鬼之通诱”；有的是因不明敌情致误的，如大刘村之役和乌衣之役，胜保都没有参加，而李秀成都误记胜保是这两役清朝两路的统帅之一。此外还有因记忆有误的，都一一加注考明。
二、时间错误 《李秀成自述》中时间错误很多，如庐州失陷，在乙荣五年十月初四日，时在天京事变前九个月，而李秀成却误记作丁巳七年四月翼王石达开被迫出走远去，军民的心散乱，以致庐州被攻破。如他和陈玉成于丁巳七年正月十九日大破围困桐城的清军，这时石达开还在天京执政，据清朝安徽巡抚福济奏报，救桐城之役，正是石达开主谋，他却记为石达开被迫出走后的事，说“谨（仅）有残军六、七千人，此是翼王逃出诱去外，此是老若（弱）不能为用，故留为我使”。如枞阳会议在戊午八年六月，他却误作己未九年六月。江南大营复困天京，是在丁巳七年十二月初一日，他也误记作“此是八年之间矣”。甚至自叙历任官阶，时间也是错乱。这些地方，都一一稽考注明。
三、考其有所为而言，以免把假当真 《李秀成自述》有许多有所为而言的地方，如他把奉命出师江西、湖北，说成“逆主之命，信友之情”。如天京缺粮，放妇女出京谋生，是经他奏准，并且晓谕通衢，布告周知的，却说是他“强行密令”放出，受到天王严责的。如他于攻入杭州城后，第二天即进攻满城，第三天上午就攻破满城，却说“破入大城四日，上（尚）未攻其满城，专等御照下赦”。如部将李昭寿叛变，投降钦差大臣胜保，他手书痛斥李昭寿说：“本主将誓必兴师问罪，情义既绝，各路之妖可缓诛，惟胜保与尔势必先诛也”，而他却说“我亦未责”。诸如此类地方，都一一考明，以免把假当真。
四、李秀成有意隐瞒的地方须考明 如从天京作战略的撤退，经江西，绕湖北，前往西北与扶王陈德才军队会合，据西北以图中原的大计划，是当时太平天国救亡的唯一良策。李秀成虽然被俘，他知道京外太平军还是照这条计划进行的，所以他隐瞒起来。又天王封他为真忠军师，调遣各王，他也隐瞒不提。这些地方，都考出注明。
五、李秀成因避免刺激曾国藩而阙略的地方 如攻天京城外湘军营之役，大战四十多天，重创敌人，使曾国藩“心已用烂，胆已惊破”，李秀成只用几十个字，以恭维的语气就带过去。这种地方都要考明注出。
六、大事有记而未明，则考明以见其事的 如李秀成记外国侵略者到天京与天王交涉，提出帮助太平天国打倒清朝，平分中国，否则进攻太平天国，天王断然予以拒绝。这是太平天国反对资本主义侵略者企图灭亡中国的阴谋的一件极大事件。李秀成虽以简短的文字说了这件大事，但他只说“鬼头”，既没有指出是那一个侵略国家在华的首脑人物，也没有说明事件发生的时间。所以必须详考以见其事。
七、有其事已具，博考以详其情况的 如镇江之役、三河之役、破江南大营之役等等略而不详，都博考以详其情况。
八、《李秀成自述》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补其阙佚 如辛酉十一年冬李文炳、熊万荃、徐少遽、钱桂仁等谋在苏州作乱事，李秀成只字未述，本书考出其事，以补其阙佚。
九、事出离奇，须考明是否属实的 如记苏、杭告急，李秀成要前去指挥，天王及朝臣要他助饷银十万，方准他前去。天王限他“四十日回头，艮（银）不足交，过期不回者，衣（依）国法而行”。这是一件不近情理的事，也考明其是否属实。
十、有事出自扬，须订正的 如救镇江之役，统帅是燕王秦日纲，率领冬官丞相陈玉成、春官丞相□镇兴、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夏官副丞相陈仕章、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各将。李秀成不仅没有提到秦日纲，而且俨然以统帅的身份自居。这是不符事实，须要订正的。
事实的考证方面，注的就是这十项。如果不加注，就会把假的当作真，就会把外国侵略者的阴谋当为友好，就会歪曲事实。大事件固然不待说了，就是一些很细小的地方也同样要订正，否则就会以讹传讹。如有同志举出三河镇与庐州距离，据他步行计算是九十华里，而《李秀成自述》误作“三河隔庐郡五、六十里”，一般中国近代史著作都据此误作五十里(见《历史教学》一九八○年第三期龚维英《关于三河与庐州的实际距离》。)。可知订误的重要。至于要使史事更详明，则又有赖于对原文阙佚或简略的地方，加以补阙和增详。
总之，从上述训诂和事实的考证两方面所举的一些例子来看，这部《李秀成自述》是必须加注才能读能用的，否则就会误解误用。有些地方，又须增补阙略，方能详明的。我当初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去注它的。四十九年来，好似乌龟爬行一样，一点一滴地去注它，有些注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到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却又自笑无知。这也使我认识到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时代、出身、教育都与我们今天不同，他一生风云际会的经历，更不是后代人所易理解的。我注《李秀成自述》，是深深渐愧自己的无知的。这只有敬请读者多多加以指教，匡其不逮，为厚幸吧了！
（资料来源：《学术月刊》198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