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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仍未从“万人坑”里爬出来 吴 旭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
还是讲讲另外三件事。 初看，这三件事和这次日本名古屋市长的妄言，没有直接关联；但仔细捉摸思忖，就能看到生发类似事件的空气、水和土壤。 第一件，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经历 每年夏天，作为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兼职教授，我会在南京的中美研究中心，给美国的研究生们上一堂“中国政治传播”的讲座课。在两周的时间里，除了讲课、讨论，一般都安排有参观活动。南京以陵墓多著称，明孝陵，中山陵，雨花台烈士墓，当然还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为了不给学生们添堵，我在最初的行程安排里，没有“大屠杀纪念馆”这一站。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１５个学生里的绝大多数，都愿意舍弃明孝陵或者雨花台，而宁愿去“大屠杀纪念馆”。顺便说一句，我的美国研究生们，平均岁数在３０岁上下，都是美国各大政府机构或者私营公司在职的中级职员。 那是一个烈日当头的下午。在南京闷热的空气里，站着都出汗。大屠杀纪念馆前，排了长长的一堆队。为什么是“一堆队”呢？因为，你实在是找不到这熙熙攘攘、推推挤挤、吵吵闹闹的一群人的起始和末尾。跟中国任何地方随时能见到的排队情形差不多，大家都是跃跃欲试，摩拳擦掌，生怕自己被拉下了。可以想见，我带着这１５个肤色各异、隆鼻碧眼的老外，很快成了大家参观“大屠杀”之前的预备参观对象。在众目睽睽、炎炎烈日之下，等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我都快忍不住了；回头一看，我的学生们还个个面带虔诚，不露烦倦。 纪念馆的设计，简约肃穆，主要的展馆和陈列室都在地下。一进到展馆里，我的学生们立刻被眼前一幅幅照片、一幕幕还原场景和一块块历史影片所吸引，默默伫立，仔细观看。——但是，几乎在每一个展室，都会有前来参观的中国小学生们嚷着、跳着、追着、打着，在旁边“欢快地”跑来跑去，仿佛进入了“星球大战”的观战室，或者是迪斯尼乐园的游乐场；没看到带队的老师去制止周边孩子的喧闹和无礼，也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出面维持秩序。转头看看周围的其他中国参观者，在面前令人窒息的展品和介绍面前，脸上似乎没看出任何严肃、悲痛、沉思、惊骇的表情，更多的是好奇、满足、猎奇和麻木。终于，当两个穿着入时的中国男孩子在一处“万人坑”的遗址旁，旁若无人地高声喧闹时，我的一个美国学生实在看不下去，冲到他们面前，把手指放在了嘴唇上。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相比而言，我的学生们参观“大屠杀纪念馆”所用的时间，是一般中国参观者的一倍以上。在门口小卖部的集合处，所有的学生都面色庄重，沉默不语。静静地喝了一会儿饮料，突然一个学生问我，“吴教授，为什么没有人去告诉那些孩子要保持肃静呢？”其他的学生也同时把疑问的眼神投向我。那一刻，我无言以对。 第二，中国导演们的“南京大屠杀”情结 第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中国电影，应该是１９８７年的《屠城血证》吧。记得影片刚刚公映时，自己是抖着胆子去看的。现在还留下的一点印象，完全是血腥的画面，可以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来形容；但因为片子本身内容单薄，拍摄手法笨拙，反而冲淡了历史感和真实性。然后就是吴宇森监制、吴子牛导演的《南京１９３７》，秦汉、刘若英主演，可谓大牌云集，在１９９５年时算是大制作了。可雷声大，雨点小，看过后，最终没留下什么印象。 到了２１世纪，中国的导演们算是跟“南京大屠杀”干上了。《五月八月》（２００２年，杜国威导演），《栖霞寺１９３７》（２００５年，郑方南导演），《东京审判》（２００６年，高群书导演），《南京！南京！》（２００９年，陆川导演），一直到最近张艺谋导演耗资达六亿人民币的巨制《金陵十三钗》（２０１１年）——几乎是一年一“屠”，南京这座六朝古都的那段不堪岁月，成了中国每个大牌导演必须做出的“必选动作”，仿佛不从中国近代史这块最深的伤疤上撕下一片新鲜的血肉来，不足以成就自己梦想的腾飞和灵魂的升华一样。到头来，不客气地说，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以及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所有这些国产影片加在一起，恐怕也比不上记录二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辛德勒的名单》。 为什么会这样？ 大道理不讲了。简而言之，我想主要原因有两点。首先，无论是史学界，还是思想界、文化界，中国至今没有对“南京大屠杀”前前后后有关的历史，做出严肃、认真、细致、真实的梳理。推而广之，就整体而言，当今的中国社会，对于中国过去百年间所经过的风风雨雨、波波折折，还基本处于混混噩噩、一知半解的“夹生”状态。对于一个以修史著称世界的古老文明，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电影产品，特别是有关历史史实的电影作品，归根结底，是一个社会整体历史认知和思想水平的浓缩和折射，既不会滞后，也根本无法超越。我们对于自己历史的断裂印象和错位记忆，直接反映在历史影片中那些挥之不去的肤浅、造作、矫情，甚至是低俗上。其次，从整体的民族心态上，中国还没有从那段历史的“万人坑”里爬出来。我们低估了过去这段屈辱历史，给中华民族心理所造成的阴影之深重、创伤之惨烈，这段缺口一日不弥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心态就一日不会成熟。在强烈的心理暗示下，中国的视觉艺术工作者们，不自觉地被催眠到了南京的断壁残垣下，一次次试图作着民族心理创伤的平复和治疗工作，却又一次次地跌倒在历史的血泪和悲情之下，不能自拔。南京，仿佛是中国民族心理的一个流沙坑，你越是挣扎，就陷得越深——更不用说，那边厢“施暴者”的后人们不迭声的狡辩和抵赖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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