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鼻祖斯密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高劳动的效率。两种途径中劳动效率的提高更重要，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李嘉图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在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下会停止。马尔萨斯则认为人口增长与产出增长是不同步的，以人均产出表示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人口增长取决于人均收入，在经济系统之外要采用限制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政策。可见，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指出了经济增长的动因：资本、技术、土地、分工，也注意到了自然资源在增长中的特殊性。
19世纪后半叶，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兴起。马歇尔认为，人口数量的增加、财富（资本）的增加、智力水平的提高、工业组织（分工协作）的引入等，都会提高工业生产，促使经济增长。这些因素对厂商生产的全体影响表现为收益递增。所以，经济增长与收益递增相联系。熊彼特使用“创新”概念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认为创新就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实现的新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取新资源、建立新组织等。基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哈罗德和多马分别独立地建立了经济增长理论，即哈罗德—多马模型。该模型的关键假定是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不能相互替代，在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不变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的情况下，得出经济增长率为G=s/v，其中s为储蓄率，v是资本与产出比。该模型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率随着储蓄率的增加而提高，随着资本与产出比的扩大而降低。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逊等人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其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三个假设，即规模收益不变、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和生产要素之间的可替代性。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体现为资本积累过程，而决定资本积累的因素是投资的收益率。在规模收益不变的条件下，人均收入唯一地取决于资本与劳动比率，只有这一比率不断上升时，人均收入才能持续增长。另一方面，投资的收益率等于资本的边际收益。与人均收入一样，资本的边际收益也唯一地取决于资本与劳动比率，由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将随着资本与劳动比率的增加而不断下降。索洛等人还指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从长远来看，是技术进步，而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并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1986年罗默的“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和1988年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的机制”这两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为标志，新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形成。罗默提出了一个含有外溢性、物质产出收益递减和新知识生产收益递增的竞争性均衡增长模型。他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方面：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和新思想。其中，新思想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卢卡斯以物质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人力资本以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三个模型为依托，构建了一个内生的增长理论框架。他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式，运用更加微观的、个量的分析方法，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和索洛的技术进步结合起来，视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并使之内生化、具体化为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认为只有这种特殊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增长的真正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