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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人身威胁，东史郎及其家属不为所动。东史郎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灾难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 1987年12月至1998年3月，东史郎先后4次来南京，诚挚地“向南京人民谢罪”。 1998年3月，东史郎第四次来南京时，将他的战时日记、勋章和军旗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授权纪念馆联系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 一个美国女人的血泪控诉 1937年12月，在南京血雨腥风的日子里，一位美国女人凭一己之力抢救出上万名中国人，使成百上千的中国女性逃出日寇虎口免遭凌辱。她被蛮横的日军辱骂乃至殴打，却生死无惧地挡在难民栖身的学校大门前，怒喝：“你们不许胡来，这是美国学校！ ”。她的名字叫明妮·魏特琳，时任金陵女子大学教育学院主任。 1940年5月19日，长期操劳的魏特琳得了精神忧郁症，不得不离开了她工作了20多年的中国。 在美国治疗期间，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助她。 ”“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为中国人服务。 ”她去世后，墓碑上刻着四个汉字：金陵永生。 魏特琳女士身后留下了一部日记，详细记载了她亲身经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以及此后数年间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她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当时在美国的好友认为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杂志上发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 90年代初，耶鲁大学的斯茉利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具有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历史档案学者研究使用。由于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日军攻陷南京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的个人亲历档案——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魏特琳写道：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1937年12月16日，星期四——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一次，魏特琳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日本的太阳旗臂章来给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 ”说着，她帮那个男孩把那臂章取下来。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程瑞芳的《首都沦陷金校留守日记》 程瑞芳(1875年-1969年8月)，祖籍湖北武昌，是第一个以日记形式记录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当时，她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宿舍管理员)。南京城陷前夕，魏特琳、程瑞芳、陈斐然组成了三人非常委员会，负责留守学校，建立金陵女大难民所，收留无家可归的妇女儿童。《程瑞芳日记》于2001年12月初在整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零散档案时被发现(又称《首都沦陷金校留守日记》)，程瑞芳日记记录自1937年12月8日起至1938年3月1日止，正好是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全城大规模屠杀的时间。 在日记中，程瑞芳写道：“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60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40多岁，两个兵用过，简直没人道……现在(安全区里)大约有九千多人了，外面的走道上睡了人，如同沙丁鱼在盒子里。……现在日兵清理街道，把死人埋了，或是烧了街上的死人太多了！ ”《程瑞芳日记》是首次发现的中国人以亲历见闻形式记录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记。它与《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和《魏特琳日记》互相印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又一重要铁证。□张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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