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之死
在罗贯中《三国演义》之中，塑造了两个完人，武有赵云赵子龙，文有武侯诸葛亮。孔明的形象绝对是神化了的。他不仅足智多谋，算无遗策，而且上知天文，下识地理，精通奇门遁甲；更令人佩服的是，诸葛亮感于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难怪鲁讯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亮之智近于妖。”
而《三国志》：“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蓋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与！”这种评价就客观了许多。诸葛亮是一个全才，可治国治军，更兼忠义；然而缺乏应变之力，过于谨慎保守，凡事必躬亲，导致蜀中无人，最终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结局。
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即公元181年，卒于蜀汉建兴十二年，即公元234年，卒年54岁。死后，亮葬于定军山，谥号忠武侯。诸葛亮之死，是三国史的一个转折点。之前，虽然魏强蜀弱，然正因为诸葛亮，魏蜀之争，弱蜀却往往占有优势。以魏之强却时时担心蜀汉北伐。三国鼎足之势不变。而亮死之后，虽仍有姜维北伐，却是身单力薄，加速蜀汉政权的灭亡。
三国史从《演义》中来看，似乎是由诸葛亮一手策划的，隆中对，已隐然形成三国之势。自然，三国史的结束，也就从诸葛亮之死开始。作为这么一个关系到历史转折的事件，《三国演义》与《三国志》是有出入的。一则神化式的叙述，一则客观的描写。《演义》用了很多笔墨来描写武侯之死，暗示了历史的转折意义；而《三国志》却只用了很简短的句子，便概括了这件事。
陈寿《三国志》：“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短短一百三十余字，便描述了第六次北伐的状况，以及诸葛亮之死。这种叙述，只是对诸葛亮传的一种结束方式。它重在记述孔明一生行为，及其著述。而武侯之死，对于整个历史的意义，却并不是陈寿所要注意的。而且，陈寿并不认为，诸葛亮是三国史的制造人。诸葛亮的节义令人佩服，但是陈寿并不认为他是左右历史的关键人物。
然而罗贯中却有自己的看法。或者，罗贯中只是为了成全自己的小说，自己的理念，自己对人物的理解，从而摆脱掉历史的限制，做出自己合理的解释。诸葛亮的死，在罗贯中看来，是关系历史全局的，至少在他的小说世界中是这样的。这涉及到小说家对诸葛亮的定位问题。在小说起初，有言得卧龙凤雏一人者，即可得天下，然而刘备得有两人，却只能倦居于西南一角。而诸葛亮，一生尽心尽力，虽有六伐之苦，却只能是霸业不遂，“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历史事实。在史实与理想之间，小说家只能选择天亡大汉天亡诸葛的景象。武侯不死，则何以有后世晋之一统。诸葛亮在出山之后，事必躬亲，老苦而功高。刘备死后托孤，诸葛亮尽心尽力，也只是儒者“宁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用以“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然而在描写中，却出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叙述描写，充满了神奇性，尤其是武侯之死一节，更近似《封神演义》中的神怪描写，与现实史实均有很大出入的地方。
孔明死于第六次北伐途中。建兴十二年春，孔明上奏北伐，“臣受先帝知遇之恩，梦寐之间，未尝不设伐魏之策。竭力尽忠，为陛下克复中原，重兴汉室，臣之愿也。”当时，太史官谯周反对，因为天象主凶，不得出兵，且时有异象。然孔明决心已定，在祭于昭烈庙时，泣告：“臣亮五出祁山，未得寸土，负罪非轻！今臣复统全师，再出祁山，誓竭力尽心，剿灭汉贼，恢复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小说一再强调诸葛亮知天文，懂奇门遁甲，算无遗策，难道他还不知道观天象，不懂得自己的命数吗？其实，此时诸葛亮已经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北伐的目的，就是与生命赛跑，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出现奇迹，能够实现自己的一生的愿望，收复中原。当得知关兴已死时，孔明竟然昏倒于地，半晌方苏。这里已经暗示了出师不利。孔明叹道“可怜忠义之人，天不与以寿。”这其实也是对自己的长叹，时不假年，以致不能选择合适时机出征，终至死于征途，成为一大憾事。
在这一役中，类似于前几次北伐，小说故意安排了几场战役，而且取得大胜。如连吴两线伐魏，如识破魏将郑文的诈降，因计就计杀魏将秦朗，败走司马懿，再如木牛流马，计赚军粮。尤其是上方古一战，更是表现出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诸葛亮计骗司马懿入上方古，以火攻之，这次是击杀司马懿的最佳机会。小说中描写道：“司马懿惊得手足无措，乃下马抱二子大口哭，我父子三人皆死于此处矣！”然而天不亡曹魏，突然狂风大作，骤雨倾盆，司马懿趁机逃走。这一役，可以说是诸葛亮此番逆天伐魏的唯一机会。诸葛孔明不得不感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这一仗无疑是很漂亮的，只是天道不可为，仅一人之力不能扭转天地之乾坤。
对比《三国志》，并没有这么多的描写。这些细节，一是为了小说情节的需要，另外也是对天亡诸葛的一个交待。小说中，多次出现了观天象的说法，以及一些神乎其神的道术。如“原来二更时阴云暗黑，乃孔明用遁甲之法；后收兵已了，天复清朗，乃孔明驱六丁六甲扫荡浮云也。”这种事是绝非人力可为的，既然可以呼云唤雨，那上方古一战，又怎么会有大雨突然而至，以致功败垂成。这种事情，一方面小说家希望神化诸葛亮，另一方面却又表现人不可胜天，结果陷入矛盾当中。
再如五丈原诸葛禳星。诸葛亮观天象，自知命数将尽，却布七星阵，“吾素谙祈禳之法，但未知天意如何。”也就是说，他的法术，是有待于天意的。在第六天晚上，主灯依然未灭，人们心里不禁有所欣慰，毕竟仍有些希望。但就在这最关键时刻，主灯被魏延扑灭，孔明弃剑而叹，“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看到这里，就是再刚强的人也会有所心软，感慨世事多变。也不禁会让人想起金庸小说中的杨过与小龙女，大凡喜欢金庸小说的人，一定也会为杨过小龙女感叹。小龙女身中内伤，杨过以筋脉逆转之术，为之治疗；就在关键时刻，李莫愁出现，小龙女又身中剧毒；杨过为小龙女逼毒，却又被郭芙用冰魄银针射中，以致毒气侵入五脏六腑，全功尽弃。人们美好的希望，总会在关键时刻，突然化为泡影，也许果真会有命数。但是现实中，是不可能出现禳星之说的。将星微淡，说明天意即将亡亮，而孔明却禳星，以待天命，这本身就是矛盾的。这就像人们批判“上帝是万能的”这么一种观点，自我矛盾。星象之说，以及孔明禳星之说均是不足信的。毕竟孔明是人不是神。
另外，诸葛亮在临死之前，又有一系列的道术活动。如“吾死之后，不可发丧。可作一大龛，将吾尸坐于龛中；以米七粒，放吾口内；脚下用明灯一盏；军中安静如常，切勿举哀，则将星不坠。吾阴魂更自起镇之”“此吾之将星也。众视之，见其色昏暗，摇摇欲坠。孔明以剑指之，口中念咒。”这些行为都是在神化诸葛亮之死，而用鲁讯的话说，则是妖化。这种描写，除了神化诸葛之死以外，同时又引出后文，即“死诸葛吓走活司马”一幕。这里可以对比一下，《三国志》中：“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约二十字即概括了诸葛亮兵退的情况，却没有所谓的诈死一说。
对于诸葛亮的死因，可以有所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决不会想《演义》中那么玄乎。一般而言，诸葛亮，自27岁出师以来，不辞辛苦，凡事必躬亲，托孤之后，更是事无巨细，必然亲临。而六次北伐，均不利，不克而返，再加上年事已高，终于一病不起。《演义》中有个细节，诸葛亮驻军五丈原，而司马懿坚守不出。故孔明以激将之法，刺激魏将。然而司马懿对使者，不问军情，而问孔明的饮食情况。“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正因为孔明太过操劳，而不善用人，命则不久矣，只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是在《演义》中，除了突出孔明辛劳以外，更在于突出天要亡亮的观点。天妒英才，命不假年，而天数将亡蜀汉，故终造成了诸葛亮之死。武侯之死，在《演义》中还有一个偶然因素，即是魏延擅自闯入阵中，因而扑灭主灯，禳星失败。对于魏延这个角色，《演义》中屡次提出他有反骨，必有异志。诸葛亮虽然心知肚明，但苦于蜀中无人，只能利用魏延之勇。但正因如此，却终导致魏延的不小心，以致功败垂成。诸葛亮一步三计，然而千算万算，却没有算到魏延。
对于诸葛亮之死，人们是惋惜的，小说家也达到了这个目的。“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了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叹息良久。”而诸葛亮的死，致使军民伤心不矣。“蜀军皆撞跌而哭，至有哭死者。”“后主放声大哭。上至公卿大夫，下及山林百姓，男女老幼，无不痛哭，哀声震地。”这里突出表现出了诸葛亮深受军民爱戴，他的死，也让蜀汉军民失去了北伐的信心。
诸葛亮死后不久，三国纷争逐渐发生改变，先是司马氏篡曹魏政权，而后分别灭蜀吴，实现大一统。应该说，诸葛氏对于整个历史局势，是有贡献的，也是一个影响历史大局的人。《三国志》对他的死的描写，非常客观，不带有任何语言色彩。而《演义》中又过于夸大了诸葛亮，因而对于他的死表现出了更多的可叹性；同时武侯之死，也象征着北伐希望的破灭，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慨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