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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编晋剧《傅山进京》 太原市实验晋剧院青年团来京演出的新编晋剧《傅山进京》（编剧郑怀兴，导演石玉昆，主演谢涛），颂扬了明遗民傅山高端不屈的文人志节和清康熙帝玄烨博大的胸襟和气度。据史载，傅山，太原人，青年时力主正义，痛疾奸邪。明末，进步的东林党一派的袁继咸遭到阉党的诬陷下狱，他挺身而出，与众学友徒步跋涉千余里赴北京呼号请愿，并四处揭帖陈述袁的冤情，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终使袁继咸冤案昭雪，傅山因而名声大振。他憎恨明末的政治腐败，自己也因乡试落第而心灰意冷，遂绝意仕进。清朝入主中原，傅山做了明遗民。 清康熙十七年，玄烨下诏广征山林隐逸，在文化上团结网罗知识分子，以示其“求贤若渴”的意愿。山西地方官荐举傅山以应“博学宏词科”，玄烨下令征召傅山，傅山托病固辞，地方官无奈只得使役夫抬着他的卧床送到京城。《傅山进京》依据这段史实，表现了傅山对明王朝既无好感，对清王朝也不合作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心理。戏中傅山和康熙帝有两次正面交锋；第一次是在京郊荒村古寺大雪纷飞时二人论书画，傅山明知来访的不速之客是玄烨，便语多讥刺，竟评玄烨所书的“福”字是学贪婪无厌“为官不正”的明董其昌和降元失节“人品低下”的宋赵孟頫，嗤之以鼻地论定董、赵书画“未得正脉，难登逸品”，并直指玄烨学“奴人”、“奴性”的书画是“误入歧途”，弄得康熙帝欲发怒而不能，只得“吞忍”，傅山又乘势指教玄烨的书法，玄烨一一领教，既显示了玄烨的容人雅量和气度，也表现了傅山藐视皇权的特立独行的人格力量。 第二次交锋是傅山入京后拒绝参加康熙帝特开的“博学宏词科”考试，但是，玄烨为了表示兴文重教的宏旨，宽容了傅山的拒试，仍授其为内阁中书之职，玄烨要傅山进宫谢恩，以皇权制服傅山。但傅山至午门决不跪拜称谢，被官员们从床上拖下来跌倒在地，被众大臣解释为“即是谢矣”。玄烨明知傅山不是真谢，但并不与之计较，因为傅山时谓“明亡于奴，非亡于满”，玄烨认为傅山虽是“狂人”，但所言却是“哲语”，心理得到很大的满足，决定“不可持权辱斯文”，放傅山回乡。傅山经过进京的所见所闻，进一步认识到“明室鄙视士人如猪犬”，感受到玄烨提倡文教，重视人才的文治风范，深知自己作为明遗民而欲恢复明室已不可能，内心极为凄惶、痛苦，当他再次看到玄烨向他示新书的“福”字时，竟一改前评，赞以“气宇轩昂”。此时，傅山的心理防线彻底坍塌了，他毅然脱出“朱衣”，以示从此和朱明王朝没有任何牵挂，与玄烨下了一盘“和棋”，但“和而不同”。玄烨再一次表现出作为一代明君爱惜人才的宽容肚量，而傅山作为明遗民，抱定与清王朝不合作的立场，却又难以抵挡清王朝强大的文化怀柔攻势，他采取桀骜不驯的态度，乃是为了保存中原文化的“浩然正气”。同时戏中启示人们，作为文化人的志节和人格的坚守，是人生至为重要的抉择。 晋剧《傅山进京》是一出优秀的历史剧。历史既然进入到戏剧中来，势必受到戏剧假定性的规范和戏剧结构性的调节，因为舞台是幻觉的领域，倘若过分地追求逼真反而失真。因此，对于历史剧创作来讲，艺术虚构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例如戏中傅山与康熙帝的第一次交锋，是依据傅山作为明遗民对清王朝不信任和不合作的态度设计的，这个情节虽然属于虚构，却反映了历史本质的真实，傅山与康熙帝的第二次交锋，则完全是根据历史的真实来架构戏剧冲突的。因此《傅山进京》一虚一实的两个核心情节的运用和布局，艺术地体现了这出历史剧的历史真实感是很厚重的，思想蕴涵是很深刻的，同时，又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观赏性。 剧中饰演傅山的晋剧著名表演艺术家、女老生谢涛，曾扮演过现代晋剧《丁果仙》中的丁果仙、古代戏《范进中举》中的范进，演得都很成功。此次她又扮演历史人物傅山，通过别具匠心的表演，塑造了一个多侧面、多棱角的复杂心理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傅山对乡亲既平和而对帝王又有野性，对明朝既留恋而又无好感，对清朝既不合作而又不得不佩服，这样的历史人物在舞台上是很难呈现的，但谢涛驾驭自如，也很大气，谢涛的表演具有较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饰演康熙帝的王波，演得洒脱大方，收放得体，成功地塑造了康熙帝作为一代英主的伟岸胸襟和旷世气度。 (作者系 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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