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中，徐俐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位，她铿锵顿挫的语言，她目光灼灼的自信态度，她疾语如风与刚毅练达的冷色风格和天生具有的明星气质，成为CCTV-4的标志。
徐俐的干脆利落劲儿不仅在观众心目中早就定格，在电视台也是出了名的。《中国新闻》的工作人员大概都不会忘记她在直播前自己动手收拾头发的情景：16个卷发器有大有小，在5分钟内“噌噌噌”丝毫不差全部搞定，进演播室之前用半分钟时间一一摘下，再在半分钟内用大刷子一刷--光彩照人，直播去也。
眼前的徐俐悠闲地品一杯清茶，举止还是那么落落大方，说话还是那么有条不紊，只是看上去比节目里更加白皙清瘦，个子也更加小巧。当她用又厚实又柔和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中国新闻》里那种严肃的、闪闪发光的感觉消失了，一幅花样年华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徐俐：我是湖南人，生在湘西，长在长沙。一般人看我都觉得我精神头特别好，其实我的小时候非常弱。因为病弱，我更多表现出来的是比较内向，不吱声，永远拿眼睛瞪着别人，让大人们觉得这孩子心事重重。在我5岁的时候，我爸爸要带我从奶奶家回长沙，那个地方叫“徐家冲”，中途要翻过一座山叫“茅子山”，一般小孩都是趴在大人背上被驮过去的，而我执意要自己走。拼了小命翻过了山，累得我一下栽倒在爸爸怀里，睡了不知道多久才醒过来。小时候就是这样，不爱讲话，爱想事，而且还好强。
上高中时读书渐多，开始大量地看小说，而且每看一本都要陷进去好长一阵儿，这是青春期的精神启蒙。看了《约翰·克里斯朵夫》着迷于罗曼·罗兰;看了《萧红传》，对那些有才情的女作家羡慕得不得了;看了《简·爱》认定自己这辈子要做独立、坚强、有尊严的女人。因为喜欢，又无数遍地去看《简·爱》的电影，着迷于李梓和邱岳峰的配音，大段大段地模仿，倒背如流，这也成了自己后来对语言艺术有所追求的养料之一。
到我快高中毕业时，我郑重地在日记上写下这样的话：“40岁时，我要当作家。”
在徐俐的描述中，一个70年代面容冷冷、静若处子的小姑娘形象出现了。让我有点儿意外的是她最喜欢的是简·爱而不是《乱世佳人》中的郝思嘉，在我看来，《简·爱》当然是一本充满光辉的作品，它尤其给在青春期里觉得自己容貌平平而有些自卑的少女们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而我身边的美女同学一般都认为美丽、张扬、勇敢而又野心勃勃的郝思嘉才是最有魅力的。我问她当年作为一个漂漂亮亮、能歌善舞的小姑娘为什么会喜欢朴素的简·爱，而不是花枝招展的郝思嘉，她大笑了一阵儿说：“这是天性吧，我这人就是这样，挺严肃的，挺正经的，也挺自尊的，在现在孩子的眼里就是挺没劲的。”
徐俐 ：我妈妈说我小时候长得还行，但她从来不强调这一点，她给我的审美训练非常传统，穿衣服要干干净净，宁可穿破，不可穿错;妈妈很看重女儿家的言谈举止，她不允许我们在这点上有一丝败相。她也很强调做人的志气，希望女子也能有大气象。而我从小自己给自己定的格就是，将来要做个有学问的、写字儿的女人。虽然到现在我并没有做上学问，没当上作家，但这种精神和趣味上的方向始终没有偏离。我很爱美，对穿着打扮这事儿也很注意，但我拒斥那种脂脂粉粉、甜甜腻腻的感觉。我从小就唱歌跳舞，表演节目，但从来就没喜欢过文艺圈，直到现在，如果有些场合要和影星歌星待在一起，我还极不自在，没有办法融入。我好象天生对严肃一些的事感兴趣，比如对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更加在意。
恢复高考的头班车没赶上，在最后一轮考试中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擦肩而过，却赶上上山下乡的末班车，在湖南农村待了几个月，再后来新成立的长沙电台把我召进去，那是1978年，我17岁。我们这些新来的小播音员首先被送到一个播音培训班学习了两个月，我的启蒙老师叫陆英，我对这个专业的所有概念，都起源于陆老师那儿。
陆老师人很好，很严肃，但不严厉。我去之前，是湘妹子腔，两个月之后，就满嘴京味了。
徐俐说自己是个特别认真的人，干了播音就觉得这个工作神圣得不得了，挺“煞有介事”的，以至于有一段时间听说播音的发音方法和唱歌的发音方法有矛盾，就狠狠心戒了唱歌，在好几年里一声不出。
她先在长沙电台，后在长沙电视台，一共工作了14年，在播音业务上尽自己所能，下足了工夫。她说：“我那时是把播音纯当成语言艺术来追求的，特别在意声音的位置、音色、语气和语言中的感觉，而那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正好有一批语言表达非常出色的播音员，我是把他们当成榜样和楷模来学的。现在看来，先不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的节目怎么样，单说语言的艺术、播音的艺术，那是大家，不能望其项背的大家!”
从17岁进长沙电台，25岁进长沙电视台到31岁来到中央电视台，徐俐在地方台干了整整14年，这14年给了她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锻炼自己的语言基本功，锻炼自己驾驭不同类型节目的能力。1992年，徐俐进入中央电视台海外新闻部，主播《中国新闻》。从此将对艺术化声音的追求暂且放下，转而主攻新闻业务，她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转变。
徐俐：来中央台之前，我已经着重于做电视专题节目了，自己比较得意的是配大专题片，发挥声音的表现力，新闻播音扔下三四年了。而到了中央台就让我播新闻，从业务上说，那时我郁闷极了。因为我是那么在意声音的艺术，而且已经走出了一条用声音塑造形象的路子。而新闻节目给声音发挥的空间太小了。但台里就是让你来播新闻的呀。我想，好吧，播新闻就播新闻吧，心里是挺消极的。
虽然我在长沙也播了那么多年新闻，但一直对新闻兴趣不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90年代以前，哪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新闻就是开会，从内容到形式都呆板得要命。但很快我就发现，《中国新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对它从一开始的郁闷排斥到适应接受，再到喜欢，再到发现自己的内在性格和气质其实很适合它，好像是一个特别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放下了早年全力追求的艺术化声音和声音的艺术化，变成风风火火的新闻传播，不是因为我想刻意播成这样，这一切都是和节目共生共成的。
1992年《中国新闻》上马时就确定了，这节目对外，不能和《新闻联播》一个样。“对外”这个词给人以一个无限的遐想空间，节目组的几个人都想折腾折腾。记者高丽萍和几位想法相似的同事的心思撞到一起，说：“我们得搞现场报道。”片子搞现场报道，那么演播室就不能再是慢条斯理地播报了，一定要有一种特别的节奏。
另外，当时我们也参考了一些境外的节目。说实话，那时资料真是少得可怜，我真正看到的也就是台湾的新闻节目，当时觉得耳目一新，受到很大的震动：人家做的那才叫新闻!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信息量大，那种新闻感觉我觉得很棒。但同时，我又真不喜欢他们的女主播那种莺莺燕燕的小女人气，腻腻歪歪的，烦不烦呐!这时候我从小形成的审美趣味就出来了：我要做主播，就一定要有大格局，不迎合，不媚俗，独立、冷静、理性、权威。你可以说我是个严肃的女人，但这严肃女人说出来的话你还就是非信不可。是的，我播新闻的内心状态就是这样的。
当然，还有一点跟大环境有关系，90年代初，刚刚开始有对外的新闻节目，我们这些人也多少有点为中国人争面子的想法--让海外的人看看我们中国现在怎么样了：中国现在是个自强的、开放的、进步的国家，表现在播音时，比较果断、强势，有力度，既反映新闻的真实，又体现国家的尊严。
这种播音方式一出来，海外立刻就有了反响，他们真的很喜欢。在海外生活的人，有强烈的爱国情结，渴望中国强大，我的精神气质和干练的屏幕形象暗和了他们的内心期待，当他们，尤其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带着这种情怀收看祖国的电视新闻节目时，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过于生活化的女人形象，而希望是一个有尊严的，一个比较国际化的成熟职业女性形象。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一对旅法的华人夫妇，他们自己说是看了我的新闻节目才决定回国的，因为觉得“中国真是今非昔比了，连女人都这么棒”。
和徐俐聊天是一件痛快淋漓的事，说到得意处，她所流露出率真而帅气的劲头让人感受到一个女性心中有天地而无城府的妙处。我接着问她自己怎么看待当时国内业界对她播音风格的质疑，她顿了一顿，继续发表高见。
徐俐：当时播音界对我的语言的确有很多议论，大概是两种态度：一种是肯定的，觉得还行，这是一种特点，虽然一句一句地听经不起分析，但如果听整体，意思还是清楚的，而且态度鲜明，节奏明快。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觉得我简直是胡来，觉得我基本功特别差，意群那么不工整，重音那么多而乱，你受过好的训练吗?
那时我心里就想：“我可是认认真真跟着你们工整作风走了十几年的人，没有基本功我能把新闻播音速度从一分钟180个字提到最快350、360个字仍然字正腔圆气息连贯吗?你们未必知道我这点儿老底儿吧!”
人们总说到我的播报速度，其实，提高播报速度仅仅是一种表象，它的核心是对新闻的一种感觉。如果让我此刻总结一下，我想应该是这样，新闻播音的基础是两条根，一条仍是语言艺术上的，这是一种日积月累的语言能力的训练 ;一条是新闻从业者的基本功训练，你得实实在在懂新闻，选择搞新闻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对新闻要有感觉。这两者相辅相承：没有语言基本功，新闻播不清楚;但掌握不好新闻节目的特质，再好的基本功也没有意义。优美的声音固然能愉悦大众，但观众最终接受的是资讯，是一个了解和掌握了事实的人向他们提供的资讯。你要传达的最主要的是消息，声音只是介质。我经常听到一些年轻的美好的声音在报告新闻，印象是除了声音，新闻内容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对新闻完全没有感觉，这样的新闻播报怎么可能吸引人呢?其实长久以来，观众对声音已经不那么苛刻了，他们更看重一个新闻业者的资质和状态，我比较早地悟到了这一点，并在实践中去体现它。我认为我的实践是有意义的，当它在多年前以个别现象存在的时候，受到行业和受众的关注也是必然的。它体现了我作为一个新闻播音员存在的个性价值。
不过最近几年，细心的观众也会发现，尽管徐俐的播音仍是硬派作风的代表，但和最初的《中国新闻》相比，她已少了锐利、泼辣，多了些沉稳从容。
徐俐 ：这种变化是渐渐发生的，原因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吧：一是现在全世界越来越知道中国是个开放的、强大的、不断进步的国家了，用不着我们再急赤白脸地扯着脖子嚷了。这是顶有意思的事，一个人越是怕人瞧不上你，就越要拉个架势。90年代初我们或许觉得播音员的强势就代表了国家的强势，而现在呢，用不着了，所以过分强调形式感没有必要了。二是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加，心智的成熟，走向稳健与淡然是必然的。三呢，是和自己的生活有关，有了稳定而幸福的家，和一个爱你的北方大汉生活在一起，于是就亲切了，就女人味儿了。现在想让我硬到过去那种程度，我都硬不起来了。哈哈!
在徐俐的开怀大笑中，我们继续关于“女人味儿”的讨论。她说尽管自己在生活中已流露出小女人的幸福气息，但心底却永远有“大夫人”情结。有趣的是，在她的大夫人偶像名单中，原先有英格利·褒曼、凯瑟琳·赫本，现在又增加了她的婆婆和其他几个中国老太太。
徐俐：人慢慢长大，对女性美的理解也越来越丰富。我现在特别喜欢看老太太们，一些优秀的老太太真是耐人寻味。
我的婆婆，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雕塑家，外表柔弱无比，弱到像好多事儿都不会，经常迷路，到哪儿都让人担心，这老太太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你得帮助她，呵护她。可真的有大事发生，别人乱做一团时，她面不改色，头脑清楚极了--天塌下来她无所谓。
还有语言学家周友光的夫人张允和、锦江饭店的创办人董竹君，这些女性，任何时候极其典雅，任何时候处乱不惊。这些从容不迫、举重若轻的老太太们，让人肃然起敬。如果现在还谈什么崇拜，那么，她们是我的人生偶像。在我的眼里，她们都是有大格局的人，我向往那种境界。
徐俐说，多年以来，她保持最佳身心状态，她勤于学习，勤于充电，她是在养自己的气，她耐心等待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水到渠成的机会。经过那么多年的磨练，徐俐说她总觉得自己还能“再起一范儿”，她希望将来能在一个深度新闻节目中，或者是与人物有关的节目中释放自己多年积聚的力量，展现自己独特的人文关怀。
徐俐 ：我自认为自己是个有思辨能力的人，感觉到位，悟性不错，但在思维的过程中，有时链条和链条之间接不起来，这都是知识的缺损造成的。大家看我是个知识女性，但我自己知道，读书不够系统，根基不够扎实。大家说我浑身洋味，是个国际化的形象，但真不好意思“I'm sorry”，我甚至不会英语。我虽然在努力，但依旧缺得太多了，所以在面对真正的学者时，永远谨小慎微，心底发虚，知道自己哪根根儿在颤。
我真正怕的是这种情况：我希望在节目中展现自己独特的关怀，释放某种张力，而恰好对方的精神张力远远大过我的，让我显得特别羸弱，这就惨了，说明从根儿上自己就不具备对话资格。我怕的就是这个。所以，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养自己的“气”，人文之气，浩然之气，女人谈浩然之气似乎有些夸张，但那是个多好的东西，女人为什么要放弃呢?
我能感到徐俐那颗充沛安稳的心在勃勃地跳动，她说的浩然之气令人向往，更引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