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里,顶天立地的一壁书橱凝聚了毕生的寻觅与追求,人与书有着一种夙缘般的相依相惜。眼下,“三千宠爱”在一书者,可算是《瓦尔登湖》了。
这是一本极静的书。必须要准备一个安静的灵魂和一个思考的头脑方可展书研读。读这种书是一种心身的修炼,必须潜心入静、气定神安,慢读细品,静悟深思。我总是在头脑最清醒,心态最宁静的读书状态,才敢精读这些深蕴人生哲理的圣洁文字,否则我会读不进去。入此书山似乎不存在“中间状态”,要么满兜山珍,要么空篮而返,全看阅读时心境如何。哈丁曾归纳出这本书的“五种读法”,我是按照其中最后一种,“作为一本圣书”来读的。
买书不同“买田”,虽是自家出钱,“田中之物”仍归作者所有。只余田边地角、行垄之间,容你笔耕。书页的天头地脚边框上,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记满了随读心得、即时感悟与疑问困惑。不时将这些批注拢来,做些书里书外的综合思考与深意探讨,并顺其思路记成笔记。
学会简单地生活
一个半世纪以前,1845年的3月,美国思想家、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带着一柄借来的斧头,独自一人来到位于森林深处的瓦尔登湖。在湖滨他亲手建造了一座小木屋,完全凭自己的劳动在此独立生活了两年有余。他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与缜密思考,萃提出生活的真正要素。如同一切伟大人物无不是从复杂中发现简单一样,梭罗在世风日奢的喧嚣社会中发现了“简单生活”这一在现代生活中已日渐迷失的基本准则。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机器为标志的工业文明为人们提供了更强劲的动力,更高效的工具,更快捷的交通与更及时的讯息。在满足人们最基本生活需求之外,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多余财富”与“多余时间”。拥有了“多余财富”与“多余时间”的现代人类应该走向何方?大体上可有两种选择,或是走向愚昧的物欲奢侈,或是走向智慧的高尚文明。遗憾的是,多数人们并没有做出清醒的选择。过分的、无休止的物欲追求,使得达到高生产水准的人类反而失去了应有的闲暇与从容,变得更加欲壑难填。
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是很有限的。瓦尔登湖的生活使这位哲学家直接得到第一手的体验:“我发现一个人如果要简单地生活,只吃他自己收获的粮食,而且并不耕种得超过他的需要,也不餍足地交换奢侈、更昂贵的物品,那么他只要耕几平方杆的地(相当中国几分地)就够了。”他接着说:“我仅仅依靠双手劳动,养活了我自己,已不止五年了,我发现,每年之内我只需工作六个星期,就足够支付我一切生活的开销了。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我自由而爽快地读点书。”与一个半世纪前相比,今天人们基本生活的内容当然会有所扩大,但由于现代化生产方式的高效,基本生活的开销仍然只占人们全部消费的一小部分。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也持同样观点:“现代技术的进步使得每个人为维持生活所需付出的劳力有可能大大缩减。”他举出战争时期的例子,全民总动员使那么多人上前线、参加医疗救护、生产武器和军需物资,以此证明:“仅用现代全世界一小部分工作能力,就能维持全人类过上美好舒适的生活。”
倘能扪心自问,就基本生活需求而言,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缺。正如梭罗所说,我们“不是因为缺少必需品,而是因为缺少了奢侈品”,“难道我们老要研究怎样得到越来越多的东西,而不能有时满足于少弄一点东西呢?”“因为他不能满足,一生就这样消耗在里面了”,“人可是在一个大错底下劳动的啊”!梭罗警谏我们:“多余的财富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须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也许我们这些充斥了大量“多余的东西”,整日匆匆忙忙的现代人,最缺乏的倒是那些“灵魂必需的东西”。
金钱是一种“自催化剂”,没有余钱倒也太平,钱多了反而催得人心发痒,激起更大的花钱欲望,而更高的不满足又会催促人去弄更多的钱。陷入这种自催化机制,如同染上轻度的“毒瘾”,钳制了人的一生。曾经流行过一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而在梭罗的眼中,金钱却是生命的耗费。他说:“所谓物价,乃是用于交换物品的那一部分生命”,他称那些为着奢华而盲目地消耗生命的人是“花了一个人的生命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来赚钱,为了在最不宝贵的一部分时间里享受”的人。
细想起来,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许“遵从政府”、“服从真理”都只占极小一部分。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在遵从传统“习俗“、当前“时尚”、或是眼下“时髦”。而那些基于习俗、时尚与时髦的“奢侈”,最难抗拒。作为社会化的每一个人,尽被席卷其中,少有游离其外。
哲学家培根说过:“社会习惯却具有一种可怕的力量。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
人是被限制得最多的动物。在原本无限广阔的社会时空中,各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俗实际上把人们限制在各不相同的、十分逼仄的一个个局域范围之内,只是我们已习惯不觉罢了。它无所不包,涵盖一切,如同空气一样弥散充溢在人们社会生活空间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坐卧起立、语言声调、音容笑貌、服饰发型、长幼尊卑、社交礼仪、婚丧嫁娶……它贯穿千载,透过时代,超越各种社会形态。它控制着每个阶层乃至每一个人的从生到死。它全凭潜移默化、耳濡目染、浸润其中,绝少依托文字,甚至很少依附语言。它孕育自然、浑若天成,具有群体的认同性、无形的约束性、无比的权威性和难以抗拒的强制性。每一个人都会自行地依顺它,自律地服从它,自然地习惯它,自觉地维护它。它带有鲜明地域文化、民族宗教特色,在历史长河上缓慢流动的社会时空,想要离开它的束缚,也许比离开地球还难。如同物质与它的自然时空不可分割,人在精神上与他的社会时空也同样地密不可分。没有脱离开社会时空的人,也没有脱离人群的社会时空。一个人降生之时还只是个自然意义上的人,只有当他逐渐发育出自己的“社会时空”时,他才能成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
习俗是一种社会文化“血型”,带有极大的守恒性、排异性与难以融合性。它是扎根于一个群体最深内涵的东西,是最根深蒂固、最难以让人不留痕迹地完全抹去的东西。具有某种习俗的人前往异地他乡,最明显的感觉往往是与当地社会习俗的“水土不服”。
对社会而言,习俗总是造成不堪重负的财富糜费,因涉及到具体的民族、宗教、地方风土人情,往往最难评说,好在它容易理解,无需赘言。
习俗更像是种“气味”,对它不需要“道理”,不必问“为什么”,更无需论“是非”,只是个习惯问题。听养蜂人说,同巢蜜蜂的互相识别,靠的就是这种气味。两箱蜜蜂“合箱”时,只需将蜂箱叠置,中间网栅相隔,令两巢气味混同,数日之后抽去网栅即可合成一箱。合蜂易,合人难!许多誓不两立的笔墨官司、哲学论争,有时斗得不可开交,实际上不过是“两碗豆腐”、“豆腐两碗”的习惯问题。与其说是“是非”之争,不如说是“气味之争”。倘有“社会网栅”能让双方互通气味,将会减少多少你死我活的阵前拼杀。无奈人们自绝网栅,自设壁垒,天不隔人人自隔!
我们是社会时尚的顺民,无可阻挡的时尚洪流席卷了每一个人,很少有人会与之抗衡。时尚简朴,人人以朴素为荣。时尚日奢,满街争艳斗富。
当社会时兴住房装修热时,很少有人不经装修就直接搬进去住。此时情景正如梭罗所言,不是他占有了房屋,而是“房屋占有了他”。房屋倒成了主宰我们的“主人”,它让我们拿出多年来的全部积蓄,买材料、请工人,按照最时兴的样式精心打扮它。一些趋时的媒体如同为“主人”帮闲的“清客”,忙不迭地提供国内国外各种档次、各种风格的装修设计,热心为其出谋划策,推波助澜。我们倒成了个十足的忠实奴仆,为它尽心尽力,务求完成得尽善尽美。
其实豪华的居室与实用的住房住惯了并不感到有太大差别。只是当有客人来访时风光些罢了。装修的豪华标志了居住人的富有,如同一件名贵的裘皮大衣,只不过是“穿在”房子身上而已。积蓄花光,债台小筑,并未落得多少实惠。仅仅是因为世风日奢,“标准”水涨船高,所有买到住房的人都花样翻新竞相装修,惟独你不装修倒成了“怪人”一般,令同事、邻居好生狐疑。如同农贸市场上,所有肉摊都哄抬“天价”,惟独一个老实人仍按“平价”出售,多心的主妇们反倒暗里生疑,裹步不前。
平心而论,我们耗费生命得来的钱,也许用于“虚处”倒比用于“实处”多得多。而惟一驱使我们实心实意这么做的,不是行政命令,不是长辈吩咐,更不是理性思忖,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无处不在,无事不管的习俗时尚。它使我们自觉交出做人的自主权,使我们不能自由地支配“物”,“物”反倒以特定的模式来规定我们。正像梭罗提醒的那样:“看啊!人类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具了。”
比起“时尚”,更有一种让弄潮儿趋之若鹜的便是“时髦”。如果说时尚如“高温”,那么时髦则是“火焰”。
“我们崇拜时髦”,“巴黎的猴子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学了样”,梭罗的话令人汗颜。时髦——这种令人感到神秘的巨大力量,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同样的东西一旦时髦就身价百倍,不时髦又一落千丈,有时“两种式样,其不同只有几条丝线”。它对价值观的冲击为何如此巨大?为什么过去穿破裤子不敢上街,现在非得在簇新的牛仔裤膝盖上剪两个破洞穿起来才算时髦?整个社会倒像个卑懦小心的男士围着一个行为反复无常、乖戾多变的娇小姐转,这种难以理喻的怪谲荒诞也算是社会进步?
时髦的管束有时真比“宪兵”还要厉害。一件完好的衣服刚一过时就不敢穿着上街了。从其使用价值来看与不久前的风光一时并无太大差别。耗费生命换来的物品,却被“时髦”凭空腰斩,这无异于让我们自行折寿。是谁在威慑着人们使其乖乖就范,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呢?梭罗痛恨地说:“虽然有奢侈品包围着我们,倒不及野蛮人有着一千种安逸”,“这虚伪的人类社会”!不幸的是,我们当中的大多数凡夫俗子很少有人能像梭罗那样生活在“哲学家的国土”,能够“像古代哲学家一样,空手徒步出城,不用担什么心思”。我们都是“虚”的奴隶,比山乡老妪望神跪拜还要虚得可怜,至少她面前还有个泥塑金身,我们却匍匐于空穴来风!精神上像只被一根无形绳索牵着走的猴子,驯服自律,不知被牵向何方,更不知牵住绳头那端的又是谁。
是一种什么力量使得一些并不愚蠢的人们自愿地干出这些并不聪明的事呢?
时髦似乎是以别人的价值观做参照系的。正如梭罗所说,它只“关心别人对它的意见,而不考虑这衣服的真实用处”,“骄奢淫逸的人创设了时髦翻新,让成群的人勤谨地追随”。我们是这样盲目地一哄而起亦步亦趋,神经高度兴奋地追逐着这瞬间即逝的时髦。国人似乎特别注重“面子”,这种生怕别人小视的虚荣心理也许为一窝风地追赶时髦备下了特别丰厚的沃土。还是梭罗说得对:“人们关心的并不是真正应该敬重的东西,只是关心那些受人尊敬的东西”,“即使最聪明的人,活了一世,他又能懂得多少生活的绝对价值呢”?而且“最大的益处和价值往往都受不到人们的赞赏。”
为了追逐奢侈的时髦,我们高燃烧地耗费着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在大手大脚地挥霍大自然的有限资源,浪费着全社会的宝贵财富。须知,时髦所耗费的往往是社会的精华!
世事如棋,时髦如“卒”,可大可小。过河卒子可直逼后宫。“时髦”与“政治”的联姻有时能成为普天之下最可怕的洪水猛兽。它能让举国上下最大多数的民众,最狂热、最亢奋、最迅疾地形成一股势不可当的巨大洪流,摧垮一切理性、秩序、法律、观念。那些娴熟导演天翻地覆的天才政治家,能够奇迹般地在极短时间里营造出一个对自己绝对有利的大好局势。时髦真的是火焰,谁驾驭了时髦,谁就掌握了燎原之势,谁就是真正的弄潮高手。想当年威震一时的“红卫兵小将”,手中既没端着枪,也没持有谁的亲笔手令,只凭身上一套时髦的旧军装,手中一本小红书,臂上套个自制的红箍儿,就所向披靡,势不可当,部长敢打,元帅敢捉,国家主席敢斗,什么宪法,什么卫戍区,全都形同虚设。时髦一入政治家股掌之中,立即可以翻造出一个人造“天时”来。君不见,发动二战的德意志为什么举国上下如此狂热、如此绝对地效忠元首,年轻人慷慨赴死在所不惜,不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大时髦能行吗?时髦频盛之地,切记小心火烛。一百五十年前静住在瓦尔登湖畔的梭罗无法体验到这些时髦的“现代版”。他能够安然地跳出当时的“古典”时髦。然而,处在当今强耦合的社会联系之中,人们要想跳出灼热的现代时髦而又保全羽毛,绝非易事。
人是最不等的动物。大自然中没有哪只鸟因为“阔”而拥有两个巢,也没有哪个猴因为是“猴王”就被特许多采食两份水果。而人类有的可以拥有广厦万间,有的却无片瓦立足;有的可以拥金百亿(全球首富比尔·盖茨为510亿美元),有的却负债累累(动物中仅人类拥有“负数”,其他兽类仅有正数与零)。
最让人琢磨不透的就是那些“多余的人”了。从表面上看,他们又是那么地不可或缺,这一关节未通,一连串的工作都得卡住。实际上这是一些完全多余的人。他们占据着多余的岗位,发布着多余的命令,指挥着一群人干着多余的事情。他们吃着多余的盛宴,谈着多余的套话,消磨着多余的时间,以忙碌的日程安排制造他们是“必需”的假象,却把全社会真正必需的人力物力化做诸般“多余”。他们是社会奢侈的主要拥有者,是扇起社会奢侈之风的重要风源。据养蜂人谈起,每个蜂箱里都有几只颜色发黑的“惰蜂”,它们专吃蜂蜜,从不干活,也从来不出蜂房。蜂王巡视蜂房时,只要一见到就将它咬死,它也总是小心翼翼地围转巢础,躲避蜂王。养蜂人检查蜂箱时看到了就把它捏死。这是蜂群中“多余的蜂”。遗憾的是,人类中大量“多余的人”还在光天化日之下风光地进出于宾馆酒楼,既不怕“养蜂人”,也从不躲避“蜂王”。倘若社会仍实行“以物易物”的简单交换法则,一下子就可以看出谁是“多余的人”。现在一切经过纸币,多少“多余的人”被掩盖在纸币下面啊!媒体刚刚披露,某县环卫工人已有十个月未发一分钱工资了,而总数相当于全部拖欠工资五倍的现金却作为“行政支出”,被几个当视做“多余的人”公款宴请和支付上级领导“手机费”而花掉了。梭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一个阶级的奢侈全靠另一个阶级的贫苦来维持。”瓦尔登湖之水与中国江河之水汩汩相通!梭翁此语,足可证验。
作为一个社会,缺乏文化追求的普遍富有似乎是一种低素质的过度富有。这种过度富有不仅是产生奢侈普遍化的温床,同时也恶化了高尚文化赖以发展所必须的生态环境。
高文化层次的相对富有,就其主流而言,不是走向奢侈,而是营造并撑托起一种文化艺术的高尚追求。由于他们不仅具有鉴赏高雅文化所必须的文化底蕴,还拥有涉猎高雅文化所必要的经济支撑,诸如购置贵重的学术典籍,珍本善本书籍的寻访,历代书画名家真迹与古董文物的收藏。虽然难免有附庸风雅或渔利之徒混迹其中,但作为高雅文化消费主体则是坚挺的,品位是相称的。然而此等环境现已难再。
高雅文化是民族文化大树的树尖,代表着一个民族文化向心力的指向。掐掉了这个尖端,如同植株的“打尖”。摧残了其向上发展的追求,必然会使它乱枝横斜,难成参天之势。窒息高层次文化生存空间,等于自萎“树尖”,影响的将是整棵树的畸形。当很平常的一桌宴请就吃掉13册一套的《汉语大辞典》,很随便的一夜玩乐就挥霍掉74册一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时;我们在书斋挑灯伏案的学者也许正为手头缺少这些贵重的工具书,而不得不夭折文思辍笔兴叹。当我们的人头马、马爹尼等国际名酒跃居世界销量第一时,为什么我们的人均购书量远不及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当我们动员工薪阶层节省菲薄收入帮助山区失学儿童时,别忘了我们光是用于公款吃喝一项的钱就足够救助3亿失学儿童。据报载,我国全部需要救助的贫困失学儿童仅是这个数字的三百分之一。一年只消少吃一天就够了!
富有不能使一个人的人格高尚。同理,富有也不能使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前列,赢得世界人民的普遍尊敬。一个民族能否有辉煌的未来,能否长久地保持百世不竭的后劲,主要是看它已有的文化底蕴与国民普遍的文化追求。失去普遍文化追求,失去最高级文化导引,这样的民族不可能有世界一流的未来,哪怕它钢铁产量、私家车数量、人均收入增长得再快,也是不足惧的。
高尚文化的生命力是无比强劲、无比坚韧的,这是经过古今中外历次文化浩劫考验的。文化的发生如同生命的发生,一经产生就不会灭亡,并立即投入演化,在抵御各种恶劣环境中不断变化,不断适应,并走向高级形态。支撑高尚文化发展的精神支柱主要是一种虔诚的文化信念与发自内心的无悔追求。不管环境如何艰难,总会有一些安于寂寞的“圣僧”,清守简单生活,承担起传灯人类文明的神圣使命。
蒙田说过:“世界上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懂得让自己属于自己”,“必须阖门闭户重新拥有自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必须为此奢华付出的最沉重代价,莫过于不能拥有自己。你必须属于快速的“流”,人生如萍,宛若不系之舟,在疾流簇拥下,最难自持。崇尚简单生活的梭罗是持有自家生命宝券的真正富有者,能够最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命。他认为:“一个人越是有许多事能够放得下,他越是富有。”他悠然而富态地说:“我最大的本领是需要极少”,“我爱给我的生命留有更多的余地。”生命在他手中支配得游刃有余。与此相反,一些拥有大量金钱的富翁,却被自己的黄金“焊”在某个高位上动弹不得。梭罗不无怜悯地说:“我心目中还有一种人,这种人看来阔绰,实际上却是所有阶层中贫穷得最可怕的。他们固然已积蓄了一些闲钱,却不懂得如何利用它,也不懂得如何摆脱它,因此他们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金银的镣铐。”位高自囚,富极如贫,事物常常是这样两极相通。街头警车呼啸而过的不是外国元首就是本国犯人;总统和穷光蛋口袋里都一文不名;女王和拾荒妇都不需要名片。生活中的辩证法值得深深品咂。
一个人属于自己的重要标志是拥有能够独立思考的头脑。在高速度、快节奏、强耦合、多关联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失去了往日的悠闲,精神上高度紧张。万千讯息奔来眼底,瞬息万变的事物需要及时处理。在眼快、手快、脚快、嘴快、反应快,五官四肢躯体综合大繁忙中,惟一闲置起来的倒是一个思考的大脑。静不下来的头脑形同空置。大脑需要在宁静中工作。快节奏生活可能训练出快速机敏、准确反应的大脑,却往往失去了哲人式的恬静深思的大脑。那种总揽全局的综合审视,大尺度联系的高阔视角,复杂脉络的仔细梳理,缠绕层面的小心剥离,以及思路不通、灵感未至时的耐心等待,找到突破点后的深入掘进,融会贯通后的乘势扩展……这一切都必须有一个从容自由的头脑,一个宽舒自主支配的生存空间,以及一个宁静无噪、无扰无迫的平和心境。而在嘈杂忙乱中生活的现代人大多是“失静”之人。有些哲思未泯的人总想挣脱“失静”状态,寻觅净地,力图重新拥有自我。
历代许多著名的中外学者、思想家、文学家,他们也许生活得并不拮据,有的甚至相当富有,拥有自己的庄园城堡,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过着“简单的生活”。梭罗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在瓦尔登湖畔,他凭借着简单而丰富多彩的生活为自己赢得了充裕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他说:“因为我对某些事情有所偏爱,而又特别的重视我的自由,因为我能吃苦,而又能获得成功,我并不希望花掉我的时间来购买富丽的地毯,或别的讲究的家具,或美味的食品,或希腊式的或哥特式的房屋。”由于挣脱了生活中的繁琐杂冗,梭罗才能够静静地阅读与思考,他说:“我的木屋,比起一个大学来,不仅更宜于思想,而更宜于严肃的阅读。”瓦尔登湖真不愧是治学圣境。正如蒙田所言:“我们要保留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空间,建立起我们真正的自由和最重要的隐逸与清静。”正是在瓦尔登湖隐逸的自由空间里,梭罗为我们留下了如此睿智优美、充满人生哲理的圣洁文字。
